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早晨5点钟，也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廉长刚就和饶灏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开始收拾行李。6点钟，他俩准时来到宾馆前的大路旁，等待前来接他们去机场的联合国班车。等车期间，两人抽空各自吃了一个苹果，算作早饭。6点半，两人准时到达帝力机场。今天，他们要搭乘联合国的直升飞机到撒密市。办理完登机手续，两个人又是抬又是搬，累得浑身都湿透了，好不容易将随身带的16件行李一件一件搬上飞机。由于行李太多太重，廉长刚恳求一个当地人帮忙，为了表达谢意，他给了他2澳元。

7点半，飞机起飞，离开了帝力市。同行的还有15位韩国维和士兵，一位记者和一位澳大利亚维和警察。两位飞行员均是俄罗斯人。飞机飞行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了撒密市，降落在用沙石铺平的不足20平方米的一块陆地上，四周还有杂草和水沟。警察局一位澳大利亚警察在机场来接他俩。

东帝汶是个岛国，独立前，一切供给都靠印尼。独立后，印尼停止了供给，再加上骚乱不断，物资奇缺，首都帝力仅有一家华人商店。撒密的条件比想象的还要差，没有电，没有水，住房被烧，商店被砸，道路坑坑洼洼，通讯设施、交通标志全部损坏。按照规定，联合国只提供每名警察每天100美元的补足，而不解决食宿，警察们只得自己租房自己开伙，就像很多从农村进城的打工仔一样，到点上班，自谋食宿。

撒密市警察局的办公室就设在临时租借的三间破铁皮房子里，其条件比中国任何一个警察局都要差。报到后，来自澳大利亚的维和局长约翰·布罗（John Burrow）先生彬彬有理地说：“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警察合作，希望大家合作成功。”他想了想，又说：“你们一路上挺辛苦的，今天就不用上班了，下午你们找房子，明天按时上班。”

撒密真是偏僻、贫困，连饭馆都没有。他俩只能忍着饥饿，心想等找妥房子晚上再开火做饭，大年初一总不至于吃不上一顿饭吧。结果，两人在一位当地翻译的陪同下跑了半天，找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晚上下班以后，其他警察陆续走了，只剩下他俩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哭笑不得。这个时候，肚子又来添乱，咕咕直叫，饥饿难忍。可拿什么充饥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廉长刚猛然想起自己在达尔文市采购饮具时曾买过两包方便面以备急需，现在正是受用的时候。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放在哪件行李里了。饶灏在旁边一个劲地启发，他仍回忆不起来。无奈之下，两个人一起动手，将廉长刚的行李逐一打开，终于找到了那两包方便面。当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阿里巴巴找到了宝贝。两个人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啃着方便面，还开玩笑道：这比当年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要强多了。

入夜，廉长刚和饶灏打开随身带的行军床，在警察局办公室里凑合着睡下。黑黑的屋子里，蚊子嗡嗡直叫；窗外，月光如水，两个人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苦辣酸甜齐涌心头，久久不能入睡。由于一路都在颠簸中，加上东帝汶的通讯设施被毁，他们已经有半个月没给亲人打电话了，也不知道亲人们会怎样焦虑呢……好不容易睡着，一只软乎乎的东西爬到廉长刚的脖子上，他大叫一声，本能地用手一把将其扒掉，出了一身冷汗，再用手电筒一照，呵，原来刚才爬到脖子上的是一只壁虎。再用手电筒照照，墙壁四周竟有五六只壁虎，见到灯光叽叽乱叫。

谈及往事，廉长刚坦率地说：“这个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糟的，也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个春节。”

第二天，两人总算租到一处房子，正确地说是租了两个房间，这栋房子的另三间已被先期到达的三位美国警察租用。屋里没有什么家具，房顶四周还透着亮光，蚊子可以长驱直入，老鼠大白天四下乱窜。而且，还有张牙舞爪的蝎子时刻准备“亲”你一口。

一天早晨，一位美国警察把廉长刚、饶灏喊到他的房间。原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6只死去的蝎子，他说：昨天晚上，我在睡觉前往各个角落喷的驱虫剂，可能这些家伙夜里出来活动中毒身亡了。他还听说一位澳大利亚警察几天前被一只蝎子蜇了一下，疼痛难忍，很长时间红肿不消。

