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最好还是现在就放弃，不要再去探寻什么真理，不要再去轻信蜂拥而至的见解，管它是有如熔岩那般炽热，还是像刷碗水一般淡而无味。最好还是把窗帘拉起来，将惹人分心的事都拒之窗外；点亮灯盏；缩小探寻的范围，去请教一下历史学家。他们记录在案的可不是见解，而是事实，请他们描述一番妇女生活的境况怎样，倒不用亘古至今，只需讲一讲英国的妇女，譬如说，在伊丽莎白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因为，那时的男人，似乎每两人中便有一个写得出歌谣或是十四行诗来，但在如此非凡的时代，却没有一位女人，为其文学胜景添上过任何只言片语。长久以来，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便问自己，那时的妇女是生活在何等的境地中。因为小说本是源于想象，若说会像石子一样从天而降，绝无可能，虽然科学或许正是这样；小说就像一张蛛网，即便只是轻轻相连，那网的四角也连接着生活。通常这其间的相连是极不易察觉的，就拿莎士比亚的剧作来说，似乎是单凭一己之力，悬而不落。但一俟把蛛网拉弯，钩住边角，扯破了中间，才让人想起来，这也并非是什么看不见的精灵在半空中的杰作，依然是受苦受难的人类之作，总是和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譬如健康、财富，还有我们栖身的房屋。

我便走到了放着历史书的书架前，拿下了最新的一本：特里威廉教授所著的《英国史》。我又在索引中搜寻“妇女”的字样，找到了“其地位”几个字，翻开所指的那几页。“男人打老婆，”我读下去，“已成天经地义，不管他地位高下，打起老婆来，便没了分别，全然没有一点羞耻。”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若不嫁父母所择之婿，便有可能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而公众对此也是无动于衷。婚姻无关个人情感，只视乎家庭的贪婪，这在‘骑士风度’十足的上流社会尤甚……往往一方或是双方还尚在摇篮，婚约便已订好，而尚未能离得开保姆，就要迈入婚姻的殿堂。”那是1470年前后，乔叟的时代才结束不久。再次提到妇女的地位是在两百年之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妇女为自己选择夫婿，即使在中上流社会，也属罕事，若是许配给了某位先生，那先生便是一家之主了，至少法律和习俗给了他这个地位。但即便如此，”特里威廉教授总结道，“不管是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还是17世纪回忆录中更为可信的女性，譬如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女性，似乎都不乏个性和特点。”当然了，如果我们想一想，克莉奥佩特拉定有其禀赋；麦克白夫人，我们也会认为，亦有自己的意志；罗莎琳德，我们也许可以下个结论，是位动人的姑娘。特里威廉教授说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似乎不乏个性和特点，这倒是说出了实情。倘若并非历史学家，或许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大可以说有史以降，一切诗人的一切作品中，妇女无不灿若明灯——剧作家的笔下，有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苔丝狄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还有散文家笔下的人物：米拉芒特、克拉丽莎、蓓基·夏泼、安娜·卡列琳娜、爱玛·包法利、盖芒特夫人——这些名字纷至沓来，一时涌上了心头，没有哪一个让人觉得妇女缺乏“个性和特点”。的确，如果妇女只存在于那些男人所著的小说中，人们一定会认为她准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千姿百态，高尚亦卑鄙，华丽亦污秽，美得无以伦比，亦丑得不堪入目，伟大如同男人，有人认为还要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是小说中的妇女。事实恰如特里威廉教授指出的一般，她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

于是，一个非常奇特、杂糅而成的人物便诞生了。在想象之中，她无比尊贵；而实际上，她根本微不足道。翻开诗卷，她的身形随处可见；查阅历史，她却几乎无迹可寻。小说中，她左右着帝王和征服者的生活；事实却是，只要哪个男孩的父母为她硬套上了枚戒指，她就得听命于那个男孩，做他的奴隶。文学作品中，她也时常有感而发，唇间道出隽永深刻的思想；而真实生活里，她却认不得几个字，更不会写，只算是丈夫的财产而已。

先读过历史，再来读诗章，我们准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怪物——像鹰一样长着翅膀的蠕虫；生命与美的精灵在厨房里剁板油。但这些怪物，不管在想象中是多么有趣，其实并不存在。若要让她变得活灵活现，我们的想象就必须在同一瞬间，既要充满诗意，还要平淡无奇，这样才不会远离了事实——那就是，她是马丁太太，36岁，身穿蓝衣，戴着顶黑帽子，穿着一双棕色鞋子；不过，也不要扼杀了想象力——在她身上，各种各样闪亮的精神和力量流动不息，永不停止。然而，一旦我将这种方法用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妇女身上，那种闪亮的光彩便瞬间黯淡了，因为事实的缺乏让人望而却步。对于她，我无从了解，没有任何细节，既不确切，也不具体。历史对她几乎不闻不问。于是我再次向特里威廉教授求助，看看历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浏览过诸章标题后，我发现，对他而言，所谓历史就是“采邑与敞田耕种法……西多会修士与牧羊业……十字军东征……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的瓦解……农村中及宗教中的冲突……英国海上力量之伊始……无敌舰队……”，诸如此类。间或会提到某位女性，某位伊丽莎白，或是某位玛丽，一位女王或是一位贵妇。可是，一位除了头脑和个性外便一无所有的中产阶级妇女，是绝无可能参与到任何重大运动中的，而正是这些运动相继发生，才构成了历史学家对往昔的看法。即便在那些趣闻逸事中，也不见她的踪影。奥布里难得提起她。她对自己的生平，也只字不提，连日记也几乎不曾记过，只有几封她的书信尚存于世。她不曾留下任何剧作或是诗歌来让我们借此做出评价。我想，人们所需要的——为什么纽汉姆学院或是格顿学院就没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可以提供这些呢？——是大量的信息：她是多大年龄结的婚？一般说来，会有几个子女？她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子？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做饭吗？她会不会有一个用人？所有这些事实不知在何处沉睡，也许，是在教区的名册或是账簿中；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妇女，她们的生活一定是散落在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人能收集起来，编纂成册。我一边在书架上寻找着并不在那里的书籍，一边想，要让我去跟那些知名学府的学生说，建议她们重写历史，这恐怕是种奢求，超出了我的勇气。尽管我也认为，历史看上去，总有一些古怪，不够真实、有失偏颇；可她们为何不能为历史添上一个补遗？当然，这一部分的名字不要太醒目，这样的妇女出场，大概尚不失礼数。要知道，在大人物的生活中，她们也时常可见，只是匆匆退入了背景。我有时会想，那藏起的，可能是一个眼风，或是一阵笑声，也许，是一滴泪水。毕竟，我们看够了简·奥斯汀的生平；乔安娜·贝利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影响，也似乎并无多加考虑的必要；就我自己而言，就算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住宅和行止之处向公众关闭长达百年以上，我也并不在意。然而，我所以觉得可悲之处，我再次仰望着书架，是对18世纪之前的妇女，我们竟一无所知。在我的心中，找不到一个可供我细细考量的对象。如今我在这儿，思忖着为何伊丽莎白时代的妇女不写诗，却无法确定：她们受过怎样的教育、是否学过写字、有无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在21岁之前就已生儿育女；她们一日之内，简言之，从早8点到晚8点之间究竟做了些什么。显然，她们身无分文；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是否心甘情愿，未等成年——很可能不过十五六岁，便早已成婚。就凭这一点，我可以说，要是她们中能有人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水平的剧作，那才是天大的怪事。我想到了一位老先生，虽然现在已经离世，不过，我想，他曾做过主教，他宣称，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莎士比亚那般才华四溢。就此，他曾为报纸撰文。他还跟一位来向他咨询的夫人说，其实，猫是上不了天堂的，虽然，他补充道，它们也有类似灵魂的东西。为了救赎我们，这些老先生多么殚精竭虑！他们每进一步，无知的边界便向后退缩！猫进不了天堂。女性写不出莎士比亚水平的剧作。

诚然如此，我看着书架上莎士比亚的著作，不能不承认，那位主教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能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剧作，绝无可能。既然事实难寻，不妨让我想象一下，若是莎士比亚有一个天资聪颖的妹妹，且让我们把她叫作——朱迪丝，那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莎士比亚本人，非常可能，上的是——他的母亲是一名女继承人——文法学校，他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还有贺拉斯——还有基础的文法和逻辑。众所周知，他是个顽劣的孩子，在别人的地界偷猎野兔，或许还打到了一头鹿，还不到该结婚的年纪，便不得不娶进了邻家的女子。未满10个月，她便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场闹剧让他跑去了伦敦，自谋生路。他似乎对剧院情有独钟，先是在后台门口为人牵马，很快就加入了剧团，成了当红的演员，从此长住世界的中心。他交游甚广，无人不识，在舞台上实践他的艺术，在街头巷尾磨炼自己的才智，甚至登上了女王的殿堂。而此时，我们不妨认为，他那位天资聪颖的妹妹则是留在了家中。她和莎士比亚一样，喜欢探险，热爱幻想，十分渴望去见见世面。可没人供她读书。她没有机会学习文法或是逻辑，更不用说阅读贺拉斯或是维吉尔。她偶尔会拿起一本书翻上几页，那大概还是她哥哥的。可这时，父母进来了，让她去补袜子，要么就是去看着炉子上的饭菜，不要在书本纸张上浪费时间。他们语气严肃，但态度和蔼，因为他们是本分人家，知道女人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也疼爱自己的女儿——没错，父亲极有可能把她当作自己的掌上明珠。说不定，在存放苹果的阁楼上，她也曾偷偷写过几页纸，不过，想必是小心藏好，或是烧掉了。可惜的是，要不了多久，她还不过十来岁，便被许给了邻居家羊毛商的儿子。她又哭又闹，说自己讨厌这门亲事，为此遭了父亲的一顿痛打。后来，父亲不再责骂她，而是求女儿不要惹他伤心，不要在婚姻大事上让他难堪。他说会给女儿一条珠链，或是一条上好的衬裙。说这话时，父亲的双眼噙着泪水。这让做女儿的怎么能不听从呢？她怎么会让父亲伤心呢？唯有生来的才情让她硬下了心肠。她把自己的物品收拾成一个小包袱，在一个夏夜沿着绳子爬下了窗，上路去了伦敦。她还不到17岁。树篱间鸟儿的歌唱也不如她的音节悦耳。对于词汇的音韵，她和哥哥一样，有着最敏捷的想象力。也和哥哥一样，她也钟情于戏剧。她站在后台门旁；她说，她想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剧院经理——一个多嘴的胖男人——更是一阵狂笑。嚷嚷地说了一通狗儿跳舞和女人演戏什么的——女人哪里会演戏，他这么说。他还暗示——你们一定能想到他暗示了什么。她无处训练她的才艺。难道让她去找家酒馆就餐，夜半三更还在街头徘徊？不过，她的才华适宜写小说，她渴望能观察到形形色色的男女，研究他们的行为举止。最后——要知道她还很年轻，长得和诗人莎士比亚出奇地像，同样灰色的眼睛、弯弯的眉毛——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心生怜悯。她发现自己怀了那位先生的孩子，所以——当诗人的心为女人的身体所困，谁能知道她心中的灼热和狂暴呢？——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葬身在某个十字路口。如今，那里成了大象城堡酒店，门外停靠着往来的公共马车。

