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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外在相比，更重要的是内在。
曾国藩讲，立身是根本。“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所谓“大节”，就是内心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能驾驭自己，控制私欲与恶念。
汪精卫与袁世凯都是有大本事的人，但都没能驾驭好自己。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二十出头时写的诗。他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题诗于狱墙，何等壮志，何等潇洒！倘若那时他真殉于清兵刃下，毫无疑问将作为民国烈士为世人所铭记。
可惜，汪精卫没死。
古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样的句子，放在汪精卫身上尤其契合。其实，汪精卫的最大心结就在他自己。他总以中山先生后第一人自恃，自认为是国民党的正统接班人，谁知北伐后蒋介石异军突起，迅速掌握党政军大权，自己只能屈居次位。他不甘居于人后，于是开始了与蒋的私人斗争，斗着斗着，私欲就盖过大节，也就渐渐地从“纪念碑”滑向了“耻辱柱”。这就是“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的鲜活事例。
袁世凯也一样。
晚清名臣中，袁世凯排名很靠前，有能力、有魄力、有格局，难能可贵，曾极受李鸿章欣赏。驻防朝鲜时，他与日本人百般周旋，可谓占尽上风，对国家和民族也算尽心尽力。谁知后来受到蛊惑，总觉得自己有“皇帝命”，私欲起则大节退，从名臣坠向了国贼。这也是“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的生动事例。
无论是汪精卫、袁世凯为私欲所惑，还是周作人为大环境所挟，只要自己白璧有瑕，不能守节持身，都可能留下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在人的一生中，外因裹挟和内欲作祟两种情形往往交织出现，这就更需要我们严守对内心的承诺。
因此，在曾国藩教子的“省”字法里，第一条就是防范危险；第二条则是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