还有一天早上，房东一瘸一拐地来到廉长刚的房间，说早晨穿鞋时被钻进鞋里的蝎子蜇了一下。他叮嘱说，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鞋子，最好使劲抖一抖，以防蝎子躲在里面。

尽管大家都很小心，但蝎子总有得手的机会。饶灏就没躲过蝎子这一劫。一天起床时，他发现自己的脚面肿的像面包似的，还突然发起了高烧。联合国卫生所的医生给他打了针，可不管用。他拿出自带的云南白药敷在脚上，也不见效果。不久，他的脚踝烂了，连鞋子都穿不上。但他很坚强，宁肯穿拖鞋，一瘸一拐地去执勤，也不在家休息。就这样，他的脚踝烂了两个月才结疤。据说，这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咬他的是黄蝎子，是算不太毒的那种。

撒密市穷得连一家饭馆也没有，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做。食品奇缺，当地人吃的香蕉根、野菜，中国人吃不习惯，由于当地的水质、检疫等问题，联合国严格限制维和人员食用当地产的带叶蔬菜、家禽，而中国人爱吃的食品几乎找不到。土豆只有硬币大，无法用刀切，只好用刀面拍碎炒着吃；黄瓜又短又粗，皮是黄色，真是名副其实的“黄瓜”；芸豆很老，皮根本嚼不动。物价贵得惊人，一瓶鱼罐头要4万卢比（约4美元），一个普通的煤油炉要13万卢比。当年31岁的饶灏出国前，父母担心他在国外饮食不习惯，特意给他的行领里塞了一些上海冠生园生产的压缩饼干，他嫌行李太沉，就不想带。到了东帝汶，这些压缩饼干派上了用场。但美味不可多食，天天吃也受不了，搞得他现在看见压缩饼干就“过敏”。后来，有一位警察家属从国内寄来了两袋牛肉干，这位警察打开后却舍不得一下吃完。等第三天打开再想吃时，上面爬满了蚂蚁。美味糟蹋了，让他心里难受了好长时间。

平时，为了省事，中国警察多是以罐头为主，但美味也不可多食，吃到后来他们闻到罐头味就躲着走。在东帝汶，能吃上一顿新鲜的蔬菜，特别是一顿鲜美的肉食，成了他们维和生活中最大的愿望。谗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侃大山，交流各地的风味小吃，结果是越侃越谗，越谗越侃，他们称作是“精神聚餐”。

由于营养不良，许多维和警察都日渐消瘦。又由于长期吃不到肉，使维和警察们的肠胃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肉的吸收也成了问题。一天，一位警察好不容易买到了鹿肉，打电话邀请就近的两位警友前去品尝。下班后，他俩开车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去赴宴。嗅到肉香，三个人只流口水。一顿大块跺颐之后，终于解了馋。岂料，第二天上午，其中一位就感到身上发烧，浑身关节难受，两眼通红，满头大汗，而且是上吐下泻。医生检查，是消化不良造成了。结果，他连续遭了几天罪，吃了半瓶牛黄解毒片和消炎药，才把病治好。

水在热带地区就意味着生命。因为没有自来水，廉长刚每天用水都要到住地附近，靠一个手压水泵从井里压水上来，而地下水中泥沙很多，不能喝，就算用来洗衣、洗澡也必须用净水药片沉淀、消毒后才能用，而做饭和饮用水，每人每天只能靠联合国供应的两瓶共5公升的矿泉水。洗澡更是奢望。每天巡逻回来，一身臭汗，无法洗澡，只能用舍不得喝的矿泉水把毛巾打湿，擦擦身上的“关键部位”。最浪漫的时刻莫过于用天上降的“无根之水”洗澡，那可叫痛快。但洗澡的时候，必须有人放哨，以防止恐怖分子的偷袭。有一次，廉长刚洗了一半，雨过天晴，弄得他满身是肥皂泡沫，无奈之下，只得用毛巾将身上胡乱抹了一遍。穿上衣服，满身是香皂味道，蚊子都不愿咬他了，可浑身不舒服，抓哪哪痒，不抓更痒。

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李崎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澡经历。当时正赶上当地山区一种飞虫的排卵期，成群结队的飞虫扑向浴室的灯光，等李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身边的小虫子已经多得数不清，头上、脸上、身上，全是黑乎乎的小虫子。他没洗完，就光着膀子冲出浴室，跑进宿舍一看，全身粘满了飞虫，一身黏糊糊的比不洗澡还难受。等过两天再想洗澡时，当地老乡说这次肯定没有飞虫了，因为附近山上有一种毒蛇专门吃这种飞虫，哪儿飞虫多，哪儿就藏着毒蛇。这么一说，吓得李崎更不敢轻易洗澡了。