在我看来，若是莎士比亚的时代，有一位女性的才华堪与其比肩，她的人生故事大致就会是这么个样子。但是，就我而言，我还是同意那位已逝的主教，倘若他的确做过主教——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性，若是生有莎士比亚一般的才华，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如此才华是不可能诞生在日夜操劳、大字不识、卑躬屈膝的一群人当中的。过去，她们不曾诞生在英国，不曾诞生在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如今，也不可能诞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那么，按照特里威廉教授所说，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做工，又有法律和习俗束缚着她们不得脱身的这样的女性之中，怎会诞生出如此的奇葩？但女性中必定也有天才，正如工人阶级中也一定存在天才一样。间或会有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是一位罗伯特·彭斯一时间光彩夺目，证明天才的存在。但这种天才想必不曾载于史册。但是，每逢我读到一位女巫被推入水中，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读到一位聪明的女人在卖草药，甚至是某位声名显赫的男人有位母亲，我就会想到，我们已经找到了蛛丝马迹。只要沿着这些踪迹，就能找到一位被埋没的小说家，一位无法发表作品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个艾米莉·勃朗特正在荒野上撞得头破血流，或是在路旁愁眉苦脸，因为天赋的折磨让她发了狂。确实，我甚至要去猜想那位写下那么多首诗，却不曾签上真实姓名的“无名氏”，多半是位女人。我想，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暗示说，创造了这么多民谣和民歌的，是一位女人。她为自己的孩子低声哼唱，来打发纺线的时光，度过漫长的冬夜。

这或许是真的，也或许是假的——谁知道呢？——但想一想我所编造的那个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在我看来，这其中的真相就是，任何一位生在16世纪的才女，注定会发疯，饮弹自尽，或是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孤独终老，半似女巫，半似男巫，为人取笑，却又让人害怕。要知道，这位天赋过人的妇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对这诸多障碍的本能抗拒也让她备受折磨、精疲力竭。几乎不需要什么心理学的知识也能肯定，她的健康和精神想必是大受其害了。没有哪个女人可以走到伦敦，便能够从剧院的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们的面前，而不曾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贞洁，或许只是某些阶层，不知是何居心，所创造的崇拜之物——却是无可避免的。贞洁，在当时，以至现在，在妇女的生活中，仍具有着重要的宗教意义，牵扯着每一根神经和种种本能。若要剥去这重重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的是莫大的勇气。一位女诗人、女剧作家，要想在16世纪的伦敦，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精神上所要承受的压力与困窘，或许就足以将她逼上绝路。纵使她可以绝处逢生，她写下的文字也已经扭曲变了形，因为激发这些文字的想象力早已走了样、生了病。我看了看书架，上面没有一部戏剧是女性所作，我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这必定是她保护自己的方法。贞洁观要求女性缄默不语，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依然留下了这样的遗迹。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这在她们的作品中昭然若揭。她们用男人的名字来做掩饰，却是徒劳无功，这样做只是向传统低了头。而传统，即使并非由男人们牢牢树立，也是他们大加鼓励的（伯利克里曾说过，一个女人最大的光荣，莫过于不让人议论纷纷，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认为女性抛头露面，应该为人所不耻。缄默流淌在她们的血液中。遮遮掩掩的念头也仍左右着她们。时至如今，她们也不曾像男人那样关心声誉的好坏，一般而言，女人经过墓碑或是路牌，也没有那种迫切的欲望想要把自己的名字篆刻其上。换作阿尔夫、伯特或是查斯，必定听从他们的本能，就像看到了漂亮女人，或是条狗，便会喃喃自语：“这狗是属于我的。”当然，也可能并不是一条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的林荫大道，也许是一块土地，或是一个男人，长着乌黑的鬈发。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黑皮肤的绝色佳人，也可以径直走过，而不必心生奢念，要把她造就成一个英国女人。

那么，那个身负诗才，生在16世纪的女人，必定是个不幸的女人，一个违背自己心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机杼，需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身边的种种条件，心底的样样直觉，全都与之作对。可我自问，究竟是何等心境，才最有益于创作呢？此刻，我翻开一卷书，那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那自然是古往今来最适宜写下诗行的心境。但是莎士比亚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是不经意间，偶然地知道了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或许，18世纪以前，确实未曾有过艺术家谈起自己的创作心境。也许是卢梭开了先河。不管怎样，到了19世纪，自我意识有了长足的发展，文人墨客大都喜欢谈一谈他们的心境，不管是在忏悔录还是在自传中。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所以说，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心境如何，我们却知道卡莱尔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经历了些什么；也知道福楼拜撰写《包法利夫人》时的经历；还有济慈所历经的一切，那时，他正努力以诗歌来对抗将至的死亡和世间的冷漠。

现代文学中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任何一部天才作品的诞生都需历尽千辛万苦。事事都妨碍着作家将心中的作品完整写下。物质环境一无是处。狗儿也来吵，人们也来打扰，钱还必须去赚，身体也要垮掉。除此之外，还有那世间无人不晓的冷漠，让这一切更为艰辛，让人格外地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写诗、写小说、写历史；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些。它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字眼，卡莱尔是否谨慎地查证了这儿或那儿的事实。理所当然，既然它不想要，它连一个子儿也不会付。所以，那些作家，济慈、福楼拜、卡莱尔，没有一个不曾为生活所困，不曾沮丧而气馁，尤其是在他们尚且年轻，最富才华之际。从这些自我分析和忏悔录中传出的，是一句诅咒，一声痛苦的哀号。“伟大的诗人在不幸中死去”——这是他们歌中的副歌。若是还有些什么，可以安然度过所有这一切，那真是奇迹。而或许，没有任何一本书，在其诞生之际，还能与最初的构思完全一致而未受损害。

但对女性而言，我看着眼前这空空的书架，心想，这重重的困难岂非更是难以克服。首先，想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便是在19世纪初，也还是绝无可能，更不用说这房间还要安静、隔音，除非她的父母格外富有，或是尤其尊贵。既然她的针线钱完全仰仗着父亲的脸色，倘若有些，也只够她自己的穿衣。她甚至不能像济慈、丁尼生或是卡莱尔，不能像所有贫苦的男人那样，找些消遣，譬如徒步旅行，到法国去，找一间寓所住下，哪怕条件再简陋，也可以让她远离家庭的要求与专制。这些看得见的困难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却是那些看不到的。世间的冷漠，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而到了她那里，冷漠已经变作了敌意。世人对她所说的话，并不像对他们的一样，要写便写吧，这与我无关。世人的话变成了哄笑，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能有什么用？我看着依然空空如也的书架，心想，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在这儿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要想知道挫折究竟对艺术家的心灵影响几何，现在正是衡量一番的好时机，就像我所见到的一家乳制品公司，他们就普通牛奶与优质牛奶对老鼠身体的影响，就做了一番衡量。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不同的笼子，放在一起，其中一只胆小、体弱，贼头贼脑；另一只则胆大、肥硕，毛色光亮。那么，我们为那些身为艺术家的女性，又提供了何等的饮食呢？我准是想到了那顿梅子和蛋奶酱的晚宴，才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就可以读到伯肯黑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确实不打算为引述伯肯黑德爵士对妇女写作的见解而费神。英奇教长的话也搁在一边。就让哈利街上的专家去用他的聒噪在哈利街上激起回响，我也依旧心平气和，丝毫不为所动。但我还是要引述一下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曾在剑桥显赫一时，也曾为格顿和纽汉姆两所学院的学生当过考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常说：“看过任何一份试卷，都会让他以为，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最优秀的女人跟最差的男人相比，还要等而下之。”说完这句话，勃朗宁先生便转身回了房——而正是这后一点，让他如此受人爱戴，成了一个颇有分量和威仪的人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漆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他可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行那么优秀。’（勃朗宁说道，）”在我看来，这样两幅画面正可以取长补短。而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颇让人欣慰的是，这样的两种情形，也确实常常勾勒出了更为完整的画面。也因此，对于大人物们的高见，我们才可以既听其言，又观其行，才可以理解得更为准确透彻。

虽然现在这已成为可能，但即便只是50年前，大人物嘴里若是说出这种话来，还是会让人大惊失色。不妨假设，一位父亲，出于好心，不愿让女儿离开家去做什么作家、画家或是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妇女存在之本质，”格雷格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伺候男人。”——大男子主义的观点不胜枚举，大体上都是在说，女人的才智一无可取。即使那位姑娘的父亲并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还是可以读到这些观点。而这样的文章，就算是在19世纪读到，也会让人觉得心灰意冷，让她的作品也因此受了影响，打了折扣。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跟你说这是你不能做的，那是你做不到的。而我们就应该提出抗议，去摆脱这种影响。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病菌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让人感染，因为，已经有了杰出的女小说家。但画家们，一定还在为之困扰。而我想，音乐家们，哪怕是到了现在，一定还在深受其害。女作曲家的地位，就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地位相同。我想起了自己编的那个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生对布道的妇女又重复了同样的话。而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此时，我可以说，就在公元1928年，对于试图作曲的女性，这些字眼又出现了。“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生博士对一位女教士所说的至理名言，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一个女人作起曲来，就像一条狗要站起来走路一样。曲子自然不好，不过，让人吃惊的还是她竟然会去作曲。’”历史的重现，就是这般毫厘不爽。

