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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扼要叙述过大易哲学的源流及其思想体系的轮廓，现在——在此前言中——更当向读者一述笔者撰写本书的旨趣所在。
本书之撰写，自以阐扬古学为主旨，虽如此，笔者愚意实不止此。笔者的一贯信念，认为今日之发扬古学，必当以时代眼光衡量其学术价值以为断。古学之无时代价值者，虽发扬之何益？古学之如为时代所需者，不发扬则有亏于学人之职责。大易哲学，就其发生而言，是“古学”，是“中国学”，但如就其学术价值而论，则毋宁说是“古今学”，是“世界学”，因为这一哲学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时间指任一历史时代，空间指任一地域）。它的不受时、空限制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它不为自己树立思想上的藩篱，在它的思想中，没有拒绝，没有排斥；它是开放性的哲学，凡人智所及的一切理、一切事、一切物无不含纳。“太极”“阴阳”之义，说尽宇宙理事，自然无碍；“生生”“感应”等义，为人界、物界实有之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义，为全人类不容置疑的生存之道；“善补过”“知几”“时中”等义，则为人类自求多福的行事之方。大易哲学所建立的理性界的天地是无限开放的，所制定的人道法则都是可行于古今任何时代、天下任何地域中的。
另一方面，大易哲学本身具有因时、空而变通制宜的本领（也是它的学说内容的主要部分）。我们在前文述其源流一节中已曾看到，它在天道思想支配人心的伏羲氏时代，是一副面貌；在神道思想支配人心的周文王时代，又是一副面貌；到了人道思想来临的孔、老时代，又是另一副面貌。这三个历史时代，上下悬隔四千余年，各有不同的社会面貌，而它则分别以三种姿态应世，它的哲学思想本质依旧，却能应合时代在形式上灵活变化。孔、老以后也是如此，到了汉代，时代思想变了，它便以象数易的面貌出现；到了宋代，时代思想又变了，它再以太极图、河图、洛书的面貌出现。而这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不影响它的哲学原面目，它活像一个戏台上的角色，一场演完了，粉墨易容，便又登场，场场都是一个新角色。在这方面，世界上其他哲学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它实在是一个“不落伍的哲学”，因为它极尽变通之能事。
不受时、空的限制，说明了大易哲学在今日依然有被提出发扬的价值。虽如此，这仍非本书所以撰写的至要理由，比这更重要的，尤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情势——人类今日太需要有一个通贯人心的大哲学思想了，这才是笔者写作本书的根本动机。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神速发展，从而造成物质文明的光辉灿烂。我们不否认在物质文明的成果上，已经充分表现出人类智能的卓越，但这种情势却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人类今日已越来越清楚地发觉到自己为物质文明所困，想要摆脱，却很难摆脱。今日人类受物欲诱引而驰骋追逐之状，举例言之，恍如滚石下坡，不能自已。今日不管是为了贪图生活享受，或为了纯粹做学术研究，或为了求生存而摧毁敌人，或为了出于拯救人类的善念，或为了其他任何理由而发展物质文明，到头来总是疯狂地发展下去。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向下坡飞滚的石块，愈滚愈速，终将至于破碎之局，怎奈欲中止而无方。那么我们如问：西方科学文明带头领路，把人类带到今日的境地，他们的哲学家们做什么去了呢？在一般人心目中，哲学被认为有指导科学发展的责任呀！说起来可怜，我们唯见近世以来哲学跟在科学背后狼狈而奔追——或者说是被科学拖着跑更切当——捡拾科学的研究成果以立说且不暇，更遑论指导？所以近世西方哲学完全失去了控制科学的能力，本末倒置，不是哲学领导科学，而成了科学决定哲学的前进方向。
科学的发展是专业的，少受整体观念的牵制，可以任己意而狂奔疾驰。在以往，人类初见科学发展得快，欢呼“进步”，因为它的确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繁荣、更高的享受。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出现以后，人类突然发觉到对自己努力发展的科学逐渐有了驾驭不住之势，而由于人间世种种不相谐和的复杂因素，又不得不努力发展下去，竟成了今日一面心存危悸，一面又忍痛继续发展科学的“骑虎难下”的局面。在从前，人类在生存上发生了问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便是“诉诸战争”。可是现在呢？这个办法不敢轻易动用了，在高度物质文明发展下，除了小国家间尚可以动动拳脚以外，几个拥有毁灭性武器的大国，谁也不敢轻启战端，因为到头来遭毁灭的不只是敌人，也是自己。“战争”这条路行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和平相处”，这便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总问题——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但是，我们缺少和平相处的哲学。
读者诸君务必知道，笔者的意思并非说世界已经走到了无可挽救的末日，或者是人类从事于自我拯救已经为时过晚。中国人的信念一向是：人类自求多福之钥匙，永远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而且依据冷静的中国古圣们所教诲后人的，即令是明天世界毁灭，今天我们仍应该如常地计划生活。笔者承受中国文化血统，以此日旁观者的立场——言中国文化在近世世界文化潮流中居于“旁观者”地位，未尝不当——看来，以上所述西方科学的疯狂发展，实为哲学积极求变的表现，科学正在扮演着哲学的急先锋的角色。在不远的前面，有一个大的目标在诱引，哲学正在乘科学的健翼而奋进，那个大目标是什么？便是“人道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的哲学。
