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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要想正确理解是什么导致“百日维新”戛然而止，就有必要对一个话题进行初步研究，而这个话题并未引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学者的足够重视。我在这里指的是伦理道德与宪政理论和实践。慈禧太后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掌权，都得益于这种伦理道德政治的影响。
自光绪帝1875年即位到1888年执政期间，朝政大权落在咸丰皇帝（1851—1861）的遗孀慈禧太后手中。慈禧是同治皇帝（1862—1874）的母亲。同治帝是咸丰之子，他没有子嗣。慈禧太后居住在紫禁城西宫，所以被称作“西太后”。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则被称作“东太后”，她比慈禧去世早。此后，西太后慈禧掌握了朝政大权，人们通常尊称她为“老佛爷”或者“老祖宗”。
事实上，从1875年到1888年间，慈禧在宫中的地位相当于摄政王，尽管在中国摄政王从来不会让女人担任。由皇后或皇太后摄政，这种情况被称作“垂帘听政”，即皇后或皇太后坐在皇帝御座后的帘子后面，决定朝中事务。此成语自唐高宗（650—683年在位）以来沿用至今。皇太后将政权返还给成年的皇帝，则被称作“归政”或“撤帘”。宋朝也曾先后出现过两位太后摄政，和上述的“西太后”行使相似的权力。
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两项重要的诏令，其中一项是昭告天下，宣布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传统习俗，这意味着皇帝已成年，另一项是太后在来年二月将归政，交还皇权。同年，朝廷还正式宣布，颐和园即将完工。众所周知，慈禧退隐后，打算将颐和园作为“颐养冲和”之所。
1889年初，时年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婚典。婚后，光绪帝立即举办了亲政大典，亲自收回属于自己的皇权。皇后（后来被称为隆裕皇后）是慈禧之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希望借这次政治联姻，进一步巩固其自身和叶赫那拉氏族的影响力和声望。
依照惯例，皇帝可以同时有多名妃子。在众多嫔妃中，有一对年轻的姐妹：姐姐15岁，被册封为瑾妃，于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妹妹13岁，被封为珍妃，24岁便惨死，后面我们会提到。
第二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似乎并无异议，将所掌管的朝政大权心甘情愿地归还给光绪皇帝。当时她54岁，此举既未要求任何荣誉，也没有丧失威望。她遵循公认的宫廷习俗，将在紫禁城的寝宫从慈宁宫移居到宁寿宫，以此向外界表明默认新政权。调换寝宫意味着向世人昭告，她已交出皇权，朝中所有职责和权力都归皇帝。朝中上下都明白慈禧这么做的含义，因为这有先例可循。1795年，主政60年的乾隆皇帝退位，在交出皇权后，乾隆帝在紫禁城也调换了自己的寝宫。94年后，慈禧太后在选择寝宫时自然和乾隆大帝（庙号“清高宗”）抱有同样的目的。她之所以选择宁寿宫，也有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是这座宫殿的最后一位居住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宁寿宫可谓恰如其名。
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交出皇权，但退位并未让他们的尊严、威望甚至权力减损一星半点。这与我们眼下所讨论的话题密切相关，而且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封建王朝礼制的读者而言，这一点的确被忽视了。
端康皇贵妃
如果用“退位”和“退休”这两个词来形容1795年的乾隆皇帝和1872年、1889年的慈禧太后，可能西方人会对此产生一种误解。1795年，乾隆皇帝举行了隆重的退位仪式，身份由皇帝转为太上皇。凭借着这个新的身份，他的地位居于新继位的皇帝之上。诚然，乾隆“退位”后，他在朝中的权威和声望在皇帝之上。乾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非名义上的，尽管不再插手日常政务活动，但只要愿意，他对所有的重大事务有最终的决定权、否决权和撤销权。毫无疑问，如果厌倦了君主制的负担和琐事，或者想专心致志于长生不老之道，那么他会欣然退出，不再过问朝中事务，让皇帝独立行使权力。然而，朝中大臣们仍认为乾隆拥有最高权力，是终极权威。朝廷颁布的所有诏书都要先写太上皇的名号，然后才是皇帝的，这向世人宣告太上皇在宫中的地位，甚至就连皇帝都要敬之三分。
尽管“退休”后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及乾隆那般至高无上，但无论于情于理，她的地位依然高过了皇帝。“老佛爷”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特别的荣耀，按照皇族谱系表，凭借着其自身地位，她本来就拥有这些荣耀。即便没有两次摄政的经历，但因为辈分使然，加上是前任皇帝的母亲，她的地位也在光绪帝之上。同理，众所周知，如果慈禧能活到皇帝将皇位传给下一位继任者的时候，那么她将获得更高的殊荣——太皇太后。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她也的确做到了。1908年光绪帝驾崩后，慈禧在余生短暂的数小时内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规格被安葬，且被载入史册。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辞典里，用“遗孀”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太后”并不合适，但我们的确没有更准确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就是如此，因为用“老佛爷”来称谓“太后”，本身就意味着她是一个能力非凡、个性强烈的女性。若非如此，有人就会质疑，区区一个“遗孀”，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这些质疑者不会明白，太后的权力不但高过皇后和其他妃子——太妃，甚至在当朝皇帝之上。所以，无论是皇帝、皇后去觐见太后或太妃，还是在宫里接待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太后或太妃的首肯，皇帝皇后是不能擅自就座的。
