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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所说的防范风险与立志看似是两个方面，实则是互为支撑的两个关键所在。
曾国藩说：“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大意是，要想成功驾驭人生，从容面对变化，根本之道在先立坚卓之志。“坚”是坚实，不易改变；“卓”是高远，超越常人。曾国藩认为，立下大志后，人生就无所畏惧，而人生的定力也从守志中来。这也才是防范危险，抵制内心私欲与外部环境的根本。
从这一点出发，其实便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不反清廷。
历史上，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都不喜欢曾国藩，尤其是陈天华，虽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却格外痛恨曾国藩。为什么？就因为曾国藩打下南京后，不肯造清政府的反。
孙中山一辈子的志向可以用八个字总结，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他说：曾国藩这家伙，要是打下南京后向清政府起兵，就是汉人千古第一大功臣；若是不造反，就是汉人千古第一大汉奸。陈天华也认为，曾国藩不造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我有时也在揣测，如果曾国藩造了反，不仅不用背一辈子骂名，在中国近代史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境遇恐怕也会大不相同。
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比如，清政府已开始提防他，在江北布防了七万绿营兵；内部的李鸿章、左宗棠又自成一脉，不会追随他；或说他没钱，粮饷困难；或说受地势所限，在中国从南向北打很困难，从北向南打很容易等。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彼时，清政府的绿营和八旗已经毫无战斗力，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彻底摧毁之后，清军已经弱到一碰太平军就输的地步，而太平军又被湘军打败，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内部分裂很明显则是刻意表演。曾、左不和，那是给慈禧太后演戏——其实因为不想反，所以内部才有矛盾。再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政治接班人，被后者一手扶植，怎么可能不追随他？至于军饷，曾国藩是两江总督，湖北也是他的，再加上苏、浙、沪、皖，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尽入其囊中。《清史稿》中说：“天下财赋，半出东南。”只要曾国藩想起兵，就肯定不差钱。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曾国藩那时已经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并取得初步成果。搞洋务，就要建工厂、造铁舰、铸枪炮，要和西方人做生意，所以曾国藩和英、法、德、美走得颇近，而这些西方国家，谁跟他们做生意，他们就支持谁。这就是为什么汇丰银行拒绝给清政府贷款，反而贷给胡雪岩的原因。所以，如果曾国藩真的要造反，还可以加上一条——西方列强的支持。
关于近代中国，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误解：步步落后，充满屈辱。
也对，也不对。
作为模糊概念讲，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的确交织着血和泪。但我们并非步步落后——在变革之初，我们并不落后于世界。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这一年，俄国刚废除农奴制，美国才开始打南北战争，林肯先生也还没到剧院去看戏。七年后的1868年，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十年后的1871年，德意志才刚统一。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改革并不晚，而这场名为“洋务运动”的改革，由曾国藩肇始。
此是题外话。
手握强军又走在世界前列的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呢？
因为他立下了属于自己的坚卓之志。
他的志向，不是做皇帝，也不是做英雄，而是做圣贤。
正是这个圣贤之志，让他面对异常成熟的条件和跃跃欲试的手下，依旧保持冷静的头脑，坚决不反。曾国藩立圣贤之志久矣，所以面对如画江山，他选择了坚守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