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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长明
马克思在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分工协作理论。分工协作理论属于现代企业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模式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分工协作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经久不衰的理论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贯彻大力协同的制度催化作用密不可分。回眸历史，分工协作、大力协同作为中国航天发展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已经凝聚成中国航天人共同的精神符号，并内化为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制度基因。在中国航天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今天，重温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共同塑造的以集智攻关的管理机制、集成创新的工作机制、集采众长的激励机制、集往益来的发展机制为核心的协同机制体系，对于开创协同发展新局面，推进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以及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管理机制：集智攻关，行政与技术协同保障
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的管理机制体现为，通过“集智攻关，协同保障”，凝聚以航天三大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之精神合力，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创以行政和技术“两条指挥线”为代表的航天协同管理模式。其核心要义是行政与技术协同保障。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任何一项带有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的大规模工程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单兵作战”，而是千军万马参与的“大兵团作战”，唯有勠力同心、团结协作，才能将最宝贵的资源（物力）、最优势的力量（人力）凝聚在一起，求得资源供给与产品研制之间的最大“性价比”。航天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异常复杂、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是国家高科技领域一场“大兵团作战”，离不开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协同，需要各单位、各部门和全体研制人员协同攻关、密切配合，从而将要素优化、条件优化转化为整体优化、系统优化。
1961年11月3日，毛泽东在时任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呈送的《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大力协同”就成为“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元帅将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五个方面的力量，按不同专业组成十六个专业组，形成了所谓的“五个方面军、十六支攻关队”，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研制的各种科技难关。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攻关会战中，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参加人数（包括效应试验的部队和职工）超过100万，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10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正是在这种“全国一盘棋”协同管理体制和精神感召下，中国国防科技人员发扬大力协同、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合作写一篇文章”，我们才能在战略资源非常匮乏、高端人才非常稀缺、外部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一代人干成了几代人的事”之壮举，造就了惊天动地的“中国奇迹”、时代伟业。
协同增强凝聚力，协同产生战斗力，协同激发创造力。“两弹一星”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迸发。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如果没有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配合，没有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保障，根本无法实现。比利时太空信息中心资深研究员泰奥·皮拉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发展航天的一大优势在于，中国人信心坚定，能做到齐心协力。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钱学森带领广大航天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尊重科学、严谨务实、献身事业、勇于攀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航天事业，铸就了伟大的航天传统精神，成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丰厚精神资源。
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更要有科学的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效率来自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既是党的传统优势，也是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及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习近平同志更是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和群众组织力，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在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历程中，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强领导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但铸就了“两弹一星”丰功伟绩，而且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工作方法和领导机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
党对航天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意志在航天领域的体现。中国“航天模式”在哲学意蕴上是党的领导、大力协同、艰苦奋斗三大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集成优化的产物。“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党的领导集中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成为包括航天系统工程在内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政治总纲”，是中国航天在政治层面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为推进航天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其一，党的领导为中国航天提供了组织、技术和思想保障。 随着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中国国防科技的深入发展，中国航天形成了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到国防科委 （后为国防科工委） 、第七机械工业部 （后为航天工业部） 、各种型号研究院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管理和研制体制，上下通畅、职能明确、管理严密、领导有力，为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提供了根本性组织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协同成为中国航天在技术层面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为推进航天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艰苦奋斗则是中国航天在举国体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团结带领广大科技人员以身许国的精神根基，为推进航天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其二，党的领导为发展“两弹”提供了战略引领。 将党的领导、大力协同、艰苦奋斗集于一身，在原子能研制过程中一份被称为“烧脑”的报告中可窥其端倪。1961年11月14日，时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和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份“两弹”研制处于“上马”“下马”之争关键阶段并决定原子弹研制进程的重要报告，为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突破核武器技术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报告的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决心，在于组织和协作。”由“结论”透露的信息不难发现，“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属于“党的领导”范畴，是政治保障；“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属于“大力协同”范畴，是组织保障；而“决心”则属于特殊年代所需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思想保障。