因此，合上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抛开其他人的不谈，我的结论就是，很明显，即便是在19世纪，人们也不鼓励女人成为艺术家。相反，女人遭人冷落、侮辱、训诫、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思想紧张、筋疲力尽。在这儿，我们谈论的范围仍然没有超出那个非常有趣却又不招人注意的男性情结，它对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根深蒂固的愿望，即与其要让她低人一等，不如让他高人一筹，使得他不仅处处横亘在艺术的前面，还封锁了通往政治的道路，哪怕给他带来的风险微乎其微，而乞求者谦卑又忠诚。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一定屈身低头，写信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尽管我对政治极为狂热，也就这个话题谈了很多，但你说女人无权搞政治或是其他严肃的事业，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给点意见，这点我倒是完全同意。”她接着将一腔的热情都花在了那个极其重要，对她也毫无阻碍的话题上去了，那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这在我看来才是个奇怪的情形。男人反对妇女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妇女解放本身的历史还要有趣得多。若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某个年轻学生搜集来例证，演绎出什么理论来，大可以写出一本有趣的书来——不过，那她可要准备好一副厚手套戴在手上，还要有金子做的栏杆来保护自己。

不过，合上贝斯伯勒夫人的书之后，我所想到的就是，即便现在看来，只觉可笑，也一定曾赢得过万分的真诚。我敢说，如今被认作鸡毛蒜皮，只有那么几个人用来打发夏夜的闲书，也一度让人为之潸然落泪。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的人，为这些书失声痛哭的不在少数。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因为痛苦而放声哭号。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尚好，可以读大学，有了自己的起居室——还是说，不过是卧室兼起居室？——你们便可以说，天才大可以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不幸的是，正是天才的男人和女人才最在意众人对他们的评头论足。请记住济慈，记住他为自己刻下的墓志铭，再想想丁尼生，想想——不过，似乎不用我一一举出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事实确乎让人惋惜，但过分在意自己的声名正是艺术家的天性。而文学中自然不乏由于过分在意旁人的议论而毁于一旦者。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了他们的不幸，因为若要一抒胸臆，把心中的作品完整顺利地写出，这种巨大的努力有赖于艺术家炽热澄明的心境，这就回到了我最初提出的，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的问题。看着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如我所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无有杂念，亦无所牵挂。

尽管我们说，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我们一无所知，诚然如此，在我们说出这句话之时，我们也道出了一些有关莎士比亚心境之事。之所以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若是与多恩或是本·琼生，又或是弥尔顿相比的话——是因为，他所有的愤恨、怨气和憎恶都不为我们所知。也没有什么“秘闻”来左右我们，供我们浮想联翩。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来见证艰辛与不公，这一切的痴心妄想都从他的身上燃烧殆尽，烟消云散了。所以，他的诗歌自由地奔流，无拘无束、无挂无碍。若曾有人将自己的作品表达得如此圆满，那就是莎士比亚。我再次转向书架，心里想到，若曾有人的心境如此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

我们发现，在16世纪，显然找不到一位心境如此的女性。只要想一想伊丽莎白时代雕刻在墓碑上的那些儿童，没有一个不是双手紧握跪在地上。想一想他们的夭折，看一看他们家中狭窄阴暗的小房间，便会意识到，妇女怎么可能写得出诗歌呢。我们所期望的，只能是在晚近的时候，兴许有位了不起的女士，凭借自己相对自由而舒适的条件，写下一些诗行，出版发行，署上自己的名字，还要冒着被人视为怪物的风险。男人，当然并非势利之徒，我继续思忖，并且小心翼翼，以免和丽贝卡·韦斯特一样，成了“十足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对于某位公爵夫人在诗歌上付出的努力，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而表示欣赏。可想而知，一位有头有脸的女士得到的鼓励与赞扬，要远远超过某位不为人知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在那个时代可能得到的所有称赞。同样可想而知的是，她的心境想必为一些与创作格格不入的情感所干扰，譬如恐惧和愤恨，在她的诗歌中，这些干扰也都有迹可寻。我看到了温切尔西夫人的书，就拿她来做例子，我这样想着取下了她的诗集。她生于1661年，贵族出身，嫁的也是名门，她也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便可以听到她为了抗议妇女的地位而发出的怒吼：

我们如此沉沦！荒谬的规矩让我们沉沦，

我们并非天生冥顽，教养却将我们愚弄；

心灵无处发展，却如人所愿，

按部就班，变了沉闷，没了生气；

若有人凭借热切的幻想，

让壮志张开了翅膀，脱颖而出，

仍会遇上无比的反对势力，

纵有成功的希望，终不敌恐惧的威力。

显然，她的心境绝无可能是“无有杂念，亦无所牵挂”。正相反，她的心为怨恨和不公而烦忧分神。在她看来，人类一分为二。男人皆是“反对势力”，男人既可恨，又可惧，因为他们大权在握，阻住了她心中的去路——那就是写作。

啊！那试笔的女人，

人们只当她肆意而妄为，

这等过失，纵有美德也无从相，

他们说，我们不知身份，有失仪态；

良好的教育、时装、舞蹈、打扮和游戏，

才是我们恰当的志向；

写作、阅读、思考，或是探究，

会遮掩了我们的美貌，虚掷我们的光阴，

叫人停下了征服我们青春的步伐，

而乏味地把下人的房间打理停当

却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最大的成就。

而实际上，她不得不假定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版，这才能鼓足勇气继续创作。她要以哀伤的咏唱来抚慰自己：

向几位朋友，并为你的哀伤歌唱，

那月桂树，从未因你而成林；

那林荫下黝黯无光，而你在其间已心满意足。

诚然如此，倘若她可以放下心中的愤恨和恐惧，不再平添上痛苦和不满，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心中燃烧的那团烈焰。她的字句，间或也会流出纯粹的诗意：

那褪色的丝线又怎可以，

绣得出一丝一毫，玫瑰的华丽。

——这些诗行得到了默里先生公正的赞许。据说，蒲柏记下并在自己的诗中借用了这样几句：

如今，水仙战胜了虚弱的头脑；

我们在那芬芳的痛楚下沉沉昏迷。

可以写出如此的诗句，如此倾心于自然、静心于思考的女人，却不得不去书写怒火和痛苦，这太令人遗憾了。可她又怎能不如此呢？我一想到那些讥讽和嘲笑，马屁精的奉承，职业诗人的怀疑，我不禁如此自问。她想必是把自己关在某个乡间的房里写作，被心中的顾虑和痛苦折磨得肝肠寸断，尽管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后生活也尽善尽美。我说“想必”，是因为若有人想要知道温切尔西夫人的生活，照例会发现，我们对她也差不多还是一无所知。她饱受忧郁之苦，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出几分真相，因为她告诉我们，忧郁时她的想象：

我的诗行为人诋毁，我的作为受人揣测

这是愚蠢的徒劳，还是狂妄的过失：

如此遭人非难的作为，就我们所知，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田间漫步和心中的遐思而已：

我的手喜欢去追寻独特与稀奇，

偏离了坦途，不走大道，

那褪色的丝线又怎可以，

绣得出一丝一毫，玫瑰的华丽。

自然，如果这便是她的乐趣所在、习惯使然，那难免会让人嘲笑，据说蒲柏还是盖伊就讽刺她“是位爱涂鸦的书呆子”。又据说她曾嘲笑盖伊，因此得罪了他。她说他的《琐事》表明“他更适合抬轿子，而不是坐在上面”。不过，默里先生说这只是“流言蜚语”，而且“无聊”。但这一回，我却不敢苟同，因为我倒是认为，哪怕只有流言蜚语，也是多多益善，这样我便大有可为，可以找到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夫人的某种形象来。她喜欢在田间漫步，常有一些奇思妙想，对于“无聊的家务”，如此犀利、如此轻率地大加菲薄。不过，默里先生说，她变得散乱芜杂了。她的才华生了杂草，爬上了荆棘，再没有可能绽放原先独特曼妙的光彩。所以，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了书架，转向了另一位了不起的女士，那位满心奇思异想、整日不切实际，却让兰姆情有独钟的公爵夫人，纽卡斯尔的玛格丽特，她比温切尔西夫人年长，不过也是同一时代的人。她们二人截然不同，但同为贵族，也都没有子嗣，嫁的也都是最好的丈夫。两人对诗歌都是满腔的热忱，也因同样的原因而为之形容憔悴。打开公爵夫人的书，看到的，是同样燃烧的怒火，“妇女像蝙蝠或猫头鹰一样生活，像牲畜一样操劳，像虫子一样死去……”玛格丽特也是一样，本可以成为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付出总可以推动某个车轮向前滚动。但在那时，她那狂野、充沛而又未经琢磨的智慧，又怎能够被驯化或是文雅到可以为人类所用？只是喷涌而出，肆意流淌，杂乱无章地造就了韵文和散文、诗歌与哲学的洪流，凝固在无人问津的四开本或对开本上。本该有人为她递上一台显微镜，让她拿在手中。本该有人教她仰望星空并且科学地思考。她的才智是在孤独与自由中练就的，没有人来阻挡，也没有人来教导，只有教授们的逢迎、宫廷里的奚落。埃杰顿·布里奇斯抱怨过她的粗俗——“竟来自一位出身名门又在宫阁大院里长大的女人”。她把自己关在韦尔贝克，孤身一人。

想一想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一幅孤独而绚丽的画面！仿佛一株巨大的黄瓜在花园里蔓延生长，将玫瑰和康乃馨压在身下，令其无法呼吸，窒息而亡。这个女人曾写出了“最有教养的女人莫过于头脑最文明的女人”，却把她的时间挥霍在了胡涂乱写废话之上，并在糊涂和愚行中愈陷愈深，以至于出行之时，竟有人蜂拥在她的马车边围观，真是何等浪费。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已被当成了老妖婆，用来吓唬那些聪明的姑娘。这时，我想起多萝西·奥斯本曾写信给坦普尔，跟他谈起公爵夫人的新作。我便把公爵夫人的书放在一边，打开了多萝西的书信集。“果然，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有那么点儿精神错乱，要不然，她怎么会这么荒唐，胆子大到去写书，写的还是诗歌，就算我两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也不至于会这么做。”

