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我接待的第一位咨询者——住在伦敦一幢高层住宅的顶楼，就在哈罗大道的后面。那时候她年近七十，女儿特蕾西的死亡——特蕾西在平安夜驾车与一辆卡车正面相撞——让安妮深受打击。安妮房间里充斥的烟味和燥热，那个三根电热棒的取暖器和她激烈狂暴的悲伤，时至今日，这些在我心中一如二十五年前一般清晰。那时候我是当地一个失亲服务组织的志愿者，只接受了十个晚上的培训，就坐在了安妮面前。我对她所经历的不幸感到手足无措和恐惧，但同时，我也有些兴奋，因为我发现自己找到了余生想要从事的工作。

安妮让我明白了一个后来在数百人身上被一再证明的道理：我们需要尊重和理解悲伤的过程，承认悲伤的必要性。悲伤不是医学康复模型里那种可以靠斗争去克服的东西。作为人类，我们会本能地逃避痛苦，但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要治愈悲伤，首先要允许自己感受伤痛。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在悲伤中支撑下去的办法，因为悲伤是无法逃避的。安妮不肯正视女儿离去的真相，用酗酒来逃避现实，与那些希望她振作起来的亲友们争吵。最后，迫使她接受深爱的女儿离去的现实并继续生活下去的，却恰恰是这种痛苦——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来缓解。

死亡是最大的禁忌，死亡带来的悲伤也被深深误解。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性，探讨失败，或展示我们心灵深处的脆弱，可谈到死亡，我们却总是沉默。死亡是如此令人恐惧，甚至陌生，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表达它。这样的沉默导致了一种无知，让我们得以避免对他人和自己的悲伤做出回应。我们希望看到失亲者忍住悲伤，感叹他们竟能如此坚强。但即使我们用诸如“去世”“逝去”“去了更好的地方”等说法来模糊死亡，现实仍然很残酷：我们的社会在面对死亡时很无奈。我们被迫面对死亡，那种失控感和无力感与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可以治愈我们；如果不可以，足够的意志力也可以”的信念是相悖的。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死去，以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方式。仅在英格兰，一年就有五十万人去世。平均来说，一个人的死亡至少会影响五个人，换言之，这意味着每年仅在英格兰，就有上百万的人会被讣闻打击。他们会永远记得自己是在哪里听到了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孩子即将死去或者已经死去的消息。这个消息会影响他们余生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改变他们与自己的相处方式。他们在处理悲伤情绪的成功与否，会反过来影响到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我们感受到的痛苦是无形的，它是根据我们对逝者爱的程度所形成的或大或小的隐形伤口。我们会为突如其来或者预料之中的死亡而悲伤，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抬头望见的依旧是死亡事件发生前的那一片天空，可从镜中窥见的自己已然改变。看着自己的照片，我们会对自己曾经的天真笑容感到讶异。死亡是个巨大的揭示者：它迫使暗藏的裂纹和潜伏的秘密走向公开，它让我们意识到身边亲近的人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却不一定理解我们经历的事情有多么复杂或者我们正在承受的伤痛是多么深重。

我看到的普遍情况是：真正伤害着一个人（如安妮）、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并不是悲伤所带来的痛苦本身，而是他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处理悲伤需要我们做出生理与心理上多种层面的努力。我们无法独自完成所有这些努力。在痛失至爱中幸存的关键是来自他人的爱。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去努力学会忍受痛苦，离开逝者继续活下去——敢于向前迈步，重新相信生命。

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有大量经过深入研究的实用策略和心理学解读，这些对处于悲伤中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见证了这类知识可以怎样帮助那些失亲者，避免其因为不恰当的援助而遭遇更坏的结果。研究表明，百分之十五的精神疾病转诊是因为悲伤没有被处理好。关于死亡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悲伤大部分是源于知识的匮乏，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处理这种恐惧并且以信心取而代之。我希望人们明白悲伤是我们必经的过程，并且，经验告诉我，悲伤是一项作业，是极为沉重的苦工。但如果我们承担它，它就能为我们效劳，令我们得以痊愈。经历一个自然的悲伤过程后，我们或许会因为某种支持而能够更好地面对日常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为你提供这样的一种支持。 ovnoXep0n5pMuNRTAmFY/rMjOVYiesX1HdzfRsDoFUFuUsNtMQHHpRawjM0in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