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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像是棋局，夫妻双方各执一子，越过楚河汉界就要干仗。房贷、礼金、失业，无声的硝烟把棋盘纸吹得皱皱巴巴，孩子的作用就是把棋盘纸捋平，逼双方好好下一场。
窘迫的中年人选择生孩子，将其称为希望，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襁褓里的婴儿，说他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宇航员，成为一个大律师，成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可能。婴儿越大，可能性越小，直到我长到了二十好几，开始复制他们的生活。
老何和父亲既是上下级，又是大学同学，所以我们两家走得很近。老何不抽烟，身材匀称，是健身房的常客。听父亲说，上大学那会儿老何就是学校里的红人，学生会副主席、积极分子、最佳辩手，头衔多如牛毛。父亲则默默无闻，一长串的数学公式就已经让他头大，更别提抽空去参加活动了。老何投入学业的时间虽短，成绩却并不比父亲差，这主要仰仗他的作弊手段，说不上精湛，主要是胆大。父亲截然相反，小条传到他手上就已经脸色煞白，自然不必聊接下来的步骤。
1998年，父亲毕业，到复合板厂干销售，一干就是四年。其间经老家的亲戚介绍和母亲结婚。2002年，复合板厂倒闭，全家靠着母亲的月工资过活。这时的我刚刚学会走路，虽然记不起具体的画面，“干啥也不能干销售”这句话倒是一直萦绕在耳边。父亲踌躇满志的寻业计划持续了一年，在毕业五周年的同学聚会上，老何为这个计划画上了句号——他的销售公司需要一个销售经理。
说是销售公司，其实是推销如健骨粉一类哄骗社区老人的商品，然而父亲对这份工作没有一丝迟疑。虽然没人向我提起过这段历史，可靠着父母吵架时的闲言碎语，也能拼凑出个大概。
我四五岁时，老何和妻子带着儿子何光耀来家里做客。从那次开始，母亲便替我做了决定，要我俩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那时的记忆模糊，唯一记得清楚的是何光耀的母亲是个滑稽的女人，说话时表情特别夸张。小孩子走路难免磕碰，何光耀被石头绊倒或是撞到什么障碍物时，他的母亲定会假装用力击打障碍物，这样何光耀才会停止哭泣。若是我俩争抢玩具，他的母亲一定会哄我交出来，假装赶我，何光耀才肯满意。
老何最爱干的事就是向父亲分享教育经验，不知日后老何向员工分享教育经验时，有没有将这段加进去。而我父亲在一旁则频频点头，夸老何说得对——这份捧场倒也有收获，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老何送进去的，都是市里最好的学校。何光耀和我一个班，形影不离，他是形，我是影，一只顺着他的脚底蔓延的影。
七岁那年，我和何光耀在院里起了争执，他打破了我的嘴角，血糊得满嘴都是。我跑回家去，父亲气极了，带我去找他，他被父亲按住，父亲呵斥我打回去，我愣在原地伸不出手，父亲只好松了手，赌气地带我回到家里。也许是从那次起，我在父亲眼里输了个彻底。更可能的是，父亲在我眼中见到了他自己。
不久后，老何带孩子登门道歉，带了两兜营养品，包装得花花绿绿，让何光耀亲手递给我，向我道歉。何光耀嗫嚅，老何嘿嘿一笑，父亲也嘿嘿一笑，我把营养品接过去，除了接受，我没有别的选项。
十岁时，大雪在小学校园里积了厚厚一层，学校组织学生扫雪，我们用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蓝色铁铲将雪推到墙边，堆成鼓包——把软绵绵的散雪变成肮脏污秽的硬块儿，我这样理解我们的任务。
那会儿，分区内的雪几乎都由我来铲，何光耀和几个男孩在一旁围观。午休铃一响，老师转身走回办公室，他们把我扔进雪堆，何光耀铲雪把我埋住。或许是出于本能，我无师自通地佯装憨笑——这样可以让整件事看起来是玩笑，这样他就不会歇斯底里地行动。
雪水渗进我的脖颈，他见我的肩膀没有埋实，便从我的头顶开始倾倒积雪，直到睫毛冻在一起，他们收工回班，我才勉强从雪中抽身。
我拍掉身上的雪，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不小心在雪地里滑倒，我没有告诉父母，不想在父亲眼里结结实实地输给何光耀。我想回到那个下午，在父亲眼前打破何光耀的嘴角，可生活不允许倒流，同样，也不允许篡改剧本。
