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民国时期，仁丹盛行于中国。这仁丹本来是出产自台湾的一种药品，很早之前台湾居民就取月桃种子制作“砂仁”，用以解暑消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宝岛台湾就此被日本人侵占了。在台湾的日本驻军中，有个叫森下博的士兵。这森下博是一个医生，在大阪有家叫森下南阳堂的药房。但药房刚开业不久，他就被军队征召，无奈之下只得把药房托付给别人，自己参军去。来到台湾驻扎后，他注意到台湾人会含一种清凉的药丸，用以防暑降温。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森下博就把这种药丸的配方搞到了手。

退伍后回到日本，森下博继续经营药房，想把“砂仁”配方改进成一种清暑开窍、辟秽排浊的新药。为此森下博曾数度前往日本的药学之乡富山学习，据说甚至曾远赴中国探寻药草。后来森下博聘请了两个医药专家三轮德宽与井上善次郎博士一起开发，终于完成了仁丹的研制。

1905年仁丹上市，两年之后便登上日本销售第一的宝座，并蝉联了好几年。不久之后，仁丹进军中国。由于其便于携带，保存时间长，且能够大规模生产导致的成本低廉，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那时中国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里都贴满了仁丹的广告，最常见的是以蓄八字胡的绅士为主角的那个“仁丹”广告。以至于后来有传闻说，仁丹广告的那个八字胡，是用来给日本军队指路用的。

但是，仁丹来到了老北京，却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北京老字号药铺长春堂。

这长春堂的创始人孙振兰，早年是走街串巷的游医。乾隆末年，孙振兰在前门外长巷头条胡同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药铺，叫“连家铺”，以经营闻药为主。其中有一种“避瘟散”，是老北京人消暑祛火的首选，取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1895年，药铺到了孙振兰的孙子孙崇善手上。孙崇善曾在白云观受戒，为在家道士，长年蓄发，一副道长打扮，在永定门外建了自己的道观长春观，并长住那里，人们都称他为“孙老道”。孙崇善把铺房周边的铺面都买下来，扩大了规模，并把字号改为“长春堂”。

孙崇善看日本人的仁丹如此猖狂，就让自己的内侄，也是长春堂的掌柜张子余主持研究新药。张子余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患者，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此种情况下，仁丹在北京的扩张就被抑制住了。

孙老道在临终前，将长春堂托付给内侄张子余。张子余受姑父影响，也是终日穿道装、乘便轿，在孙老道死后，更是把长春堂推向一个新高潮。在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华北地区每年都有霍乱发生，因为缺医少药，情急之下人们就拿避瘟散用水冲服救急，没想到效果竟然很好。这个消息迅速传播，于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及东北等省的避瘟散销量大增。

据初步统计，20世纪20年代初长春堂避瘟散一年只卖三四万盒，几年后竟然卖到十五六万盒，而到30年代以后，每年都能卖到二百五十万盒以上，1933年竟达到四百万盒。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当时北京城里还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三伏天，您别慌，快买闻药长春堂，抹进鼻里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当时避瘟散不仅在国内畅销，连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家也开始畅销起来。

这时期的长春堂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长春堂印刷厂、长春堂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了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其中亿兆百货商店，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

亿兆百货商店于1935年开业，两年后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后，日本人因为避瘟散抢占了日本仁丹的市场份额，于是限制避瘟散向外省市的邮寄业务，迫使其销量从几百万盒一下子降到了几十万盒。

日本人还想方设法敲诈勒索张子余。一次，日本人把亿兆的经理叫了去，说：“皇军保护你们商号，你们得出点军费。”经理心想：“我又没请你们来，你们凭什么要军费？”但他嘴上只能问：“太君让我们捐多少？”日本人说：“一万万是一亿，一万亿是一兆，你们叫亿兆，可也不能真让你们出这么多钱，就出一百万现大洋吧！”经理忙赔笑说：“太君取笑，我们取店名只是求吉利，哪儿真有那么多钱？”日本人说：“那就出五十万。你交完钱，前门楼子就是你们的了。”

