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義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幅名联，出自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孙家鼐之手。他仅用66个字，就将清朝入主中原的前六位皇帝的名字很自然地镶嵌到上下联中，并对他们各自的文治武功做了高度评价，虽然有“拍马屁”之嫌，但“人在宦海，身不由己”，能够把“马匹”拍得如此举重若轻，文采飞扬，毫无肉麻之感，没有真本事是万万做不到的。

孙家鼐是四朝元老，做官半个世纪，堪称“不倒翁”。其他官场“不倒翁”大多是“玻璃球”，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素位尸餐，无所作为；而他却“实心任事”，“力行实政”，在戊戌变法中办学堂、开报禁、投资民族工商业等，贡献良多，赢得朝野的“点赞”。在清末政坛上，孙家鼐担任学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资政院总裁等要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连慈禧太后都对他另眼相看，连才高八斗、心高气傲的军机大臣张之洞都对他赞佩有加：“方今朝野正论赖公主持，天下瞻仰。”

光绪皇帝有多位汉文师傅，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与翁同龢相比，孙家鼐陪同光绪皇帝长达30年，比翁同龢多7年，而且，1898年6月，戊戌变法才开始4天，翁同龢就被光绪下令罢官，赶回原籍，其后信任终生的，唯有孙师傅一人而已。只是孙家鼐历来低调做人，不爱显山露水，更因为解放后，一些所谓的专家粗暴地将他贴上“帝党中的‘右派’”标签，打入冷宫，从此成为研究禁区，长时间内无人敢于问津。

十年前，笔者带着满腔热忱，潜心写作《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洋洋万言，发表在武汉《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2月第一期上，被不少报刊、图书转载过。这些年，我不断发掘新史料，并对新老史料进行再消化、再思考、再提炼。我认为，七大历史性贡献只是目，缺乏纲，纲举才能目张。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又有了惊人发现：

大家知道，现在中央提倡我们做中国梦，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梦。实际上，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梦，也就是人生奋斗目标。封建时代，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考试延续1300年。大业元年之前、光绪三十一年之后不算，就在科举进行的隋、唐、宋、元、明、清六大王朝，天下文士都有“四大梦想”：中状元、做帝师、当大学士、死后获得“文正”谥号。整整13个世纪，没有一个人能将这“四大梦”做圆。惟有孙家鼐，在封建社会终结前夕，获得了“大满贯”，所以，我把他重新定义为“中国第一文士”。文士的意思是指已经做官的文人和为做官而求学的读书人。“中国第一文士”孙家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货真价实，不怕任何人在任何时间提出质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中国近代史上，孙家鼐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纵观其一生，他从事的事业时间最长、用力最多、成就最高、对子孙万代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教育。

从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38岁那年，他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算起，直到他逝世，宦海沉浮几十载，他做过省一级的文化教育主官（湖北学政）；当过王子和光绪皇帝的师傅；作为中国首任管学大臣，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并负责领导全国各地的新型学堂，实际上是首任教育部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他还做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他告老返乡，自己投资，又在八公山孙家花园创办私立学堂，开班授徒，民国元勋孙毓筠、柏文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等多名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都跟他学习过。有据可查，晚清时期，孙家鼐还担任顺天府乡试、会试正副考官、殿试阅卷大臣11次，次数之多，规格之高，都是同辈人无法比拟的。

站在从教时间的长度、教育思想的成熟度、领导和创办中国新学的高度，我认为，如果说孔子是“万世师表”，朱熹是“中世师表”，那么毫无疑问，孙家鼐就是响当当的“近世师表”。

从一个乡邻们眼中的“孙大傻子”，到“中国第一文士”、“近世师表”，普通学官家庭出身的孙家鼐，既无雄厚背景可做靠山，也无伯乐、贵人始终提携，更无真金白银打通“关节”，半个多世纪的宦海拼搏，终于功成名就。一路走来，谁人知晓，这里面有多少奋斗的艰辛、官场的凶险和成功之后的喜悦呢？

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日趋密切，传教士在中国比较活跃，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数英国来的李提摩太。他在华传教、生活45年，曾任天津《时报》主笔，出版过《万国公报》，参与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与上流社会交往频繁，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研究颇为深刻，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时人称他为“鬼子大人”。他在1916年回国之后，潜心写作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对多位达官贵人做了中肯评述，并用较大篇幅，记载了他与帝师孙家鼐的交往过程：

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