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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08年11月，年幼的溥仪登基，按照王朝惯例定年号为“宣统”。外国人更喜欢用这个约定俗成的年号来称呼皇帝，这的确很方便，因为在中国，皇帝的真名是人们要避讳使用的。皇帝的名字终生不得被称呼，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只能称他为“皇上”，即便去世后，也不能使用他的名字，而是按照敬奉先祖的仪式用庙号来祭祀他。史官编纂史书时用皇帝的庙号来做记录。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得用庙号来称呼皇帝。光绪皇帝的真名叫载湉，尤其是这个“湉”字，人们要避讳，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使用。他的年号为“光绪”，去世后获得的庙号是“德宗”。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认为，直接称呼“光绪皇帝”是轻率无知、甚至缺乏教养的表现。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德宗皇帝”。就像外国人所熟知的乾隆皇帝一样，对他的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按照惯例，前任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年才能使用新年号。因此，1908年一整年大致对应的是“光绪末年”或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才是“宣统元年”。
醇亲王出任摄政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以他有足疾为理由，让他回老家养病。人们很难忘记，袁世凯在1898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辜负了皇帝对他的一片信任。从那以后，他平步青云，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直到太后结束统治。1901年，袁世凯被提拔为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毫无疑问，袁世凯很清楚，自己的仕途官运乃至身家性命都和慈禧太后的掌权与否息息相关，所以不难理解，在义和团运动平息后，他为什么要竭力反对光绪帝重掌政权。
袁世凯在外国人眼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这对光绪帝是很不利的。袁世凯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义和团的图谋，所以1900年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利用手中的职权对省内的所有外国人进行保护。此外，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很善于根据局势调整自己的策略。他清醒地认识到，太后联手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是极其荒唐的。袁世凯其实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1898年的那段不愉快的插曲，他或许可以借助西方各国的巨大影响力迫使慈禧退位，重新扶持光绪帝上位。
但这一切已不可能了，因为他背叛了光绪帝，不可能获得原谅。结果就变成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他只能尽最大的可能去维护太后的统治，以便实现自保。
袁世凯不仅不可能和光绪帝达成谅解，而且他和1898年参与维新运动的幸存者间也不可能和解，这种宿怨永远不会消除。袁世凯被康有为和其好友视作出卖皇帝的叛徒，慈禧太后同年发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要对遇难的“戊戌六君子”负主要责任。此外，袁世凯不想康有为及其同僚回到中国在朝廷重新立足，怕会对他采取报复行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慈禧太后颁布改革新政后，康有为和其好友始终未能受邀回国参与新政的实施，甚至从未得到太后的宽恕。
据传，光绪帝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下来的文书中发现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立刻处死袁世凯的谕旨。对此，皇室中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光绪帝的遗诏。这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心怀嫉妒和猜疑，所以都主张执行光绪帝的遗诏。醇亲王迟疑不决，经过一番拖延才决定免他一死，革除他的所有职务。
醇亲王在处理袁世凯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轻率和荒唐。要知道，袁世凯在北洋军和新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且精力旺盛、能力非凡、人脉宽广，醇亲王应该不难预见，袁世凯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在佛经和书法的陪伴下度过余生呢？尽管如此，袁世凯没有任何抱怨，毫不迟疑地服从了命令。
革职一事能如此迅速地执行，且没有闹出什么风浪，这说明即便到了清朝末年，位高权重的朝廷高官也仍然服从皇帝的命令。这件事若发生在15年或20年后的共和政体下，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解除袁世凯的职务可能会导致他领导的军队掀起“独立革命”，并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内战。袁世凯所掌管的北洋军是大清王朝最精良的武装力量，而他在北洋军的影响力无疑是极其巨大的。然而，清朝的军队还不是将领的私有财产，无法被当成工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自我扩张。事实上，清王朝尚存一丝气息，皇帝仍然大权在握。
但清朝大权在握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悲剧很快便发生了。醇亲王发现，以他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总是息事宁人，希望人人都满意。但他很快又发现，自己无法掌控整个朝廷。醇亲王不得不面对光绪帝的遗孀——新晋的皇太后，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在光绪帝留下的遗诏中，包含这样一条：但凡涉及重要事务的决定，摄政王必须与新皇太后商议，并征求她的意见。
