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直以来，张石川作为总经理主持制片工作，周剑云则实际掌管了明星公司的经济、行政、发行大权，被称为“财神爷”，两人互有不满。尤其是在1935年郑正秋去世后，领导层缺少了第三人的制衡和缓冲，张石川与周剑云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常常发生争执。1935—1937年的民国报刊上时常出现张石川、周剑云之间罅隙的小道消息，如有报道，张石川请亲信间接要求周剑云将经济权交给张石川的弟弟张巨川，而周剑云很直率地向说客表示不能
。周剑云还曾一度有设立分厂的计划，张石川也专电邀洪深从青岛来沪商量分厂的事宜
。
张石川、周剑云的主持权之争与明星公司在30年代始终无法脱身的经济困境密切相关。尤其是3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电影市场均显出疲软的态势。仅以无锡一地为例，1930年无锡大戏院刚开幕时，明星公司出品、胡蝶主演的《一个红蛋》，“竟把一蓬风的无锡，在寒冬冰雪的天气里吸引得观众如痴如狂”，而30年代中期后无锡电影事业日益没落，以往首轮影片的座价在三角、四角左右，而现在两角的票都卖不出去，连在电影院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刺激下，看客也寥寥无几
。明星公司的经济情形一直未让张石川的眉头舒展，其间数度遭逢财政危机，1932年亏损47 310.62元，1933年亏损85 687.39元，直到1934年《姊妹花》热映，终于扭亏为盈，使这一困境得到暂时的松缓。
然而紧接着而来的1935年，对于张石川和明星公司的命运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年份。这一年，明星公司在杜美路的房屋租期在即，张石川决定在华界枫林桥路用10万元购地22亩建设新厂和有声摄影棚，其间又用4万元盘下亚尔培路玉成影片公司的地基并添置小摄影棚作临时之用，如此房产、设施的添置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姊妹花》的票房收入，但也构成了公司资金的巨额支出。这一年，“明星”三巨头之一的郑正秋去世，明星公司又一次陷入了剧本荒，作品质量滑坡，加之市场不景气，影片票房收入减少。这一年，公司因拖欠薪水，爆发员工索薪风潮，最后在300人的员工中宣布裁去100多人
。留下的演职人员工资分别减去15%～34%不等，并完全按影片的营业收入作为酬劳的标准。
这些都是明星公司经济危机的显性表现。
所以1935年后，张石川、周剑云的主持权争夺的筹码就在于谁能将公司从经济困窘的泥淖中解救出来，如时人评论，“明星公司自从‘一二八’沪战以后，受了社会不景气的影响，就渐渐地衰落了下去。有几个时期，甚至有关门的危险，这时便由周剑云想尽了方法，四处拉钱来将明星公司维持下去，度过这些难关，明星公司能够存在到今日，我们可以说，大半是周剑云的功劳”
。这也是周剑云长期掌握明星公司主持权的根基所在。
在1935年购地建厂后，明星公司已无多余资金，不但积欠工程款项，还有两座有声摄影场（共造价3万元）需要完工，新厂的电气、装修等需花费3.5万元，拍片难以为继，连欠薪也无法解决，甚至员工的伙食都成问题。当时曾有报道，张石川委托洪深向金融界活动，获得了某银团的15万元投资，周剑云前期要设立分厂的计划也将取消
。但此事后来未见报道，可见明星公司并没有真正拿到银团的资金，最后的结果是周剑云向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求援。在陈果夫的推荐，明星公司董事、上海商界名人袁履登的担保下，1936年6月19日，明星公司与上海交通银行订立借款抵押契约：明星公司以枫林桥新厂地契及全部机器作为抵押物，从交通银行获得16万元贷款；双方约定，利息九厘，规定“第一年只还利息，第二年开始除利息外每年拨本7 000元，第三年拨本9 000元至期满时全部清偿”，此外还要求明星公司将1937年2月1日起摄制的一切影片及其发行权都抵押给银行
。
获得银行贷款之后，明星公司于1936年7月对外发布宣言，开始了革新改组运动。这次革新改组亦可看作是张石川和周剑云的权力分割。张石川发表《革新之话》，提出“（要）对工作阵线扩充，是增加生产，供应市场”
。扩充的阵线便是明星二厂，以亚尔培路的小摄影棚为制作基地，主要由“电通”转过来的编、导、演以及部分技术人员组成，如导演有沈西苓、袁牧之、应云卫、欧阳予倩以及陈波儿、龚秋霞、英茵、吴茵、白杨、赵丹等十九名演员；一厂由“明星”原有的导演张石川、程步高、吴村、李萍倩、徐欣夫等导演以及基本演员男女各十五人进行拍片，以枫林桥总厂的有声摄影棚为制作基地。张石川为总经理兼任制片部长，周剑云为经理、厂长兼营业部长，实际上分别成为一厂、二厂的最高领导。
为庆祝这一次革新改组，并在上海电影界重振公司同仁的士气，明星公司原本预定举行一次盛大的革新纪念游艺大会，在《明星半月刊》上预告，“招待各界来宾到公司参观，晚间并有游艺表演”，并向来宾赠发“参观”“茶点”“赠品”“参观二厂”四种联券
