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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是住宅，住宅即躯体，这是一个广泛共有的直觉。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找到这样的思想：比如古罗马建筑家及工程师维特鲁威（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建筑十书》，古希腊占卜家及释梦者阿特米多鲁斯（公元2世纪）的《解梦》，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及诗人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在这部剧中以“我要毁了这凡人的空房”意指她将通过“摧毁自己的身体”做出抗争），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论艾波顿庄园》，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心理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以及《泄密的心》，20世纪法国作家亨利·鲍思高的小说《马利克瓦》，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阐释的各种隐喻和他那颇似子宫的充满软垫的咨询室，以及美国漫画家詹姆斯·瑟伯那幅名为《家》的卡通：一个渺小而胆怯的男人走向好似母亲的大房子。当然，这些都是折中的选择。尽管它们都有关于身体即是房子的类比，但这种比喻也有冷静叙述和切身体验的分别。我倾向于检视后者，因为在这里，那些两极化的价值才最明晰地显现出来。
梦之屋（或者儿童屋）是有斜屋顶的竖向构筑物。它的三层结构包括了阁楼、起居室和地下室。阁楼是属于梦想者和诗人的地方。在梦里，人们总是走上阁楼——这对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来说代表着“超我”。起居室里是公共和社交的自己，是一个人进行世俗生活的地方，它代表着“自我”。地下室则是黑暗的所在，是燃烧着怒火的熔炉。在梦里，人们亦常常走下深深的地下室，即走入“私我”。 [11]
竖向的房子是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住宅的特征，这正是弗洛伊德的阶级和他所知的世界。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的住宅多是低矮平展的，就像牧场上的平房一样。这种平房有很明显的正面和背面，这就和人一样。正面是起居室。在门的两边各有一扇窗户，就像“眼睛”般检视着屋前的草坪和更远的土地。起居室是个社交的场所，是人们娱乐的地方。到了晚上，人们合上百叶窗（合上了眼睛），退回由卧室、厕所、厨房组成的房子的后半部，这些都关乎人们的生理需求。每天晚上，人们倒掉厨房中积攒的垃圾，就像只是在每天晚上，人们才坐在马桶上排除每天身体中的废物。房子的正面是毫无瑕疵的草坪和花园——那是为了炫耀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围栏。房子的背面是菜园、给孩子玩的秋千，以及烧烤和非正式家庭聚会的空间——这种后院是私密而有围栏的，以提防那些爱管闲事的眼睛。 [12]
无论是在中国、古罗马，还是拉美国家，院落式住宅都有正面和背面。正面是正式而半公共的；背面是非正式而私密的。现代文明形成之前，住宅前面的院落往往是给男性使用的，而住宅的后半部则留给女人和儿童。前者满足社会—政治活动的需要，后者则倾向于社会—生理活动的需求；前者开放而“明亮”，后者隐秘而“黑暗”。
尽管住宅空间可能被细分而每个房间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住宅作为一个整体却被认为是女性化和具有养育功能的事物——它主要被用来进行支持生理需求的活动。与此相对，城市则是男人的领域，是操控算计的场所。古希腊在这种对比上最为明显。他们的乡下住宅本质上是农业建筑，其功能是生产食物和维持生计。女人、儿童、奴隶，这些古典社会的“次等人”居住在这里。男人们指望着在耀眼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名声。 [13] 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性别观念还深深定格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中。女人负责养育孩子、购物、做饭，她们属于家庭；男人们则每天进城工作，在那里，他们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地位与其他男人竞争，以及——像他们相信的那样——改善这个社会和世界。
在这些社会认知中，世界是“浪漫的”，但家不是；男人是浪漫的，而女人却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主张，就是指出女性也可以是浪漫的，即她们也可以引领一段大胆的人生，也可以去和风车决斗，也可以在梦中徜徉冒险。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亦包含另一个同样强烈却恰恰相反的主张，即不应是女人参与到男人的世界，而应该是男人参与到女人的世界，共同努力将地球塑造成可持续的家园。我在前面把这类思潮称为“安居理念”或“家园经济”。这种思潮除了对于地球和人类福祉至关重要，亦对该时期的诸多地理学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自认为应肩负起这巨大但绝非浪漫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