据猜测，刻意写入这条规定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叶赫那拉氏的地位。即便事实如此，这和大清律法也并不矛盾。本书前面提到过，太后凭借着其与皇帝的关系，便拥有权力和特权。即便遗诏中没有这一条，但只要隆裕太后愿意，她就能对小皇帝施加影响力，甚至能左右朝廷的日常事务。她是皇帝的叔母，是皇太后，由于宣统帝从登基之日起就已成为光绪帝遗孀的养子，所以她还可以以皇帝母亲的身份自居。
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诚然，改革已进行至此，阻挡其前进的步伐是危险的，醇亲王和隆裕皇后都不愿冒这个险。1909年初，清政府颁布了一项诏令，明确称要建立立宪政府，一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员不是被罢官就是被处罚。皇叔载洵率代表团前往英国考察海军，准备回国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他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经常和我说，英国国王爱德华的宫廷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光绪的弟弟载涛也率代表团前往德国考察陆军，并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所以他和德国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些代表团虽然耗资不小，但徒劳无功，因为中国如果想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就必须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并成立健全的财政制度。不过，拥有强大海军和陆军的欧洲列强或许会因为中国将它们视为学习典范而感到沾沾自喜吧。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不断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为响应这些请求，醇亲王1910年11月4日颁布一项诏令，缩短了原先计划好的立宪时间，并确定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这项诏令还对宪章、法规和涉及两院议员选举的管理条例做出了规定，所有的相关事宜必须在国会召开前付诸实施。
同年，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但没有成功。摄政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没有处决汪精卫，而是判他终身监禁。后来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之一。
1911年，朝廷以隆裕太后的名义颁布诏令，为6岁的小皇帝钦定了三位帝师，辅导他在毓庆宫学习。毓庆宫是历代皇帝在紫禁城读书的地方。这三位帝师中的两位后来成为我的同僚，后文我将会谈到他们。
从1910年至1911年期间，反叛的声音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清政府对各种自由思想做出让步，并承诺将成立国会，废除专制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尽管如此，动荡不安的局面并未得到缓解。事实上，清政府这么做反而加剧了动荡，因为在反叛者看来，这些让步只能说明清政府无能，并没有什么诚意。后来，同盟会成员黄兴在广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总督府在起义中遭到破坏。起义失败后，和很多其他革命派一样，黄兴逃到香港，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下继续反对清廷。
摄政王为了平息反对者的情绪，效仿西方模式组建内阁，但因内阁成员多是满人，导致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朝末年，人们之所以反抗朝廷，很大原因也是因为皇亲贵族在朝中位高权重，却又无治国才能，仅凭身份进入统治阶层，且他们多数贪得无厌，腐败无能，名声极坏。有些人认为，清政府还远远谈不上衰败，因为皇室也有一些贤能良臣。但遗憾的是，在隆裕太后和醇亲王的主持下，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朝廷高层，最终被埋没了。
朝廷曾试图将铁路系统并入中央统一管理，但最终失败。尽管从理论上看国家拥有铁路管理权是合情合理的，但全国各地人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这种做法。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件事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1911年9月在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此之前，其他地方曾爆发过许多类似起义，但规模相对较小。武昌成为革命中心纯属偶然（因为一场阴谋被意外发现），清军将领黎元洪很不情愿地被推举为革命军的领袖。
隆裕太后愚昧无知，而摄政王又软弱无能，由他们主政的清政府很快便陷入危机。醇亲王此前曾犯过很多严重错误，而他接下来犯的错误则是毁灭性的。他决心（也有可能是听信了他人劝告）召回可谓是朝廷最危险的敌人——三年前曾被朝廷罢免官职的袁世凯。
毫无疑问，朝廷显然有充足的理由重新请袁世凯出山。北洋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袁世凯在北洋军仍然有很高的威信，对各个政治团体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和稳健干练的政治家，这一点不容置疑。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这尤为重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耗费不少，若想从外国人手里借到军备经费，袁世凯也是有能力的，因为他博得了外国公使馆的信任，且在外国金融市场具备良好的声誉。