这里必须要多说些话，验诸西方哲学史以证明笔者言之不虚。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中心一直在于超越界，希腊时代是“有（Bing）”、是“一（Theone）”、是“观念（Idea）”、是“第一形式（Firstform）”，到了中世纪则合于“神（God）”。近代自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到斯宾诺莎（Spinoza，1634—1677），到莱布尼兹（Leibniz，1616—1716）的理性派一支，思想中心仍隐然羁留在形上的本体；经验派一支，洛克（Loke，1632—1784）、贝克莱（Berkeley，1685—1753）、休谟（Hume，1711—1776）始致力于努力将哲学中心拉向形下世界。康德（Kant，1724—1804）算是哲学发展中一个段落的会集，他的哲学整个说来是学理中事，但针对着纯学术问题做精深思考分析，客观而不受约束（指传统神观念的约束），已充分表现出人智的兴旺现象。黑格尔（Hegel，1770—1830）的哲学，进一步向人间世逼近，他应用哲学法则论断人事历史，他的哲学表现出对实际人生的浓厚兴趣，透过历史精神将神观念与人融合起来，哲学于是明白接触到“人生”。接踵而来的19世纪的前后两个有名气的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Nietzsche，1844—1900），他们所表现的便不只是对人生的“浓厚兴趣”，而是真正的“深切关注之情”，这两个人，一以悲观名世，一以愤激立说，以中国人看来，都不合乎中庸之道，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着哲学走向“人生”的大使命。从19世纪开始，世界比以前更热闹了，科学大发展起来，生物进化的研究有了成果，从而带起了斯宾塞（Spencer，1820—1902）的哲学，后来摩尔根（Morgen，1866—1945）与亚历山大（Alexander，1859—1938）等人的哲学也由此兴；心理与生理之学发展起来了，从而詹姆士（James，1842—1910）成了哲学家，杜威（Dewey，1859—1952）继起弘扬，柏格森（Bergson，1879—1941）的享誉，也大得力于心理学；物理学、天文学也辉煌起来了，一方面是量子论、相对论等科学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科学成果表现在新发明武器上，这两方面都冲击着哲学，前者影响了怀德海（Whitehead，1861—1947）哲学的发生，后者则造成世乱频仍，人心惶惶，从而激荡出存在主义诸人，而他们的哲学都是越来越归趋于“人的世界”。其他自然还有很多，毋须一一道及，总之，我们盱衡西方哲学的发展大势，其中心思想是由超越界向人间世落降，大目标指向以“人”为中心。
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向如上，然而我们问：他们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呢？不错，他们已经接触到了“人”，尤以20世纪初柏格森立生命力之流为宇宙本体之后，传统的超越的西方哲学可以说已被推翻了，20世纪以来的几家哲学都从人事上立说。可是由中国人看来，如就“人道的哲学”的成熟境界而言，不能不说仍在幼稚阶段。今日西方哲学还在借科学的方式对“人”作有形的分析、推想，而对人心、人性的深度领悟及以人合天的更高境界尚未触及——然而，科学过度发展的危机却出现了。科学的危机是人造成的，中国人有典故，说是虎颈悬铃，解铃者还须是当初系铃的人，
所以解除科学危机的，必须还是人。换句话说，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赶快建立起“人道的哲学”，以之唤醒人心，只有人心普遍觉醒，明白此危机之“危”，危机才会解除。
只凭热心而没有人道的哲学体系，不能救世，这是另一点需要提及的。今日世界并不缺乏热心人，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离开文明世界到非洲落后地区去行医救人，被不少人目为“今世圣人”，然而如以圣人行事作价值评断的话，笔者则以为他“所为者小，而所遗者大”。何以言之？文明世界的疾病远比那个腹鼓如气球的非洲小孩子的疾病更为严重，因前者是关系着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疾病。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一般人的信念：史怀哲的伟大在于他的精神感召世人。可是笔者怀疑这种“精神感召”在如今物欲滔天的世界中，会不会产生我们所需求的效果。西方人自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开始，便鼓吹这种精神感召，但至今日尚不能安定世界人心，史怀哲所做的不能胜过耶稣，何能以此精神救世？因之，依笔者愚见，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救世的个人情感，更需要有一个通贯人心的周详的哲学。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仅凭少数人的热诚行事与呼吁奔走是无用的，根本问题是物质文明太发达了，而哲学思想太落伍了，我们必须有对症的哲学思想以控制人心才可。
人类今日的处境又像是在踏着水车，水车轮转动得非常迅速，不得不跟着快踏，而愈快踏，车轮转得愈快。纵有一二警觉之士放缓脚步，也无法阻止亿万人之狂步急踏。为今之计，必有巨眼大智之人出，制定通上彻下的哲学思想体系，大镜悬前，使大家一方面望而知水车狂转之将致速溺，另一方面在大家可遵循的理则下逐渐共同放缓脚步。这样，犹如握水车之枢机，渐渐使轮转慢下来。然而，怅望长天，又何处得见此一稀世大圣哲？又何时得见此一哲学思想体系出现呢？
大易哲学是以“人道”为中心的哲学，它所追求解决的是人类自求多福以生存下去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昔孔子与老子的时代，是中国大乱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恍如今日的世界，各国纷争，人心陷溺，孔、老二人建立大易哲学思想体系之本意，原在于救人济世。读者当还记得前文“道情酬唱”中，笔者曾谓孔、老、释三人心有隐屈之言吧？今且观三人之言行：孔子一面叹息着“予欲无言……天何言哉”！
一面却教不厌、诲不倦、述修六经以立言，是孔子言行相矛盾；老子一面写下“道可道，非常道”之句，一面却继续写出五千言论道之书，是老子言行相矛盾；释迦牟尼在说法四十九年之后，最后却说：“我始从成道，终至涅槃，未尝说得一字。”
既如此，当初谁要他说法来着？是释迦牟尼言行相矛盾。是三人者，无不言行相矛盾，他们心不欲言，口不能止，如非衷心有大冲突、大痛苦，岂会如此？唉，唉，几人识此！
笔者愚昧，无能对当前人类世界尽救危拯溺之力，乃推往圣之心，商量古学，撰《易经哲学精讲》（又名《大易哲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