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三月初一，当我醒过来，起床打开窗帘时，我看见太阳正挣扎着从迷雾中升起。在我的头顶上，越过屋顶，我看见一个庄严的、深蓝而朦胧的大圆体——天幕几乎与云霞一道向上升腾。一边看着，我的心灵被触动了，我的性灵抖动开总是被束缚的双翅。我突然感到，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我似乎就要开始享受真正的人生滋味。那天早上，我的性灵就像约拿 的蓖麻一样迅速生长。

“我来这儿算走对了。”我说，同时迅速而仔细地穿上衣服。“我喜欢从周围所感受到的这种大伦敦的精神。只有懦夫才会在乡下小村里虚度一生，永远让自己的才能在默默无闻中荒废殆尽！”

梳洗完毕，我下了楼，不再是旅行后那副沮丧而疲惫不堪的样子，而是衣着整洁，精神焕发。当侍者端着早餐进来时，我设法与他进行了沉着而愉快的交谈。我们谈了十分钟，在交谈过程中，我们变得十分熟悉。

他是个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人，在这个地方好像住了二十年。这一点弄明确后，我相信他一定记得我的两个叔叔，查理和维尔莫特，十五年前，他们曾是这里的常客。我提起他们的名字，他很清楚地回忆起他们，并且怀着敬意。明确表明了我的亲属关系以后，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从此明朗了，而且处在良好的基础上。他说我像我的叔叔查理，我想他说得不错，因为布雷顿太太也常常这么说。一种爽快而热情的礼貌代替了他先前那种令人不快的怀疑态度，从此只要我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再也不会得不到礼貌的答复了。

正对我起居室窗口的那条街很狭窄，但极其安静、洁净，行人稀少，那情景就像你在省城里见到的一样：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确信我可以独自出去闯一闯。

吃过早饭，我出去了。心里有点扬扬得意：一个人在伦敦街上行走，这本身就好像是一种冒险。不久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帕特诺斯特大街——这是一个文化胜地。我进入一家由一位叫琼斯的人开设的书店，买下了一本小书——一件我勉强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但我打算有一天把它送给巴雷特太太。琼斯先生是个干瘪的商人，站在办公桌背后。此刻他好像是个最伟大的人物，而我则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那天早上我活得真够气派。发现自己来到圣保罗教堂门口时，我就走了进去。我登上了教堂的圆顶，从那里鸟瞰河水流淌、桥梁纵横、教堂林立的伦敦全景。我看见了古老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阳光普照的翠绿的教堂花园，以及头顶一个明媚而蔚蓝的天空；天地之间，飘浮着一片淡淡的云霞。

从上面下来，我的心仍沉浸在自由与享乐的狂喜中，边走边考虑命运将把我引向哪里。我走进了——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市中心。我终于看见了，并触摸到了伦敦，我来到了斯特兰德大街；我沿着康希尔大街行走；我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敢于冒险穿过马路。这一切，完全独立地去做这一切，给我带来或许不甚合理，然而却是真正的乐趣。后来几天，我又参观了伦敦西区，一座座公园和许多美丽的广场，我更加爱这座城市了。它看上去好像十分严肃：它的商业，它的忙碌，它的喧闹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整座城市在谋求生计——只有西区在图享受。进入西区，你会感到开心，但在城里你会感到无比兴奋。

我浑身乏力，终于感到饿了（我已许多年没有感受过如此强烈的食欲），大约两点钟时，我回到了那间阴暗的、古老的、宁静的客店。我吃了两道菜——一盘烹饪简单的肉食和一盘蔬菜，这两道菜好像都很可口：远远胜过马奇蒙特小姐的厨师过去端给我那位仁慈的已故女主人和我的那一小份精致的食物，当时我们品尝起那些来总是半点食欲也没有！一阵舒心的倦意向我袭来，于是我在三张椅子上躺了一个钟点（房间里没有可以炫耀的沙发）。我睡着了，然后醒过来，思考了两个钟头。

我的心情，以及目前的环境，都十分有利于采取一个新的、果断而大胆的——也许是孤注一掷的——行动计划。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对过去那种孤寂生活的不可言状的厌恶阻止我走回头路。如果我现在的行动计划失败了，除了我自己，还有谁蒙受痛苦呢？如果我死在远离——家乡，我正要这样说，但其实我并没有家——英国的地方，谁会为我哭泣呢？

我可能得受苦。我已经习惯了苦难，我考虑过，我对死亡并不像那些娇生惯养的人那样感到恐惧。在此之前，我一直对死亡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我制订计划时，就已对任何后果做好了准备。

