吕成冬
“我是接受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培养和教育。”
这是钱学森晚年回忆父亲和母亲时说过的一句话。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而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与身教,会深深地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那么,钱学森父亲和母亲又是如何培养和教育他的呢?钱学森曾经在一份手稿中写到父亲和母亲对他产生的影响,分别是“文言文”和“爱花草”。
当我们对钱学森父亲和母亲有所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富有智慧和充满耐心。这对我们如何做好父亲、如何做好母亲,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下面,就让我们先从钱学森父亲和母亲的生平讲起。
钱学森父亲的本名叫钱家治,均夫是他的字,后来以字行名。1882年12月26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钱均夫在浙江杭州出生。钱均夫家世可以追溯至吴越国王钱镠,是其第三十二世孙。吴越钱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钱镠建立吴越国后繁衍不息。钱均夫祖父钱继祖,世居仁和县城东街,经营丝行,家境富有。钱继祖育有四子:长子钱承镕、次子钱承鎡、三子钱承铎,四子过继给钱继祖夫人卢家,改姓卢。钱承鎡育有两子,长子钱家润,字泽夫,次子即钱家治。
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士农工商”秩序,钱继祖致富后同样希望子嗣能够学而优则仕。于是,他将丝行交由大伙(即经理)管理,自己全身心地培养儿子读书。未料大伙在管理中渔利,获得万贯家产,钱家丝行因此破产,家道衰落,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钱均夫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远不如从前,但父亲钱承鎡仍支持他读书。
钱均夫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88年,钱均夫六岁时被送到蒙馆读书,开始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1898年前往上海王氏育才书塾(现上海南洋中学前身)求学;1899年考入浙江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求学。钱均夫读书之际,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所以,他在求学之际常常与同学讨论如何救国的问题,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树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正因如此,1902年9月,钱均夫以浙江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留学,选择教育学作为专业。
1902年9月至1904年3月,钱均夫在宏文学院完成规定的日语学习,并于1904年7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日本筑波大学前身)第二学部(地理历史部)学习。1908年春,钱均夫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经过四年学习顺利毕业,随后又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时间。1908年底,钱均夫结束在日本七年的留学生活,回籍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钱均夫在日本留学期间,还与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经亨颐、杨昌济、陶孟和等人成为挚友。这些留日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教育史上的著名学者,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想、文化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均夫回国后在教育系统任职20余年,一直到1934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同时也作出重要贡献。钱均夫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由于国内师范学堂还没有统一教材,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先后编写《名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教材。
钱均夫回国后,曾于1909年(宣统元年)参加清政府学部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得“优等”成绩后“着赏给文科举人”。第二年,又再次前往北京参加“廷试”,考试成绩列为二等。经过廷试后,钱均夫被“著以内阁中书补用”。内阁中书官阶从七品,主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和缮写等,经过一定年限后可升入同知、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军机处章京。但他并未选择留在北京从政,而是选择回到浙江担任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1911年6月改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1914年1月4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任命了一批教育部官员,其中,就包括任命钱均夫为教育部视学。钱均夫接到任命后便只身北上,前往教育部任职。1917年10月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签署任命令:“委任视学钱家治为本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中央机关南下迁往南京。1928年,钱均夫由教育部次长马寅初聘任为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当时,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正准备考大学。钱均夫考虑转学对钱学森的影响,便只身前往南京任职,仍将钱学森留在北京,由妻子章兰娟照顾。钱均夫在南京任职未及一年,于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召回,被聘任为教育厅督学。同年,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是年秋钱家举家南下,回到杭州居住、工作和生活。
