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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初亚细亚影戏公司停业，依什儿也回国去了，民鸣社与“亚细亚”的电影合作宣告结束。郑君里指出“亚细亚”失败的本质原因是资本贫弱，“亚细亚公司的歇业表面上是胶片来源的断绝，而实质上在于小资本的企业基础的周转不灵（因为，除了德国，当时未参战的美国亦生产胶片）。它既不能产生规模较大的出品战胜土著的文明戏，也不能进一步侵入外商的连环影院正面与舶来品竞争”
。从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到20年代初，逐渐步入而立之年的张石川成家立业，在上海娱乐业界有了一席之地，这与他这一时期多样化的跨界实践及其显示出来的卓越财商密不可分。
10年代后半期，张石川在上海新剧界的活跃度依然不减，他所经营的民鸣社营业状况超过了新民社，成为当时最大的新剧社。在演出内容上，民鸣社将神秘的清廷宫闱生活搬上舞台，满足了上海市民观众的猎奇心理，尤其是1914年10月10日，首演《西太后》后盛极一时。该剧成为民鸣社的保留剧目，常演不衰，“二年零三个月寿命之初期民鸣社，得获利至十万元以上者，完全是《西太后》的力量，故当时社会上不谈民鸣则已，谈到民鸣社，必及《西太后》”
。1916年3月，民鸣社的租地合同期满，租金上涨而超出负担能力，民鸣社“在1916年3月18日演出《情潮》后一时中止了演出”
。而原在民鸣社演出的重量级剧人朱双云、汪优游、徐半梅等随后租下中华笑舞台更名为“笑舞台”专演新剧，既是剧场，又是演出团体，郑正秋、欧阳予倩也曾加盟，一时人才济济。1916年冬，经营三集资组织新剧界“托拉斯”大声公司收购笑舞台，作为公司在上海新剧演出的剧场，“公司下设4个班，轮流在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四大城市的固定剧场演出”
，张石川在民鸣社解散后，又到笑舞台帮忙经营三打理剧场事务。但在笑舞台一干新剧元老级人物的反对下，笑舞台一度摆脱了商业资本的控制，而经营三的大声公司也很快解散。1919年，张石川又创办了和平社新剧部，进驻笑舞台演出，以郑正秋编剧的《新青年》为首演剧目。至1922年，和平社在三年间共编演了25部新闻实事剧，以《凌连生杀娘》《老五殉情记》和《莲英被难记》三部最为出名。1922年初，笑舞台因债务问题再次易主，来自宁波的另一移民商人邵醉翁接手了笑舞台，并邀同乡张石川等加盟，聘请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弟弟张巨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为后台经理。
但不久，张石川、郑正秋等人退出笑舞台，创办了后来的明星影片公司，而邵醉翁在1925年也以笑舞台演员为基础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文明戏谢幕、电影登台，上海大众娱乐趣味更迭转场，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了。
由于同处新剧界人际网络，张石川结识了新剧家管海峰。两人都对拍电影兴趣浓厚。1916年初美国生产的胶片在上海市场上露面，张石川看到时机到来，于是和管海峰合作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正好这时，“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里，有位出名的意大利律师穆安素，女婿名劳罗，好摄影，自置一架安纳门摄影机，苦无献身手之地，想找人合作拍电影。后由穆安素翻译夏某介绍，与管海峰相识，三人遂由兴趣而结合”
。在筹拍资金上，“幻仙”采用向朋友招股方式，有凭朋友交情，有凭一时兴趣：如一位开德祥银器楼的广东人邓某答应出资搭建一座玻璃摄影棚（后来这个棚搭在曹家渡的林家花园里），又有个常混迹于蜜莱利西餐馆酒吧的朋友愿出三千元认股。最后共得资金六千元，凑齐一部影片之用。张石川提议将此前与“亚细亚”合作流产的《黑籍冤魂》作为拍片项目，其他合作者亦看到了此剧的商业价值，于是一拍即合。他们原本想请《黑籍冤魂》在新舞台演出的原班文明戏演员出演电影，但因对方索价三万过高，只得作罢。但张石川凭着在新剧界的人脉，迅速找到了张利声、徐寒梅、查天影、洪警铃等众多演员。于是，张石川负责导演，管海峰负责剧务工作，劳罗担任摄影师，这又是张石川的一次跨地域、跨文化、跨媒介的实践，因兴趣而创建公司拍片，圆梦当年未尽之事。
《黑籍冤魂》“曾在上海及其附近有电影院的城镇放映多日”
，也受到了观众的一阵追捧，待股东分红后，盈利远不足够支撑下一部影片的运转，幻仙公司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与此前在与“亚细亚”合作中仅需考虑拍片而不用管资金和市场的模式不同，张石川在这次实践中有了从筹集资金到招兵买马，最后将影片推向市场的一次完整的电影生产与经营体验，也为后来明星公司的运营管理积累了经验。
在创办“幻仙”前后，张石川还协助经营经润三与黄楚九1915年共同投资的新世界游艺场。后来经润三去世，舅母汪国贞接管“新世界”后与合伙人黄楚九因争权夺利而闹翻，黄楚九另办“大世界”与之形成竞争。“幻仙”结业后，张石川被汪国贞委派担任新世界游艺场经理对付黄楚九。他出了一个奇思妙想，建议舅母扩大业务，将“新世界”对面的空地拿下，办“新新世界”，除了戏曲、杂耍、溜冰场、弹子房……还开“花榜”，选举上海名妓作“花国总统”，用以抵制黄楚九聘请名妓的“群芳合唱”节目。“新世界”和“新新世界”仅隔一条马路，张石川原想架一座空中天桥把两处接连起来，用一张票玩两处游艺场的办法招徕顾客，但没得到工部局的准许。于是，他就从天上想到地下，在车水马龙繁华热闹的西藏路地下开了一条地道，沟通南北两部，实现自己的幻想。
当时很多股东对此提议加以劝阻，张石川说道：“开辟地道的工程虽然浩大，然而越是艰难的工程，越会促起人们的注意。越是新奇的花样，不怕没有伟大的新收获。”
