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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北京城的民众起初并不清楚大内宫苑具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他们看到这条简短的诏令，很快就明白过来，皇帝的性命可能已危在旦夕，但不是疾病所致。
此外也有一些离奇的传闻，缺乏分辨力的中国人可能会信以为真。当时“老佛爷”从颐和园启程后，在距离紫禁城还有11公里路程时，光绪皇帝已察觉到慈禧此行的意图，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乔装躲进了英国公使馆。这听起来并非不可能，也不算荒谬，但后续部分就有些离奇，整个故事显得令人难以置信。传闻大意是这样的：英国公使将光绪帝拒之门外，并将他遣送回紫禁城，接受慈禧太后的审讯和监禁。虽然不太可能，但即便出现了这种情况，英国公使馆粗暴地将逃亡的光绪帝关在门外，北京城也不止英国一家公使馆，光绪帝完全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公使寻求帮助。
我想真实情况可能是：那位年轻而又不幸的皇帝确实有出逃的计划，但被宫里的太监拦住了。事后，我从一些太监那里得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整个皇宫约有3000名太监，人数众多，这些人痛恨皇帝的改革方案，不单是因为惧怕强势的慈禧太后，还因为自私自利的太监怕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几乎所有的太监——或者至少半数以上——站在顽固派一边。他们很清楚，一旦维新运动取得成功，迟早会引发一场灾难性剧变，即便没有波及大清帝国，也会影响到整个紫禁城。他们都寄希望太后能使他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腐朽制度继续维系下去。
尽管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危，但光绪帝仍不想弃朋友于不顾。他自身难保，已无法顾及所有维新派成员的性命，只能给康有为发了一封紧急密函。太后重新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逮捕维新派的所有领袖人物。但此时的康有为和其弟子梁启超（后成为中国著名学者）已逃离了慈禧的势力范围。
众所周知，康有为先去了香港，在那里获悉自己的亲弟弟、最亲密的几位朋友和支持者都不幸遇难的噩耗。
维新运动最后以顽固派和反对派的获胜而告终。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大部分都没有康有为、梁启超那么幸运。监察御史徐致靖被判终身监禁，唯一的罪名是向朝廷引荐了康有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只被免去官职，算是万幸。宋伯鲁不但被免去御史职务，还被记录在案，永世不得恢复官职。帝师翁同龢也被罢免官职，本来难逃杀身之祸，但作为一位声名远扬的大学者，加上有众多好友在朝廷身居高位，如果被处死，可能会引发众人的强烈不满，这些人顽固派得罪不起。所以，慈禧只是免去他的官职，命令地方当局派人监视。被贬谪后不久，翁同龢在贫困中离开人世。11年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人们这才敢去承认和纪念他的功绩。1909年，宣统皇帝继位不久，便恢复了翁同龢的原头衔和荣誉，并追封其谥号
为“文恭”。
被执行死刑的是六位因主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烈士，他们是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以及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他们都被载入了史册。在临刑前，刑部官员曾经上书请求先在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但“老佛爷”无情地驳回请求，并下令：“毋庸审判，即刻处死。”
很遗憾，对于这些牺牲者而言，和慈禧太后相比，《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位和她脾气相似的红心皇后要无害多了。“老佛爷”做出死刑判决，下令“砍掉他的头”时，不会出现大声喊出“愚蠢的废话”和她顶嘴的爱丽丝。
至于光绪帝本人，若是能和戊戌六君子共同赴死，余生十年也就不用过得如此悲惨潦倒。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不是因为慈禧心慈手软。在北京城，到处流传着光绪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在中国，按照惯例，如果皇帝重疾缠身，朝廷会对外发布消息，邀请天下名医带上药箱火速进京为皇帝治病。因此，各地高官会遵照旨意，寻遍医术最高明的大夫送往紫禁城。大多数人都相信，皇帝即将“归西”。有人还同时放出话去，由于皇帝没有子嗣，已从皇室家族遴选出符合条件的皇位继承者，这似乎证实了皇帝即将辞世的传闻。