钱学森的母亲叫章兰娟,有关她的史料留存极少,仅有几张历史照片和几段点滴回忆。章兰娟生于1887年,1934年底因不幸患上伤寒医治无效去世。章兰娟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父亲章珍子曾担任过数年的盐官,卸任后在杭州经营盐业、丝业和酱园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现在位于浙江杭州方谷园2号的“钱学森故居”和上海市愚园路1032弄的“钱学森旧居”,最早均归章家所有。但章家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股票投资中惨败,家族经济走向衰落。
章珍子育有一子三女:长子章乐山,长女章兰娟,章兰娟之下还有两个妹妹。长子章乐山好善乐施,以家族产业为依托,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加沪杭两地的公共和文化活动,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贤士,还曾是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届会员。
章兰娟出生时,正值家族极盛之际,家境优越。她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知书达理。从留存照片可见,章兰娟的长相端庄秀丽,五官精致,流露出温柔贤淑的女性气质。钱均夫和章兰娟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包办,但极为恩爱、相处融洽。所以,章兰娟去世后,钱均夫终身未再结婚。钱学森曾经回忆说:“我的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大女儿,据说我的外祖父是因为我父亲的才,才把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
1911年12月11日,农历十月廿一日,钱学森在上海出生。后来,父亲钱均夫和母亲章兰娟一直亲昵地称钱学森为“申儿”,因“申”与“森”谐音,又因上海被称为“申城”,一字双意。钱均夫还给钱学森取了一个字:柏青。后来,钱学森读书时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用“柏青”称呼他。
1913年革命风潮渐息,钱钧夫带着章兰娟和钱学森回到杭州,仍任第一中学校长。1914年钱均夫接到教育部任职之令,只身先行北上赴命,出发前,他们还在杭州大方伯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留念。钱均夫抵京办完入职手续且安顿好之后,便写信告诉章兰娟可以携带钱学森北上来京团聚。1914年初夏,母子二人由杭州乘坐火车前往上海,等待北上的轮船。在上海逗留之际,他们还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他们在天津登陆后乘坐火车抵达北京,一家人经过短暂分别,重新团聚。
钱家在北京生活之际,蒋百里同样在北京任职。就在此间,章兰娟提出希望蒋百里能将三女儿蒋英过继给他们做女儿,于是便有了钱学森和蒋英爱情故事的开端。不过,那个时候双方父母还不会想到钱学森和蒋英会走到一起。章兰娟当时的想法就是给钱学森找一个玩伴,不至于儿子养成孤僻和认生的性格。
钱家在北京生活十五年,恰是钱学森的少年时光,青灯有味在此时。钱均夫和章兰娟还经常带着儿子游览古都风光,1993年钱学森在一份手稿中讲到自己的“北京时代”,不无感怀地写道:
我从前在旧北京呆过15年,1955年回来后,在新北京也已38年了。在这前后53年,曾无数次到中山公园北面筒子河旁的树荫下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脚(角)楼,更有说不尽的滋味。
1929年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之后,全家又南下搬回杭州居住。1934年底,热心肠的章兰娟为居住在上海的一位友人之子介绍女朋友,专程从杭州乘坐火车去上海,不幸在回杭州的列车上感染伤寒,虽经医治仍撒手人寰。当时,钱学森正在参加清华大学安排的专业实习,接到父亲发来的母亲重病的电报后,立刻向清华写信请假回家看望母亲。青年丧母,对钱学森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1935年钱学森留学前,为母亲立好墓碑才安心出国。出国时,他还将与母亲的合影珍藏在身边,留美之际每当想起母亲时便会拿出来看,默默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1947年暑假钱学森从美国回国探亲,第一件事情就是陪同父亲钱均夫回杭州为母亲扫墓。扫墓之际,钱学森还专门拍了母亲墓碑和周边风景的照片,以作怀念。
钱学森秘书涂元季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钱均夫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才华没有全部施展出来。如果要论钱均夫的贡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段话非常恰当地总结了钱均夫在钱学森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而钱学森也总结过父亲钱均夫对他的影响:在于“写文言文”。当然,这里的“文言文”并非狭义上的四书五经,而是广义上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尤其是父亲钱均夫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给予钱学森人文和艺术方面的熏陶,奠定了他成为科学家的思维基础。
事实上,钱学森的人生之幸就在于他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懂得教育的父亲。钱均夫有二十多年教育实践经验,既执教过大学和中学,又有教育行政机关的任职经历。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培养“完善的人”,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不可或缺,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中国家庭训练其子弟,深可疑虑。盖教育非仅恃学校所能收效,尚有赖乎家庭为之协助。倘家庭与学校共负教育责任,斯教育可收成效……曾有一般家庭父兄以为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此其观念根本错误。更有责备学校教育如何不良者,曾不思家庭教育是否完美。所谓薄责于己,而厚责于人,良可慨也!希望今后家庭中为父兄者深切觉悟,与学校共同合作,则教育前途,自必乐观,更有进步。
