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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拉开推拉门，走进了这间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又和我握了握手。“我是胡安妮塔。”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浅色毛衣，这使她看上去更为瘦小。胡安妮塔在我对面那张折叠椅上坐定了之后，我用西班牙语跟她解释说，我来自荷兰的一所大学，到玻利维亚来是想做一份关于幸福指数和贫富差距的调研。我告诉她，下面我将问她一些问题，了解一下她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看法。
我对这类谈话早已驾轻就熟。塔里哈是玻利维亚的一座小镇，靠近阿根廷边境，而我在这儿采访当地居民已经整整十天了。为了采集到足够的数据，我和摆地摊的妇人聊过天，与种草莓的农民喝过啤酒，还和几个家庭吃过烧烤。之前有一位妇女组织的干事愿意帮我和当地的家政人员，也就是像胡安妮塔这样的妇女取得联系，于是我带着一摞问卷来到了该组织的办公室。
“我们开始吧。”我说，“你今年几岁？”
“58岁。”
“你是哪个族裔的人？”
“我是艾马拉
人。”哎哟，我想，她可是当地原住民呢。
我以前还真没碰见过几个。
“你的婚姻状况是？”
“单身。”
“你识字吗？”
“不识。”
“你会写字吗？”
“不会。”
我又陆续询问了她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还有家里是否有手机、冰箱和电视机等问题。
“我每个月赚200玻利维亚诺
。”我问到她的收入时她告诉我。这个数字远低于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不久前刚提的最低工资标准815玻利维亚诺。“要是我向老板提出涨薪的要求，我怕她会解雇我。所以我现在只能住在‘卡皮塔’里。”我顺手把“卡皮塔”这个词写了下来，但我当下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是一种小帐篷。
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是调研的核心内容，即幸福指数和贫富差距。我在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的11层。我在办公室墙上贴着5张用幻灯片制作的图表，每张都代表了一种收入分配的方式。当时我的教授还特意让我再三确认，所有图表的尺寸都一样。
但是，来到玻利维亚调研的第一天我就发现，贫富差距的问题不适用于每个人。我之前采访过摆地摊的妇女，她们就看不懂这些图表的意思，更别提不会读写的胡安妮塔了。所以我决定跳过这部分。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问下个问题，胡安妮塔却开口了，她坐直了身子，说：“你知道玻利维亚是怎样的吗？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贫困户，还有极少数的超级富豪。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任，你说这疯狂不疯狂？”
其实，胡安妮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回答了A图表中的问题，同时还回答了我的另外两个问题：对未来的展望和对国民之间信任度的看法。之前我真是小看她了。对此，我感到一丝丝羞愧，但我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提问。还剩下最后几个问题。
“请你用数字1—10表示你现在的幸福指数。”
“1。”
“那未来五年内你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会是？”
“1。”
我想，正是从2012年的那次采访开始，我对数字产生了一丝犹疑。在那之前，我主要是一个“数据消费者”——从报纸或新闻上读到数据，从导师那儿获取研究计量经济学的数据，或是从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网站上记录它们的官方数据。
但此刻，我没有可用的现成数据了，我成了一个“数据采集者”。一年之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选择把数字作为研究课题。但与胡安妮塔的对话却动摇了我。我研究了她的幸福指数，却不能用一个数字来概括她在小帐篷里的生活；我了解了她对贫富差距的看法，却不知道该把答案放进五张图表的哪一张。她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数字无关，最终却都是用数字表示的。
胡安妮塔还教会了我其他东西。“我”深深地影响着数据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我”认为幸福感很重要，因此想将它量化并表现出来；是“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选择用抽象的问题与图表做调研；是“我”觉得胡安妮塔不够聪明，无法回答有关贫富差距的问题。是我，是我，是我，全是我。换作其他人拿着一样的问卷，只要观点或者出发点不同，都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数字本应该是客观的，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它与研究人员的联系却如此紧密。
结束了和胡安妮塔的谈话后，我在Excel表的第80列记下了有关她的数字：年龄58，月薪200，幸福指数1。这些数据看起来和我往年下载的数据一样简洁，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份数据带有欺骗性。
从儿时起，我就特别擅长一切与数字相关的东西。刚刚学会数数不久，我就开始玩点线成图