在东帝汶维和任务区，条件最艰苦的要数薛明和、陈金宝所在的欧库西市，是东帝汶的一块飞地，也是东帝汶大骚乱的重灾区，建筑物基本都被破坏，而且，三面被属于印尼的西帝汶包围，一面是大海，物质供应非常紧缺。因为一直未租到房子，他俩只得栖身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柴火，从海边捡来的树枝含盐份较大，晒干后也不容易点燃，米饭经常煮得半生不熟，难以下口。有时情况紧急，巡逻任务重，生火做饭不方便，他们能省一顿是一顿。晚上吃饭，只能借助蜡烛或手电，甚至是“瞎吃”一通。薛明和刚到那里，水土不服，加上饮食不规律，连续20多天拉肚子，拉得四肢无力，仍强打精神坚持巡逻。由于他工作任劳任怨，表现突出，后来被欧库西市警察局评为标兵。

2000年9月，因为维和任务需要，也因为首批中国维和警察工作出色，联合国要求中国增派40名警察（37名男警、3名女警）开赴东帝汶，从而使中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警察总人数达到55名，在维和警察部队中成为一支较大的警队。

王然是第二批维和警察，也是中国维和三朵“霸王花“之一。她到东帝汶时，那里的生活条件和治安形势已有所好转。到达任务区不久，她在给领导的汇报信中这样写道：

虽然在国内受训时对东帝汶的情况有所了解，虽然在出发前有过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想到这里的状况如此糟糕。气候常年酷热，每天一早便烈日当头；蚊蝇肆虐，由此传播的传染病广泛流行；即使在帝力，水电供应也无法保障；山区道路状况十分恶劣，在雨季，山洪经常冲毁道路；物资奇缺，价格昂贵……

对东帝汶的破坏，我认为“人祸”并不亚于“天灾”。

印尼统治东帝汶的这二十几年，是其受美国扶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印尼在东帝汶投入了较多资金进行道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1999 年 8 月，面对无可挽回的溃退，印尼军方首先纵容所谓“民兵”，攻击联合国派驻的选举观察员和支持独立的群众领袖，然后赤膊上阵，成建制、有计划的进行破坏。他们彻底摧毁了东帝汶的供水、供电设施，炸断帝力市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干线，抢劫并烧毁了帝力与其他主要城市百分之八十的民房，对支持独立的群众进行集体屠杀……一年后的今天，其罪证即使在市中心也随处可见。有些房屋的主人不愿住在悲剧发生的地方，放弃了房屋；有些空房根本就是全家遇害。

盘踞在西帝汶的“民兵组织”从未放弃对东帝汶的渗透、袭扰，在其数次与维和部队的交火中，已有 4 名“民兵分子”被打死，维和部队也损失了 3 名士兵，另有多人受伤。即使在首都帝力，局势依然紧张。装甲车不分昼夜的在主要街道上巡逻；全副武装的士兵不定期、不定点的设卡盘查过往行人、车辆；深夜，不时响起的武装直升机的巨大噪音，传达出紧张、危险的信息，让人心惊肉跳，无法入睡。在与西帝汶接壤的边境地区，气氛更加令人窒息。警察必须与维和士兵一起值勤，跨地区的人员、物资运送，必需有装甲护卫。在 MARILIANA 警察局的警友们告诉我，他们洗澡的情况是，首先向值勤警察报告自己的去向，然后最少两人同去（一人洗澡、一人站岗），如果是晚上，还要多去一个人负责照明。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自身安全的极度忧虑。

东帝汶的状况就是如此恶劣。在采访时，廉长刚恳切地说：面对生活困难和生命危险，我们都能正确对待，咬紧牙关自觉克服。但一些外国警察却吃不了这般苦。一天，一位美国警察悄悄告诉我，刚刚到达撒密的某国警察受不了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手指残垣断壁大声地发着牢骚：“这哪是人呆的地方？” 2r/s7HHU1QC8RZkRtfrISOM5fIjTVVW15oKn0XqTtPk7PvzkvkjZbeoWv6Ptep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