我曾几次陪同宣统帝去拜见端康太妃。她是先帝光绪皇帝众多妃子中的一位。我发现，宣统帝对级别高于自己的端康太妃毕恭毕敬，对太后更是谦恭顺从。所以，当一些西方通俗读物里描述慈禧太后位高权重甚于光绪皇帝时，就不要误以为这是不正常的，或者有损皇帝的颜面。1898年9月以后，慈禧恶意羞辱皇帝，从中取乐，这倒符合实情，但仅从她的等级地位在皇帝之上，并不能证明皇帝因此而蒙羞。
我并不是想依此推断出任何一位皇族“遗孀”（不管她是不是皇后）都如人们预期或认为的那样，能代替在位的皇帝打理朝政。事实上，除非太妃接到圣旨被封为太后，或至少要具备这个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个权力。即便是太后，也不能完全代替皇帝执政，除非像“老佛爷”一样垂帘听政。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慈禧之所以能获得高于皇帝的地位，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能由她来暂时或永久性地废黜皇帝。在中国，这种应对措施是符合律法的，或者至少不属于谋反。除非有理由相信，在朝廷有重臣的支持，否则太后不会轻易这么做，因为这会带来难以解决的麻烦。朝中一些官员也曾“罢工”，但显而易见，慈禧的地位足以使她斩断皇帝的羽翼，铲除自己的对手。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太后的职能有些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即便不用“垂帘”，她也能裁定一些“紧急诏令”。如果有国家做后盾，她的影响力或权势会变得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光绪帝遭遇如此的不幸，却鲜有人对他抱有半点同情，就连最为忠诚的保皇派也是如此。其实，正因为保皇派的忠诚，才使他们忽略和宽恕了慈禧太后的过失和罪恶，从而对光绪帝的命运多少有些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眼中，代表着朝廷最高权力的是“老佛爷”，而不是光绪帝，“老佛爷”才是他们的效忠对象。
我常常与中国人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为忠于皇权和清政府而自豪，而正是这种忠诚将他们害得不浅。且不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一些政治学者也意识到，中国人对皇位所代表的权力（有时权力隐匿其后，但多数时候是显性的）的看法存在着风险和弊端。同样，我也发现，很少有人愿意站在光绪帝这一边，去反对慈禧太后。当然，共和派和诅咒皇权思想的人随时准备声讨太后，因为她不支持改革。但通常来说，即便是这些人也丝毫不尊重那位长期备受折磨的皇帝。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满族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更确切地说，不愿意承认清政府。不难料想，改革的热潮过后，中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回顾历史时，会重新将光绪帝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
西方人似乎理解不了为什么慈禧太后的地位在皇帝之上，认为这不合常理。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切和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人眼里，百善孝为先，长辈对晚辈永远具有权威性，晚辈也必须尊重和顺从长辈的意愿。这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关系（或者可以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准则，皇室家族也是如此，更应该起到榜样的作用。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强干的帝王之一，但从他颁布的诏令来看，那些措辞足以证明，他充分尊重和顺从太后的意愿，并接受那位杰出女性的“指令”，按照她的要求来行事，以表孝道。我们不必去问，康熙帝和其继任者在执政过程中是否真的恪守孝道准则。可能有时候他们只是在言辞上表现得谦恭孝敬，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很清楚，虔诚的言辞将对中国儒家文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这些文人的支持和忠诚对中国历朝的政局稳定至关重要。
有个例子能很好证明太后是如何施展权力的。道光二年（1822年）11月，朝廷颁布一项诏令，称皇帝已谨遵太后的旨意，册封皇妃佟佳氏为皇后。从此事可以看出，即便涉及按等级分封嫔妃这样的私事，决定权也在太后而不是皇帝手中。这类诏令司空见惯，毫不稀奇。宫中严格遵照惯例，只要太后健在，妃子的晋升事宜就如此进行。甚至就连皇帝的婚事也必须奉太后之命来操办，无论是遴选皇后还是确定婚期，都由太后说了算。