1910年12月17日，即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陷入困境，准备召回袁世凯，唯有他才能挽救局势。显然，当时大部分的外国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醇亲王对袁世凯的品行应当比外国人更了解，可惜这不是外国人所关心的，他们对清王朝的存亡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更乐意迎接革命的到来，期待革命后的中国能进入和平繁荣的新时代。这样，英国兰开夏郡生产的羊毛制品就能在四亿中国人那里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
外国列强更关心是商业贸易，醇亲王除此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朝廷的自身利益。他本该知道，要想挽救大清王朝，最不可信任的人就是袁世凯。
在清政府的再三邀请下，袁世凯终于做出了回应，他在信里的讽刺话便是一种不祥之兆。袁世凯称，三年前因患腿疾回乡休养，至今腿疾未愈，不能遵从谕旨，感到抱歉。尽管袁世凯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太久，但这番话还是令醇亲王深感耻辱。
后来，袁世凯一回到北京，就立刻发现自己对当前的局势有多重要。他能够力挽狂澜，而且确信除他之外没人能应付得了。在袁世凯的要求下，几位亲王被罢免官职，他自己则出任湖广总督、清军总司令兼新内阁总理大臣。从那以后，袁世凯掌握了军事大权，并很快扭转了长江中部地区的战争局势，相继从叛军手里夺回位于长江北岸的汉口和汉阳。袁世凯坐镇指挥，在几次关键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向清廷证明了他关键时刻的能力和地位。然而，他又有所保留，在后来的战役中并没有拼尽全力。各地的效忠者既气愤又不解，并慢慢看出他有自己的一番打算。
在此我并不打算叙述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因为许多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我想谈谈1911年末至1912年初发生在上海的和平谈判。这次谈判在清政府代表和革命派之间进行。袁世凯委派亲信唐绍仪出任清政府的谈判代表。
唐绍仪祖籍广东，他的家乡距澳门很近，曾是袁世凯担任驻朝大臣
时的秘书。1900年，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也曾为其效力。工作几经调动后，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西藏任职。1906年，他赴印度与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1907年，在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一职。
据我所知，唐绍仪与袁世凯多年来在官场上交情甚好，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门徒，袁世凯对他委以重任，授予他朝廷代表的身份，与反叛者进行和平谈判。可以想象，唐绍仪谈判中肯定不会做出对袁世凯不利的事来。唐赴上海前，袁究竟对他做出过什么样的指示或建议，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谈判过程中，他们之间是如何秘密沟通的，我们也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唐绍仪在会议中所发表的公开声明让那些对朝廷忠诚的人惊慌失措，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在会议中声称支持共和，现场气氛顿时尴尬起来，清政府对此倍感羞辱。此后，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阶段。
到了最后，谈判双方达成了耐人寻味的妥协协议。这样的结果有点儿戏，经不起任何推敲，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会签订这样的协议。协议规定：朝廷颁布谕旨，建立共和制政体，皇帝宣布退位，为感谢其顺应民意的举措，共和政府为其保留部分特权和皇帝尊号，除了保留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每年还能得到一大笔资金，用于维持紫禁城政府的运作。其他离奇的安排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皇帝退位、成立共和制政体的诏书。诏书颁布后不久，我将其主要懿旨翻译成英文，连同我写的评论一起刊登在一份英文杂志上，内容如下：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请允许我对此诏书附上我的个人见解。“从皇帝逊位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可以看出，这份诏书蕴含着爱国之意，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努力。”我在诏书后面继续写道：
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会对退位诏书的内容感兴趣。皇权成为连接君主制和共和制政体之间的纽带。皇帝退出政界前，最后一次颁布的诏令即宣布成立共和制政体。从理论上讲，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共和制国家，要归功于为人民谋福利的皇帝，而不是那些和清政府作对的武装反叛者。皇帝退位纯属自愿行为，那些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嘲讽他，但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灾难性时刻，皇帝并非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采取这种保留尊严的隐退方式。”
诏书起草人很可能是在贤人能士的要求下，接受他们的建议，颁布退位诏书，让出最后的王座。他或许在写下交出皇权的那一刻时，内心有些畏惧不安，但孟子的精神促使他完成了诏书的起草。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都能遵从古代先贤的教诲，但愿民国的继位者也不要忘记，其流传下来的智慧不只是应用于统治和治国上。先贤首先是道德规范的启蒙之师和优良品行的塑造者，其次才是政治理论家。但愿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也能谨记，他们日后将多次面临在遵从和违背“先贤戒律”之间做出抉择，他们的选择将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
对于不幸的醇亲王，我在文中也有简略提及：