所以,钱均夫认为亟需改变那种“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的观点。钱均夫还经常用“人生如船行海中”作比喻说:“如船身不固,连帆不灵,司柁不准,未有不遭倾覆者。”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包括健康的身体、充分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即德智体全面发展。
在家庭教育方面,钱均夫比较注重培养钱学森的人文气质和艺术兴趣,重在训练他的形象思维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钱学森“大跨度”地思考问题,尤其在他后来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晚年钱学森回忆父亲时颇为感恩地说道: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可见,钱学森的人文与艺术熏陶主要得益于父亲钱均夫的悉心安排。而且钱均夫特别善于因势利导,例如当钱均夫发现钱学森对绘画产生兴趣,便请好友高希舜担任美术家庭教师。钱学森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绘画技巧,开心地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钱家搬到杭州后,钱均夫还特地将钱学森的几幅绘画作品装裱后挂在家中。可惜的是,1937年日本轰炸杭州时投掷的燃烧弹正中方谷园,那几幅作品毁于一旦。
所以,钱学森在晚年思考教育问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教授不但是科学家、工程师,而且同时又是文学家、诗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惜当今的中青年中,这个传统已近消亡!”而当他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人文与艺术熏陶,不无自豪地说:
我自己在中学就:1.画过水彩画、中国画;2.拉过小提琴;3.写过小品文。在大学吹过号,参加过学校的管乐队。要注意的是:形象思维不同于抽象思维,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值得一提的是,钱均夫读书时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三步读书法”,后来便将这套方法“秘传”给儿子。每到学校暑期,钱均夫会开列阅读书目,并且还同钱学森一起阅读。每次阅读分三步:第一步初读,浏览书籍基本内容;第二步精读,将感兴趣的书籍从头至尾读;第三步重点读,即将书籍中重要内容反复阅读且做读书笔记,并须将读书笔记交给父亲审阅。
这种读书方法是父子两人“切磋学问”的途径,尤其是父亲通过审阅读书笔记可以知晓钱学森对书本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其所思所想。与此同时,这种读书法对扩大钱学森的知识面相当有作用,他可以接触更多学校里无法学到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培养求知欲。
这种“切磋学问”的方法对钱学森走上航空航天道路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钱均夫有阅读报刊的习惯,尤其特别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经此长年累月的积累,钱均夫具备了非常丰富的航空知识。1932年3月7日,钱均夫任职浙江省教育厅之际,在一次演讲中作了《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的专题讲座。他从航空事业、空军组织、航空势力和航空经营四个方面,对国际国内的航空形势作了分析,如数家珍。当时日本很嚣张,凭借飞机优势,侵沪轰杭。钱均夫的演讲使听者醍醐灌顶,莫不以为然。讲座最后,钱均夫从教育角度认为,德国和日本已经从儿童、小学时代培养“航空事业之兴趣”,然而我国“非特事事落后,即临渴而欲掘井”,因此呼吁国家大力培养航空人才。
实际上,钱均夫准备讲座前还同钱学森有过深入交谈,探讨世界各国航空事业的现状和中国发展航空事业的前景。此后,钱学森在1933年至1935年陆续发表六篇有关航空航天方面的文章,这显然不是巧合。并且,钱学森在文章中使用的例子、数据和观点,与钱均夫在讲座中的举例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一历史细节透露出父子之间的“切磋学问”,极有可能是促使钱学森转向航空航天研究的“思想源头”。最终,钱学森于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航空门(机架组)”名额,同时也实现了父亲的航空强国梦。
下面,再来看一下钱学森母亲是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的。
钱学森回忆母亲对他的影响是“爱花草”,但其实花草代表生态自然,象征生命张力。章兰娟通过培养钱学森“爱花草”的兴趣,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完善人格和丰富情感。真是润物细无声!此外,还有一例足见母亲章兰娟的育儿智慧。钱学森说,在北京读小学时每到寒假之际,母亲便会要求他用毛笔描九个字: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这是有名的“九九消寒图”。由于这九个字均为九笔,于是章兰娟给钱学森布置了一项硬性任务,即每天端坐桌前描写一笔,描完正好81天,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过去了。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使钱学森练习了毛笔字,而且在无形之中锻炼了他的耐心和毅力。
由此可见,“懂得现代教育”的父亲钱均夫和秀外慧中的母亲章兰娟,在家庭教育中充分尊重并激发了钱学森的兴趣爱好,同时引导钱学森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因此,钱学森的那句“我是接受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培养和教育”是有重要内涵的,值得当今为人父母者思考。这是因为那种认为“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的偏颇观念,至今仍旧存在于不少父母的观念之中。
现在再来看钱学森在手稿中,总结父亲“写文言文”和母亲“爱花草”对他的影响,是有丰富的解读内涵和借鉴价值的。
作者简介: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盛懿