从这次以后，我总做一个脖子发凉的梦——脖颈处的一点刺痛后，麻木弥散开来，欢笑的音轨和冬风重叠，在耳边轰隆作响，雪层没过肩膀，无论鼻子怎样用力，吸进来的空气始终少得可怜，窒息感占据整个大脑。每做一次这个梦，它就比上一次更加真实。
父亲总是坐在客厅抽烟，母亲的骂声从不缺席：“一天到晚就知道抽！”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三字箴言——“过堂烟”。
这段对白很像是象棋里的套招：当头炮，把马跳。母亲的指责当头开了一炮，父亲的过堂烟马上跳上来，保住家里的和气。仔细想想，父亲的过堂烟是从我十一岁那年抽得厉害起来的，那年我上五年级。
南方的冬天湿冷，人人都裹得像个粽子。进了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同桌的女孩扯着我的羽绒服，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我被她的笑声感染，跟着一起笑。她一边“咯咯咯”，一边向别人展示我的羽绒服，等到我俩都笑累了，我才想起问她，什么这么好笑。
她指着羽绒服里子上的字，“里圆”（化名）。她念了几遍后又笑起来，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笑点在哪儿，待反应了一会儿，我才第一次发现衣服之间不只有面料的区别，土里土气的牌子就足够引人发笑。
何光耀从我同桌那儿夺过羽绒服，脸紧贴着里子，仿佛要把标签塞进眼睛里。早自习的前十五分钟，班主任还没到岗，他大声朗读写在标签上的广告语，早读的同学有了兴致，在班级传阅，我想劈手夺过，又怕闹出更大的笑话，只好附和大家的笑声，同桌的女孩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发现的趣事。
老师进来的时候，班级乱作一团，衣服还飞在天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瞧见老师，不敢伸手去接，“里圆”就这样落在中央的过道。班主任朝它走过去，高跟鞋的声音敲得大家心慌，她厉声问这是谁的衣服，憋笑让何光耀的面部显得扭曲，同桌把头埋得很低，似乎在和晨读读本进行浸入式体验。
我被请去老师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穿着名牌衣服的何光耀当着大家的面，嬉皮笑脸地进行了检讨，仿佛他被授予了某种奖项，检讨书也含糊其词：“我不应该拿同学的衣服开玩笑，尽管他的羽绒服叫里圆。”说到这儿，最后一排笑得更大声了，老师象征性地摆了摆手，这件事便告一段落。应老师的要求，我们在讲台前握手言和，我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起来是他宽恕了我的贫穷。
这件事在父亲那儿没有换来一件不会“咯咯咯”的冬衣，而是严厉的说教。他点起一支烟，从儒学说到社会现实，字字珠玑，有理有据：“学生就是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不要讲那些排场……”最后还是落到了我们家没钱的老式结束语，可就是没说怎样才能把那些“咯咯咯”静音掉。
晚上我出来上厕所，客厅里的灯没开，电视机的光勉强将茶几映亮，烟灰缸里积了一层烟头，十分瞩目。垃圾桶旁的空烟盒咧着嘴，电视机一闪，烟盒上的塑料皮就换个颜色。窗玻璃上有火星闪烁，依稀可以辨认父亲叼着烟的脸庞。他望着窗户里我的影儿，见我凝神看他，才转过身，把目光收到电视上。
电视里放着校园暴力的新闻，我洗过手回到房间，脖颈不觉有些冰凉。
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老何给何光耀找的一个参照物，就像在酒桌上老何和我爸的关系一样，老何负责吆喝，我爸负责笑。
我也想让父亲吆喝一次。
中考成绩公布的那天，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何光耀低我二十分，没有机会选择第一批次的学校，而我的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原以为二十分的分差可以让何光耀在酒桌上黯然失色，没想到父亲反倒频频夸奖他的特长，说我是死学习那一套，高分低能，进了社会一事无成。
教我心无旁骛学习的人变了说辞，我在KTV角落的沙发上发愣，父亲点起一支烟，听何光耀唱歌。