其三，党的领导促进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 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功本质上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成功，这一成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在这个体制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就像原子核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至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中国航天奠基人钱学森指出：“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政府和我们的国家。”“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既是中国航天的真实写照，准确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科学家与科技事业之间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也是钱学森的肺腑之言，是他作为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党的领导无比拥护并为之鞠躬尽瘁的人生总结。
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得益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大规模兵团作战经验成功运用到国防工程建设上，又将列宁提出并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的民主集中制运用到航天型号研制全过程，通过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动员各种积极因素，将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凝聚成一个“集团军”，用于“两弹一星”这一科技战线的“集团大战”，最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航天形成了一套严密高效的“三位一体”组织管理体系：一是技术支撑体系，设立统筹协调工程研制各个分系统的总体设计部，实行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一体化。航天系统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具有工程规模庞大、系统结构复杂、子系统众多、技术密集、综合性与集成性均非常强等特点。对这种大规模社会劳动进行协调指挥的最有效途径或组织形式就是总体设计部。二是职能分配体系，即明确技术和行政职能，设立技术和行政两条指挥线，技术专注研制，行政负责调度。总体设计部属于技术指挥线范畴，由很多学科配套、专业齐全、具有丰富研制经验的科技队伍组成，基本职能是为领导提供技术参谋。三是技术保障体系，即成立由149名高级专家组成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充分发挥领域专家对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咨询作用，确保“两弹一星”研制行稳致远。这种高度系统性、高度科学性、高度组织性的顶层设计，将航天战线“百万雄师”参与的“超级工程”组织得井然有序，使得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投入，赢得了最为丰厚的回报。
二、工作机制：集成研制，技术与方法协同创新
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的工作机制体现为，通过“集成研制，协同创新”，实现“争取外援→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动能转化，开创以“两弹一星”工程为标志的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其核心要义是技术与方法协同创新。
航天自主创新实践对提升我国国防科技水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尊严、增强新中国大科学工程管理能力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肩负着国家赋予的特殊历史使命，承担着他人无可替代的时代角色。他既是规划者，又是实施者；既是事业上的领导，又是技术上的导师。他凭借留美期间从事航天系统工程研究与管理，尤其是参与美国早期火箭与导弹研制及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宝贵经验，带领第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勠力同心，使得中国航天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发展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体系化、规模化、跨越式发展，开创了“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的自主创新之路。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聂荣臻作为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曾以国家领导人的战略远见指出：“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导弹、防空导弹、海防导弹）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他在向党中央汇报时，提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条建院原则，其中“自力更生”是居于主体地位的首要原则。
中国航天自主创新还促进了系统工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构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促进系统工程中国化、更好发挥系统工程服务国家建设的社会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原航天工业部710所研究员于景元所言，实践已经证明钱学森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是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其基本经验在于将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将层次维度的多元化创新与结构维度的体系化创新相结合的综合集成创新。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并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使得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仿制工作面临巨大困难。钱学森带领全体科技工作者，以“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同样能搞”的科学勇气和科学自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和工作作风，突破了苏联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事业进行技术“卡脖子”与产品“断供”等诸多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导弹研制工作的技术突围，有力捍卫了中国科学家的科学尊严，增强了全体航天人乃至中国科技战线的科学自信。
“两弹一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冷战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着眼国家安全，统筹国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的一项顶层战略决策。就历史贡献而言，这一决策的成功实践不但有力维护了新中国主权尊严和国防安全，为国家建设创造了抵御外部战略压力、捍卫主权权益的自我防御能力，而且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毛泽东曾指出，除了飞机和大炮，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邓小平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工程的顺利实施积累了富有成效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经验，创立并完善了这一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奏响了中国航天“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雄壮乐章。自此，我国建立了完整配套的国防科研生产创新体系，造就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的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和体制基础。