当天晚上，我从我的朋友，那个侍者那里得到关于驶往大陆布马林港船只的情况。我发现，时间已不容耽搁，当晚我必须订好舱位。实际上，我可以待到第二天再上船，但那得冒误点的风险。

“你最好马上去订舱位，小姐！”侍者建议。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结了账，对朋友的服务付了报酬，那钱我知道已付得很慷慨，在他看来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当他把钱装进口袋时，脸上微微一笑，那神态分明表示他认为我这位施主很“机灵 ”——然后他就去叫四轮马车。他还同时关照马车夫把我送到码头，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要把我交到船员手里。马车夫满口答应下来，到头来却没有履行诺言。相反地，他把我当作祭品，当作一块流油的烤肉奉献了出去，要我在一大群船员中间下车。

这可是一场不愉快的灾难。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马车夫一拿到车钱就立刻赶车离开了，船员们开始争夺我和我的箱子。我很快听到他们相互咒骂，这声音使我变得很不耐烦，连这黑夜、孤独和陌生的处境都顾不上了。其中一位双手抓住我的箱子。我站在一旁观察，冷静地等待着。当另外一位拉住我时，我大声叫起来，挣脱他的手，迅速跳进一只小船，厉声要求把箱子放在我的身边——“就在那儿。”这命令他立刻照办了。我选中的那只小船的船主这会儿成了我的盟友，我坐着船走了。

河水黑得像一股墨水。来自岸上高楼大厦的灯火映射在水面上，船只在河心漂荡。他们把我划到几艘航船跟前，借着灯光我辨认着写在船舷上那黑底白字的船名：海洋号、凤凰号、伴侣号、海豚号，一艘艘依次而过。我的那艘叫维维德号，好像停泊在下游更远的地方。

我们沿着黑魆魆的河水顺流而下，我想起了冥河和把孤独的亡灵渡到阴间的卡龙 。在这奇异的景象中，一阵刺骨的寒风吹在我的脸上，半夜乌云中落下的雨点打在我的头上。与两个粗鲁的船工做伴，他们疯狂的咒骂声不绝于耳，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太可怜，或者被他们吓坏了。两者都不是。相比之下，我一生中常常处在十分安全的环境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自己，“我想这是因为我既富有生气又机警灵活，而不是精神沮丧、忧虑重重。”为什么会这样，那我自己也回答不了了。

“维维德号”终于在漆黑的夜里出现了，那几个白色的大字十分醒目。“到了！”那个船员说，马上向我要六个先令。

“你要得太多了！”我说。他把小船划开，发誓说他要等我给了钱才让我上船。一个年轻人，后来我知道是船上的服务员，趴在船舷上观望。他露齿笑着，期望发生一场争吵，为了使他失望，我把钱付了。那天下午我有三次只需付先令，却都付了银币。但我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这是换取经验的代价。”

“他们骗了你！”当我登上船时，那个服务员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冷冷地回了声“我知道的”，便下了船舱。

女子房舱里有一位矮胖、漂亮、衣着华丽的妇女。我请她指一指我的铺位，她严厉地盯了我一眼，嘟嘟囔囔说旅客这时上船很少见，看样子她不愿对人表示礼貌。她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啊——那么端庄，却又那么骄横、自私！

“既然上了船，我就一定要待在这里了，”我回答她，“麻烦你指一指我的铺位吧。”

她照办了，但一脸的不高兴。我摘下软帽，整理好东西，躺了下来。渡过了这么些困难，取得了这回的胜利，我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心又有了暂时休整的闲暇。在“维维德号”进港以前，我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但是，那以后……哦！我不想再往下想了。我神志恍惚地躺着，忧心忡忡，浑身乏力。

那位女服务员聊了一整夜。不是跟我，而是跟那位年轻的男服务员，她的儿子和化身。他在船舱里不断地走来走去，他们争论、吵架，一夜之间讲和了二十次。她声称要给家里写信——她说写给她的父亲；她大声地念了几段信的内容，一点也不顾忌我的存在——也许她以为我睡着了。信中有几段话似乎涉及家庭私事，特别提到一个叫“夏洛蒂”的妹妹，从书信的内容看来，她正准备缔结一桩浪漫而轻率的婚姻。这位做姐姐的女人显然极力反对这次令人厌恶的结合。那位乖儿子嘲笑他的母亲写这样的信。她为自己辩解，厉声斥责他。他们真是奇怪的一对。她也许有三十九或四十岁的年纪，但丰满俏丽得像个二十岁的姑娘。固执、贫嘴、自负、庸俗，还有她的身心也一样显得厚颜无耻和永不衰老。我觉得，她一定从童年起就住在公共场所；年轻时很有可能做过酒馆女。