我小声嘀咕，让父亲把烟掐了，伴奏盖过我的声音。父亲转过头，像往日一样，说：“过堂烟，不伤身。”
过哪个堂呢？我无法理解父亲用“过堂烟”来搪塞。那时父亲已经是老何手下的得力干将，新房、新车也都有了，父亲嘬下烟嘴，烟气从口中吐出，在我俩之间形成一道障壁。
何光耀唱完一首，为我点了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他知道我中意陈奕迅，他也知道我并不会唱。我生涩地拿起麦克风，看着屏幕上的三个绿点逐渐消失，该到我发声了。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我的粤语十分蹩脚，没有回过头去看父亲，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何光耀听不见似的玩起手机，老何和父亲攀谈孩子的爱好培养，没人在意我唱了什么，这对我而言是天大的解脱。两个父亲似乎就某些观点达成共识，交谈声越来越大，我的歌声就越来越小，副歌唱得我断了气，只剩下伴奏的声音，何光耀抬头朝我笑笑，拿起麦克风替我唱下去，父亲们的交谈声又降了下来，灯球下的何光耀像面照妖镜，而我是只显形的虫儿。
自此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急转直下，在他面前打败何光耀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没有等来那句我应得的褒奖后，我把这份较量藏在心底，不再展露出来。
二十分的差距不足以让我这个“影”离开何光耀这个“形”。高中分班的那天，他站在我身后，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他似乎带着某种光环，一靠近就让我的自尊解体，化作地上黑黢黢的影。我友善地笑笑，从队列中偷跑到名单前反复确认——“何光耀”三个大字压在我头上，彻底把我压进地里。
没有人愿意一直做影子，这个想法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化作酒桌上父亲的笑容。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没做评论，低头吃饭。我猜他怕我问“为什么‘学习改变命运’是句空话”？我却已经习惯这句话对何光耀并不适用了。
平日里，我是何光耀最好的朋友，可是一入了集体，我是他最想甩开的影子。我的嘴很笨，没有特长，只能信奉父亲说的那一套。那一套虽然对何光耀不适用，但对于我这样光给出年龄就能推知生平的平凡人来说，格外适用。
我像座位上的一枚钢钉，除了上厕所，课间一动不动，笔尖在圆锥曲线上反复横跳。何光耀对这种学习态度嗤之以鼻：“连你爸都说你是死学习这套，你自己还不承认。”我和我父亲这种书呆子进了社会一事无成，何光耀坚持这个信念，作为他的影子，我难免动摇。
我们的交谈随着成绩差距开始减少，他有了一群兄弟，梳着背头，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寒风中站在校门口张望。我不知道他们在张望什么，也许他们只是觉得那样很帅，或是等远处驶来的校车。但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张望，尽管我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得到头。
2016年，老何开了第二家门店，健骨粉被扫进故纸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枕和治疗骨质疏松的床垫。由于父亲和老何的关系不同于简单的上下级，别人不愿意跑的分店落到了父亲的身上。我常常偷听父母讨论财政情况，他们发现后会默契地闭口不谈，将话题转移到某个倒霉亲戚的生活上。我恶趣味地想，我家更适合做别人生活的调味剂，也许老何和妻子每晚都靠我家的烂事助眠。
为了父母能够更好地讨论这些，我搬进了学校的寝室。入夜，我走到楼道尽头，发现何光耀在和他的兄弟们讲从前和我的故事，他们尽量笑得大声，保持声控灯的明亮。
我是断然不敢上前说些什么的，凭我和他多年的相处经验，这是他在向朋友表现他的征服力了。若是我和他此刻闹翻，恐怕我没有安稳的时间复习高考。
