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生活艰苦，缺吃少喝是维和警察的“外伤”，那么，日子单调，远离祖国和亲人则是“无言的心痛”。

中国人比较善于忍耐，一般不愿向家里诉苦，一是解决不了任何具体问题，二是容易给单位、给亲人们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而外国警察可不管这些，一名英国维和警察到了东帝汶，他在家信中幽默地写到：我与两名中国人、两名澳大利亚人、一窝老鼠及无数的蚊子、蝎子住在一起。

每天，在巡逻的时候，大家眼睛瞪得溜圆，时刻准备应付民兵组织的突然袭击，神经绷得挺紧，时间过得也挺快；而休息的时候，却感到寂寞难熬，无法消磨空余时间。因为东帝汶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电视看不上；即使在首都帝力，一天也要停电好几个小时。刚开始，张振岭等人与国外同行一起居住时，电视节目全是其他国家的。经与他们商量、谈判，大家制订出“电视节目安排”和“轮流做饭制度”，从此中国警察才可以偶尔看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因为当地报纸品种少，而且大多数是德顿语，大家看不懂，平时只有利用到达尔文市休假时买回一些中、英文书刊，但很快就读完了。无所事事的时候，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没话找话，与来自英语国家的警察聊天，既可以打发时光，增进友谊，又可以提高口语能力；有的研究烹调方法，创造出“张氏鸡”、“方便面拌米饭”、“香蕉煮面条”等“名菜”、“名食”，改善生活；有的则比赛抓老鼠，捉蝎子，打苍蝇，自找乐趣。而廉长刚最拿手的，就是给大家讲笑话，表演小品，让大家在笑声中忘记寂寞。

廉长刚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偶尔警友们也会利用执行任务的机会爬到山顶，利用微弱的无线信号拿手机向家里报一声平安，尽管两边的声音听起来延迟了数秒，声音也听不太清，可通话时心里都特别激动，亲人们的只言片语听起来都是那么亲切、温馨。可惜，这样的通话费用太贵，每分钟要花上人民币七八元，不到心里特别想家的时刻，一般都舍不得如此“高消费”。

一天，一位约旦警察好奇地问廉长刚：“老弟（为表示友好，各国警察都这么互相称呼），这里条件如此艰苦，你为什么这么乐观，整天笑呵呵的，还时常讲笑话逗我们开心？你自己不感到苦闷吗？”廉长刚笑着说：“这里能见到这么多的外国同行，又有这么美丽的田园风光，我有啥可苦闷的？”

实际上，说不苦闷是假话，但廉长刚觉得自己是派遣队的领导之一，不仅要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而且还有责任帮助、鼓励警友们“天天有个好心情”，通过55棵“橄榄树”，在国际警坛上塑造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警察的业务素质和精神风貌。 TFXwJjKAmZcwfmRXSAa5NytoufjppzpkoiiKVMKbkkSD7lWWv0jx1JyT1gQJ4u7t

维和行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据联合国披露的材料，从1948至2001年12月31日为止，在维和行动中，有1706名维和官兵、警察和工作人员殉职。其中，损失较大的，一次是60年代初期的刚果维和行动，总共有237名蓝盔官兵被打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1年，一天之内，44名加纳籍维和军人被打死。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因飞机失事命丧刚果，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公殉职的秘书长。另一次是在1993年6月，联合国索马里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执行搜索武器的任务时，遭到艾迪德武装的伏击，24名巴基斯坦籍维和士兵被打死。随后，索马里武装不断袭击美军军队，击落多架美军武装直升机，造成美军22人死亡，70多人受伤。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维和部队、警察只能携带轻武器，对冲突双方起到隔离劝阻、维持和平的作用，保持中立，不准介入派别、种族、国家间的争端。但是，在炮火硝烟中，维和部队、警察常常成为冲突双方攻击的目标，甚至成为牺牲品。他们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熟练掌握多种兵器，却始终没有真正使用武器的机会，而是担任“行善者”的角色：照顾病人、运输食品、修缮房子、架桥铺路以及记录敌对双方互相发射的炮弹。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子里，他们经常受到挑衅或人身攻击，但上级严格命令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到万不得一不准许持枪自卫，其内心的痛苦绝非一般人所能体味。

而且，维和任务区的环境相当恶劣，给人造成许多精神伤害。维和人员的神经每天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冲向现场，处置突发事件；他们还要经常参与处理受害者的尸体，随时随地都有被流弹击中和触雷身亡的危险。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着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卫生条件，稍微大意，就会染上各种疾病；又因为驻地偏僻、分散，治疗条件比较差，生病后，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以至于耽误治疗时间，成为终生残疾，甚至是命归黄泉。

维和危险。

在东帝汶维和更危险。1999年9月18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题为《东帝汶危险重重》的文章，写道：

