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生命在于审慎。

现代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程序的正当性，要通过程序来约束权力、制衡权力，获取正义的过程能够被看见，才会被信服。

这要求不能不告而审，不能控审不分，作为裁判的中立者不能替代控方履行职责。

这就包括审判者不能像控方一样发声，表露立场，否则如何保持一个中立者的姿态进行审理？

这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审判机关的言论空间，那这是否违背了一般意义上的常情常理？

确实会憋屈一些，不能如一般社会主体一样地快人快语了。

但这就是职业的代价。

正是因为审慎的言行才让司法机关赢得了不容质疑的权威。

这种审慎就是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轻易发表评论，更不要说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因为任何的表态都有可能预示着最终的结论，从而让诉讼的博弈变得毫无意义，让侦查和起诉沦为一道手续，让辩护失去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是让诉讼程序失去意义，而是让它们更加具有实质意义。

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前程序的分流工作也在实质地发挥作用，从刑事诉讼的一开始就要讲求证据法则，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不能构罪即押即捕，凡捕必诉；不能唯结果论；不能将反杀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杀人；也不能为了获得死刑结果就不做精神病鉴定；不能不追问犯罪动机和犯罪原因；不能放弃实质化的审理。

不能带着心中已经确定的有罪结论，甚至死刑的结论来审理案件，那绝对不是庭审实质化，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

但是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会，任何一个案件和事件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巨大的舆论关注。不仅是媒体的报道本身，很多媒体还会提前下结论，前些年关于“舆论审判”，已经有不少负面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舆论审判”？那是因为舆论是对司法结论的提前预设，会影响司法官的独立判断，甚至会绑架司法裁决，以致形成“媒体杀人”的效果。

但是这个影响毕竟是间接的，它只是外围的一种可能性。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确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每一个机关几乎都能拥有自己的媒体，不仅是拥有行业报纸的机关，即使没有行业报纸的机关也会有“两微一端”。

凡是媒体就希望抓住热点，就希望获得关注，这往往与司法的谦抑性背道而驰。

这种自有媒体相比于外部媒体来说，对司法可能产生的不正当影响和绑架效应要更厉害。

这种表态虽然及时，却是不够审慎的，因为案件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经过举证质证，当事人还没有辩护的机会。这种不审慎的表态极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司法结论。

这种绑架模式，可能妨碍真相的查清，影响案件的走向和刑罚的裁量。

因此，可以说司法与表态之间存在着矛盾。

既不能让司法机关一定不表态，又必须严格限制表态的案件范围以及表态的方式。

这需要有一定之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司法机关就个案发表官方意见的管理规则，可以包括：

（1）对于本单位或本行业人员相关的案件，应该慎重发表意见，防止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相关表态结论，可以作为管辖权回避的请求事由。正因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尽量避免就正在处理的案件发表实质性意见。

（2）审判机关就未决案件发表评论应该受到更多的约束，评论应该主要限定在对已经作出司法裁决的部分的阐述。检察机关对于自己尚未经手，未得出有效司法结论的案件，也不应进行实质性的评述。

（3）就个案的评论应该坚持最大的审慎性原则。对于未经实质性审查，未得出有效司法结论的案件，不应发表没有根据的意见。因为基于信赖原则，公众会将司法机关自有媒体的报道视为司法结论，应该避免公众产生误判，并避免给司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带来不良影响。

（4）个案新闻报道的出台，不仅要经过司法机关新闻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核把关，还应该成立专门的司法官联席会议进行评估，从而确保该新闻尺度符合司法机关的司法严谨性。这也是在解决新闻性与司法性的矛盾。在这里，新闻所追求的快与司法所追求的审慎和分寸感是有矛盾的，因此新闻性应当服从于司法性。

（5）特殊案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处理可能产生导向性作用。对于在疫情期间对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尤其是其中一些恶性案件的处理进行报道，确实可以发挥一些立竿见影的预防作用。但是一样也应该遵循基本的新闻发布原则。

比如经手性原则：到哪个程序，哪个机关才能发表意见；还没有经手的，一般不易发表意见。就好比，对于刚刚刑拘的嫌疑人，审判机关就不宜发表坚决严判的意见。因为这个案件到最后未必一定会起诉，可能都到不了审判机关，那还怎么严判？

如果就因为法院表态能判，还要严判，检察机关就只能起诉，那就绑架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力。因为这种特殊案件，会因为案情的展开，包括嫌疑人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同，甚至疫情的发展情况不同，公众恐慌感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也就是一开始未必能准确预测到结果。

即使法院表态要重判，但是法官经过审理，看到了证据之后，也可能发现案件本身与当初的报道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时间仓促，对有些情况的认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可能是当时偏听偏信了一些情况，但现在剧情反转了。但是当时已经表态了，那最后的结论怎么下？会不会显得难以收场，进退两难？

这也是司法机关不能一上来就把话说得太满的原因，因为新闻与判决毕竟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

司法的严谨在于其受一系列规则和程序的约束，这是它公信力的来源。新闻当然也要忠实于事实，但是如何忠实于事实，仍然缺少充分的规则和程序，而且新闻的及时性也不容许其遵循司法一般的审慎。因为新闻不具有司法终局性，虽然影响可能很严重，但并不会直接产生具有司法效力的裁决。每一个媒体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同样的事实可能带来不同的结论，从而众多的独立报道就构成了一种真相博弈，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但是司法的结论是唯一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个法院审了你的案子，别的法院就审不了你这个案子了，除非是上诉二审。法院之间没有一个真相博弈的机制。所谓真相博弈的机制存在于司法流程的内部，由庭审的程序和诉讼的流程构成，是在这个程序内部的博弈，最终的裁决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一次性作出，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的结论。对于这个结论，只有有限的救济途径，比如上诉制度，然后就会带来程序的完结以及刑罚的执行。

新闻则不同，新闻不是最终的定论，新闻报道是不断追寻真相的过程。即使一个媒体得出了一种结论，也不妨碍另一个媒体得出另一种结论，以及其他媒体得出其他更多的结论。

因此新闻是一种开放的博弈机制，司法是一种封闭的博弈机制。

如果本来作为封闭博弈一环的司法机关的自有媒体，也发表了意见，那么其他任何媒体作出的报道也将没有意义了，因为作出这个报道的媒体同时也是负责裁决的司法机关。它的报道就意味着司法结论，而司法结论是一锤定音的。

这正是司法机关不能轻易表态的原因。 Ze44j1cJeOLYTBfZ5iVooSUP+21eJ9XBEF51imJcxbU58/YLU/p++jiwaW/Vf9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