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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整个19世纪，大清王朝国势日渐式微，威严扫地。清政府内忧外患，战火连绵，根基动摇，似乎即将拉开“崩溃”的序幕。查尔斯·贝思福勋爵认为，用“崩溃”一词来给他1899年出版的新书命名再合适不过了，因此他将书命名为《中国的崩溃》（中文版书名为《贝思福考察记》）。
4年前（即1894年），在不起眼的区区岛国日本的铁蹄下，孤立无援的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受到重创，台湾从此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若不是欧洲三大列强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干涉，中国当时差点痛失东北要地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俄国还曾假惺惺地逼迫日本将这里归还给中国。三年后，俄国将这里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提高自身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地位，从而在清朝皇族的发源地获得了支配地位。
1898年，一位在此居住过的英国商人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俄国吞并了这个国家。”一位英国上层传教士也说，他自己和所有传教士都认为，东北名存实亡，已变成俄国的一部分。对于试图研究“满洲”问题背景的学者来说，这些事实不容忽视。中国从不曾采取任何驱逐俄国的行动，毋庸置疑，如果日本在1904年至1905年没有打败俄国，那么不仅是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在事实和名义上都可能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到1898年底，中国丧失的土地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当时，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强占港口，在沿海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占领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地区；近300平方英里的威海卫地区则在接下来的32年间被英国“租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另一块与威海卫差不多大小的香港地区，则被英国租借了99年。同样，法国租借了广州南部沿海的广州湾地区；意大利也试图租借浙江省三门湾渔港，由于遭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没能得逞（当时墨索里尼还未上台），意大利内阁也因在瓜分浪潮中没有分得一杯羹而被推翻。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任人宰割，丝毫不会反抗，那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错了。当外部侵略开始转为文明渗透时，曾经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和其他国家相比幅员辽阔（包括附属国）。然而，就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而言，中国远不及那些版图和人口是其1/20的西方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人骄傲自大，过度敏感，无法接受长期落后于世界之林的事实。也不要期望中国人去接受西方人或日本人在种族上优于中国人的论调，而且这种论调（对于了解中国人的人来说）显然是错误的。与其说是骄傲，倒不如说他们拒绝接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索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及未来，当发现理想和现实存在天壤之别时，他们开始追根溯源。中国人没有顺从自然法则，而是致力于改变现状，纠正错误。于是，改革派应运而生，且不可避免地一分为二。右派主张渐进式改良，反对彻底颠覆式变革；左派则坚持从根本上变革，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但只要清政府（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无能、极端腐败）仍苟延残喘，重建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康有为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其弟子根据他的籍贯称其为“康南海”。由于拥护皇权统治，康有为被划为中间派。然而，他上书光绪皇帝，并直接导致1898年发生了著名而短暂的“百日维新”运动。
在当时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上层人眼中，康有为是最具威胁的激进分子。在汉族和清王朝的正统派及尊贵成员看来，康有为和他的几次上书，就好比中世纪欧洲的异端邪说和巫术，抑或是当今欧洲人所反对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激起他们的恐惧和憎恨。请允许我在此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康有为在1898年可谓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虽然他终其一生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仅在15年后他就沦为了笑柄，被当作了“死硬派”和保守派。许多改革家都遭遇了这样的宿命。无论宗教、社会还是政治改革，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早在康有为的异端学说被引荐给皇帝前，康有为就已积极倡导政治和社会革命，并对儒家经典思想进行了大胆而新奇的诠释。康有为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拥有很高的声望，被视作“今文学派”的领袖，而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的领袖。然而，就像他始终对皇帝忠心耿耿一样，康有为对孔子的思想始终保持着虔诚与敬意，认为孔子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父。因此，1898年他能召集众多热情好学的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康有为的教学和启迪活动使他声名鹊起，先是闻名广东，而后誉满全国，最终也引起了一些有改良意识且有威望的达官贵人的关注，例如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以及帝师翁同龢。
江苏常熟人翁同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1856年，他在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中一举夺冠，高中状元。状元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高荣誉，是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荣衔。翁同龢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京师同文馆（清政府在北京新开办的一所外语学校）总教习。他集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被视作18世纪乾隆时期文坛领袖刘墉的衣钵传人。翁同龢被任命为帝师后，其学者生涯便达到巅峰。他先后辅佐了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
翁同龢是位一流的国学大师，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而且思想开明，心胸宽广，他十分欣赏康有为的作品。1898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年初，在与两位莫逆之交陈宝箴和许景澄商议后，翁同龢向光绪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并与这位身居皇位的学生探讨了这位广东改革家的主要政治纲领。尽管当时光绪帝已年近而立之年，不必再修学，但翁同龢仍然可以毫无阻碍地与他交流。身为帝师，他终身拥有某些特权，其一就是，可以私下觐见皇帝。此外，帝师能直抒己见，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拘泥于繁文缛节，这或多或少使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受到限制。
翁同龢身居高位，却能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介绍给光绪帝，可见其境界不凡。从此事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没有中国官场普遍盛行的嫉贤妒能的习气，也脱去了那个时代其他文人身上的迂腐保守，这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光绪帝也不像某些人笔下所描述的那般才疏学浅，昏庸无能。事实上，与朝中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任何人相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绪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这位年轻的帝王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方案缺乏理解，且无意去践行，那么翁同龢绝不可能去和光绪帝讨论于他而言毫无意义的方案。
1898年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并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我曾几次与康有为谈到往事。言谈之中，他对光绪帝充满敬意，赞不绝口。如果当时这位激进的改革家发现，他的支持者光绪皇帝缺乏才智，且没有爱国情怀和治国热情，那么他可能早就加入日渐壮大的革命派中去了。这一派认为，清政府气数已尽，如果不将其推翻，中国的进步之路就不可能畅通。康有为在觐见光绪帝之前也曾有过这种思想，但当他与这位君王直接接触后，便很快摒弃了这种想法，且终生不渝。因为他发现，光绪帝不但同意和支持改良运动，而且迫切希望自己亲自来领导这场运动。
康有为从未担任过帝师职务，与光绪帝的见面次数也少之又少，但有时会被人当作帝师来看待。在一次觐见中，光绪帝授予他一项极高的特权，即不需经由正式的官方渠道就可以呈递奏折。康有为满怀感激地接受了。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被载入史册，正是康有为的几份奏折使得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诏令得以接二连三地颁布。这些诏令使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由思想家振奋不已，也令大部分保守派感到震惊，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人们通常会批判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以及按照这些方案颁布的诏令太过草率，脱离了当时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实际，而且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驰。这样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中国后来毫无征兆地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西方议会民主制模式的尝试，而康有为的那些方案可能更适合这样的革命。人到中年的康有为后来也承认，他当初的一些主张不够理智，比如摒弃中国传统服饰，主张改穿西服，而这意味着将会摧毁中国丝绸业。不过，康有为的大部分建议和观点并非不切实际，而是合情合理。他与光绪帝试图按照设想中的模式去建立新中国，可惜最终失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理想从本质上不合理，或者不可能实现，而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些与个人性格和智力因素无关的原因。对此，我将在下面的章节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