1929年至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通大学”)度过了五年时光,期间因染上伤寒而休学一年。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始终以“工科报国”为志向,同时又在夯实专业基础之上博才于文学、艺术、音乐和摄影等,奠定了他此后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基础。当然,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之际,最为关键的是将学术旨趣转向航空领域,从而走上航空航天的科研道路。从他人生的历程来看,五年大学时光奠定了钱学森一生的方向。
1930年代的交通大学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从某个程度上说明了交通大学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事实亦如此,由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盛宣怀创办于1896年的交通大学,经过几十年、数辈人的持续努力,及至钱学森入学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融合理科和管理的综合性大学。当时,交通大学不仅有充足的办学经费和各类配套科研教学设备,同时还有众多享誉学界的学术大师。
当然不可忽视,1930年代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尤其是经济发展指数不断增长,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学水平都处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当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钱学森,为何要“舍近就远”选择南下投考交通大学呢?
有观点认为钱学森选择投考交通大学,主要是因为交通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较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的交通大学隶属于交通部,而交通部所管辖范围内的铁路、客运以及货运等都属于高薪行业,且很多毕业生毕业后都有机会由交通部安排工作——“包分配”。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现象,即其他大学低年级学生退学重新选择投考交通大学。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子对交通大学早已耳濡目染。那个时候,每年开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今年暑假毕业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交通大学。”所以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将来就要到这三个学校去。
但就钱学森而言,报考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除了有志于工科报国之外,可能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即举家南下。1928年钱学森父亲钱均夫被任命为教育部一等科员,于是只身前往南京任职,不久又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旋改为督学。当时,钱学森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三,钱均夫考虑搬家对他学业的影响,于是就让妻子章兰娟留在北京为钱学森高考做好后勤保障。所以,正当1929年钱学森面临考哪所大学时,便决定南下投考交通大学。
1929年6月,当交通大学按照惯例在《申报》《大公报》《晨报》报刊公布招生章程后,钱学森便决定南下投考。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23日至25日,考点设在交通大学校内。每天考两门课程,共计六门:国文、英文、物理、化学、高等代数、解析几何。8月4日,《交通大学录取新生案》在《申报》第二版头条公布。在机械工程学院录取名单中排名第三的便是钱学森,整个机械工程学院录取新生二十名。钱学森的总分是396分,各科成绩分别为:国文51分,英文80分,物理50分,化学85分,高等代数60分,解析几何70分。直到晚年,钱学森仍记得当时被录取的情形。他说: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部(理工科)毕业后,于1929年夏考入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记得当录取名单在上海《申报》公布时,我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第一名是钱钟韩,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第二名是俞调梅,现在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不过他们二位后来都转入它系,只有我留在机械工程系。
事后据学校统计,投考者与录取者的比例约为5∶1,可见竞争之激烈。9月9日是交通大学新生入学之日,当年包括钱学森在内的145名工程学院新生开启了大学生活。其中,55名为大学预科直接入读,90名为校外新生。整个工程学院新生被编成三个班级,钱学森在甲班上课。
进入交通大学初期,钱学森对于大学的学习节奏,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交通大学以培养工科生著称,专业特征要求必须夯实基础知识,所以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特别多,学习节奏特别快,而且还特别注重分数。甚至,学校为了区别排名,考试成绩以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为标准。这种学习氛围让初入大学的钱学森,有些“跟不上”的感觉。但他很快就调整学习方法,决定“既来之则安之”,要为分数而奋斗。他后来回忆说:
后来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交大的头一年,我就感到没什么学,因为那些课基本都学过,不过那时上海交大讲考分,80分还不行,得90分才算好学生,所以我在上海交大的第一年都花在背书上了,你要90分得背书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有一化学分析课,实际上是定性分析课,这课也要考。这课要考90几分,除了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那时下苦功,临考试几天,我就把那本不厚的英文分析化学教科书,从头一页到最后一页,连加注、书页下端的注,全部背下来,去应付这个考试。