我们还记得与醇亲王初次谋面的样子，当时他年仅19岁，彬彬有礼，举止文雅。自从他步入公众视线，就背负着家仇国恨。我们不应吝惜对醇亲王的同情，他的地位显赫一时，但来去匆匆，最终灰飞烟灭，以屈辱收场。他的那位身为傀儡皇帝的兄长，一生都被一个贪求权力的女人所把控。他儿子的结局也不光彩，3岁登基成为皇帝，不到6岁便被迫退位。这位曾经的摄政王，此时一定跪拜在先祖的灵前为大清王朝的覆灭而忏悔。政权一朝被蒙上神圣的面纱，那么这层面纱将一直伴随其直到结束。
多年以后，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的辜鸿铭时常和友人说起他和一些人在最初得知皇帝退位时的情景，当时，他们在知名学者沈子培位于上海的家中共进晚餐。辜鸿铭在一篇已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家仆拿着一份从街头买来的晚报，上面刊登着皇帝颁布退位诏书的新闻……座上诸人顿时齐齐站了起来，转而向北跪下，立时听到一片伤心痛哭之声，不住地把头向地上叩去……后来，到了深夜，我们与沈先生道别，临别前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抓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用一种令我永世难忘的语气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我还在威海卫的时候，北京和南京发生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威海卫处在英国的保护下，那里居住着几位著名的保皇派人士。我们发现，要说服威海卫的18万中国人相信皇帝已经退位并非易事。连续几周以来，他们对这件事都持怀疑态度，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位于孔孟之乡的地方，人们普遍对革命热情不高，哪怕对共和政体略有所知的也不会超过50人，他们也没兴趣知道。1930年10月1日以来，他们已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共和制”国家的居民，但理解“共和政体”概念的也就500人（有没有这么多都值得怀疑）。
威海卫人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同胞没有区别，他们愚昧无知（或者用冷漠这个词来形容更为贴切）。我在前面引用过在威海卫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人——除了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改革者——是否真的认为共和政体能适应中国的发展需要呢？对此人们莫衷一是。尽管皇帝在退位诏书中表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但这一点确实从未得到过证实。或许这样说更符合事实情况：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政体的含义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建立共和政体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共和政体究竟好还是不好，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
如果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有人问我共和政体是什么，我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建议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并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早在君主政体还未被推翻前，一位研究中华文明的权威人士在书中写道，中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制国家”。如果不去考虑“共和制”这个词的定义范围或准确性，他说得很对。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保留君主的共和制。
按照西方人对共和政体的说法，如果中国人并没有成立共和制国家的打算（1924年以前中国没有成立“国会”，人们似乎也丝毫不渴望进行这样的民主尝试，其尝试结果也很不光彩），那么尽管他们会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不满，但至少不会憎恨它。革命派的反清标语很快在广大中国流传开来。然而，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做什么。他们只是人云亦云，随着局势的发展或响应紧急情况，跟着喊“打倒清政府”，就像后来不计其数的学生和民众高呼“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或者打倒军界或政界的某个人物，具体内容视情况而定。
1911年，革命的种子在全中国生根发芽，人们的反清情绪和反对君主制的热情突然被点燃，而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许多人事后惭愧得无地自容，并承认他们当时被卷入政治漩涡，是一时失去了理智。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见过许多类似的情况，中国人的这种做法也是人性使然。欧洲在那段时期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抬高自己。英国人也曾被缺乏理智的狂热激情所支配，处在失控的状态。笛福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英国有成千上万人拼死反抗罗马天主教，但罗马天主教到底是人还是马，他们没有任何概念。
中国有句古话，叫“墙倒众人推”。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得到验证。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派人士效仿明朝统治者，鼓吹子虚乌有的美德。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曾这样形容一个朝代的开国时期：“明朝建国伊始便以血腥和暴力著称，这些都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建立而产生。只要稍有嫌疑，就会被诛灭九族。短时间内，成千上万人被处决。人们蜂拥而至地支持明朝，是因为明朝统治者驱逐他们痛恨的外族人——蒙古族，并夺回了领土。但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接下来所受的专制压迫更为残酷，生活陷入无边的黑暗。”同样，人们蜂拥地支持共和政体，被那些操纵思想的政客洗脑，轰轰烈烈地加入到“驱逐他们痛恨的外族人”的神圣活动中去。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和“外族”满人统治的王朝相比，他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黑暗。