第一种危险将出自敌友难辨这种状况。联合国已经同意让印尼军队同维和部队一道留在东帝汶。他们既可以早撤，也可以继续留下来，直到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举行会议。此前，印尼的军人和警察有可能与维和部队发生冲突。这就是说，维和人员会遭到民兵——如果不是军人的话——的枪击。

第二种危险将来自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自卫，联合国军会进行还击。这样，在政治上会造成事与愿违的不利后果。一旦出现人员伤亡，那将立即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在雅加达引发混乱。

即使维和人员不进行回击的话，也存在第三种危险：军队到达后，支持东帝汶独立的人们将会对迫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东帝汶流亡国外的、主张东帝汶独立的领导人霍尔塔告诫说：“一旦外国军队开进东帝汶，而印尼军队继续留在那里的话，我们将很难控制我们的人民的感情。”

经过亲印尼民兵的大屠杀、大洗劫之后，东帝汶的社会组织全部瘫痪，公共设施几乎全被夷为平地，百姓人心涣散，部族积怨很深，维和警察就是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中，履行着在自己国家一样的警察职能。

但是，首次参加维和的中国警察，怎么也没想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敌人，竟是能导致“登革热”的蚊子。

一个小小的蚊子，为何让大家如临大敌、神经过敏呢？原来，这种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而是能够传染登革热的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也就是人们平常所称的“花蚊子”、“麻脚蚊子”。

登革热是一种热带传染病，其病毒主要是靠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典型的登革热的潜伏期为5-8天，临床主要有三大症状：发热、皮疹、出血。病人通常是发病急骤，一发就是高热、头痛，直至全身肌肉、关节、骨头疼痛难忍。目前，世界上尚无治疗登革热的有效办法。

东帝汶气温高，空气潮湿，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十分有利于蚊子的繁殖，堪称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的“天堂”。有关数据表明，一对蚊子可以通过自己及其后代的倍增，一年内繁殖数亿只蚊子，繁殖能力的确惊人。而且，白尾伊蚊和埃及伊蚊是夜伏昼出，攻击力很强，甚至可以隔着衣服叮人。所以，东帝汶的登革热比较流行，稍不注意，就可能成为它的攻击对象。

为了预防登革热，联合国维和总部规定，维和警察每天都要在晚饭时吃一片Doxcig药片。每天值勤，无论天气怎样炎热，都是身着长衣长裤，脚蹬高腰皮靴，外露处还要抹上药水；住房内喷洒杀虫剂，24小时点蚊香，还要用纱网封好门窗，以拒蚊子于身体之外。

可是，蚊子却十分了得，无孔不入，赶不净更杀不绝。一次，在马拉图图的维和警察罗振寰把洗好的衣服挂在房间里，过一会儿再一看，衣服怎么变成黑颜色了？再仔细一瞧，吓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原来，衣服上附了密密麻麻的黑蚊子。从此，他再也不敢把衣服挂在房间里招蚊子了。

由于水土不服，身上缺乏抗体等原因，登革热对初来乍到者毫不留情，统统给予“下马威”，并接连夺去了数名维和人员的性命。在中国维和警察到达东帝汶前夕，有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为此丧生；之后，又有一位加纳警察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2000年2月17日，联和国秘书长安南到东帝汶访问考察，这位加纳维和警察作为警卫整整跟着忙碌了一天。在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中，加纳警队人数较多，有150人之众。因为安南也是加纳人，所以这名加纳警察深感自豪。白天，他精神振奋，士气高涨，身体状况良好；有人看见，晚间10点左右，他还在办公室里使用电脑撰写警卫工作报告。

次日上午8时许，他突感身体不适，大汗淋淋，恶心呕吐。随后，他被送往帝力市一家医院治疗，病情不见好转，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他又被转送到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抢救。虽经多方治疗，却回天无力，这位维和警察于2月25日凌晨4时45分，在医院病故。遗憾的是，这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才于2月3日到达东帝汶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还不到一个月，患疾也不到8天，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根据医生的诊断，他患的就是登革热。

接二连三的噩耗，使东帝汶维和人员整天提心吊胆，人人谈“登”色变，内心充满了恐惧。

中国维和警察非常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严格执行遵守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可是，左躲右躲，仍然没有躲过登革热的凌厉攻击，基本上都领教过登革热的厉害。

登革热似乎也很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它最先登门拜访的就是中国维和警队领队徐志达。