所以，既然理智而谦逊的女人不能写书，那么多萝西，这个敏感又忧郁，性情脾性都和公爵夫人大相径庭的女人，便什么都不曾写过。除了书信。一个女人可以坐在父亲的病榻前写信。可以在炉火旁，在男人交谈的时候写信，而不会打扰他们。但奇怪的是，我一边翻看着多萝西的信件，一边想，这位未经教导、孤独的姑娘在遣词造句、勾画场景方面拥有何等的天分啊。听听她接下来说的话：

“吃过饭，我们坐下来聊天，说到了B先生，后来我就离开了。读书、做活儿，就这样打发炎热的白天。大约六七点钟，我出了家门，到了家附近的一片公共草地。那儿有一伙儿年轻的乡下姑娘正在放牧牛羊，坐在树荫下唱着民歌。我走近她们，她们的嗓音和美貌跟我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牧女可大不相同，不过，相信我，她们的天真无邪和那些牧女并没有什么两样儿。我和她们谈天儿，发现她们个个儿心满意足，个个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就差了她们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们谈着谈着，就有个姑娘东张西望，看见了她的牛儿跑进了麦地，她们爬起来，一溜烟儿全跑了，好像脚底下长了翅膀一样。我没那么灵活，所以落在了后头，而等我见着她们把牛全赶回了家，我想我也该回去了。吃完喝完之后，我就去了花园，走到一旁流过的小河边，坐了下来，真想你就在我身边……”

我们大可以确信，她的身上也有着作家的潜质。不过“就算我两个星期都睡不着觉，也不至于会这么做”——当我们看到，即便这样一位极具写作天赋的女人，也让自己相信，写书实属荒唐，以至是种精神错乱，我们就可想而知，这空中回荡着的，反对女人写作的声音是多么响亮了。我把多萝西·奥斯本那薄薄的一册书信放回了书架，接下来我找到的，是贝恩太太的书。

到了贝恩太太这里，这条路，我们算是走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拐角。我们把那些孤独的贵妇留在身后，她们写书，不过是自娱自乐，既没有读者，也听不到批评，最后只是关在自己的花园里，陪着那些对开本。我们进了城，和街上的普通百姓摩肩接踵。贝恩太太是一名中产阶级妇女，拥有普通百姓的种种美德：幽默、活泼、勇敢。只因丈夫的死和生意上的失败，而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才华来谋生路。她不得不和男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写作。她勤奋有加，挣到的钱足以维持生计。而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胜过了她写出的任何作品，即便是那句出色的“千次殉道”，或是“爱在奇妙的胜利中坐”，因为自此，心灵获得了自由，换句话来说，不久之后，她们就可以尽情写出心中的所喜所爱了。因为，既然阿芙拉·贝恩做出了榜样，姑娘们就大可以去跟父母说，你们不用再给我零花钱了，我可以凭自己的笔养活自己。但不用说，这样的答复我们还要听上好多年：好啊，就像阿芙拉·贝恩那样！还不如死了好！门比以往摔得更快也更加响亮。女人的贞洁，在男人眼中如此重要，写作还影响到了女性的教育。这个意味深远、颇有趣味的话题，此时此刻有了讨论的必要，若是有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学生就此话题做一番研究，兴许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达德利夫人珠光宝气地坐在蚊虫纷飞的苏格兰荒野中，这大可以作为卷首的插图。达德利夫人辞世的那天，《泰晤士报》写道，达德利勋爵是“一位品味高雅，多才多艺的先生，心地善良，为人大方，却尤为专横。他定要自己的夫人盛装打扮，哪怕去苏格兰高地狩猎，在最偏僻的木屋里也要如此；他为她戴上灿烂夺目的珠宝”，云云，“他给了她一切——却不要她付上一点儿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了风，自此以后，她便一直服侍他，以过人的才干打理他的庄园。那种尤为专横在19世纪也依然存在。

还是回到正题。阿芙拉·贝恩证明了，也许，牺牲一些令人愉快的美德，写作是可以赚到钱的。而长此以往，写作也就不再只被看作愚行或是精神错乱，而是有了实际的重要性。说不定，丈夫会先她一步离开人世，或是家中飞来横祸。18世纪尾声将至，数以百计的妇女做起了翻译或是写下了无数蹩脚的小说，为自己挣些零花钱或是用来贴补家用，只是如今连教科书上也无迹可考了，不过，在查令十字街的4便士书摊上，还可以找得到。18世纪末的妇女，头脑异常活跃——她们做演讲，组织集会，撰文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足以证明，妇女可以通过写作来赚钱。钱让先前的消遣添了些荣光。也许，人们还有理由继续嘲笑她们是“爱涂鸦的书呆子”，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们可以把钱放进自己的钱包了。这样一来，在18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一场转变开始了，若是由我来重写历史，我会把这一转变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因为在我看来，这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的意义还要重大。中产阶级的妇女开始写作了。因为，如果说《傲慢与偏见》确有价值，《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确有价值的话，那么妇女写作的意义，要远远胜过我在这一小时中所能证明的，而我所谓的妇女，不仅仅是指那些关在乡野，在自己的对开本中孤芳自赏，或是为人奉承的贵妇们，更是指普通女性。没有那些先行者，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便不能写作，正如莎士比亚不能没有马洛，马洛不能没有乔叟，而乔叟又不能没有那些已被遗忘了的诗人，是他们驯服了语言的桀骜，为后人铺平了道路。须知每一部杰作都并非孤身一人来到世间，它们无不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在一个人的声音之后，响起的其实是众人的共鸣。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尼·伯尼的坟茔上放下一个花环，而乔治·艾略特则应向伊丽莎·卡特——那个坚定地在她床头拴了个铃铛，好让她能早些起来学习希腊文的老太太——强健的阴魂致以敬意。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去阿芙拉·贝恩的坟头，为她撒满鲜花，虽然她被葬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里，多少有些惊世骇俗，但也恰如其分，因为正是她为她们赢得了表达心声的权利。正是她，尽管她名声不佳，举止轻佻，才让我今晚对你们所说的听起来不至于那么异想天开：用你们的智慧每年赚500英镑。

如今，我们到了19世纪初。就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书架上摆放的全是妇女写的书。可我看过书架之后，不禁问道，为何除去极少数的几本，眼前全是小说？要知道，诗歌才是创作冲动的初心所在。“歌者之尊”也是一位女诗人。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女诗人都要先于女小说家。何况，看了看那四个著名的名字，我想，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又有什么共通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汀吗？只有一点，她们都没有孩子，似乎可以把她们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任何四个能聚在一间屋子里的人，都不会比她们更格格不入——不由得我们不去浮想联翩，她们若是见了面，又会有怎样的交谈。可是，当她们开始动笔之际，不知是什么力量在左右她们，让她们全都选择了小说。这是否与她们出生于中产阶级有关，我这样问，又是否像艾米莉·戴维斯小姐稍后要向我们清晰展现的，是因为，在19世纪初，中产阶级的一家人只能共用一间起居室？如果妇女想要写作，她就只能在这间共有的起居室里写了。因此，南丁格尔小姐如此愤愤不平——“女人从没有过半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总是有人打断她。诚然如此，写写散文和小说，还是要比写诗或戏剧容易，因为无须那般专心。简·奥斯汀就这样一直写到她生命的尽头。“她能完成这一切，”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真让人意外，想一想，她连一间书房都没有，那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到访的客人或是家人之外的任何人疑心她在做的事情。”简·奥斯汀把手稿藏起来或是用一张吸墨纸盖在上面。而且，在19世纪初期，妇女接受的全部文学训练，均在于观察人物、分析情感。妇女的情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是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中孕育而成的。形形色色的情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在她的眼前。因此，中产阶级的妇女一开始从事写作，她所写的自然就是小说，尽管这么说看上去没错。不过，在我们提到的那四位著名的女性中，有两位就其本性而言，却并非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诗，乔治·艾略特的创作冲动本属于历史或传记，那里才施展得开她宽阔胸怀中涌动的才华。她们却都写了小说。我把《傲慢与偏见》从书架上拿了下来，我得说，人们不妨更进一步说她们写出了很好的小说。人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好小说，这既非夸耀，也不至于让男人痛苦。无论如何，若是被人发现在写《傲慢与偏见》，这绝不是件丢人的事。不过，让简·奥斯汀高兴的是，门轴会嘎吱作响，这样，还没等有人进来，她就可以把手稿藏好。在简·奥斯汀看来，写作《傲慢与偏见》总有些不够光彩。这让我好奇，要是简·奥斯汀认为不必把手稿在来客面前掩藏起来，《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为精彩？我读了一两页，想看看有无这种可能，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迹象。哪怕是最轻微的，可以说明生活环境影响了她创作的迹象。这恐怕才是奇迹所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女人，在1800年前后写作，心里没有怨恨，没有辛酸，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看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这样想。而人们若是将莎士比亚与简·奥斯汀做比较，他们的用意，大概就是要说，这两人的心中都已经了无挂碍了。也因此，我们并不了解简·奥斯汀，并不了解莎士比亚；也因此，简·奥斯汀的字里行间处处是她的身影，莎士比亚亦复如是。若是说，环境给简·奥斯汀带来了任何不便的话，那就是强加给了她一个过于狭隘的生活。一个女人，要想只身上路，四处走走，那是绝无可能。她从未旅行过，从未乘过马车穿行伦敦，也未曾独自在某家店里用过餐。不过，也许简·奥斯汀生性如此，并不奢求不曾有的东西。她的天赋与她的生活环境相得益彰。但当我打开《简·爱》，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时，我对自己说，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的情况并非如此。

我翻到了第12章，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谁爱责怪我就责怪我吧”。我不禁好奇，夏洛蒂·勃朗特有什么好被人责怪的呢？我读到简·爱趁着费尔法克斯太太做果冻的时候，是如何爬上了屋顶，眺望远方的田野。然后她开始渴望——正是因此勃朗特才为人责怪——“我渴望可以看到比那里更远的地方，看到那个繁华的世界，在城市和各个地方，都有我听说过的生活，却从未见过。我便渴望比现在拥有更多的人生经历，与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交往，结识更多性格各异的人，而不是被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珍视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善良，还有阿黛勒的善良，但我相信还有其他不同种类、更为生动活泼的善良存在，而我所相信的，我就希望能亲眼看到。”

“有谁来责怪我？很多人，没错，你可以说我不知足。我也无能为力，我天生便不安分。有时，这让我痛苦……”

