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民国时期，仁丹盛行于中国。这仁丹本来是出产自台湾的一种药品，很早之前台湾居民就取月桃种子制作“砂仁”，用以解暑消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宝岛台湾就此被日本人侵占了。在台湾的日本驻军中，有个叫森下博的士兵。这森下博是一个医生，在大阪有家叫森下南阳堂的药房。但药房刚开业不久，他就被军队征召，无奈之下只得把药房托付给别人，自己参军去。来到台湾驻扎后，他注意到台湾人会含一种清凉的药丸，用以防暑降温。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森下博就把这种药丸的配方搞到了手。

退伍后回到日本，森下博继续经营药房，想把“砂仁”配方改进成一种清暑开窍、辟秽排浊的新药。为此森下博曾数度前往日本的药学之乡富山学习，据说甚至曾远赴中国探寻药草。后来森下博聘请了两个医药专家三轮德宽与井上善次郎博士一起开发，终于完成了仁丹的研制。

1905年仁丹上市，两年之后便登上日本销售第一的宝座，并蝉联了好几年。不久之后，仁丹进军中国。由于其便于携带，保存时间长，且能够大规模生产导致的成本低廉，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那时中国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里都贴满了仁丹的广告，最常见的是以蓄八字胡的绅士为主角的那个“仁丹”广告。以至于后来有传闻说，仁丹广告的那个八字胡，是用来给日本军队指路用的。

但是，仁丹来到了老北京，却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北京老字号药铺长春堂。

这长春堂的创始人孙振兰，早年是走街串巷的游医。乾隆末年，孙振兰在前门外长巷头条胡同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药铺，叫“连家铺”，以经营闻药为主。其中有一种“避瘟散”，是老北京人消暑祛火的首选，取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1895年，药铺到了孙振兰的孙子孙崇善手上。孙崇善曾在白云观受戒，为在家道士，长年蓄发，一副道长打扮，在永定门外建了自己的道观长春观，并长住那里，人们都称他为“孙老道”。孙崇善把铺房周边的铺面都买下来，扩大了规模，并把字号改为“长春堂”。

孙崇善看日本人的仁丹如此猖狂，就让自己的内侄，也是长春堂的掌柜张子余主持研究新药。张子余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患者，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此种情况下，仁丹在北京的扩张就被抑制住了。

孙老道在临终前，将长春堂托付给内侄张子余。张子余受姑父影响，也是终日穿道装、乘便轿，在孙老道死后，更是把长春堂推向一个新高潮。在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华北地区每年都有霍乱发生，因为缺医少药，情急之下人们就拿避瘟散用水冲服救急，没想到效果竟然很好。这个消息迅速传播，于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及东北等省的避瘟散销量大增。

据初步统计，20世纪20年代初长春堂避瘟散一年只卖三四万盒，几年后竟然卖到十五六万盒，而到30年代以后，每年都能卖到二百五十万盒以上，1933年竟达到四百万盒。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当时北京城里还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三伏天，您别慌，快买闻药长春堂，抹进鼻里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当时避瘟散不仅在国内畅销，连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家也开始畅销起来。

这时期的长春堂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长春堂印刷厂、长春堂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了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其中亿兆百货商店，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

亿兆百货商店于1935年开业，两年后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后，日本人因为避瘟散抢占了日本仁丹的市场份额，于是限制避瘟散向外省市的邮寄业务，迫使其销量从几百万盒一下子降到了几十万盒。

日本人还想方设法敲诈勒索张子余。一次，日本人把亿兆的经理叫了去，说：“皇军保护你们商号，你们得出点军费。”经理心想：“我又没请你们来，你们凭什么要军费？”但他嘴上只能问：“太君让我们捐多少？”日本人说：“一万万是一亿，一万亿是一兆，你们叫亿兆，可也不能真让你们出这么多钱，就出一百万现大洋吧！”经理忙赔笑说：“太君取笑，我们取店名只是求吉利，哪儿真有那么多钱？”日本人说：“那就出五十万。你交完钱，前门楼子就是你们的了。”

经理一再央求，说没有那么多现钱，日本人最后松了口，说：“那好，现大洋你有多少拿出多少，剩下不够的拿货顶。”第二天，日本人就派人从亿兆仓库往外拉货，拉货的车在门前排起了长龙，一刻不停地往外拉东西，整整拉了一天一夜。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就赶上元宵节，有传言说亿兆要放焰火，很多人闻讯赶来，越聚越多，把街边的铁栏杆都给挤坏了。张子余找警察来帮忙。警察说：“人太多了，没法驱散，你们就放点焰火吧。”张子余说：“那么多人，怕把人给伤着。”警察说：“你不是刚买了前门楼子吗？就上前门楼子上放去吧。”张子余没辙，就让伙计现买焰火到前门楼子上去放。这个故事流传开后，北京就有了一句谚语：“有钱就买前门楼子。”

丘处机、尹志平与白云观

长春堂两代东家孙崇善、张子余都是白云观的在家道士。白云观是道教全真第一丛林，也是龙门派祖庭。前身为唐朝的天长观。元初，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丘处机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诏驻太极宫掌管全国道教，遂更名为长春宫，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丘处机逝世，其弟子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建立道院，取名白云观。历史上这里几经战火损毁，现存观宇为1706年重修，以收藏道教文物最丰富且保存最完整著称。观内有一座汉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据说是唐朝的遗物。观中照壁又称影壁，壁上嵌有“万古长春”四个大字，为元朝大书法家赵孟所书，字体遒劲有力。白云观中有一老律堂，原名七真殿，供奉着全真教七子，这七子为中座丘处机，左边依次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右座依次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 jn0Htp9d/Xasygdx4bHdWwQpLvwzmfZuybIWavuREBmCXFh/6RjQViKf160d7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