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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城无千载好，花无百日红。虽然早在1986年12月，国家就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寿县与上海、天津、重庆、平遥、常熟、安阳等38座城市一起榜上有名，又是安徽第一批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三个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淮北的亳州、皖南的歙县），但时光流转，曾经四朝为都、十次为郡的寿县，已经日落西山、辉煌不再。
无论是从地理、气候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淮河都是中华版图腰部一条天然的分界线。
人们曾将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江、河、淮、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统称“四渎”，并形象地比喻长江为耳，黄河为口，济水为鼻，淮河为眼。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了解万事万物的主要工具，淮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淮河与长江、黄河相比，要短的多。但淮河流域属于亚热带气候，物产丰富，是中华大地最适宜古人居住、繁衍的好地方。
从古至今，赞美黄河、长江的诗篇汗牛充栋，对淮河的推崇也有不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天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江淮熟、天下足”。
淮河也是一条哺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全流域横跨豫、鲁、皖、苏四省，面积27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伏羲和女娲部落曾活动在淮河流域；中国最早的封建王朝夏朝、商朝都在淮河流域建都。到了西周，中国的政治中心才西移到黄河上游、黄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三大文化儒、释（佛教）、道，除了佛教是引进的，儒、道都发源于此。儒家代表孔子、孟子，道家代表老子、庄子，法家代表管仲、李斯、韩非等等，以及墨家师徒、诸葛孔明，都是在淮河流域长大的；刘邦、项羽、韩信、英布、曹操、朱元璋、徐达、李鸿章及其淮军等等，都是在淮河岸边起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多数）、蔡文姬、司马光、华佗、孔尚任、扬州八怪等等，都是这片沃土培育的；中国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的作者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都与淮河文化有着割舍不掉的联系。八公山下、淮河南岸，战国春申君在这里广招门徒3000人，位列“四君子”之首；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贤纳士数千人，在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等“八公”的协助下，刘安组织编撰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百科全书《淮南子》，“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神话，靠这本书得以流传；经纬概念、阴阳五行、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天人合一思想等，也靠这本书而得以系统、完整地阐述……
寿州位于淮河中部、东淝河西边，得天独厚。“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南北之要枢，江南之屏蔽。”（清代著名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寿州当长淮之冲，东据淮河，西据淠颖，襟江而带河……，南人得之，则中原失 其屏障；北人得之，则江南失去咽喉……故楚人既尽大江以南，欲窥中原，逐迁都于是，以为进取之资。汉魏扬州之治，皆取于兹，以均南北之势。”“昔人以（寿州）为建业之骨髀，故魏武帝据之以窥吴，晋谢玄据之以破秦。隋欲破陈，亦先屯兵于此。杨行密据淮南，寿州之防尤重。刘仁赡坚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其形势盖可知也。”（光绪《寿州志》）“寿州为淮南重镇。北关山、西节湖、湖之外长淮限前。东津渡汇东南诸水，由城东绕西北、循山麓而与淮水会。隔隔数十里瓦埠湖，芍陂塘诸水利，盛涨时，亦汪洋巨浸。其水皆以淮为归。”（孙家鼐：《重修沿城石堤及东门桥碑记》）
春秋时期，河流是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掘邗沟之前，中原到江南只有一条水道：沿颍河入淮河，进入东淝河、施水（南淝河），经过巢湖，最后抵达长江。寿州坐落在淮河、东淝河交叉处，因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邗沟开通后，河道比较狭窄，不能通过大型船只。只到西汉吴王刘濞（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开掘邗沟文道（今老通扬运河西段），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但寿州作为南北河运要冲的地位，一直是牢不可破的。
楚国末年，考烈王“徙都寿春，命曰郢”，“城中有金城及相国城……，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名列全国六大都会（寿春、洛阳、邯郸、临淄、苑县、成都）之一（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前后1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就设立了寿春县；“寿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南齐书•州郡志》）“寿阳……财力雄壮，独甲诸州。”（宏询：《谢公祠》）
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学者陈寅恪）北宋、南宋加起来319年，安徽出了9个宰相，寿州就占5人：呂夷简、吕公著、吕本中、白時中、魏杞，而且，呂夷简、吕公著、吕本中是祖孙关系，被尊称为“三吕”，祖孙三人，同朝为相，这是十分罕见的；大宋朝有137个宰相，作为一个城市，寿州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成也淮河，败也淮河。可以说，南宋是中国主导文化——汉文化的下坡点，南宋建立之后，宋、金隔淮河到大散关一线对峙百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金国、南宋都被蒙古铁蹄踏平，从此，中国惨遭马背民族的奴役，汉文化“后渐衰微……”至今也没能恢复元气。就在宋、金对峙时期，寿州从一大都会，沦为南宋抵御金国入侵的桥头堡，军事地位迅速上升，而经济文化地位日益衰落。到了明朝，起义军与蒙古军在这江淮地区反复厮杀，这里已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中原杀气未曾收，江北淮南草木秋。”（朱元璋《镇淮楼》）雪上加霜，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水南泛，造成了纵黄夺淮，致使淮河入海口淤塞，中下游河床褒滞抬升，风调雨顺的淮河，沦为内河、害河，水患不断，十年九灾，《寿州志》记载，仅明代永乐七年（1409）至清光绪十年（1885），400多年间，寿州城就进行了27次整修，不到20年就整修一次，可见水患多么频繁，财产损失有多么大；到了近代再遭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的重创，河上运输风光不再，寿州就像个半老徐娘，在岁月的侵蚀下，毫无脾气地一天天地衰败下去。
尽管如此，以寿州为代表的淮河文化还是倔强生长着。她北接齐鲁文化，西连荆楚文化，东南被吴越文化所覆盖，既为各种文化的碰撞、角逐之地，又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之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城、中国书法之乡、中国地下博物馆、中国“教授县”等，无不说明了寿州地区文化积淀深厚，是孕育国家栋梁之才的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