“空谈什么人应安于宁静的生活，毫无益处。人们一定要有行动，若是找不到，也一定要创造出来。无数的人注定要落入比我更为沉寂的结局中去，也有无数的人默默地与自己的命运抗争。没有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又有多少抗争在人们的心底深深埋藏。一般人都认为妇女最宜安分，但其实，女人的感觉和男人并无二致。她们和自己的兄弟一样，需要发挥她们的才华，施展她们的拳脚，可她们被捆住了手脚，不能动弹，换作男人，也只能是这般下场。所以，她们那些享尽了更多特权的同类，还说什么，女人只该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个钢琴或是绣个花袋，这未免太过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了。若是她们想要打破习俗对她们的约束，想要多做一些事情，多学一点东西，却有人来谴责或嘲笑，那未免也太过愚蠢。”

“我如此一人时，耳边常听到格雷斯·普尔的笑声……”

我想，这儿的停顿有些生硬。突然扯上格雷斯·普尔，不免让人扫兴。连贯性被打断了。我把书放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我再继续，人们或许会说，写出了那些文字的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要是从头到尾读完这段话，留意到文字间的不连贯，留意到这种愤怒，人们就会明白，她永远无法把自己的才华完整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作品注定要扭曲变形。本该行文冷静之处，下笔却带了怒火。本该笔藏机锋，却写得愚蠢可笑。本该塑造角色，却把自己写了出来。她在与命运抗争。她除了备受阻挠，处处受制，以致早早离开了人世，又能怎样呢？

我情不自禁地让自己陷入幻想，要是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有300英镑，那会是怎样——不过，这个傻姑娘把小说的版权一股脑儿卖了1500英镑。要是对这个花花世界，对这些热闹非凡的城市和地方，多上几分熟悉，多上一些实际的经历，与更多和她一样的人交往，结识了更多性格各异的人，那又会是怎样？在她的那番话中，她不光道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不足，还道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不足。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若不是在眺望远方的田野，在寂寞地憧憬中消磨了自己的才华，若是允许她去体验、去交际、去旅行，她将会有何等的收获。但没有任何机会，她被拒之门外。我们只能接受事实，承认所有这些出色的小说，《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都出自那些足不出户的女人笔下。她们的人生经历，不外是进得了一位体面牧师的家门。这些小说，也是在这个体面家庭的公共起居室里写成的，而写书的女人们，穷得连纸都不能一次多买几刀来写《呼啸山庄》或是《简·爱》。她们中的一位，乔治·艾略特，在历经磨难后终于得以摆脱这种境地，虽说这话不假，但也不过是隐居在了圣·约翰森林中的别墅里而已。而即便定居于彼，也依然还处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之中。“我希望人们可以理解，”她如是写道，“若没有人要求，我永远不会请任何人来看我。”这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个有妇之夫生活在一起，犯下了罪行；而只消看上她一眼，不管是史密斯夫人或是哪位不请自来的什么人，都会有损贞洁吗？女性必须遵从社会习俗，必须“与世隔绝”。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侧，则有一位男士逍遥地与这个吉卜赛姑娘、那位贵妇名媛生活在一起，奔赴战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经历着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后来，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这些便成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要是托尔斯泰与一位“与世隔绝”的有夫之妇也隐居在修道院里，且不管这道德教训会是多么地给人启迪，我想，他恐怕是写不出《战争与和平》来了。

不过，对于小说的创作，以及性别之于小说家的影响，或许还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如果闭上双眼，把小说想象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小说虽是创造，却与现实生活如同镜像，二者如此相似，尽管处处可见简化和扭曲。更准确来说，小说是一种结构，在人们的心中投下其形式，时而成方，时而成塔，有时伸出侧翼和拱廊，有时坚实紧凑，拱顶犹如康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回想起几部著名的小说来，我想，这一形式在人们的心中激起了与之相称的情感。不过，这种情感立刻便融入了其他的情感之中，因为，这“形式”的结构，并非砖石的相砌，而是凭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造就而成。这样一来，一部小说便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各种敌对和矛盾的感情。生活与并非生活的东西相互冲突。因此，小说如何也就莫衷一是，而个人的好恶也让我们摇摆不定。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主人公约翰——必须活下来，否则我会堕入绝望的深渊。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啊，约翰，你还是死去吧，因为这是小说的形式所需。生活与并非生活的东西相互冲突。那么，既然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亦是生活，我们就将之当作生活来加以评判。詹姆士这种人我最讨厌，有人这样说。或者，这真是一派胡言乱语，我自己就从没见过这种事情。想一想任何一部名著小说，显而易见的是，所谓整体结构，其实是一种无限的复杂性，其中交织着纷繁众多的判断、各式各样的情感。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写就的一部书也能俨然一体地流传下来。并且，英国的读者，他们心中所想，和俄国读者、中国读者的理解竟也有可能毫无二致。不过有时，有些书的完整确实不同凡响。而让这少数的传世之作（我想到的是《战争与和平》）如此俨然一体的，就是我们所称的诚实，虽然这无关乎付不付账或是危难面前的高风亮节。我们所谓的诚实，在小说家这里，指的是他让人相信，这就是真实。没错，人们会想，我永远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可从没见过有人会那样做。可你让我相信，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发生了。人们读书，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有一道光照亮——那是造化的神奇，让我们心中生出光明，来把小说家的诚实和虚伪看得清楚分明。也或许是造化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心灵之墙上用隐形的墨水写下了预兆，来由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之印证，只须燃起天才的火焰，那预兆便可以看到。当其昭然若揭，如此生气勃勃地为人所见时，人们不禁欢呼，这岂不是我一直所感觉到、所熟知、所渴望的吗！我们心潮澎湃，近乎崇敬地合上书页，仿佛这无比珍贵，可以时常翻开，从中受益，直至一生。我们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我说着拿起《战争与和平》，把它放回原处。可另一方面，若是读到了蹩脚的句子，虽然也色彩亮丽、姿态奔放，初读之下也能立刻与之热切共鸣，但一俟细细审视，也就至此而止了：似乎有什么在阻碍着它们的发展，或是在我们的审视下，只在边边角角里看到了几笔淡淡的涂鸦、一处污迹，没有整体，也不充分，只让我们失望地叹息了一声说，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而大多数情况下，小说当然会在某些地方出岔子。想象力不堪重负，自然步履蹒跚。洞察力也神志不清，连真与假都无从分辨，更没有气力去继续如此的伟业，因为这时刻都要求将种种不同的才能灵活运用。何以小说家的性别会影响到凡此种种？我看着《简·爱》和其他书，心下思忖。一位女小说家，她的性别何以会干扰了她的诚实——在我看来，诚实正是作家的脊梁。看来，在我引自《简·爱》的那一段文字中，怒气的确影响了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诚实。她放下本该全心全意创作的小说，开始宣泄个人的积怨。她记起自己被剥夺了本应经历的生活——在她想要自由自在周游世界时，却不得不困在某个教区牧师的家中修补袜子。她的想象力因愤怒而走错了方向，这被我们察觉到了。可远不止愤怒在牵扯她的想象，使之偏离了方向，还有无知。罗切斯特的肖像就是在黑夜中画就的。还有恐惧，也从中作祟；还有处处可见的尖酸刻薄，那是苦闷的结果，是激情之下郁积的痛苦之火还在慢慢燃烧，是积怨，让这些诚然出色的书因痛苦而痉挛。

既然小说与真实生活如此紧密相连，那小说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真实生活的价值所在。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女人的价值观与男人比，常是相去甚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占上风的，却是男人的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比赛自然“重要”；追逐时尚、买衣服则是“琐事”。而这类价值观则不免从生活进入了小说。这本书意义重大，评论家会说，是因为它涉及战争。这一本就无足轻重，它描写的是客厅里女人们的感受。战场上的情形自然远比商店里的画面更为重要——价值的微妙差异随处可见。因此，19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体结构，如若是出于女性的笔下，那就是在这样一种略失直率的心境下，为了迁就外界的权威而不得不放下自己清晰的看法，换了眼界之后写就的。只需翻开那些已为人遗忘的旧时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正忙于应付批评。她时而挑衅，时而示弱，时而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时而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温顺、羞怯，还是怒气冲冲，如何对待批评，全要视她的性情而定。其实，态度怎样，并无关系，问题是，她所关心的已不再是事情本身了。她的书落在了我们头上。书的中心有个瑕疵。这让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旧书店里，就像果园里的小苹果，长着疤痕。就是这心中的疤痕让它们腐朽。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不过，她们又如何能够不去左右摇摆。在这个父权一统天下的社会，面对所有这些批评，要有何等的才华、何等的诚实，才可能不为所动，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见识。只有简·奥斯汀做到了，还有艾米莉·勃朗特。这又是她们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也许是最自豪的事了。她们按照女人的方式写作，而不是像男人那样。那个年代的上千名女小说家中，只有她们，毫不理会那固执的学究一成不变的训诫——要这样写，该那样想。只有她们对这喋喋不休的声音充耳不闻。牢骚也好，俯就也罢，蛮横也好，哀恸也罢，或是震惊、愤怒，还有如叔伯长辈般的谆谆嘱咐，这声音就是不肯让妇女有片刻的安宁，而是像一位一本正经的家庭女教师，时刻对她们耳提面命，就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那样，敦促她们，务必要温文尔雅。甚至连诗歌的批评之中也要把性别考虑在内，并告诫她们，如果端庄得体，赢上一个，想体验让我猜猜看，有什么闪亮大奖的感觉，那就要循规蹈矩，好让那位先生心里觉得合适——“……女小说家要想成功，只消鼓起勇气承认身为女人的局限，就可以了。”这句话真是言简意赅，而当我对你们说，这句话并非是写在1828年的8月，而是1928年8月，这一定让你们吃惊了。我想，你们也会同意，不管这句话现在读来多让人觉得好笑，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代表的却是气力更大、嗓门儿更高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是打算翻旧账，我只是从脚边捡起了飘来的机会。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人，必须意志坚定，才可以抵制得住所有的那些冷落、苛责以至大奖的诱惑。除非她素来离经叛道，才对自己说得出：哦，不过他们总不能连文学都买了去吧。文学对每个人都敞开着大门。我可不许你把我赶出这块草坪，就算你是个学监。爱把图书馆锁上，你就锁上吧；但休想把我自由的心灵关进门里，插上门闩，紧锁起来。