不仅如此,钱学森还延续读中小学时就养成的“泡图书馆”习惯,几乎每日都会到位于学校大门右侧的图书馆读书。建于1918年的交通大学图书馆,面积近3000平方米,共有三层,各类中西文藏书多达7.5万册,各类报刊近千余种。学校图书馆每天早上8:45开馆,晚上9:45闭馆。只要没有课程安排,钱学森都会去图书馆。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上海交大图书馆在校门右侧红楼,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当时学校订了许多报纸,有国民党办的,也有进步人士办的。国民党的报纸“太臭”,我是不读的。对图书,特别是科技书,那真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看。
正因如此,通过改变学习方法和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钱学森的成绩一路上升,尤其是大学三年级,每学期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按照学校规定,学期成绩达到90分即可享受免除缴纳学费的奖励,因此钱学森大三和大四四个学期都享受到了免交学费的待遇,相当于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几十年之后,钱学森仍记忆犹新:
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
1934年7月,钱学森以总平均成绩89.10的高分毕业,名列机械工程学院榜首。校长黎照寰特地给他颁发奖状,表彰他“潜心研攻,学有专长”。然而钱学森在夯实学业基础之际又未采取那种纯粹的“书斋式”学习,而是同时在文学、艺术、音乐和摄影等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学习。兹举一例,便可说明。
钱学森因伤寒休学之际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当时就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表弟李元庆一起去杭州青年会听音乐。当他回到学校后,不仅开始读丰子恺的《音乐的听法》、张若谷的《到音乐会去》,而且还到图书馆找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Liteary Digest 等阅读。当同级好友林津动员钱学森加入学校管弦乐队时,钱学森爽快地答应了。不久,钱学森就成为学校管弦乐队一员,开始练习次中音号。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对管弦乐队的成立作了报道,称:
本校向来除军乐队外无弦乐队之组织,虽平日善乐器者大有人在,而迄未能有所集合。闻现已由袁炳南、郭宗仪二君发起组织一管弦乐队,已请定工部局乐队队员C.Y. Van Hyest君为教师,队员大致已征集就绪。闻由郭宗仪、吴肇初、邵象华三君奏First Violin,陈业勋、华美熙二君奏Obligato,袁炳南、陈宪章、关燮和三君奏Second Violin,毛楚恩君奏Flute,林津君奏Bb Clarinet,尹保泰君奏First Cornet,龚绍熊君奏Second Cornet,谢栋君奏Eb Alto,钱学森君奏Euphony,熊大纪君奏Side Drum,胡晓园君奏Bass Drum。预订每星期二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闻将于十二月中公开演奏,愿加入者请至郭宗仪君处报名。
于是,钱学森和同学们每周二下午都会聚集在一起练习。他为了吹好乐器,还自己花钱买票去听管弦乐队的演奏。钱学森的大学好友罗沛霖回忆说:
那时,我们已经都是音乐爱好者了。他参加了交大的铜乐队,每天下午在房里抱一个Euphonium(一种军号型的中低音乐器)吹大半个小时。毕业时拿了奖金就去买了一套Glazunov的Concert Waltz唱片。我是跑上海北京路旧货店买旧的唱片,Caruso、Tetrazzini、Schumann—Heink、Amato、Chaliapin、Paderewski、Stokowski的……学森也来我房间同听。
不仅如此,钱学森还积极地参加学校其他乐团的活动,例如1933年交通大学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中,均记载着钱学森的名字。正因如此,钱学森经过音乐实践与乐理学习,还成为一名具有理论修养的“音乐评论家”,且发表过多篇有关音乐评论方面的文章。当然,除此之外,他在美术、摄影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禀赋。可以说,钱学森在交通大学不仅夯实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还“博”于艺术修养,由此得以同时训练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奠定了成为战略型科学家的基础。
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1934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是他走上航空航天之路的发端。但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提早一年,因为近年来钱学森早期发表的航空论文被陆续发现。经过初步统计,钱学森在1935年赴美留学前发表的有关航空、飞机以及火箭等方面的论文共计有六篇:
《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空军》1933年第24期
《航空用蒸汽发动机》,《空军》1933年第34期
《最近飞机炮之发展》,《空军》1934年第67期
《飞行的印刷所》,《世界知识》1934年第7号
《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航空杂志》1935年第1期
《火箭》,《浙江青年》1935年第9期
六篇文章中的前三篇均发表于求学交通大学之际,而后三篇虽然发表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后在南昌、杭州、南京等地实习之际,但由文章内容可知,这三篇文章的构思其实亦可以追溯到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期间。有趣的是,《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一文还被《小世界:图画半月刊》杂志节选,以《美国大飞船失事》为题刊登在1933年第28期上。那么试问,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专业是铁道工程,为何能够发表如此多的有关航空方面的文章呢?
