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约公元前1046年│
化妆,从狭义上来讲,是指用脂泽粉黛等化妆品修饰容颜,以满足人们对容貌美的诉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涂脂抹粉、描眉画眼。从广义上来讲,凡是对人体肉身的修饰都属于化妆,既包括凿齿、缠足、文身、穿耳等对皮肤及肢体再造的小手术,也包括易容、图腾模仿、戏曲脸谱等带有特定目的性的化妆。
关于妆容,盘庚迁殷以前可信的史料不足,但到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妆”字,左边是一张竖起来的“床”之象形,右边则是“女”的象形,意思是女人起床后便要梳妆。可见,商人已有梳妆习俗,而这里的妆多半是狭义的特指,并且主要是女性所为。不过,甲骨文毕竟晦涩难懂,从文物遗存上看,绘身、文身、穿耳、凿齿这些妆饰习俗是明确可考的,而涂脂抹粉、描眉画眼等化妆手段则要到周代才有明确的记载。
绘身(包括绘面),是用矿物、植物或其他颜料,在人体上绘制各种有规律的图案,表达人类特殊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已有所体现。文身是由绘身发展演化而来的。由于绘身的图案无法长期保留,挥汗、日晒、雨淋甚至休息时的摩擦,都会使绘身的颜色减退、模糊或消失。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也许是在偶然的劳动或打斗中损伤了身体,绘身的颜料与血色素发生了化学作用,伤口愈合后留下了刺纹的效果,人类因此掌握了文身的方法。
“妆”的甲骨文
以人面鱼纹盆为灵感创作的绘面形象。模特:顾叔怡;化妆造型:王一心
文身,又名镂身、扎青、镂臂、雕青等;文面,又名绣面、凿面、黥面、黵面、刻颡、雕题、刺面等。两者都是用刀、针等锐利铁器,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刻划,然后涂上颜色(多为黑色),使之长期保存。
有关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夏朝。《汉书·地理志》中关于“粤(越)地”的记载里有:“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也记载了倭人的文身习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可以看出,最早在夏代便已有文身与文面之俗了,但多见于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东夷到百越这一广阔地域,且文身多与断发并行。
文身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周朝。《史记·吴太伯世家》里有一个故事,周太王欲立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为继承人,他另外两个儿子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段文字虽讲的是商周之际同族内部的王位继承问题,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周初,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及宁绍平原一带的所谓“荆蛮”仍然保存着文身的习俗,而在中原开化地区,这种习俗已基本消失了。这里的“荆蛮”之地,实际上指的是吴越一带。《战国策·赵策二》就提到“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西周之后,楚国渐渐强大,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华夏族蓄发冠笄的礼俗亦随之向南发展,“断发文身”之风盛行区域迅速缩小。春秋时期,奉行周礼的华夏族文化进一步向东发展,东夷族接受华夏族的周礼文化,遗弃“断发文身”之俗,也改行蓄发冠笄的礼仪。到了战国时期,只有南方的百越民族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不少商周出土文物上都有文身、文面的人物形象,可作为这种妆容习俗存在的视觉依据。
1—2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100年)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其中人物有绘面。瑞典东亚博物馆藏
1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 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县的商代晚期虎食人卣,其中人物有断发文身形象(吕章申。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6.)
3 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的商代晚期跽坐玉人,身上有文身痕迹(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对于古人为何文身,学术界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保护说”,即文过龙蛇纹样的身体可以向鱼龙示以同类或同代身份,求得谅解与宽恕,“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刘向《说苑》)。此外还有“图腾说”,学者们认为,越人在身体上黥龙或蛇等花纹,反映了他们的图腾崇拜;闽越人为“蛇种”,蛇是他们心目中的保护神;哀牢夷为“龙种”,“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文身可让他们从鱼龙图腾中吸取力量,鼓起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还有“尊荣说”,《淮南子·泰族训》说越人文身,“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再有“成人说”,即把文身、文面当作一种成人仪式,以能忍受文身所带来的痛楚为成人的标志,同时以此取悦异性。新中国成立前,苗族男子中还保留着黥面以取悦女性的风俗。苗语称成年男子为“budnios”,即画花脸的雄性;英俊的小伙子,苗语叫作“vntnios”,即好花脸,现在仍流行于苗乡的男子“打花脸”婚嫁仪式,可能就是文面习俗的变异 。这种习俗在傣族也存在,男子文了身,姑娘见了便认为是英雄,也就更容易得到女性的爱。当然,也有一种学说为“妆饰说”,即以文身、文面为美。
在中国,最完整地保留文面习俗的是海南黎族和云南独龙族的女性。两地在古时都属于百越地区。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黎女之所以文面,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防止被掳掠,周去非说“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二是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贰,“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文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使之不得再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三是为了美丽,正所谓“五指山中女及笄,百花绣面胜胭脂”。
黎女的文身图案大多由点和线组成,相对简洁,画于脸部两颊的双线点纹、几何线纹、泉源纹等,为“福魂”图案;画于上唇的纹,为“吉利”图案;画于下唇的纹,为“多福”图案……用文身这种艺术形式,一代又一代黎女把人生的期望和理想彰显于皮肤之上。
独龙族的女性文面图式以蝴蝶纹为主,相比于海南黎女更显复杂与烦琐。《新唐书·南蛮下》中记载的“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便特指独龙女的文面传统。独龙族的少女十二三岁初长成时,便用竹签刺脸,锅灰敷面,颜料渗入皮下,靛青色似蝴蝶般的图案便永留脸上。随着进入现代文明,1967年该习俗被废除,目前能见到的文面女中,最大的超过一百岁,最小的也有五十八岁。当地民间对文面有两种解释:文面是独龙族抵制异族土司强掠妇女为奴的一种消极反抗手段;出于对蝴蝶的崇拜,为了美而文面。独龙文面女脸上的花纹几乎都是变形的蝴蝶纹,蝴蝶这种美丽的生物承载着独龙族对美的想象。而且独龙人认为人的亡魂最终将变成各色的“巴奎依”——一种大而好看的蝴蝶,只有文面,死后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认。这大概是关于文面来由的最美丽的传说了。
1 黎族文面女子。美国人类学家莱奥纳多·克拉克1938年摄于海南
《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苗族黥纹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明应王殿元代壁画上,绘有画脸谱的戏曲演员(潘耀昌。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在祭祀与尔后发展起来的戏曲表演艺术中,中国古老的绘身与文身艺术演化为符号化与审美化并存的脸谱艺术。祭祀时,人们通过在脸上点染色彩或戴上面具,脱壳进入另一种身份,从而与神灵对话。而在起源于远古祭祀的戏曲中,化妆同样具有脱壳的意味,也可以称之为角色转换,这可以说是化妆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戏曲化妆在唐代便已出现。唐代最古老的戏剧《钵头》中主角的脸上就涂有色彩,“戏者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唐代孟郊的《弦歌行》中有“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这里的“面作啼”“染面”都是通过绘面来装扮角色的手段。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明应王殿元代壁画是我国现存的早期戏曲人物画像之一,从壁画中戏曲演员的脸上,便可窥见中国早期戏曲化妆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