不管挫折和批评对她们的创作影响如何——而我相信这种影响十分巨大——这与她们（我所想到的，仍是那些19世纪初的小说家）将思绪诉诸笔端之时，所要面对的另一个困难相比，也就不值一提了。所谓另一个困难，就是当她们拿起笔来时，身后并无传统可循，即使有，也因为太短、不够完整而无济于事。因为若是身为女人，我们便只能通过母亲来思考过去。不管我们从伟大的男作家那里获得了多少乐趣，向他们寻求帮助终究是徒劳无益。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他是谁——尚未对妇女有过帮助，虽然她可能跟他们学会了几个小把戏，在自己的书中派上了用场。男人心中的轻、重、缓、急，和她心里的相比，大相径庭，所以她也很难从中学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依犬画虎未免相去甚远。下笔之时，她首先发现的，或许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话是可以供她使用的。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像萨克雷、狄更斯还有巴尔扎克，他们的文笔都很自然，流畅而不马虎，富于表现而不矫揉造作，各有特色而又为大众所共飨。他们的小说，使用的是当下流行的句子。19世纪初流行的句子听起来大概是这样：“他们作品之伟大，在于其立论绝不半途而废，势必进行到底。再没有比实践艺术、不断创造真与美更让他们为之兴奋和满足的了。成功催人奋进，习惯则助人成功。”这是男人的句子，在其背后，我们看到了约翰生、吉本和其他的人。这种句子，女人用来并不合适。夏洛蒂·勃朗特，尽管有着出色的散文天赋，手中拿着如此笨拙的武器，脚下就未免踉踉跄跄，跌了跟头。乔治·艾略特拿着它犯下暴行，总是以辞害意。简·奥斯汀看到这样的句子不免心生嘲笑，便设计出合乎自己需要、流畅自然、优美匀称的句子来，一生不离不弃。因此，虽然论才华比不上夏洛蒂·勃朗特，她却远远说出了更多的东西。的确，既然自由充分的表达才是这门艺术的精髓所在，那么，谈到妇女的写作，传统的缺失、工具的阙如与不当，显然说明了很多问题。更何况，一本书的完成，并非只是把句子首尾相连那么简单，而是要用句子去构筑，形象点儿说来，就是构筑起拱廊和穹顶。而就连这一形式本身，也是男人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留给自己所用的。既然句子已不趁手，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史诗或是诗剧的形式会让人得心应手呢？但等到妇女成为作家时，旧的文学形式早已定了形，坚硬无比。只有小说，尚且年轻，足够柔软，还可以任她塑造——这或许，就是何以她会写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可是即使是现在，谁又能说“小说”（我给它加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名称也并不合适）即使是这所有形式中最柔软的一个，在她用来，就已经是恰到好处了呢？毫无疑问，一旦她可以自由地施展四肢，我们便会发现，她会将之敲打成形，拿来为己所用。她会创造出新的工具，虽然未必是诗，来表达心中的诗意。因为正是这诗意仍无法宣泄。而我不禁又想，今天，一位妇女会如何来写一出五幕的诗体悲剧呢？她会用诗行？——还是宁可用散文？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仍在遥遥的暮色下晦暗未明。我必须将之放到一旁，以免跑了题，在它们的诱惑下走进一片杳无人迹的森林，迷了路，很有可能，最后落入野兽的口中。这是我所不愿的，而我也相信，你们也不愿听我谈到这样一个凄惨的话题，那就是小说的未来，所以在此我只是稍作停留。请你们注意，就妇女而言，物质条件对小说的未来至关重要。书籍多少要与身体相适。也就不妨说，与男人相比，女人写的书应该会更短、更紧凑，布局谋篇也无须长时间聚精会神的工作，不用担心别人的打扰。因为打扰在所难免。还有，似乎男人女人用来滋养思想的神经构造也不相同。若要它们全力以赴、出色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因材制宜——举例来说，这种长篇大论、长达数小时的讲座（大概是几百年前，修道士们发明的）是否适合它们呢？对它们来说，工作与休息，又该如何一张一弛？不过，不要把休息当作无所事事，休息也是做事，只是换了某种不同的事情。那么，区别何在呢？这正是需要讨论、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正是女性与小说的题中之意。然而，我再次走向书架，又想到，我要上哪里才找得到对女性心理的深入分析，并且，还要是女人写成的呢？要是因为女性踢不好足球，就不让她们去从医——

幸运的是，我的思绪现在又转向了别处。

终于，我在一番信步闲庭之后，还是来到了放着在世作家作品的书架前。既有女人的，也有男人的，如今妇女所写的书，几乎与男人一样多了。如果说事实还并非如此，如果说男人在两性之中，还是更为健谈的一方，那么，毋庸置疑的是，女人不再是只写小说而已了。书架上放着简·哈里森有关希腊的考古学著作、弗农·李的美学专著、格特鲁德·贝尔的波斯游记。林林总总，包括了一代人之前女性从不曾涉足的各类话题。有诗歌、戏剧、评论、历史和传记、游记和各种学术研究著作，甚至还有几本哲学书，几本有关科学和经济学的著作。虽然小说仍是主流，却因为与其他著作的联系，小说自身也大有可能已经变化了。那种天然去雕饰的简朴，女性写作上的史诗时代，或许已一去不复返了。阅读与批评或许拓宽了她们的见识，让她们更为细腻。描写自我的冲动也已渐平息。她们或许已经开始把写作当成一门艺术，而不再是表达自我的方法。从这些新小说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得到对于此类问题的一些答案。

我随便从中抽出一本。这本书放在书架的一端，名为《人生之冒险》什么的，作者是玛丽·卡米克尔，这本10月刚刚出版。“看上去是她的处女作。”我自语道。不过，阅读时，务必要把这一本当作一套很厚的丛书中最后的一本，延续了我刚刚浏览过的所有另外几本书——温切尔西夫人的诗集和阿芙拉·贝恩的剧作，还有那四位著名小说家的全部小说。这是因为，书籍总是前后相继，虽然我们好把它们分开评判。而我也必须把她——这位不知名的女人——视为所有另外几个女人的后裔。我刚刚见识了她们的境况，现在来看看她们的个性和局限又被她继承了多少。我坐下来，拿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看看我能从玛丽·卡米克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之冒险》中了解到些什么，可一想到小说给人的常不过是镇痛剂而非解毒剂，常让人昏昏睡去，而不是用燃烧的烙铁把人惊醒，我不免长叹一声。

我先是把这一页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对自己说，我要先去领会她的句子从何写出，再去记清楚那些蓝眼睛、褐眼睛，还有克洛伊和罗杰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系。待我弄清了她手里拿的是一支笔还是一把锄头，才会有时间来关心这些。因此，我读了一两句话。随即便明白地感觉到，这其中有些不妥。句子间流畅的衔接被打断了，有什么被撕裂了，被划过；时而会从这儿或那儿迸出一个字眼来，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就像老戏中人们常说的，她“放开了”自己。在我看来，她就好比一个擦火柴的人，却无法将之点亮。可为何，我这样问，仿佛她就在我面前。简·奥斯汀的句子对你来说也不适合？就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这些句子也就必须统统抛弃吗？唉，我不禁叹息，竟然会这样。简·奥斯汀的笔下，就像莫扎特的协奏曲，美妙的旋律婉转相续，而这篇文字，相比之下就像是行舟海上，或浮或沉。这种短暂急促、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或许意味着她在害怕什么，或许是怕人叫她“伤感”，又或许是她记起妇女的作品曾被人称之为花哨，便刻意多添上了些荆棘。不过，在我仔细读过其中的一个片段之前，我也不敢肯定，她究竟是站在我们面前，还是藏在了别人的身后。不管怎样，细读之下，我想，她还没有失去生命力。只是，过多地堆砌了事实。如此篇幅的一本书，恐怕连一半都用不上。（这本书只不过有大约《简·爱》一半的长度。）不过，她还是有办法让我们——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汉姆先生——全都坐进了一条溯流而上的独木舟。等一下，我向后靠在椅背上说，在我继续读下去之前，我一定要把整件事想个清楚。

我告诉自己，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玛丽·卡米克尔在跟我们耍花招。我的感觉，就像是行进在“之”字形起伏的铁路上，当你以为车厢就要俯冲下去时，却即刻飞速升起。玛丽是在打乱这种预期的顺序。她先是打破了句子，随后又打乱了顺序。好吧，只要她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是为了创造，她自然有权利这样去做。但二者之中，究竟是哪一种，我还尚不能确定，除非她让自己面对一个特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我会给她一切自由，任她选择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哪怕是几个铁皮罐、几把旧水壶，只要她愿意。但她一定要让我信服，她确信就是这样的情形，一旦她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面对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而这样的话，我决心向她尽一个读者的职责，只要她会向我尽到作者的责任。我翻过一页，读了下去……请原谅我如此唐突地突然停下。是不是没有男人在场？你们能向我保证，在那块红色的窗帘后面，并没有藏着查特莱斯·拜伦爵士的身影？你们肯定在座的全是女人？那么，我要告诉你们，接下来我读到的是这样一句话——“克洛伊喜欢上了奥莉维亚……”不要吃惊，不要脸红。就让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私下承认，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女人确实喜欢女人。

“克洛伊喜欢上了奥莉维亚。”我读道。然后便突然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个转变。在文学中，或许，这是克洛伊第一次喜欢上了奥莉维亚。克莉奥佩特拉并不喜欢奥克泰维娅。若她果真喜欢奥莉维亚，那《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将会整个变了样！我这样想着，任由思绪飘荡，一时间恐怕是离开了《人生之冒险》。所有的一切都被简化了，而且，还一成不变，这真是太荒唐了。克莉奥佩特拉对奥克泰维娅唯一的感情，就是嫉妒。她的个头比我高吗？她的发式是如何梳理出来的？除此之外，也许，这出戏就不再需要什么了。可若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那会是多么有趣。我匆匆回顾了一下辉煌的小说长廊中女人的形象，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太过简单了。太多的遗漏，太多的空白，未被尝试过。我尽力回想，在我所读过的书中，是否也曾有过一段属于两个女人的友谊。《十字路口的黛安娜》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当然，在拉辛和古希腊的悲剧中，她们是知己。她们偶尔是母女。但几乎毫无例外，只有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她们才得以存在。想想就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直至简·奥斯汀的时代，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女性，不仅只是供给异性来看，而且，只有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才得以被看到。而这种关系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只是多么微小的一个部分啊。而一个鼻子上架着性别意识给他戴上的黑色眼镜或是玫瑰眼镜的男人，从这之中，又只能看到些什么呢？也许，正因此，小说中的女人才有了如此古怪的禀性，要么美得惊人，要么丑得出奇，要么如天使般善良，要么如魔鬼般堕落——因为这皆来自情人的眼中，随着他的爱意充盈或是退去，爱情成功或是不幸。当然，在19世纪的小说家笔下，就并非如此了。书中的女人变得多样，也更为复杂。确实，也许正是书写女人的欲望让男人日渐放弃了诗剧，因为诗剧过于强烈，难以将女人作为题材，这才发明了小说，以之作为载体，更为相宜。即便如此，即使是在普鲁斯特的文字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男人对女人的认识，仍是处处受了限制，有失偏颇，就像女人对男人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