2月8日，也就是徐志达刚到东帝汶一个月后，那天下午，他完成历行的巡逻任务，晚上回到宿舍，就感到浑身发冷、疼痛，体温迅速窜到了40多度。那么热的夜晚，他将睡袋、毛巾被都裹在身上，还是冷得只打颤颤。吃了一把国内带来的退烧药，也不顶事。第二天，同事们开车把他拉到UN医院，一位孟加拉国的医生给他做了系统检查，排除了疟疾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确诊他患得是登革热。这位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退烧药，一般一次只能吃一粒，实在不行才吃两粒，而徐志达为了早点见效，一次吃了三粒，仍不退烧；烧到第五天，他的四肢起了红斑，脸色变得黑紫，非常吓人；烧了七天后，全身起满了红斑，估计得登革热是八九不离十。乘军事直升机到达尔文市一检查，果然就登革热。

徐志达是1966年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在已经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从东北白山黑水走出来的硬汉子。他后来回忆说：得了登革热的惟一“好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减轻了。有时我就想，再把其他几种病都得完了，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家里人至今也不知道我得过登革热。我十几岁时就在外闯荡，有许多人生经验。这样的事情跟家人尤其是父母说，他们帮不上什么忙，还落个干着急。公安部领导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徐志达的病治好。如果需要，到哪里医治都可以。听了这话，我感动得默默流泪。在最关键的时刻，有领导的这句话，就是在东帝汶光荣了，我也觉得值！

2月18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领导，受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委托，专程到达尔文市慰问徐志达，并约见达尔文维和培训中心官员，敦请他们为维和警察就医提供一切便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徐志达终于战胜了登革热，返回东帝汶维和第一线。他幽默地对警友们说：我已经代表弟兄们拜会“登革热先生”了，大家工作都很忙，以后就可以不予理睬它了。

可是，“登革热先生”是个蛮横贪婪的家伙，它不懂得中国式的幽默，照样是我行我素，使不少中国维和警察相继到它那里去报到。其中，最为凶险的，莫过于公安部禁毒局的李东。李东是赴东帝汶第二批中国维和警察。2000年10月24日，在他第一次休假前夕，他突然生了急病，被从suai地区用直升飞机送到帝力军事医院，一量体温，竟有42度。李东冷得非常厉害，但医生却感到无能为力，采取物理降温的方法，一边用四台特大号的电风扇对着他猛吹，一边用毛巾裹着冰块不停地擦拭他的身体。就这样，李东发烧一个星期，烧到后来整天嘴里说个不停，无论是警友还是医生，全都听不懂。原来他的大脑被高烧烧得有点“短路”，说出来的全是胡话。有一次，他趁自己清醒时，就让警友帮他在手机上输入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他请求医生，拿走身边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千万不能拿走手机。因为，万一他真的挺不住了，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要拔一个电话给远在天边的妈妈，告诉她老人家，儿子不能回去了，要多保重，自己照顾好自己……

在整个病期内，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管是清醒还是糊涂，他都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按住快捷拨通键，连昏迷时也不松开。手机外壳被他攥得滚烫。有几次，他实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就想拔通手机，与母亲诀别，但被陪护他的警友们劝阻。如果拔通手机，既会给远方的母亲造成精神痛苦，也会使李东失去治愈的信心，那是非常危险的。最严重的时刻，他昏迷得一塌糊涂，连医生都有些麻爪了，警友自发地聚集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外，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祈祷。十分钟，半个小时，一小时，高烧达42度的李东真是有如神助，在一小时后，奇迹般的开始下降体温，神志渐渐恢复了清醒，眼泪还未擦干的同志们竟忘记了是在医院，大家闻讯后，高兴得又蹦又跳。看着中国警察这么团结，一位外国警友羡慕地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挺过来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运气，也是中国警队团结关爱的结果。我现在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每一名中国警察都不是单个的，而是一个团体，一个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警队。”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东奇迹般的出了院。出院那天，一位来自埃及的军医告诉他：李警官，你真得命大，我们已经悄悄为你准备后事了。他还向李东严肃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你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康复？你是否皇亲国戚，为何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如此重视，一再做出指示，要全力以赴地救治你？为何你如此乐观，信心十足，难以看到痛苦的表情？

李东想了想，一本正经地回答道：第一，埃及军医是埃及伊蚊的天敌，我相信你们能够治好我的病；第二，我是一名普通警察，其他中国警察如果也患上如此危险的疾病，中国政府也会十分重视；第三，我很乐观，知道你会尽全力治疗，因为，如果你失职误诊，你难道不怕有160万大军的中国警察来找你的麻烦？

说罢，两个人互相拥抱，大笑不止。

后来，其他十几名警友也相继得了登革热，有的还得了两次，但都有惊险无，转危为安。 n3RPvh79rPoWrwFjN7uj1nGLaD55JI3o/ZjQMoZ9aZTQVQGAovXUChGwpg4I6gse