的游戏了。在我人生最早的记忆里，有次在德国黑森林度假，我就用这个方法画出了雪人和云朵。不久之后，祖父母送了我一台带闹钟的收音机。一到晚上，我就盯着那上面的LED灯，把显示出来的4个数字各种加减组合，组成新的数字。数学是我中学时最喜欢的一门课，最后，我也选择了计量经济学作为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我学习了所有经济模型背后的统计学知识，并用它们计算、分析和编程。后来我明白了，小时候玩的点线成图游戏，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数字的组成模式。
不过，数字在我的生活中还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它给予我支持与慰藉。5岁到26岁的求学生涯里，我收到过许多份成绩单和评估报告。我用上面的数字衡量我在学校的表现：得了低分会让我沮丧不已，而得了高分我就能兴奋得上天。只要考试成绩还算满意，哪怕几天后就把知识忘得一干二净，我也毫不在乎。走出校园以后，我也依旧被数字掌控。从玻利维亚回来后，我看到自己在体重秤上的重量：56千克。我用它算了一下我的BMI指数
，才18.3，顿时为自己的好身材而骄傲。
被数字驱使、掌控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大学里的同事们要是想升职，就必须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在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里，大家每年都会紧张地等待《大众日报》上的“全荷兰前100强医院”名单公布；我父亲必须在65岁退休。
后来我才意识到，和胡安妮塔的谈话让我看见了这类数字背后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就像我影响了自己采集来的数据一样，别人也影响了我和我周围的人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那些数字。大学教授定下了升职的论文数量标准；医生确定了BMI指数的正常值范围；政府决策者则决定了你的退休年龄。
2014年博士毕业后，我决定投身新闻行业，因为和胡安妮塔的谈话让我发觉：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比数字本身更有意思。我在一个叫De Correspondent的新闻网站担任数据分析记者。“分析”一词在这里有双重含义，我不仅要向读者解释这些数据如何得来，同时我也会和他们探讨：我们是否要降低数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不分析数字背后的含义吗？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有必要的。因为读者会发给我一些糟糕的问卷调查、模棱两可的科学研究，以及带有欺骗性的图表。这些错误我在读博期间也曾犯过。在做了几次小型报告会和读了别人给我写的评论后，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数据样品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且我还混淆了其中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而现在我看到的是，当记者在全球报道新闻时，当政府官员制定政策时，当医生为大众的健康做决定时，他们犯着和我当年一样的错误。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烂透了的数据。
生活中，我们也要和其他各式各样与数字有关的信息打交道。家长收到托儿所发来的自家1岁小孩的情况报告；交警在街上开着数额不一的罚单；优步司机因为评分过低而无法继续开专车。
于是，我渐渐明白：从退休年龄到脸书点击量、从国内生产总值到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是数字决定着世界的面貌，并且现在看来，数字的影响力还会持续增加。大数据算法已经像雨后春笋般进入了政府和企业中。慢慢地，人们再也不需要亲自做决策，通通改成由数据模型代劳。
数字似乎已经深深地催眠了我们。一个人写的文字，会很容易受到他人的抨击和批评，但同样一群人，对数字的包容度却比对文字要大得多。同时，在新闻领域做了几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变得过于重要。数字的导向性已经大到让我们再也无法继续忽视滥用数字的现象。是时候揭开数字背后的真相了。
但是，本书不是要读者去抵制数字。数字本身和文字一样是无辜的，犯错的是数字背后的人。本书讲的就是这些人，讲的是他们的直觉、认知偏差和利益关联。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心理学家用数字包装种族歧视的观点；世界顶尖性学研究员采集数据的过程其实见不得光；烟草巨头们滥用数据，上百万人为此赔上了性命。
本书也讲我们自己。作为数据消费者，是我们自己选择走入数字陷阱被它欺骗。更严重一点儿说，是我们自己选择被数字牵着鼻子走。数字影响着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儿工作、挣多少钱、住哪儿、和谁结婚、投票给哪个党派、能否贷到银行贷款，以及要交多少保险费。数字甚至还影响你是生病了还是痊愈了，是活着还是死了。
就算你觉得自己和数字毫不相干，那也无济于事，因为你肯定和数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将分析揭秘数字的世界，让人人都能辨别正确使用数据和滥用数据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希望数字在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时候为数字正名了：它既不是一切的基石，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应该和文字结合使用。
在那张问卷前，我们先回到最初的问题：人类对于数字的痴迷是从何时开始的？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历史上最著名的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