况且，我低下头去再次看着这一页，继续想到，日渐明显的是，除去日复一日的家务事，女人也和男人一样，有了其他的兴趣。“克洛伊喜欢上了奥莉维亚。她们合用一间实验室……”我继续读下去，发现这两位年轻的姑娘正忙着切碎肝脏，而这似乎是治疗恶性贫血的良方。尽管其中一个已经结了婚，还有了——我想，说出来是对的——两个小宝宝。而这些，当然了，都必须被省略不提。也因此，小说中这幅光彩夺目的女性肖像又变成寥寥几笔，单调而乏味。举个例子，我们不妨假设文学中的男性形象也只是作为女性的恋人而出现，从来都不曾做过男人的朋友、战友、思想家或是空想家，那么莎士比亚的剧中，能够留给他们的角色也只会少之又少，文学可就遭了殃！奥赛罗或许大体还在，安东尼也有所保留，但却失去了凯撒，失去了布鲁特斯，失去了哈姆雷特，失去了李尔王，失去了杰奎斯——文学将会变得何其贫乏。其实，文学的大门始终对女性关闭，其贫乏已经超乎了我们的估计。她们违心地嫁了人，被关在一间屋内，只有一件工作可做，这叫剧作家如何去把她们塑造得丰满、生动，哪怕只是如实而已？唯有诉诸爱情。诗人也不得不满怀着激情，又或是满腹的辛酸。除非，他是有意“仇恨女人”，而这往往只意味着，他对女人毫无魅力可言。

那么，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她们又合用一间实验室，单凭这一点就会让她们的友谊富于变化，更为长久，因为这就不会太过个人化，如果玛丽·卡米克尔知道如何去写的话，而我也开始喜欢上了她风格中的某些特点。如果她自己拥有一间房间，这一点我倒不敢确定；如果她每年可以拥有500英镑的收入——但这也有待证明——那么，我想，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是因为，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玛丽·卡米克尔又知道如何将之表达出来，她将在这间至今无人来过的大厅里燃起一支火炬。柔和昏暗的光线伴着黝黯未明的黑影，就像蜿蜒的洞穴，人们秉烛而入，四下打量，不知道将踏向何方。而我又接着读了下去，读到克洛伊看着奥莉维亚把一个罐子放到了架子上，跟她说该回家看孩子去了。我惊呼道，这幅画面可是自创世以来从未有人见过的。而我也十分好奇地关注着这一幕。因为我想看一看，玛丽·卡米克尔会如何动笔，来把那些未曾被记载过的手势、那些未被说过或是只说了一半的话一一呈现。因为当女人只身一人，不再有男人用变化无常、带着偏见的光芒为她照亮时，这一切便都显现出来，只是，像极了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那么不易察觉。我继续读了下去，对自己说，如果她要这么做的话，千万要屏住呼吸才行。因为妇女如此多疑，任何动机不明的兴趣都会引起她们的疑虑，又因为她们如此习惯隐瞒和压抑，任何向她们投来的目光都会让她们惊惶离去。“你要这样做的话，唯一的办法，我想”，不免又对着似乎在这儿的玛丽·卡米克尔说，“就要口上说着一些别的事情，从容地看着窗外，而这样记下来，也不是用铅笔记在笔记本上，而是要用最快的速记，用尚未读出过的词汇，记下发生了什么。”当奥莉维亚——这个被岩石的阴影遮掩了上百万年的生物——感觉到光线照在身上，看到一份陌生的食物正送上前来：知识、冒险和艺术，她便伸手去拿。我又一次把视线从书上移开，想着她必须将现有的才智重新搭配，好让本已高度发达以供他用的才智能够将新与旧融合在一起，而不至于打破整体上无比错综复杂而又精巧细致的平衡。

不过，哎呀，我又做了我决意要避免的事情了，我开始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性别大唱颂歌。“高度发达”，“无比错综复杂”，这是毋庸置疑的赞许，而称赞自己的性别总是可疑的，也往往是愚蠢的。而且，这一次，我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呢？我不能指着地图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哥伦布是个女人；或者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牛顿是个女人；或是抬头仰望天空，说飞机在头上飞，而发明飞机的正是女人。墙上并没有刻度，来衡量女人确切的高度。没有刻画入厘的码尺，好让我量一量慈母的关爱、女儿的孝心、姐妹的忠实，或是主妇的能力。即便是现在，大学的各个年级也少见女人的身影，她们也几乎不曾在各行各业——陆军和海军、贸易、政治和外交中担当过大任。甚至此时此刻，她们也还是无名无分。但若是我想要知道，譬如说，一个人就霍利·巴茨爵士可以跟我说些什么，我只需要翻开《伯克》或是《德布雷特》，就能发现他拿过这样那样的学位，拥有一处宅邸，有一个继承人，是某个委员会的主管，出任过英国驻加拿大总督，还接受了若干学位、官职、勋章和其他荣誉，作为他勋劳的印记，不可磨灭。关于霍利·巴茨爵士，除了上帝，再没有人知道得比这还多了。

因此，在我说女人“高度发达”“无比错综复杂”时，我却不能在惠特克或是德布雷特的名鉴，或是大学年鉴中得到证实。面对如此尴尬，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书架，上面放着这样几本传记：约翰生、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柯珀、雪莱、伏尔泰、勃朗宁，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传记。而我开始想到所有那些伟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仰慕女人，追求她们，与她们一同生活，向她们吐露心中的秘密，向她们求爱，为她们著书，信任她们，并且表露出某种，怎么说呢，只能称之为对某位异性的需要和依赖。我不会说，这种种关系都不过纯粹是柏拉图式的，而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大概会一口否认。但若是我们固执地认为这些男人不过从中得到了些欢愉、谄媚和肉体的愉悦，便再无所获了，那我们就大大地冤枉了这些显赫的名流。他们收获的，显然，是一些他们自身的性别所无法提供的东西。我们大概不必从诗人那里寻来狂放不羁的言辞以作明证，便可以进一步说，这是只有女人的天赋才能赐予的某种灵感，某种可以唤醒创造力的源泉。我想，他一打开客厅或是育婴室的房门，就可以看到她被孩子们团团围住，或是膝上正放着一方刺绣——不管怎样，作为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秩序和系统的中心。女人，让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和他的世界，也许是法庭或是下议院，大相径庭，而这不同立刻让他耳目一新，精神焕发。接下来，即使只是最简单的几句闲谈，自然也会有见解的不同，便可以滋润他心中原已干涸的思想。而看到她用了不同于他的工具也在创作，他的创造力也变得活跃，不知不觉间他那贫瘠的心中便又开始布局谋篇了，在他戴好帽子打算动身去找她之前，心中还百思不得的句子或场景，这时也已历历在目了。每一位约翰生都有他的斯雷尔，并且出于诸如此般的原因对她不离不弃。而后来斯雷尔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生又恼又恨，差点儿发了疯，不仅因为他在斯特里特汉姆的夜夜良宵一去不返，还因为他的生命之光“仿佛燃尽了”。

即使我们并不是约翰生博士，并非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我们也一样能感觉得到，女人的性情，是如此错综复杂，而她们高度发达的创造才能，又如此非凡。尽管，我们的感觉和那些大人物的相比，又是千差万别。我们走进房间——但英语语言的运用也须穷尽其极才可以，而新鲜的词汇也必须不顾一切插上翅膀赶来，女人才有可能说得出当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房间与房间如此大不相同，或者安静，或者有如雷鸣；或是面朝大海，或是正相反，冲着监牢大院；有的挂满了洗净的衣物，有的被乳白玻璃和丝织绸缎装点得生机勃勃；有的像马鬃般坚硬，也有的如羽翼般柔软——只消走到街上去，走进任何一间屋子，那错综复杂的女性气息就会一股脑儿地扑面而来。哪里会有别的可能？千百年来，妇女一直坐在屋内，时至今日，这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实际上，那些砖石砂浆早已不堪重负，不得不让这种力量不去诉诸笔端，或写或画，又或是要从商从政。但女人的创造力和男人的又大不相同。我们必须要说，若是这种创造力因为受阻而无法发挥，或是被白白浪费，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这是历经了多少个世纪以来何等严厉的压制才赢得的，没有什么可以将其取代。若是女人像男人一般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连看上去也像男人，这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既然男人女人各有不足，而世界又如此辽阔和丰富，只有一种性别哪里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该彰显差异、突出个性，而非舍异求同吗？毕竟，我们的相似之处已经够多了。倘若有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告诉我们，还有其他性别的人，正从不同的枝叶间，仰望着另一片天空。那么，恐怕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消息对人类的贡献更大了。若是碰巧让我们看见某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而冲去寻找他的标尺，我们一定会乐不可支。

我的思绪仍在书页上方的一段距离徘徊，我想，玛丽·卡米克尔将只会作为一个旁观者来修剪她的作品。恐怕，她的确会变成一个自然主义小说家——在我看来，这一类小说却不太有趣——而不是一个思想家。有这么多的新鲜事物要由她来观察。她倒不必再把自己困在中上阶级的豪宅中。她可以不必心怀怜悯或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坦然走进那些香气扑面的小屋，里面坐着交际花、娼妓和抱着哈巴狗的太太。她们坐在那里，身上仍穿着粗陋的成衣，若是男作家进了房间，免不了要去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克尔一定会拿出手中的剪刀，为她们将衣服边边角角剪裁得合体服帖。等到我们可以一睹这些女人的真实面目，那必定别有一番景象，不过，我们还必须多等一会儿，因为，玛丽·卡米克尔仍在为自己所意识到的“罪恶”所累，这是性的暴行留给我们的“遗产”。她的脚上仍拴着那条锈迹斑斑的阶级脚镣。