。然而，这次活动实际上日期一改再改，最后不了了之，实则暴露出明星公司危机并没有真正得到缓解：从最初计划的9月20日因“筹备不及”改期到10月10日；后又因10月10日为“双十节”，“适逢国庆”各界举行庆祝，恐怕来宾不多，又改为10月11日；然而10月7日的《新闻报》上，明星公司刊出启事，“兹以国难严重暂缓举行”，同时又发宣传稿，“明星公司原定十月十日国庆节举行之革新纪念招待会，经月余之筹备布置，已一一就绪，原可如期实现，兹以国难严重，人心惶惶，大会在此非常时期举行，恐多牵掣，而明星公司总厂厂址在华界枫林桥，地处僻壤，又诸多不变，爰经招待委员会议决延期，候时局评定，再定期举行，与各界人士尽一日之欢，各界惠赐之赠品，则妥为保存，明星半月刊及明星实录订户应得之参观券，定期举行时，决仍照发。”但据内幕人传出消息，“一言以蔽之：经济问题耳。明星公司本身原没有钱，筹备举行革新典礼之初，曾向某机关请求巨额补助。九月二十日将近，某机关之款迟迟未下，而其间适有中秋节关，不得已乃延期至十月十日，希望在双十节之前把补助费领到。双十节未到而时局突呈紧张，明星当局再向某机关请款，某机关乃以国难为挡箭牌拒绝补助，明星多方设法，期能勉强举行，终因告贷无门，一筹莫展，不得已登报声明暂缓举行。”
在与交通银行订立的借款合同上，明星公司宣称，在借款前平均每2个月可出有声片3部，新厂成立后每月至少可出片2部。按照以往明星公司“以电影养电影”的盈利模式，影片的出租收入在江苏一省，最多时每月可收30 000元，最少可收10 000元，平均是15 000元。何况增加出片后，收入会相应增加，那么应付交通银行这笔贷款不是难事
。但实际上，明星公司所借的16万元并没有用作扩大再生产的流动资金，而是“预备先把10万元还清地皮押款，而另外的6万元，则作为发付职员欠薪及零碎小借款之用”
。没有资金投入，改组后的明星公司出片并没有达到预想水平。根据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的资料，1936年6月至1937年4月的11个月之间，明星公司仅上报审查影片14部，与此前的生产规模相比并无增加，没有影片产出量的保证，公司的营业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与日俱增的贷款按揭又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明星公司还没开始偿还本金的时候就出现经济拮据。而明星二厂仅存活了7个月，完成四部影片《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生产进度远落后于预定计划，而且也因整个不景气的市场，票房不理想，张石川、周剑云只得将两厂合并，并再次裁员紧缩，亏损已然巨大。
历年亏蚀的结果是，除向银行借款外，明星公司的他处亏欠亦多。例如据报道披露，明星公司积欠中央影戏公司就达48 000元：包括1931年8月13日向中央公司借款15 000元，月息一分，后在1932年12月30日又借20 000元，至1926年6月底结算本利欠中央公司43 000元，此外还要归还中央公司的保证金5 000元。1937年1月29日，张石川、周剑云被中央公司起诉，派律师代理到庭说明：因市面不景气，影片业一落千丈，就是原告之中央公司亦受影响停业，况中央公司与明星公司很有密切关系，明星之股东即中央之股东，如同自己告自己，故请求改期在外和解，分期拨付
。1个月后，明星公司又收到了交通银行通知还付本季度利息的催信。内外交迫，张石川、周剑云只能再度奔波寻找资金招股。最终，张石川找到曾投资摄制影片《海棠红》的老板、亦是中央公司的股东姚豫元获得投资。姚豫元组织星光影业社给明星公司投资65 000元，请其代摄三部影片《社会之花》《梦里乾坤》《古塔奇案》。1937年5月4日，张石川给交通银行回信还款时，提到了这一新的还款计划，以从星光影业社获取的片酬还银行的借款利息，但代拍的影片所有权归星光影业社所有。这与当初的借款合同规定是背离的，经过一番交涉，交通银行只能同意明星公司的代摄行为，但警告下不为例
。
正是因为通过张石川的人脉，明星公司获得了新的投资，主持大权重新回到了张石川手里。公司新拍的影片也归星光影业社所有，不再与周剑云主持的、原负责公司影片发行的华威公司发生关系。而为了维持明星公司的生存，张石川与周剑云的关系也渐渐和解，经过一番开诚布公的晤谈，在互相谅解之下，两人共同合作，努力振兴明星公司
。
但明星公司的营业状况仍然十分困难，只能从节流上着手，一切开销必须从省，如以前布景板，用过一次就扔弃，现在必须经张石川签字后，才能舍弃不用。而且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必须继续请星光影业社垫款代为摄片。不久，姚豫元又为张石川拉了另一银团来接管明星公司的运营和影片发行。每月1号、15号按时给演职员发薪，但薪水有了不同程度的缩减折扣，如张石川的薪金过去每月2 000元，现在打对折为1 000元，但每个工作人员毕竟都有了收入，不再欠薪。张石川写信请求银行允许明星公司代为摄片的相关情况，并且告知银行，明星公司预定“9月份起，按月奉缴息金1 200元，再行拨本2 000元”
。
然而还没到9月，淞沪会战即爆发，战火持续到11月，上海电影业陷入完全停顿，明星公司也宣告停业。30年代的中国电影工业从20年代的家庭作坊式逐渐步入制片规模化，单纯靠某部电影的票房神话不再能拯救一个危机重重的电影公司，而明星公司在3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状况始终在持平和亏损之间徘徊，流动资金不足，积欠员工薪水等时有发生，加上大兴土木，资金缺口更大。张石川和周剑云争夺主持权的关键也在于谁能找到一笔巨资作“救兵”，但实际上明星公司已经步履艰难，显现出经营颓势，即便获得借款也会失去经营的主动权，例如交通银行和星光银团都要求明星公司出品影片的所有权，因此即使没有爆发战争，负债累累的明星公司也恐难重现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