没人相信皇帝真的身患重疾，虽说如此，但没有哪位朝廷重臣敢向慈禧太后请求释放光绪帝，恢复他的皇位。一些“开明”的政治家言辞激烈地抗议太后对光绪帝的所作所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上书直隶总督荣禄，措辞强硬地提出抗议。其他各个地方也是一片反对声，有人甚至使用威胁性的语言。这些抗议者多半是中国商人，生活在外国人控制下的通商口岸，也有一些是海外华侨。上海商人中，呼声最高的是徐元善，但朝廷很快对他下达了逮捕令。徐元善预感自己可能会被抓，于是从上海逃至澳门，在葡萄牙的庇护下避开了杀身之祸。
与此同时，康有为也没有闲着，这不难理解。他在海外组织人们抗议太后废黜光绪帝的行为。康有为成立了一支名为“保皇党”的协会，在中国商人和华侨居住的各国都设有分支机构。这些人丝毫不担心遭到北京政府的报复，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将清政府搅得不得安宁。慈禧和其党羽扛不住舆论压力，尽管仍然没有放弃遴选继承人的计划，但不得不取消废黜和处死光绪帝的打算。
虽然慈禧取消计划，但光绪帝并未感到一丝欢欣或宽慰，因为从那时起，他一直身处险境，饱受精神摧残，过着悲惨而耻辱的生活。光绪帝的人格尊严遭到践踏，每天生不如死，忍受了十年光阴。他倾尽全力救国图强，设法为自己的子民谋取福利，但却被袁世凯陷害和背叛，在他遭到监禁时不给一丝一毫的帮助，哪怕求情也不曾有过。在当时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也没有人胸怀宽容仁慈地对他表达敬意。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再度摄政，64岁的她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而被囚禁的光绪帝才28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慈禧经常往返于紫禁城和她钟情的颐和园。以防万一，她逼迫光绪帝像卑微的随从一样，跟着她来回奔波。对慈禧太后而言，这是从一座豪华宫殿到另一座豪华宫殿的凯旋之旅，可对光绪帝而言，这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座监狱的苦行之旅。
光绪帝在颐和园被囚禁在一个叫“玉澜堂”的地方，那里水波荡漾，可囚室厚厚的高墙下，他无福观赏。光绪帝在紫禁城被囚禁在一座名为“瀛台”的小岛，位于紫禁城西侧三海的最南边。那里又叫瀛洲
，得名于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仙山。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总统接手了“三海”的所有宫殿。受总统之邀，我偶尔会参观囚禁可怜的光绪帝的这座小岛——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所生活的小小“仙境”。我向民国政府的朋友提议，将这座小岛永远置于保护之中，以祭奠岛上孤独而忧伤的亡灵。
仅在几个月后，慈禧太后确信自己的地位已稳固下来，可以将蓄谋已久的立储计划付诸实施了。她选中了端亲王的儿子溥隽。端亲王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因为他也痛恨和怀疑一切外国人和维新派，和慈禧一样，是个顽固保守、愚昧无知的反启蒙主义者。选定溥隽为皇储（皇太子）后，慈禧决定控制他的思想，不允许他接触任何自由开明的思想，因为慈禧在成长过程中也不曾接触过这些东西。于是，她安排固执的守旧派人物崇绮和徐桐来教导溥隽。
清政府下达立储诏令后，皇帝病危的传闻很快遍布紫禁城。慈禧太后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所以决定在光绪帝的病情再次恶化前，暂且保持沉默。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城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这使得慈禧及其守旧派党羽的注意力从朝廷的内部纷争转移出来，不得不去面对从未遇到的新问题。
我并不打算将义和团运动和西方侵华战争的始末详细叙述一遍。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所掌握的详情相比，我的这些内容或许只是一点小小的补充罢了。