由表面看,钱学森发表的六篇文章涉及的主要内容是飞机、飞船、火箭、航空用发动机以飞机炮(武器)等。但其实这些领域背后又囊括了以下的知识内容,即空气动力学、蒸汽机、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火箭燃料,而这些知识与他在大学一、二年级学习的机械工程理论有不少相同之处。事实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最初设立航空专业时,也都是在机械工程学院内选拔学生进行航空知识方面的训练。
也就是说,钱学森充分利用了他的专业基础知识,而非“无中生有”。诚然,仅有大学一、二年级教授的专业知识还是不够的,钱学森在沉浸于图书馆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课外知识”。他后来说:
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常去找有关内燃机的书,特别是讲狄赛尔发动机的书来读,因为它热效高。后来我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四年级的毕业设计是蒸汽机车。但是到图书馆借读的书绝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有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不仅如此,交通大学的一门选修课,更是直接成为钱学森获取航空知识的途径。交通大学最早于1929年开始筹划建立航空专业,并且在1934年设立“飞机组”专业,开始培养航空人才。但在此前,交通大学就已经开始在机械工程学院内开设“航空工程”选修课,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
钱学森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且他在当年的14名选修生中名列第一。当时,为钱学森讲航空工程选修课的是曾桐。曾桐于1925年从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大学毕业后,又赴美留学,攻读密西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曾在美国海军马丁机械工厂任设计师,后回国担任中国航空公司工程师,及至后来又执教交通大学。钱学森的同学陈更新后来回忆说:
我们学校的课程,电机和机械在一二年级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学的东西,大都是中学里有点根底的,虽然材料丰富很多,所以像吃包饭菜一样,味道总不见得新鲜。一旦升了候补老爷——三年级,那么机械和电机的同学就不免要洒泪而别,个人向着他们高奥的路上走了。现在单就机械门的一方面说,一钻进了三年级,就像吃的是大三元的大菜,家乡风味,分外可口。因为所学的都是入了机械门的课程,所以门门新鲜,科科有趣。……除了上述的学科,还有两科可以选读,航空工程和航海工程,这两科都另有很专门的学问,选读的不过是知点大概就是了,若然想精细研究,跨过了太平洋或者可以满足你的欲望了。
正因如此,钱学森大学四年级时便已经完成航空工程研究的学术兴趣转向,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毅然放弃交通部安排的就业实习,等待留美公费生的考试,决心“跨过太平洋”满足专门从事航空工程研究的欲望。而他在考取名额后,仅仅实习两个星期便对飞机的设计、制造“知其大概”,没有充分的航空知识做预备是不可能做到的,钱学森的这些航空预备知识在交大求学之际便已形成。
然而除上述各种因素之外,钱学森选择转向航空工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代背景,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空工程将成为一个新的科技前沿。虽然钱学森此时发表的文章属于“科普级”,尤其是《空军》《航空杂志》《浙江青年》等杂志属于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普及性刊物,钱学森的文章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正是这些最初的兴趣和探索,开启了钱学森走向航空航天科学研究的大门。
总而言之,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五年决定了他此后人生的方向。他不仅专于一业,而且博采多学,尤其广泛涉猎文学、艺术、音乐和摄影等,从而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方面进行了双重训练,由此奠定他后来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基础。与此同时,他又紧紧抓住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基于航空工程将成为科技前沿的学术判断,果断将学术旨趣转移到航空工程研究领域并通过发表论文“小试牛刀”。当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并考取清华大学留学公费生资格前往美国留学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
作者简介:盛懿,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