如果我们知道慈禧太后“退休”后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能如此权倾天下，就不难理解，太后为什么能施展权威，重返朝廷，废黜年纪轻轻却诸事皆不如意的皇帝，并将维新派搅得乱作一团，乌烟瘴气。受过西式教育的观察家常常做出不必要的假设，称慈禧的成功证明了其自身卓越的个性和出众的才智，而光绪帝的失败则证明其自身的软弱无能。马士
将康有为贬称为“狂热的空想主义者”，而光绪帝则是“无知的懦夫”，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太后所处的位置都远在光绪帝之上。从理论上看，慈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是辈分使然。从实际来看，她所拥有的地位使得保守派不得不投靠她，以便能对抗维新派的力量。慈禧太后既非拥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也非拥有睿智英明的治国才能，保守派之所以支持她，是因为他们需要倚仗她的地位，依据中国的礼法程序来摧毁这场改革运动。
即便没有太后，顽固派也会试着去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赶下台，从皇室挑选一位不那么“危险”的人物来继承王位。不过，光在宫廷发动政变是不够的，顽固派可能还会在紫禁城之外更广阔的范围内施展影响，搅乱局势，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从现有的状况来看，情况紧急，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靠太后，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阻止戊戌变法。这种从“礼法”层面入手的方式不会带来太大的波动，只需借助一位领头者，遵照封建礼制（这在中国更为重要），凭借道德权利，就能对抗光绪皇帝。
谁也没有料到太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康有为和光绪帝起初都以为慈禧太后并不想重返政坛。她对新建的乐园——颐和园十分满意，可以像孩童般在那里纵情享受野餐，听歌看戏（慈禧在颐和园为自己建了两座剧院）。慈禧钟情于艺术和诗歌，并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她兴趣广泛，在这座新建的宫殿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我们没理由去假定，她在颐和园过得很无聊，需要寻找刺激。事实上，她不支持任何改革方案，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改革会影响到皇亲贵族的地位和特权，动摇宫中的等级规范、利益分配和对朝中官员和嫔妃的奖罚制度，对于这一切，她仍然喜欢大权在握的感觉。
举例来说，慈禧1895年曾下令将“瑾妃”和“珍妃”贬为贵人（在嫔妃中等级较低），因为她认为这对姐妹生活过于奢靡。光绪帝对此持什么态度就不得而知了，但即便他对此知晓也无济于事。1896年，载澍亲王因忤逆慈禧的意愿，慈禧将他罢免官职，关进宗人府，重打八十大板，还永远圈禁。慈禧在“退休”期间利用大清律例干预朝中事务的例子不胜枚举。她强烈要求废黜帝师翁同龢的职务（光绪帝不得不照做），只因他支持维新运动，这是她插手朝廷要事的第一步。尽管如此，慈禧并非经常这么做，总体来说，她似乎更愿意让光绪帝和大臣来处理朝中日常事务，不需要再劳烦她。因此，年轻的光绪帝认为这还算合情合理，至少他希望太后不要干预他出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毕竟这与她所掌管的宫中私事没有什么关系。
光绪帝的希望破灭，戊戌变法昙花一现，究其原因，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据称，皇帝精简机构、裁汰官员的政策让京城一群有影响力的满汉官员颇感震惊，因为这可能会触及他们的职务和利益。这些官员委派代表组成代表团，以监察御史杨崇伊为首，同去天津与执掌北洋军队的直隶总督荣禄会面，恳请他必要时将慈禧请回宫中训政。
荣禄出生于清朝贵族家庭，因其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影响，他自然站在顽固派一方。不过，荣禄才华过人，思想开明，对国家忠贞不贰。遗憾的是，由于前述原因，或者出于一些其他个性方面的原因，他只忠于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荣禄会不会主动采取任何阻止维新运动的措施，这值得怀疑。有理由相信，尽管支持顽固派，但他是清朝高官中为数不多的开明官员。荣禄知道，要想将中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必须仿效日本，踏上改革之路。监察御史杨崇伊和其同僚的一番话能否将他从中间派拉回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这也有待商榷。真正促使荣禄采取行动的，绝非监察御史的劝说，可能是更为重大的一些事件。
光绪帝绝不会忽视顽固派的势力，他深知和康有为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他们要尽快行动，想赶在对手实力剧增之前将改革方案执行下去。光绪帝知道，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始终密切关注着事态变化。如果逐步推行改革方案，就会给对方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积攒实力，对抗他的新政。不管是对是错，光绪帝和康有为都认为要迅速出击，尽管冒险，但和懦弱的“观望”政策相比，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