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起初是反清政府的，后来才“变成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尽管人们一再坚持这种说法，但并不完全准确。义和团运动从兴起之初就有强烈的反西方侵略者、反对基督教徒思想。罗伯特·赫德爵士曾直截了当地坦言和强调，义和团只是一群盲目无知的爱国主义者。义和团运动首次在山东爆发绝非偶然。由于德国人占领胶州半岛，山东人民强烈意识到，将他们置于苦难中的正是这些西方侵略者。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促使他们率先发起义和团运动。
因腐朽无能、军力羸弱使中国蒙受耻辱，清政府至少要为此负部分责任。然而，无知的民众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他们的所见所闻，祸国殃民的是那些作祟的“洋鬼子”，要想救国救民，就必须消灭他们，将他们驱赶出去，连同他们发明的那些洋把戏、那些古怪偏执的洋教和令人厌恶的优越感，一并从中国清除出去。
如果义和团运动发生在30年后，那么纳粹德国的活动原则和实践或许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启发。义和团可以仿效德国反犹太运动的做法，找到充分的理由去反抗外国侵略者。由于愚昧无知，加上思想迷信，义和团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但如今，思想开明、经验丰富的中国人亲眼旁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民族主义者在现代欧洲的行径。以东方国家的条件，并不适合采用欧洲国家对外来种族进行大清洗的做法。如果德国人可以将“非日耳曼人”驱逐出境，那么中国人也可以诉诸同样的权利，抵御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外国人的威胁，对此我们无可厚非。如果他们致力于提升国力，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抵御活动，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指责什么。中国学者和演说家不仅要求收复失地，还要求收回外国租界，废除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并公然坦率地借用德国希特勒主义发言人所用的说话方式来表达这种意愿。正如苏联近年来所提供的口号，有助于中国人抵抗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德国人也是如此，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新的民族主义理论和新技术。
众所周知，清政府准备发动天性排外的人民共同对抗西方列强。自满族人于17世纪建立大清帝国以来，一股反清势力暗潮涌动，始终威胁着清朝统治政权的稳定，而此时，愤怒而不满的民众很有可能与这股反清势力结成同盟。如果光绪帝能顺利地将改革方案执行下去，那么清政府也就不可能与义和团结盟。中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无组织的农民运动，且最终都遭到镇压并瓦解。
愚昧、狂热又迷信的义和团，不管遇到的对手是清政府也好，还是其他外国势力也罢，但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终将以失败告终。以荣禄和袁世凯手中所掌握的兵力，对付区区数千名靠弓箭长矛武装的农民，可谓绰绰有余。由于清政府允许手握兵权的董福祥和其他支持者与义和团联合对外，义和团便成了一群暴民。
正如一位美国作者所言，清政府显然在暗中支持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将其视作强大盟友，与其密谋以期将外国人赶出大清帝国。山东巡抚毓贤（满族人）性情暴烈，极端排外，1899年义和团运动首次爆发时，他支持盲目排外的政策，导致光绪帝推行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这对清政府乃至整个中国都是非常不利的。毓贤曾上书朝廷，商议解决义和团问题的对策，并最终促成朝廷与义和团结盟。另一位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作者甚至说：“义和团运动的崛起归咎于他。”的确，毓贤被视作义和团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几乎可以算作他们的保护神。必须承认的是，毓贤千方百计扶持义和团，也受到他们的拥护。
白莲教曾多次发动叛乱，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初义和团曾被视作白莲教的后裔，所以朝廷颁布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诏令。于是，毓贤迅速采取挽救义和团的措施。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毓贤的管辖区内遭到杀害，这直接导致德国人占领了胶州半岛。在德国使馆的强烈要求下，毓贤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位，本来就排外的他对外国人仇视到了极点。虽然迫于列强的压力被废黜，但他仍受朝廷赏识，没多久便被调至山西出任巡抚。