毫无疑问，清朝已步入穷途末路，在诸如“老佛爷”、醇亲王和那些贪官污吏的治理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清王朝是否还有能力重新创造辉煌。尽管欧洲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支持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大多反对清政府）认为，中国人总体上都痛恨清王朝，但事实远非如此。对各党派保持中立的西方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判断颇有价值。“随着皇室的衰败，”欧文·拉铁摩尔写道，“南方的反叛力量与日俱增，中国的所有弊病都需要找到替罪羊来承担责任，针对满人的种族仇恨被点燃，这在历史教科书和政治学说中都有记载。”
鉴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学者卫三畏博士在其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国总论》中所提到的观点很耐人寻味。他说：“在中国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尽管人们反抗苛捐杂税，驱逐或杀掉贪官污吏，但对皇帝却怀着无限的敬仰之情。”这种敬仰给卫三畏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敬畏的是皇位，而不是皇帝本人，至于皇帝的品质或个性如何，人们一无所知。他们敬畏的是“天子”，将他供奉在上，如同供奉神灵一般，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天性使然。所以，卫三畏用“敬仰”这个词并非不合适。
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皇帝的威严受损，人们对其敬畏程度已降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水准。但他说：“大清王朝三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对皇帝的憎恨程度，不及英国人对女王的憎恨程度。”这很好地证实了笔名为“林文庆”的那位著名中国学者所提出的观点。辜鸿铭在其著作中不遗余力地表达对清王朝的忠诚和热爱，尽管曾接受过西方教育，但这一点并未得到丝毫改变。
尽管反清宣言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外族”统治的朝廷践踏了人民的权力，并对中国进行奴役。然而赫德表示：“清朝人民都享有自由，是真实的自由，实实在在的自由。”H.A.贾尔斯博士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中国的人民，哪怕是最卑微的人，只要他睁大眼睛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享有极大的个人自由。”
的确，辛亥革命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旅行家总是吃惊地发现，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著名反清革命家孙中山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辛亥革命后，也就没必要再宣扬中国被外族独裁者奴役的思想。革命结束后，孙中山抱怨称，相比革命前人们缺乏自由，革命后他们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孙中山在其著作《三民主义》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中国现在是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
的确，中国人之前可能确实享受了太多自由。不过，孙中山的观点也证明，反清宣言中所谓满人奴役汉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暴政统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坦言，反对清政府不是为了获得自由，与西方国家为自由而战有本质区别。“直截了当地说，和欧洲革命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
孙中山意识到，在享有过多自由的情况下，不应该让人们找到抱怨的理由，于是他创建了国民党。如果说这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可能有些勉强，因为人们享有的自由不及今天的多。不过，这种限制自由的做法能否让中国人变得团结起来，却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人缺乏团结，这或许不假。然而，有人认为只有最强大的民族才具有团结的品质。一位知名中国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得益于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管怎样，所谓的“三民主义”毫无章法，甚至缺乏考虑，自相矛盾，中国人不见得能依靠“三民主义”来加强团结。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三民主义》的作者根本无法和他们所崇敬的古代先贤相提并论。幸运的是，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不会被所谓“中华民国国父”肤浅的诡辩术所迷惑。新中国总有一天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将会找到一位比孙中山更值得尊敬的守护神。
这一章只讨论了刚刚结束的过往，不涉及悬而未决的未来。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后，表面看无能的大清王朝走到了尽头，绵延近300年、经历十几位皇帝统治的辽阔疆土也被蒙上一层暮色。但是，落日的余晖似乎迟迟不肯散去，在夕阳的笼罩下，紫禁城的上空晚霞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