月末，我背着杂物回家，澡筐里的一张小纸条暴露了我讨厌家里的气氛和何光耀对我的影响的事实，那是我见过父亲最生气的时刻，甚至比那次我不敢伸手还要生气。可我更气，因为他，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父亲的形象本来就不高大，没有什么值得崩塌。他的脸紧绷着，眼睛通红，母亲外出买菜了，只有我们长久的无言和穿堂而过的风。
“为什么会这样？我让你学习，就是为了让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憋着气的我有些泄气，各种话在嘴边打转，最后选择了嘴硬。
“我很委屈！”
父亲的手伸在空中，我被各种各样的人从小打到大，这样的情形见了太多，我木讷地站在墙边，等他动手。
“嘎吱”，门开了，母亲左手提着一个绿色塑料袋，葱叶从提手处冒出，指尖勒得发白，另一只手上是透明塑料袋，里面包着一块肉。父亲背对着门，听到开门的声音，装作无事发生，转身接过绿色的袋子，将菜码到厨房的窗台上。母亲一边脱鞋一边说：“孩子回来了，今天做肉。”
饭桌上的话题格外清新，谈些政治，谈些成绩，蒜薹炒肉的盘子始终没人伸筷。一股暖流涌向眼眶，我低头扒饭，用力地吸鼻子，试图将它逼退。等我扒完饭抬头，母亲的眼泪流到了下颌。
回到寝室后，脖颈处那个冰凉的梦如约而至。
我掀开被子，盯着宿舍的天花板，直到一些亮片在我的视网膜上游走，呼吸才平复。何光耀在对床睡得很沉，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眠质量也是一项较量，我不能输。小时候，他能把我推倒，是他赢；他能带着同学嘲笑我，是他赢；他有女孩子给他写情书，是他赢；长大后，他比我活得快乐，也是他赢……
我的生活变成了何光耀的秀场，而我的所有行为，都为了荒谬的取胜，却没想到我真的赢了一次。
夜不归宿在何光耀那儿是常有的事，但整天整天地逃课，那还是第一回。正值高三，老师在前面把本一摔，警告同学：“逃课一节，停课一周！”有的同学在下面偷笑，心想还有这好事。到了晚上，何光耀推开寝室门，一身酒气，眼眶肿了一圈，像是某种冻伤。何光耀一向春风得意，这种落魄的场面让我心中暗喜。
寝室四个人的椅子，只有他的换成了电竞椅，他自顾自地从桌板下拉出椅子，贴紧靠背，似乎仍未醒酒。灯熄了，另外两个室友早睡了，只有我透过床帘窥探着何光耀，他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后来从父亲那里听说，老何婚内出轨，妻子拿着刀一路砍到公司，我放下电话，生活似乎在为我的高三调味。
2020年，高考终于结束，老何为我俩准备了宴席，我爸和同事都在酒席上。按照惯例，老何又要大谈教育模式了。
“我主张的，就是狼性文化。你看我带公司和我带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儿子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都让他自己处理，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底气。”
老何“高谈阔论”后，员工纷纷鼓掌，父亲带头认同。我生理性地干呕，只有我知道我邻座的何光耀是什么样子，而老何作为父亲却并不自知，还沾沾自喜。也许他知道？我不再想下去。
老何紧接着讲了许多理论，国内外教育心理学家的话引用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回公司建设，大家坐得板直，这情形让我想起小学上学时把手背在背后的姿势。老何讲完后，大家讨论起来，张三家的孩子考了多少，李四家的孩子就业怎么样，觉得没有希望的中年人聊着生活里仅有的那点可能性。
那晚父亲是主陪，喝了很多，回家后倒在沙发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母亲睡在里屋，高考这个大关一过，二人好好喘了一口气。借着酒劲，我向父亲讲了“梦”和“梦”的来头。说着说着，呼噜声停了下来，父亲翻了个身，面朝向沙发那边，咂了咂嘴，睡得更熟了。
白酒度数那样高，父亲是该歇歇。讲述过梦境后，我睡得格外沉，大脑似乎放过了我，不再做这个梦。十几天后，高考分公布，何光耀出国镀金，我留在国内，这场较量至此已经分出胜负，我输了个彻底，索性不再为难自己。
老何夫妇向我的成绩表示祝贺。分别时，老何的车停在饭店的拐角，何光耀已经早早地坐上后座，他的母亲同我们站在门口，指挥老何倒车。
上车前何光耀的母亲说：“分不低，你俩这孩子培养得优秀，都有点不像你们了。”