制度建设是开展科研工作的根本性要求，起着掌舵定向的关键作用。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成立以后，一手抓导弹研制，一手抓制度建设，确保导弹研制工作稳步推进、有章可循。国防部五院根据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呈送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1961年7月19日）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1961年6月20日）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认真总结导弹研制经验的基础上，就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研制规范、作风建设等做了明确规定。关于领导体制，五院对科研单位实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两改”（即研究室党支部由领导作用改为保证作用，研究室政治委员改为指导员），改善了党对导弹航天科技工作的领导。关于工作机制，五院就推进导弹研制工作的具体技术问题规定：建立和加强技术责任制，建立技术指挥员制度和技术指挥线；建立型号总设计师制度，任命各类型号总设计师、分系统主任设计师、设备主管设计师；成立以钱学森为主任委员的国防部五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研制规范，五院制定了“八项程序”，即确定任务、制订方案、初步设计、技术设计、试制、综合试验、定型、移交；“五个阶段”，即指标论证阶段、方案阶段、初样阶段、试样阶段、定型阶段。关于作风建设，五院树立一切为科研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思想，要求在研制工作中树立“三敢”作风，即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作风，即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1962年11月8日，国防部在认真总结上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发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简称“七十条”）。《条例》对型号研制与设计工作、研究工作、试制工作、试验工作、技术责任制与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计划与条件保证、政治工作、党的组织与工作等作了明确规定。《条例》奠定了以导弹研制为主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基本制度框架，使得五院各项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起了重要作用。
大力协同是航天传统精神和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标志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内涵和共同要素，是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和精神根基。航天事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国家级大科学工程，离不开成千上万航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大力协同、凝智聚力，才能突破工程研制中的关键技术，扫除产品研制与定型中的技术障碍；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受制于人，才能将技术主动权转化为技术话语权。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一直大力提倡团结协作、发挥集体智慧、敢于承担责任，成为协同精神的自觉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主持中国航天关键技术攻关和型号研制过程中，钱学森采用技术科学研究与组织管理的方法，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确立结合航天和国防建设需要开展科研的指导原则，突破了大量关键技术，使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段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逆向摸索到主动创造的开山之路，为许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这些宝贵经验既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航天领域的历史总结，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推进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习近平就此指出：“当年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国力增强了，我们仍要继续自力更生，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三、激励机制：集采众长，集中与民主协同支撑
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的激励机制体现为，通过“集采众长，协同支撑”，将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航天实践，尊重专家首创精神、发扬技术民主作风，不断攻克“两弹一星”工程研制难关。其核心要义是集中与民主协同支撑。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担负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大职责”。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既是党的制胜法宝，也是包括航天科技事业等党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机制保障。作为一种科学合理而又成效显著的制度模式和工作机制，民主集中制在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优势，起着工作效能“倍增器”的作用。在科研工作尤其是大科学工程实践中，民主集中制能够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的有机结合，以技术民主最大限度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热情和创造活力；同时，正确实行集中能够有力保障贯彻党的思想意志与开展科研工作的统一，使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有力彰显。
在中国科技战线，尊重科学家首创精神，党的领导既是首要前提，也是根本保障。民主与集中相统一，专家智慧与领导决策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据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回忆，他在作为郭沫若院长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之初，陈毅元帅即告诫他：“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他们，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正是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广大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才得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航天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中国航天事业创业伊始，需要攻克的难关数不胜数，而拥有相关领域知识储备与实践经验的专家却少之又少。在中国航天事业奠基过程中，钱学森作为技术主帅，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最大限度发挥专家的技术特长，做到了技术民主与集中决策、研制效能与管理效能的辩证统一，为中国航天事业稳步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当时，钱学森每个星期天下午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四位总设计师和庄逢甘、林爽等专家召集到自己家里，讨论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会上，关于学术权力，坚持话语权平等。钱学森请每位总师充分发表意见。专家发言不分主次、不论对错，畅所欲言、各显“神通”。当时这种会议被形象地称为“神仙会”。关于决策模式，坚持“程序正义”。如果意见一致，现场决定方案；如果意见不一致，又无需现场定案，则留待下周继续讨论；如果事情紧迫，钱学森在综合大家意见后给出自己的判断，形成定案并据此执行。关于风险责任，坚持首长负责制。钱学森提出，按照经民主讨论形成的方案，如果取得成功，功劳归大家；如果失败，责任由作为决策者的他承担。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决策模式“跨界移植”到“两弹一星”研制之中，做到了最大发言权（民主）与最终决策权（集中）的最佳配置、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的合理转化、敢于放权与勇于担责的有机结合，对于攻克工程研制过程中遇到的紧迫技术难题、规划技术发展方向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钱学森热情倡导并付诸实践的“神仙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会，而是一项关乎“两弹一星”研制顺利与否乃至是成是败的政治任务，稍有失误就有可能带来重大技术风险。从其成功经验可以看出，“神仙会”恰恰体现了钱学森作为技术领导人的大家胸怀和战略远见。黄纬禄院士时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主任。他后来回忆说：“钱学森同志是技术权威，但他在工作中非常相信和尊重群众意见。”其他与钱学森有过工作上直接接触的专家也对钱学森的民主作风记忆犹新。五院一分院研究室副主任戚发轫院士说：“在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过程中，钱老非常民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满足了导弹试验和安全性检测的多项要求，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五院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梁思礼院士说：“钱老很谦虚，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国航天技术民主决策的优良之风。在他直接领导我们搞工程的日子里，他的技术民主传统发扬得特别好，很多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商量。”
而将这一决策机制置于中国航天“两条指挥线”组织管理体制下进行考察，“神仙会”属于技术指挥线下的微观范畴。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的“两条指挥线”体制本质上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或言适当分离，是航天系统工程视域下组织与管理体制向科研与试制体制让渡“技术性权限”（非“技术分权”）。这在综合性、系统性和专业性都极强，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大科学工程管理实践中的“跨界移植”无疑业已取得并自我验证其空前巨大而毋庸置疑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成功。回溯航天事业中国模式的历史经验及其话语体系，不得不说，这既离不开聂荣臻等主管航天事业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胸怀和战略远见，也离不开作为技术领导人的钱学森之技术魄力和科学视野。在政治与科学的浪漫对话中，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辉历程饱含着共和国领导人对科学的应然敬畏、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家的本色尊重。在此意义上，“神仙会”称得上是“两条指挥线”体制的“代际次生”，也是航天精神的技术表达及其在研制实践中的辐射。若非如此，“神仙会”的历史意义将黯然失色。
