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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不光是不干错事，不光是有理想，还要有大志向。一旦确立了大志向，再难，再受挫折，都不惧怕。人就像一把刀，要有磨刀石，才能越磨越锋利。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儒家就认这个理。
作为家长，我们要注意的恐怕不仅是对孩子的督促，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督促。我们不能因为工作、职场的劳累，就降低了对自我内心的省察。我们有了自我的省察之后，对于孩子的督促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做到自我的省察，获得自我的升华，就是要学习修身，学习做人、做事之法。
曾国藩说：“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修身，于内要立定脚跟，这叫“内要方”；于外要有容乃大，这叫“外要圆”。用曾国藩的另外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圆内方”之法。
志向是立在自己心里的，叫作“内断于心，自为主持”。但到了社会上，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还要面对很多人，这就要讲究“内外有别”。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很讲究“方圆之道”。外圆内方，进退从容，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辩证法思想与处世智慧。
我们常说，“天圆地方”。古代的铜钱也常被戏称为“孔方兄”，因为它外面是圆的，中间是方的。从铸币艺术上讲，古代钱币必须放在一个铸币模子里进行铸造，内方能保证钱币被很好地固定住。钱币铸好后要流通使用，圆融才适合流通。
做人也是如此。
“内方”才有原则，才有根本，才能在浊浊尘世中立定脚跟；而“外圆”则可交际，则可融通，则可发挥人的社会属性，并由此进入环境，最终驾驭改变之。所以，既不可圆滑得失去做人的原则，又不可古板得不讲究做事的策略，这才是真正的方圆之道。人，终究是社会中的人，终究是人际中的人，终究是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的人，只有外圆内方，才能既不“孤家寡人”，又不迷失自我。在交际过程中太过刚强，不讲究艺术，不讲究手段，就无法与人合作。真正的大志向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完成，而要靠团队，甚至靠几代人的传承。今天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沟通精神，就是“外圆内方”的当代呈现。
孔子对人生志向算是最坚守的了，但他也讲“外圆内方”。
《论语》里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阳货欲见孔子”。
阳货何许人？乱臣贼子。春秋时期，诸侯架空了天子，士大夫架空了诸侯，家臣又架空了士大夫。阳货不过是季氏的家臣，但季平子死后，他把季桓子囚禁了起来，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孔子想当官，苦于没机会。那时候他都快五十岁了，名气越来越大，官位却没有着落。阳货对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当官吧。乱臣贼子，孔子肯定不能跟他合作，这是原则问题。但阳货拜见孔子，还送了一头很贵重的烤乳猪。按礼，孔子要还礼，就得去阳货家，那不就必须得见面了？
这时孔子的圆融就显现出来了。孔子不想见阳货，就让学生打探着，看阳货什么时候出门了，就趁这个时候跑去回了个礼。儒家讲究礼仪，这下礼数也尽了，同时又避免了尴尬。
但世界实在太小。
有一天，孔子和阳货在街上遇到了。阳货可是权倾朝野，对着孔子直接来了一句：“来，予与尔言。”意思是，你过来，咱俩聊几句。要是换作孟子，肯定立刻光火，转头就走。孔子则圆融得多，愣是忍住没吭声。
阳货问他：“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你不是讲仁义吗？你有这个才能，但是眼睁睁看着国家迷失方向，这能叫仁吗？孔子还没说话，阳货就自问自答道：当然不能。
然后他又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你想从政，但是放弃了好多这样的机会，这能叫智慧吗？孔子也没说话，阳货又自问自答道：当然不能。
自以为是的阳货自问自答了两次后，又想当然地发了句感慨：“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光飞逝，时不我待！来吧，到我这里来干点事儿吧！
这时，孔子才淡淡地说了句：嗯，我想想。
虽然最后孔子还是拒绝了，但不是当面就回绝。为什么呢？因为阳货虽是乱臣贼子，但他对孔子讲礼，孔子也就不能无礼——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孔子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关系学家。
孔子推崇礼仪，所以他自己得讲礼仪，但他又不能与阳货这样的人合作。这叫什么？这就叫“非暴力不合作”。有的人若不合作，一定是“暴力不合作”。儒家讲究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强大，他在现实社会中就有多强大。但这种强大不是凌人迫人，不是压人唬人，而是看上去温文尔雅，但内心坚韧无比；看上去瘦弱矮小，但内心海纳百川。
这就是儒家对修身的要求。而我们对自我的省察、日常的修身也就是要达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