父亲的烟抽得依旧很凶，不再是过堂烟，白烟从鼻子里甩出两道长尾，越吹越长，散在茶几上像是小船，我看了一个假期，这只船儿也陪我进了大学。
我和何光耀断了联系，生活在彼此的朋友圈中。旅游、酒瓶，何光耀的照片永远春风得意，我的朋友圈却很少更新，不是我不爱发，是生活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值得分享。我俩的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2020年的圣诞节，他的祝福中英文混合，像是一条群发，我没再回应。
渐渐地，我屏蔽了何光耀的信息，大脑放过我后，也不再做那样骇人的梦。
让我再一次想起他的，是大学旁边的步行街。
夜色降临，步行街人头攒动。来往男女在拥挤的小路上吃着小吃，竹扦扎到路人的事常常发生。这条拥挤的小路中央总有乞讨的残疾人，或是先天没手，或是没有双脚，娴熟地用残肢滑着小车，向路人倾诉苦难，零钱在嘈杂中落入他们面前的铁盆，见有人施舍了钱，他们便滑向下一家商铺，从不留恋。
步行街正对着的那条马路，每到晚上九点，总会有跑车驶过，有时是一辆，有时是成群，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制造出噪音，遇上红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他们会使出全身解数使车子轰鸣，引来步行街上男女的侧目。不过这些目光多数是恶意的，沿路卖宠物狗的店家抱住小狗，一边摇一边喊：“可别吓到我们狗狗。”这时跑车里的男女会摇下车窗，摘下墨镜，光荣地迎接路人的鄙夷。
几个简单的石墩，就这样隔开两个世界，一侧有人乞讨，另一侧有人飙车。车窗摇下的瞬间，驾驶位上的男子和何光耀十分相像，我本能地怔在那里，其实我很清楚他不会在这座城市，但我却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有这样一条小食街。
2021年，父亲主动离职，在小区门口开了家超市，也许和父亲的性格有关，店里的生意永远和和气气。我是在电话里得知的这个消息，母亲兴高采烈地描述开业时的五千响鞭炮，那场面，听起来像是炸出了我家新一个纪元。
回到家中，母亲向我讲述了其他细节——老何没有挽留父亲的辞职，他批评父亲不知感恩，在公司最难的时候选择离开，父亲没有任何辩解，直接删掉了这条短信，自此二人再无联系。
也是那个假期，我们有了第一次家庭出游，地方不远，去青岛。
小麦岛的海浪很大，两块大石立在海心，海水周期性地在岩石上激起几米高的浪花，一家人坐在草坡上，饶有兴趣地预测下一波浪会不会更高。母亲脸上的愁容不再，笑着说父亲的预测十不中一。家里摆着许多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这次出游，母亲却没有拍照，可能是不敢留下幸福的证据。旅行团留给大家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们在草坡上没有挪动一步，直到导游打起小旗，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导游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尴尬地煽动着大巴车里的购物氛围，坐在前排的大哥对此十分不满，嚷着要导游领大家唱歌。车厢里的氛围被莫名其妙地点燃，七个家庭轮番表演，导游抓抓没有头发的脑袋，放下了手里的购物传单。
父母对此并不擅长，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进入大学后，去KTV的次数很多，我却只练好了这首《单车》。这句歌词或许有两种语气，初中时是怪罪，一切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伟大，也并不值得赞颂；这一次却是宽慰，父爱如山，山只是立在那里，鲜少表达。能将如山的爱爱得如此隐忍、如此无痕，着实伟大。
父亲的手拍得很响，车厢不让吸烟，他只好把摸出的烟塞回烟盒。我回到座位，他用手抚摩着我的脖颈，我觉得痒，不由得缩紧脖子。
“我儿子学会唱歌了。”父亲笑着对母亲说。
“比何光耀唱得好。”母亲竖起大拇指。
“提那一家坏人干什么！”父亲推开窗，歪头看窗外的风景。
母亲朝我耸耸肩，朝父亲的后脑勺做了个鬼脸，我也笑了出来，一点也不怕被生活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