凌晨，她的谈话换了个新题目“华生一家”，那是她所期待的一家旅客，她认识他们，看得出，由于这户人家给她的小费能使她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她对他们非常尊敬。她说，每当这户人家来乘船，对她来说都意味着一笔小财富。

黎明时分一切都骚动了起来，太阳出来时，旅客一一上了船。女服务员对“华生一家”的欢迎是狂热的，对他们表示的敬意简直弄到了忙乱不堪的地步。他们一家共有四人，两男两女。除了他们，还有一位旅客——一位年轻的小姐，由一位绅士派头十足但精神颓唐的男子陪伴而来。这两套班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华生一家无疑是富人，因为从他们的举止风度上就显出一种对财富有意识的自信心。两位女子都很年轻，其中一位就其外貌来说称得上十全十美——衣着华丽、花哨，与当时的环境绝对格格不入。她们那插着艳丽鲜花的软帽，天鹅绒斗篷和丝绸服装，与其说适合在潮湿不堪的邮船上穿戴，不如说适合穿上逛公园或散步。几个男人的身材都很矮，相貌平平，脑满肠肥，俗不可耐。我很快发现，他们中年纪最大、相貌最平常、油脂最多、腰板最宽的人是那位丈夫——我猜想他是那位美丽姑娘的新郎，因为她很年轻。这一发现使我大为惊异。更让我惊异的是：我发现她对这样的结合不仅不感到绝望，而且显得很快活，甚至有点卖弄风骚。“她的笑声，”我心里想，“一定是失望得发狂的表现。”正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倚靠在船帮上这样思索时，她脚步轻快地来到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手上拿着一条小折凳，对我笑了一笑，虽然露出一口好牙齿，但那种轻率的举动仍使我大惑不解，吃惊不小。她主动将这件小家具拿来供我使用，我婉言谢绝了，当然，我尽可能做到谦恭有礼。她并不介意，踏着轻盈的步子走了。她的脾气一定很好，但她为什么要嫁给那个怎么说都像个油桶的男人呢？

另外那位由绅士陪伴而来的旅客还是个女孩子，长得娇好秀丽，她穿着朴素的印花布衣裳，戴着毫无装饰的草帽和一条大披巾，这一身大方的穿戴具有教友派教徒的风范，然而，对她却又正好合适。在那位绅士离开以前，我注意到他仔细地扫视了一下所有的顾客，似乎是想弄清他得把她托付给谁陪伴。他以十分不满的神情将目光从插戴鲜花的女人身上移开；他看了看我，然后跟他那个不知是女儿还是侄女的人说话。她也向我瞟了一眼，微微地翘起她那张漂亮的小嘴。可能是我本人，也许是我身上简朴的丧服，引起了这种轻蔑的表示，更有可能两种原因都有。钟声响了，她的父亲（后来我知道那人是她父亲）吻了她，回到岸上。邮船起航了。

外国人说只有英国的少女才能被信任独自旅行，他们对英国父母和保护人的这种过分大胆的自信深感惊讶。至于这些“小姐”，有人把她们这种勇敢精神视为具有男子气概和“不适当的 ”，也有人认为，她们是缺乏适当的“监护”措施的教育制度和神学制度的消极的牺牲品。这个少女是否也属于可以安全地放任不管的那一类人，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者不如说当时我还不知道。但是，不久就可以看出，她不是喜欢独处的那种人。她在甲板上来回踱了一两次，以略带尖刻的轻蔑神态看了看那迎风飘拂的绢丝和天鹅绒，以及那上面绣着的几只谄媚弄姿的狗熊，终于逐渐靠近我，开始说话。

“你喜欢航海旅行吗？”她问。

我解释说，我对航海旅行的爱好还得经受经验的检验，我至今还没有这经验。

“哦，这多好啊，”她叫起来，“我真羡慕你的新奇感——最初的印象，你知道，该是多么有趣！如今我航海旅行次数太多了，最初的印象已完全忘记，我已十分‘厌倦 ’大海和这一切。”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笑我？”她问，脸上显出一种恼怒的神情，使我觉得她比刚才说话时更有趣了。

“因为你太年轻，不可能对什么事有所厌倦。”

“我已经十七岁了。”（她有点生气。）

“你看上去不到十六岁。你喜欢一个人旅行吗？”

“呸！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已经独自渡过海峡十次，不过，我还是留意不让自己长时间孤独，我总爱交朋友。”

“我看，你这次旅行肯定交不到许多朋友。”（我瞟了一眼华生一家子，他们这时正在甲板上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

“我才不交那班讨厌的男女呢，”她说，“这班人只配坐下等客舱。你去上学吗？”

“不。”

“你上哪儿？”

“一点儿也不知道——只知道上布马林港。”