钱学森倡导的技术民主既是一种集采众长、提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也体现了他尊重科学、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成为中国航天发挥技术民主的生动案例，而钱学森也因此堪称倡导技术民主的典范。追根溯源，钱学森的“技术民主情怀”与他旅美期间的科研经历密切相关。他一直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风气和民主氛围赞赏有加，并在回国后大力提倡发扬民主，为营造学术民主氛围、培养良好学术环境鼓与呼，做到了身体力行、创新发展，同时实现了“加州理工模式”在中国大地的跨域移植。他曾经说：“科学技术工作也必须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我1955年归回祖国后，深感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我在美国从我的老师Theodore von Karman（冯·卡门）那里学到的也实际上是民主集中制，只是那时在外国还没有明确地阐述。我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从事导弹卫星工作，深感周总理在工作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民主与集中对等赋权、双向支撑是技术民主得以真正“落地”的机制保障。1998年4月19日，钱学森在致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中，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数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始终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技术民主化管理体制、议事制度、决策机制等，为航天事业稳步推进、蓬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钱学森作为科研战线民主集中制的大力倡导者和成功践行者，功不可没。
四、发展机制：集往益来，经验与现实协同演进
中国航天初创时期的发展机制体现为，通过“集往益来，协同发展”，总结航天系统工程基本经验和方法，开创社会系统工程，并实现二者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助力。其核心要义是经验与现实协同演进。
周恩来总理早年调研航天时曾语重心长地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能不能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钱学森一直对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信任和嘱托念兹在兹、铭感于心。他不但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而且在卸任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后，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在另一条战线继续为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推广和宣传系统工程、创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提升系统工程理论成果社会化服务功能，是钱学森晚年的代表性学术成就。他在总结中国航天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工程控制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原则，将航天系统工程的宝贵经验应用于社会系统工程理论创建与实践探索之中，提炼出从航天系统工程拓展到社会系统工程的总体设计部思想及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在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过程中，钱学森通过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术同仁通信，凝聚了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激荡真知，共同推动和促进学术协同创新与发展。
1979年，钱学森与乌家培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该文的发表是钱学森继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奠基之作《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后，将系统工程从工程系统工程上升为社会系统工程、从工程管理上升为国家管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理论创建，标志着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的确立。于景元指出，钱学森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想引发的组织管理革命对现代化社会和国家管理的推动作用将是广泛而深刻的，其意义和影响重大而深远。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钱学森对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精髓——顶层设计、科学管理、自主创新、全国协作、综合集成，进行社会化拓展，建立起社会系统工程理论体系。
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是航天系统工程与社会系统工程协同发展的产物。思想渊源上，社会系统工程脱胎于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与理论总结，是航天系统工程的社会化拓展，并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理论特质上，社会系统工程思想与航天系统工程思想一脉相承，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指向，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思想助力，与党中央治国理政强调系统思维、统筹规划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度契合。价值定位上，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是治国理政的科学认识论（社会系统工程）和科学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钱学森认为，“搞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社会和国家的目标，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而社会系统工程的目标正在于“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制订社会和国家规模的长远规划，以及社会和国家规模的协调、平衡”。现实指向上，作为对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的创新发展，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面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旨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性品格，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厦的一部分。推进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创新与发展，不断焕发系统工程在新时代的学术生命力，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整体性、复杂性、全局性重大问题。钱学森作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建者和协同创新的躬行者、他作为科技主帅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铸就的丰功伟绩、他创建的系统工程思想及其中蕴含的系统思维和协同精神，对于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奋斗、建功立业，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注入强大精神动能并植入宝贵历史基因，无疑具有重要思想支撑作用和价值启迪意义。
“协同创新”“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政策协同”“权责协同”“社会协同”“防控协同”等国家治理新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全会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大力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自主创新，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所取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标志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从中国航天体制机制协同创新实践中，我们可以汲取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围、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宝贵历史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资政启民思想给养。
作者简介：汪长明，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