1900年，义和团的疯狂举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毓贤也因残酷无情地屠杀辖区内的传教士而闻名。义和团的排外行动足以使毓贤支持他们，他在奏折中称义和团是正义之师，应当被委以救国之重任，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他还进一步解释称，义和团具有无穷力量，这对清廷抵御列强的侵略战争大有裨益。如果镇压义和团，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用毓贤的话说，就如同“砍断自己的羽翼”。
至于义和团在北京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以及他们刀枪不入的魔幻神功是如何被人们信以为真的，在此不再赘述。最先相信义和团的是残酷无知的刚毅和端亲王（皇储的父亲），慈禧最后才接受。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很快摸清了义和团的实力，并以实际的方式戳穿了他们的谎言。但义和团所宣扬的“信仰的力量”在朝廷被广泛接受，尽管思想开明的总督和其他高层官员（包括颇具影响力的荣禄在内）再三警告和力劝，但掌权者丝毫不予理会。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和一名日本外交秘书被杀害，据说这两起事件拉开了义和团和清兵围攻外国使馆的序幕，结果导致8月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太后自知理亏，没有胆量留在紫禁城面对大获全胜的“洋鬼子”，这不足为奇。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且心系百姓，她假装牺牲自己的利益，承认治国不力，交出皇权，让光绪帝回归朝廷。慈禧相信，宽容而“孝顺”的光绪帝不会因她的罪过和失误而怪罪于他。光绪帝没什么好惧怕的，对外国军队也是如此，慈禧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怒火中烧、满怀嫉妒的慈禧逼迫光绪帝与她一起逃走。即便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占和践踏，她也不允许这个放肆而叛逆的外甥对她幸灾乐祸。如果她遭了殃，光绪帝也要和她一起承担后果。
光绪帝请求留在北京，但慈禧拒绝了。珍妃在丧心病狂的慈禧太后面前下跪，恳求她不要逼迫光绪帝和她一起出逃。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知道光绪渴望留下来对抗八国联军，在清政府面临的这个紧要关头，只有她有这个权利向无所不能的独裁女王提出这卑微的请求。皇宫出逃的马车经过一番伪装已在紫禁城北门待发。八国联军随时可能会围上来，时间紧迫，一刻都不能耽误。按照某个版本的说法，慈禧没有答应珍妃，珍妃长跪不起，苦苦哀求，盛怒之下，慈禧命太监将这位哭成泪人的妃子扔进了一口井里。
我还从宫中一些太监那里听到另一说法，他们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们也是听人说的，因为发生这场悲剧的时候他们不在场（我从未听谁参与或目击过这件事）。按照他们的说法，太后对苦苦哀求的珍妃是这么说的：“我们都应该坚守阵地，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活着落在洋鬼子手里。你我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死。这很容易。你先走，我保证紧随你之后。”接着，太后一声令下，太监们抬起珍妃，将她投进了井里，珍妃独自溺亡。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宫殿是宁寿宫，在紫禁城的东侧，而那口井（我认为1900年之后那口井便被废弃了）在宁寿宫的后面。我与宣统帝经常经过那里，我们坐在井边谈话时，他经常说起那场悲剧，当时他还不到6岁。这里或许也有一个孤寂的灵魂在萦绕，久久挥之不去。如果人们在瀛台或玉澜堂设立祠堂纪念光绪帝，那么也应该在紫禁城的这口井旁立碑纪念这位为他而牺牲的妃子。
几个月后，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下令撤回暴力排外和支持义和团的诏令，并将死去的珍妃晋升为皇贵妃，赐谥号恪顺皇贵妃。与此同时，慈禧还对外宣称，“遵驾西狩”时误将珍妃漏在宫中，绝望之下的珍妃自尽。不用说，慈禧的这些说法除了让人们纪念珍妃以使自己稍感心安，最主要还是为了洗脱自己的谋杀罪名。
然而，住在寿宁宫的慈禧太后真的还能找回安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