东帝汶受季风影响，一年只分湿干雨季、旱季。雨季从11月至次年4月，旱季从5月至10月，属热带雨林气候，天气像孩子的脸女人的心，说变就变。东帝汶大部分是山区，有时这场连那场，一天要下几次雷阵雨。山路弯弯，坑坑洼洼，路旁边沟壑纵横，路况极差，大部分的路面只有一车半的宽度，汽车在泥泞的公路上行驶就像“溜冰”一样，稍不注意，就可能车毁人亡。又因为当地人开车很少，而开车巡逻是维和警察的家常便饭，所以，维和车辆事故较多，有些地区，95％以上的车祸都发生在维和警察身上。

一次，游向东所在的维居拉里市分局接到任务，一位外国同事要去某分局赴任，需要派车送行。该分局距离维居拉里有300多公里，当时正赶上雨季，风险可想而知。当分局局长向下指派任务时，其他国家的警察都耸耸肩，表示不愿独自开车去冒险。正在分局局长畏难之际，游向东敲门进去，主动接受任务。分局局长拍拍他的肩膀，连声说：游先生，好样的！

次日早晨5时，天刚放亮，游向东就上路了。300多公里，正常走也就是四五个小时，但车子跌跌撞撞，就像喝醉酒似的，东一头西一头，走了七八个小时，直到下午1时才到达目的地。

中午，游向东吃了点东西充充饥，又要往回赶，被送的外国同事很感动，劝他休息一宿，恢复恢复体力再走。游向东摇摇头，说：明天还有值勤任务。于是，他发动了吉普车，踏上了归程。那位警友跟着车送他十几米，再三叮嘱他“慢点开，别着急”，还嘴里念念有词，为他祈祷。当天晚上10点多钟，游向东终于安全返回维居拉里分局。那一天，他用18个小时走完了600多公里的山路，遇到三次大雨，车子一次次熄火，一次次从陡坡上滑下来，冲向万丈深渊……警友们说：老游创造了东帝汶单人驾车新纪录！

赵雷也遭遇过一次惊险镜头。一天，他要去一个挺远的村庄巡逻。出发前，他先检查了一遍车况（联合国有规定，任何一名成员在开车之前都必须检查车辆情况，包括刹车、机油、轮胎等等，如果你发现什么情况及时报告的话，发生问题你不用负责；如果你没有检查，车子出了问题，你必须承担相应的负责），开车的是他的巴基斯坦警友。一上路，赵雷就开始担心，他对司机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路况特别不好，开车可要多加小心。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可是，越怕越来事。行到一半路时，由于道路狭窄，司机为了避开路左边的一个积水坑，就把方向盘往右边稍稍一打，没想到，右边的路基由于雨水长时间浸泡，特别松软，汽车的方向盘还来不及往回转，后轮已经陷下去了，紧接着前轮也跟着下去。坐在司机身后的赵雷条件反射似的，立即打开左边车门，跳了出去，然后就把手伸给那位巴基斯坦警友，把他也拉了出来。幸好，车子是陷进去的；如果是翻下去的，两个人可就没命了，因为下面就是五六米深的一条大沟。

陷下去后怎办呢？两个人也抬不上来。于是，赵雷就打电话向基地报告，由于基地也不清楚他们的车子陷得有多深，就派来一辆救援车，试了几下，陷得太深，根本拉不上来。大家只好用无线电对话机向附近的韩国兵营求救，请他们派出一辆装甲起重车过来。好在联合国给任务区配备的无线电，可以通过总部转到其他部门，要不然真麻烦了。（在东帝汶，只要你有一部对讲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联系上总部。东帝汶有一张覆盖全国的无线电通迅网，只要你知道自己所在的准确坐标，任何一个联合国人员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但和兵营联系上后，他们的起重车已出去执行任务了。这样一等就是五个小时，赵雷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在一块石头上，耐心等待。倒霉的是，天不作美，一个劲地猛下起雨，把大家淋得浑身精透，又冷又饿。傍晚，等到起重车来了以后，韩国军人给了大家一包饼干，总算把肚子打发了一下。那天，等赵雷开车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了。

还有一次，廉长刚开车去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巡逻。去的时候，阳光灿烂；回来时，突遇暴雨。过了一会儿，又是雨过天晴。但刚下过雨的路面很滑，加上山路狭窄，坑洼不平，车子跑起来东一头西一头。在一个陡坡处，警车忽然不听招呼，向前猛地冲了过去。廉长刚死命地紧急踩刹车，终于使车子停了下来。等他和同伴们下车一看，都目瞪口呆，吓出一身冷汗：车前轮约50厘米，就是万丈深渊！非洲维和警察尼尔逊慌忙跳出车子，跪在泥水里，口里念念有词，双手比比划划，以自己的方式向上帝祈祷。廉长刚回忆说：事后想想真叫人害怕，若不是联合国配备的警车性能极好，若不是联合国像玩杂技一样训练大家的车技，那天可真要光荣了。 n3RPvh79rPoWrwFjN7uj1nGLaD55JI3o/ZjQMoZ9aZTQVQGAovXUChGwpg4I6g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