她睁大了眼睛，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说下去——

“我去上学。哟，我一生中已上过很多外国学校了！但我仍是个无知无识的人。我什么也不懂——世界上的事什么也不懂，我可以向你保证。但我弹琴、跳舞十分出色，法语和德语我当然会讲，但我的阅读和写作不行。你知道，有一次他们要我将一本简易的法文书中的一页翻译成英文，我却干不了。爸爸十分伤心，他说，看样子德·巴松皮埃尔先生——我的教父，他付我的全部学费——把钱都白白扔掉了。还有，在知识方面——历史、地理、代数等，我完全是个婴儿。我的英语写作——如拼写和文法，也非常糟糕，他们这样对我说。另外，我把自己的宗教也忘了，他们称我为新教教徒。你知道，我自己却不敢肯定是不是，我不太清楚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区别。反正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种事。我曾经是波恩的路德教徒——哦，亲爱的波恩！迷人的波恩！——那里有那么多英俊的学生。我的学校里，每个女孩子都有自己的崇拜者，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外出，总在我们散步时经过我们身边，‘美丽的姑娘’ ，我们经常听他们这样称呼。在波恩那阵子我快活极了。”

“这次你上哪儿去呢？”我问。

“噢！在——某地。”她说。

吉纳芙拉·范肖小姐（这是这个姑娘的名字）一时记不起真正的名称时，就用“某地”来代替。这是她养成的一个习惯：谈话中经常出现“某某”这个字眼——用它来随意代替她碰到自己记不清的任何语言中的某个单词。法国女孩子也经常这样做，她这习惯是从她们那里学来的。不过，这回的“某地”我发现指的是维莱特——拉巴斯库尔王国 的伟大首都。

“你喜欢维莱特吗？”我问。

“很喜欢。那里的土著人，你知道，愚昧粗俗极了，但那儿有教养良好的英国家庭。”

“你住在学校里吧？”

“是的。”

“是一所好学校吧？”

“哦，不！那个鬼地方！但星期天我都出去，我可不在乎那些‘女教师’，或者那些‘教授’，或者那些‘学生’，让功课见鬼去吧！（我不敢用英语说这些话，你知道，用法语说听起来挺不错。）我的日子就是这样快快活活地打发的……你又在嘲笑我吗？”

“不，我只是因自己的想法而发笑。”

“你有些什么想法？”（并不等我回答。）——“喂，请务必告诉我你打算上哪儿。”

“听天由命。我要做的只是到我能找到的某个地方谋生。”

“谋生！（惊愕不已。）那么说，你很穷吗？”

“像约伯 一样穷。”

（停顿了一会儿）“嘿！多不愉快呀！不过我知道贫穷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家里都很穷——我是说爸爸、妈妈和他们大家。爸爸叫范肖上尉，是个拿半薪的军官，但出身很好。我们的一些亲戚很有名，但只有住在法国的姨父、我的教父德·巴松皮埃尔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将一个个嫁给有钱的、年纪大得多的绅士——爸爸妈妈会安排好的。我的姐姐奥古斯塔现已嫁给一个看上去比爸爸还老相的人。奥古斯塔很漂亮——但不是像我这副模样——她的皮肤是黑的，她的丈夫戴维斯先生在印度时得过黄热病，如今他的脸色仍然像金币一样黄，但他很富有，奥古斯塔有自己的马车和产业，我们都觉得她做得很对。哟，这可比你所说的‘谋生’要强一些。随便再问一句，你聪明吗？”

“不，一点儿也不聪明。”

“你能用三四种语言弹琴、唱歌和演讲吗？”

“绝对不能。”

“但我仍然觉得你很聪明。”（停顿了一会儿，打了一个哈欠。）

“你会不会晕船？”

“你呢？”

“噢，晕得厉害！一旦我们看见了大海，我就开始，真的，感到难受了。我要下去了，我不想指使那位讨厌的女服务员！幸亏我懂得如何运转自己的世界。”说完，她便走了下去。

不久，其他的旅客也跟她下了船舱。整个下午，我都一个人待在甲板上。每当我回忆起在那几个钟头里怀着的宁静而幸福的心情，与此同时又没忘记自己的处境——它的险恶的性质，有人会说那是一种绝望的性质——我便会发出如此的感叹：

石墙并不都筑成监狱，

铁栏不一定就是牢笼。

只要你心情舒畅，尽力而为，无论怎样的危险、孤独和迷惘的前途，都不能称其为作祟的恶魔；当自由给我们添上双翼，希望用光辉指引我们前进时，尤其如此。

（陈才宇　译） tj9y2XnprRSadzprfVTRCopi3R8HAtQNPu3DJC12ezzaqdE0cCS114bwfT2sA3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