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张石川（1890—1953）是一位不可被遗忘的重要的电影企业家和电影导演艺术家，作为中国电影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曾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被称为“民国电影第一人”。

首先，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电影企业家，张石川参与创办或担任过一定职务的电影公司主要有：新民公司（1913）、民鸣新剧社（1913—1914）、幻仙影片公司（1916）、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国华影片公司（1938—1942）、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1942—1943）、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1943—1945）、大同电影公司（1948—1950）等。其中在中国电影史上成就最显著、贡献最突出的当然是明星影片公司。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等人发起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他担任了公司的总经理和主要导演，肩负起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电影拍摄的两副重担。从1922年至1937年，明星影片公司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创业和拓展历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作拍摄了200多部影片，不仅成为当时经营时间最长、出品影片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电影公司，而且还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批高质量的精品佳作，从而为中国电影传统和民族美学风格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为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发展和电影企业的经营管理留下了一些宝贵经验。该公司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一家名副其实的“明星”电影企业，它以自己的创作生产成就和社会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作为明星影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导演，张石川自然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上海沦陷后，在当时特殊而又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张石川先后在与日方合作成立的“中联”（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内任职，继续从事电影活动，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他曾以“汉奸”罪被指控；虽然最终虚惊一场，没有被定罪，但却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同时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名”。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石川一生共编导了150多部长短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拍摄的一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创造了多个第一。例如，1913年，他和郑正秋联合导演了由郑正秋编剧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该片是中国故事片创作拍摄之滥觞，并凸显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主题，已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1916年，张石川将上海新舞台演出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改编拍摄成了故事片，他不仅担任导演，而且还饰演了影片里的一个角色。由于该片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贩卖鸦片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是最早具有明显反帝倾向的影片，受到了当时广大观众的欢迎，在中国电影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1922年，张石川导演了郑正秋编剧的短故事片《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这是第一部劳工题材的爱情喜剧片，也别具特色，对此后国产喜剧片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3年，张石川又执导了由郑正秋编剧的故事片《孤儿救祖记》，是一部宣扬“教孝”“惩恶”“劝学”和提倡“义务市民教育”的正剧长片，它开了中国社会伦理片的先河，并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该片上映后反响强烈，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1931年，张石川还导演了由洪深编剧、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为国产有声电影的创作发展作出了贡献。凡此种种，中国电影史上均有记载，故在此不逐一赘述。

综观张石川的思想发展和电影创作，可以说思想有起有伏，作品良莠不齐。他早年曾倡导拍电影应“处处惟兴趣是尚”，注重电影的商业价值；后来与郑正秋合作，两人在电影创作上互补，既重视影片的社会性，也重视影片的娱乐性，形成了“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电影制片路线。在左翼电影时期，他不仅同意邀请夏衍等左翼作家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促使该公司创作拍摄了不少有影响的左翼影片，而且他自己也相继导演了《脂粉市场》《前程》《女儿经》（合作导演）、《压岁钱》等一些左翼影片。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张石川组织摄制组在昆山乡下按照实战搭建场景，拍摄完成了表现十九路军抗战的纪录片《上海之战》；但1933年他又奉蒋介石之命率摄制组到江西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也反映在张石川的思想性格和电影创作之中，故而很难简单地对其做一个定位和判断。

正因为如此，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里，张石川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张石川及其影片的研究和评论虽然也有一些学术成果，但全方位、有深度、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很少。如今，艾青博士的论著“‘重写电影史’视野下的张石川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已经完成，并即将正式出版，此乃可喜可贺之事。该书在“重写电影史”的研究视野下，从电影生产经营管理和导演艺术创作等方面对张石川作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是“重写电影史”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她在著作中曾这样阐述其写作主旨：“基于‘重写电影史’的视野，本书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社会—文化研究等方法，力图回到历史的‘考古现场’，通过发现、梳理、鉴别和整合相关史料，对‘民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的电影生产经营与导演创作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并厘清张石川与上海电影传统、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以微观的人物志研究切入中国电影‘大历史’的书写；最后将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与阐述与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美学及文化发展相对照，获取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笔者通读其著作样稿后，觉得她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这一写作目标。该书内容充实、论述全面、资料翔实、评析也较为精当，体现了较鲜明的创新意识。书后的附录《张石川重要事件年表》和《张石川所著文章（公开发表）》更具有文献资料价值。

艾青在复旦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注重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她曾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2010年她博士毕业时的学位论文《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明星影片公司研究》（后正式出版时改题目为《明星影片公司探析》），在论文评审和答辩时曾获得各位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2011年曾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此后，该论文作为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电影产业与电影创作研究丛书”之一种（其他5种为《联华影业公司探析》《天一影片公司探析》《新华影业公司探析》《艺华影业公司探析》《电通影片公司探析》）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于2017年正式出版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好评。艾青在此基础上又对明星影片公司的主要创始人郑正秋、张石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她的第二部学术专著《“重写电影史”视野下的张石川研究》也即将出版，说明她在这一领域里确实下功夫“挖了一口深井”，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因为从事这样的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在扎扎实实地搜集、发掘、整理和鉴别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知识进行深入论析，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由此形成的学术成果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作为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里的“后浪”，艾青博士已经通过自己的学术成果展现了其实力和潜力，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后生可畏”。我相信她不会就此止步，一定会再接再厉，继续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里继续耕耘、不断拓展，并奉献出更多高质量的优秀学术成果。对此，我期待着。

是为序。

周斌
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10月15日于上海兰花教师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