光绪帝也不是没考虑到，如果行动迟缓，可能会给顽固派留出时间和机会去制定阻挠的行动计划。他知道，顽固派在太后那里肯定会获得支持。太后憎恨外国人，也看不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仿效外国人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都十分排斥，因为学习他们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如人家，采纳人家的治国方法和体制，这在慈禧看来无异于自我责备。
光绪帝很清楚，尽管慈禧太后归政9年多，但在朝中仍保留着高于他的地位。太后愚昧无知，思想迷信，又特别喜欢听奉承话。顽固派可能会发现，叱咤风云的太后将愿意积极主动地当他们的领导者。光绪帝充分意识到，这将给维新运动造成巨大的麻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慈禧能逼迫光绪帝废黜帝师翁同龢，就已经证明了这点。对于光绪帝颁布的改革诏令，尽管慈禧尚未予以否决，但只要她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让他们撤销计划。
光绪帝对眼下的种种情况和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深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慈禧太后威胁维新运动的实施，那就是采取行动，使太后无法成为顽固派的领导者。换句话说，光绪帝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得力助手，此人需手握兵权，在朝中具有影响力，神通广大，能威慑八方，有很强的执行力。另外，此人还需思想开明，支持维新运动，并对皇帝绝对忠诚。光绪帝本以为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他选错了。此人便是袁世凯。
不要责怪孤立无援的年轻皇帝未能看清袁世凯的致命弱点。不仅是光绪帝，就连任何人都不曾预想，这个备受皇帝信任的人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呢？人们更没有想到，他不仅在1898年背叛了光绪帝，而且还在1911年背叛了清王朝，甚至在1916年还背叛了中华民国。
光绪帝委托给袁世凯一项棘手的任务：阻断慈禧太后与顽固派的联系，使她无法重掌政权。据称，1898年9月初，光绪帝秘密召见袁世凯，并做出这样的指示，袁世凯显然满口答应，并允诺一定照做。至于光绪帝具体是怎么和袁世凯说的，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就连光绪帝是否真的召见过袁世凯本人，也无人知晓。据宫中有些人说，光绪帝并没有见到袁世凯，而是通过第三方转达了他的意思，在转达过程中出现纰漏，导致袁世凯曲解了皇帝的本意。不管怎么样，光绪帝不太可能命袁世凯除掉荣禄，如有必要，对他进行暗杀，并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无论是刺杀荣禄，还是囚禁太后，对光绪帝既没有好处，也不利于维新运动的实施。
对慈禧采取强制措施会引发公众舆论的不满，也会危及光绪帝的性命。此外，在清朝，因政治纷争而采取刺杀手段的行为非常少见。所以，我们没理由相信光绪帝会如此嗜血残暴，目光短浅。最大的可能是，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只是希望他能利用手中的兵权阻止顽固派与慈禧太后直接接触，阻止太后重返紫禁城执掌朝政。
袁世凯接到光绪帝的命令后，立刻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向荣禄告了密。在此之前，荣禄是否已经从监察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命他处理此事的消息，我们难以断定。然而，袁世凯极有可能因担心此事危及太后和他自身的安危，而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决定性行动。于是，他派遣信使直接赶往颐和园，将情况禀报给了“老佛爷”，提醒她机不可失，务必抓住先机，当机立断，否则不但可能遭到囚禁，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毫无疑问，“老佛爷”听到这些言过其实的报告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处境非常震惊。如果光绪皇帝及其维新派成员掌握实权，她可能会遭到羞辱，身份被降级，被囚禁，甚至被饿死。守旧派编造这些谣言可能只是为了促使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以便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对光绪帝的人格和行为进行抹黑。不管怎样，顽固派所用的这些招数奏效了，慈禧太后第二天就发动了政变。
颐和园游廊
这是九月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的乐寿堂（她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的晚年修建了这座寝宫）出发，威风凛凛地回到紫禁城。盛怒之下，慈禧太后气势汹汹地大声训斥了恐惧又无奈的光绪皇帝，说他忘恩负义，是个叛徒，竟然要刺杀她。之后，慈禧下令将光绪帝囚禁在紫禁城附近湖中的一座小岛上，收回1889年交出的皇权，还以大清帝国的名义颁布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具羞辱性的诏书。在诏书中，光绪帝被迫向大臣们承认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胜任皇帝一职，所以一再恳请宽容仁慈的太后回宫复职，让朝廷恢复往日的荣光和辉煌。诏书在结尾写道，太后若能回到宫中执掌朝廷，承担如此之治国大任，光绪帝将代表其子民对她的仁爱之心叩首感激。
同时，清政府还对外颁布了一条言简意赅却寓意恶毒的诏令，只有短短的九个字：“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