游艺场正式开放时，确实赢得大量游客，“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因为人太多，效果也大打折扣，“挤在一起，寸步难行。轧得衣衫扯破者有之，鞋履失落者有之，小孩子挤得喊救命，老婆婆险些给踩死，扒手趁火打劫，流氓乘机非礼”，亲身体验过的程步高称“曾游过一次，视为畏途”
。后来加上排水问题没能解决，地下通道不断冒水，游客渐少，最终导致游艺场的失败。结果虽然不如意，但展现了张石川在大众娱乐经营领域的财商，他对大众好奇心背后的商机有着敏锐的感知，善于不断发掘出推陈出新的噱头作为吸引受众的手段，并有毅力地大胆实践，这种财商对于作为一种创意工业的电影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制胜法宝。此时已经在上海娱乐界很有名气的张石川需要的只是等待时机。
1920年前后，上海有名的大皮货商何泳昌进入了张石川的人际网络，后来成为张石川的岳父。何泳昌有着洋行买办的资深经验，有意为女儿何秀君择婿，“一见石川就很喜欢他，说他精明强干，有进取心，将来能成大事，就存心要栽培他”
。新世界游乐场失败后，张石川经何泳昌推荐去了外资的瑞慎洋行做买办，因聪明灵活很受外国老板赏识。这个时候，上海开设交易所之风甚盛，“民国十年夏上海华洋物品证券交易所一举而获利五十万元，随后在九月内全国先后成立了一百四十余间交易所”
。张石川也跃跃欲试，何泳昌即送给他两千元以支持。于是，张石川约上旧朋新知，在贵州路民康里租了一栋石库门房屋，并于1921年10月19日，在《申报》上为拟办的“大同日夜物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刊登招股启事。张石川的二弟张巨川、三弟张伟涛也加入此行列，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师的董克毅，当时年仅16岁，在交易所黑板上缮写股市行情的涨跌。“旧交新知，联袂参加者，计有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群策群力，积极进行”
。张石川作为筹备主任，于11月27日下午，在宁波同乡会四楼举行大同交易所创立会，50名发起人均出席并投票选出理事会，张石川当选为理事长，另有陈志梅、郑正秋、何泳昌、郑介诚、任矜苹、萨弗为常务理事
。但这个时候，上海经济史上著名的“信交风潮”爆发了：所有交易所刮起一片倒闭之风，破产者甚多，“昔之以发起人、理事自豪者，今则争延律师，宣告脱离关系；昔日唯恐股票不易获取，今则惟恐无法脱手；而经纪人的破产者、投机人的自杀者，亦时有所闻”
。1921年11月底登记在册的112家交易所到1922年3月一息尚存的仅剩下12家
。张石川凭借他的机敏，以及前些年经商所积累的经验，果断改变主意，停止大同交易所的运作。剩余的资金如何处理？交易所人员如何安置？电影梦又回到张石川的脑中。此时的中国电影与十年之前相比有了质的飞跃，1920—1921年间，一批独立制片公司相继出现在上海、香港等地，尤其是中国人拍摄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获得了相当瞩目的商业成功，“自是厥后，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入华人之脑”
，也给了张石川直接刺激。
张石川在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商议后，在贵州路民康里大同交易所原址，取下交易所牌子，换上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张石川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由此掀开，明星公司也成为伴随张石川被铭刻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从对文明戏市场的介入、对股票市场的关注、对电影业的开拓等，民国初年的这些多样化的跨界实践都可见渴望成功的张石川对现代资本文明的追逐，以及对城市文化和流行趣味的紧密关注中呈现出卓越的财商。“一战”结束后，上海经历了一个经济相对复苏、民族资本与工业发展比较迅速、都市化进程加速的时期，逐渐迈向一个工具理性（即对财富与利润的追求）统治的商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以实效至上，利字当头，在金钱资本的指引下进行角逐，如当时《申报》上的广告会告诉人们，“上海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而且社会越发展，“世界愈文明，生存竞争愈剧烈”
。竞争“成为所有成功和渴望成功的男性不可或缺的品质，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传统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在这个移民社会里消失了，人们必须依靠个人奋斗去向上攀爬，争夺资源、获取资本以求取生存并证明自己的存在，重新为自己创造身份和地位。富有的上海投资阶层大量出现，将娱乐消费与社会交际、商业交易相关联，“直接带来的是一种娱乐消费风气的转变与崇洋消费观念的形成”
，例如让电影的消费成为一种可能。而与富商阶层的娱乐消费风气不同，中产阶层的买办阶层没有实业和厚实的家底，但渴望以最少的资金建立自己的实业公司，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交际网络实现资金周转、进行投资。从宁波来到上海“混码头”的张石川，怀着出人头地的欲望，在各种跨界实践的竞争中锻炼财商、开阔视野、积攒经验。新兴的电影满足了现代都市化变革进程中的商业社会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消费媒介兼有娱乐、宣泄和学习的多方面期待，很快占据了上海乃至中国最主要的大众性商业媒体的地位，而张石川也终于在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抓住了引领中国电影工业兴起的良机，向上攀升，成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