不过，大多数的妇女既非娼妓也不是交际花，她们也不会坐在那儿，把哈巴狗裹在灰尘漫布的丝绒里紧紧抱在怀中，就这样打发掉整个夏日的午后。那她们又都做些什么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条长巷来，河南岸的某处遍布着这样的街巷，其间密密匝匝住满了人。在这条长巷上，我仿佛看到走来一位颇为年迈的妇人，身旁一位中年女子挽着她，那也许是她的女儿。两人衣着体面，脚上穿着皮靴，身上穿着毛皮大衣，午后如此盛装，一定是早已成为习惯。而她们的衣服，年复一年，每逢夏月，都被叠放整齐，和樟脑一起收在衣橱内。她们穿过街道时，路旁的灯一盏一盏点亮了（因为她们最喜欢的正是薄暮时分），想必她们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年长的就快要八十岁了，可要是有人问起，在她看来，她的一生有何意义，她会告诉你，她记得那些街巷曾为巴拉克拉瓦一战而灯火辉煌，或是，她曾听到海德公园里为爱德华七世庆生时鸣响的枪声。而若是有人问她，还特别想知道是几月几号，是春夏还是秋冬，在1868年的4月15日或1875年11月2日的某个时刻，她正在做什么，她想必会一脸茫然地回答，她什么也不记得了。因为一日三餐需要她去准备停当；锅碗瓢勺也要洗刷干净；孩子们要送去学堂，直至可以自谋生路。这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都消失殆尽。传记或是历史对此不着一字。而小说，虽非本意，却无一例外地对此撒了谎。

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被记载下来，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好像她就在这儿一样。我的思绪仍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感受着沉默的压力。无从记载的生活日积月累，这或许来自街角叉起腰来的妇女，她们的戒指陷在肿胀的手指上，说话谈天还要比手画脚，仿佛莎士比亚剧中的词句那般韵律有致；也或许来自卖紫罗兰的姑娘、卖火柴的女孩儿，还有坐在门洞下的老太婆；又或许来自那些闲逛的女孩儿，她们的脸就像阳光和乌云下的海浪，让人看到来往的男男女女，和商店橱窗里闪烁的灯光。所有这些你都要去探索，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要握紧你手中的火炬。首先，你必须照亮自己的灵魂，照见它的深刻与浅薄，虚荣与宽宏，并要说出，你的美貌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与这个转动不止、变换不休的世界又有何关系。这儿，挂满了鞋、袜、手套、各色物品，摇来荡去；这儿，从衣料铺子长廊的一头，药店里的瓶瓶罐罐中，飘来淡淡的香气；这儿的地上，铺着人造的大理石。这是因为，在想象中，我进了一家商店。那儿铺着黑白相间的地板，四处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缎带，真是美得惊人。玛丽·卡米克尔若是走过，我想，她也不妨进来一看，因为这幅画面若是诉诸笔端，并不逊色于安第斯山脉任何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或是一处岩石林立的山谷。而且，这儿的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个女孩儿——而我会乐意看到对她的如实刻画，就像看到了拿破仑的第115本传记，或是第70部有关济慈的专著以及老教授Z之流正在对他笔下的弥尔顿式倒装句进行的研究一样。然后，我继续小心翼翼地，踮起了脚（我太胆怯了，太害怕那曾差点儿打到我肩头的一鞭子），小声地跟她说，对于男人的虚荣——不说怪癖，是因为还没有那么地让人不快——应该学会一笑了之，而不必心下不快。因为人人脑后都有1先令大小的疤痕，唯独自己看不到。而两种性别之间的互惠互助，其中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一番后脑勺儿上这1先令大小的疤痕。想一想，女人从尤维纳利斯的言论和斯特林堡的批评中得到过怎样的好处。想一想，从始至今，男人多么仁慈、多么聪明地为女人指出了脑后不光彩的地方！而若是玛丽十分勇敢又十分诚实，她会绕到男人的身后去，并告诉我们她的见闻。除非有女人把这1先令大小的疤痕加以描绘，否则的话，永远不可能画得出一幅真实完整的男人形象。伍德豪斯先生和卡索邦先生就是这种大小、这种性质的疤痕。当然，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会怂恿她刻意地去讥讽和嘲弄——文学表明，如此写下的文字一无是处。常言道，诚实的结果必定令人喜出望外。喜剧必然会别开生面。新的事实必然会为人所知。

不过，也该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这页书上了。与其去猜测玛丽·卡米克尔会怎样写、该怎样写，倒不如看一看她实际上写了些什么。因此，我继续读了下去。我想起自己对她有一些不满。她打碎了简·奥斯汀的句子，而我也就失去了机会，无法炫耀我无可挑剔的眼力和过分挑剔的耳朵。“是的，是的，这还不错，可简·奥斯汀写得比你要好得多。”这样的话说出来毫无用处，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二人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她又更进一步，接着打乱了次序——我们期望看到的顺序。也许她这么做只是无心，她不过是按了女人的方式，恢复了事物自然的次序，女人就会这样写。结果却多少让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波涛汹涌，看不出危机将至。因此，我也就无法炫耀自己感情之深刻，对人心所知之深邃。可无论爱情，或是死亡，每当我以为就要故地重游，重温旧梦之际，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一把将我拉走，似乎重要之处还在前方。而这样一来，她就使得我无法高谈阔论，堂而皇之地说出诸如“基本的感情”“人性共通之处”“人的内心深处”之类的词句，而正是这些让我们相信，我们看似乖巧，但心底仍是十分严肃、深刻、慈悲。她让我觉得，正好相反，人人都不过是思想懒散，而且因循守旧，毫无严肃、深刻、慈悲之心——这个想法实在毫无魅力可言。

但我读下去，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实。她并非“天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并不像她的前辈，温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还有乔治·艾略特那样，她们对自然有一腔的热爱，燃烧着瑰丽的想象之火，奔放的诗意、横溢的才华、深沉的智慧，成就了她们的伟大。她写不出多萝西·奥斯本那般的悦耳动听、端庄郑重之作——她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姑娘，10年之后，她的作品便会被出版商化为纸浆。不过，虽说如此，跟半个世纪之前的妇女相比，即使她们的天赋更胜一筹，她还是略占了些优势。男人不再是“反对势力”，她无须花费时间来抱怨他们。她不必爬上屋顶，因为憧憬着远行和经历，渴望去了解将她拒之门外的世界和众生而失去了平和的心境。在她刻画男人时，恐惧和仇恨也几乎消失殆尽，兴许，只有在因为自由而高兴得略过了头的时候，才少了几分浪漫，带了刻薄讽刺的倾向。这时，恐惧或仇恨的余迹才又流露了出来。因而，可以肯定，作为一个小说家，她自然占据了优势，技高一筹。她的情感更为广阔、热切，也更为自由。纤毫之微也会触动她的心弦。这样的情感就像一株新生的植物，亭亭地立在空中，尽情享受着扑面而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它也会四下打量，十分好奇又非常敏锐，环顾这几乎不为人知，也不曾记载过的事物。这种情感照亮了细小的东西，并让我们知道，那或许并非微不足道。它让尘封已久的东西得以重见天日，让人们怀疑埋藏它们的必要。尽管她有些笨拙，也不像萨克雷或兰姆那样，无须刻意，便与悠久的传统一脉相承，笔尖轻转，便可以流淌出悦耳的文字。她只是——我开始想——学到了重要的第一课：作为女人而写作，虽然这个女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结果便是，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奇特的性别特征，而这种特征唯有不再拥有性别意识的人才有。

大体而言，这都是有益的。除非她能抓住倏忽而去的瞬间，连同个人的经验，凭此建起屹立不倒的大厦；否则的话，无论多么丰富的情感、多么敏锐的洞察力，也无济于事。我说过，我会等到她去面对一个“特定的情形”。而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等到她发挥才能、用尽解数、打起精神来证明她不只是一个浮光掠影的匆匆看客。她透过表面，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她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说，就是现在，无须声色俱厉，我也可以揭示出这一切的意义了。然后，她就会开始——就是这种跳跃，不会错！——用尽解数、发挥才能，记忆中便会浮现出那几乎已被遗忘，在其他章节中被丢在一旁，也许是非常琐碎的事情。就在旁人缝缝补补，或是抽上一袋烟的时候，她要尽可能自然地让那些琐事鲜活起来，让人感觉得到她继续写下去，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仿佛登上了山巅，而一切在下面展开，历历在目，蔚为壮观。

无论如何，她在做这样的尝试。看着她更进一步去迎接挑战，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但希望她不要看到，那群主教、学监、博士、教授、一家之长和老学究全都对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提出建议。“你不能这样，你不该那样！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可以踏入草坪！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入内！有抱负、有风度的女小说家这边走！”他们就这样，像赛道围栏外聒噪的看客，对她纠缠不休，而她能否不去左右张望，径直完成自己的跨栏，便成了对她的考验。我对她说，别为了骂他们而停下脚步，不然你就输掉了；也别站在那里嘲笑他们，这也是一样。犹豫不决，或是笨手笨脚，都会输掉。全神贯注地去跳吧，我恳求她，就像我把所有的家当一股脑儿全押在了她的身上。她越过栅栏，有如鸟儿飞过。可前面还有一道栅栏，再往前还有一道。她是否能坚持到底，我不敢肯定，因为恼人的掌声和呐喊不绝于耳，但她尽力了。想一想，玛丽·卡米克尔并非天才，她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姑娘，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客厅的房间里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时间、金钱和闲暇，想要的东西一样也不够用，我想，她做得已经不错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章，心下得出了结论——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双肩在星空下一览无余，因为有人拉开了客厅的窗帘——若是再给她100年的时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每年给她500英镑，让她敞开心扉，把她写进书里的东西删去一半，到时候她一定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再过100年，她会成为一位诗人，我把玛丽·卡米克尔的《人生之冒险》放回书架的一端，如是说道。 LaVslyDobuTjiPDyuMx7C8Put9Gi5N/ZKkio+1roniiA2D1Y4kWTR3SUXXeQ9W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