经理一再央求，说没有那么多现钱，日本人最后松了口，说：“那好，现大洋你有多少拿出多少，剩下不够的拿货顶。”第二天，日本人就派人从亿兆仓库往外拉货，拉货的车在门前排起了长龙，一刻不停地往外拉东西，整整拉了一天一夜。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就赶上元宵节，有传言说亿兆要放焰火，很多人闻讯赶来，越聚越多，把街边的铁栏杆都给挤坏了。张子余找警察来帮忙。警察说：“人太多了，没法驱散，你们就放点焰火吧。”张子余说：“那么多人，怕把人给伤着。”警察说：“你不是刚买了前门楼子吗？就上前门楼子上放去吧。”张子余没辙，就让伙计现买焰火到前门楼子上去放。这个故事流传开后，北京就有了一句谚语：“有钱就买前门楼子。”

丘处机、尹志平与白云观

长春堂两代东家孙崇善、张子余都是白云观的在家道士。白云观是道教全真第一丛林，也是龙门派祖庭。前身为唐朝的天长观。元初，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丘处机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诏驻太极宫掌管全国道教，遂更名为长春宫，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丘处机逝世，其弟子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建立道院，取名白云观。历史上这里几经战火损毁，现存观宇为1706年重修，以收藏道教文物最丰富且保存最完整著称。观内有一座汉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据说是唐朝的遗物。观中照壁又称影壁，壁上嵌有“万古长春”四个大字，为元朝大书法家赵孟所书，字体遒劲有力。白云观中有一老律堂，原名七真殿，供奉着全真教七子，这七子为中座丘处机，左边依次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右座依次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 WGxhCj3Frj1H0dphT7/dzZDXR53pY56cOUHDmGeuOp9DsJduGVPcAmS4NqRkcJXa

清朝嘉庆年间，老北京城里公认的五大药铺是同仁堂、鹤年堂、万全堂、千芝堂和长春堂。但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千芝堂已经掉队了，举步维艰，就差关门歇业。

1881年，吴霭亭将千芝堂盘了过来。他将店铺重新修整一番，还亲笔书写“千芝堂”三字牌匾挂在门口，并聘请了精明强干的掌柜王子丰。

王子丰十五六岁就开始在药铺当学徒，出徒后做了伙计，后来又成为药铺的采购。在外采购药材的时候，遇到了以前在太医院供职、现在专门批发药材的吴霭亭。吴霭亭对王子丰格外欣赏，认为王子丰是一个重信诺、有魄力、精明干练又很有能力的人。吴霭亭当时正好想要开药铺，与王子丰商议后，把千芝堂接手过来，两人合伙经营。

王子丰精明能干，也在药铺浸染很多年，对于医药行业有着很深的理解。

王子丰刚当上掌柜，就要求千芝堂所有的药材原料都要自家采购，保证货真，而且炮制也是由自家作坊炮制，保证疗效。

于是，千芝堂不管是选购药材，还是临时补购药材，都秉承着不怕多花钱、严选好药材的方针。炮制药品则是格外严格。就拿半夏这种草药来说，它首先就需要经过清水、石灰、矾、甘草、生姜等几道不同的加工工序，全部工序都完成需要四十九天，这还只是一道配药。而像天麻、元胡和玉金都必须切成薄片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不然就是浪费。中药制剂还特别讲究配比，药方不是古法传承就是民间秘制，选料精、加工细，该切的切，该蒸的蒸，该晾晒的晾晒，该存放的存放，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也就是这种认真严苛的精神，让千芝堂生意日渐好转。

千芝堂每年盘货时都打“厚成”，所谓厚成就是各种药材都按地域市场价格的一倍或者几倍去计价，这样从账本上看千芝堂的资产并不怎么丰沛，但是库存却极其丰饶，资金都打在“厚成”里了。

就这样，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千芝堂就重新崛起了。对于王子丰的经营，吴霭亭表示十分满意，给王子丰的报酬也很丰厚。

但两人共事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歧，这本也正常，但一件事情的发生却导致两人的矛盾激化了。

1900年，北方数省都在闹义和团，八国联军也攻进了北京城，而掌权的慈禧太后，却将京城百姓置之不顾，逃往了西安。大栅栏一场大火，将整条街道烧成了白地，而千芝堂正好躲过了这场劫难。

京城的许多药店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店主们也尽量把货物兑换成现银存了起来。而王子丰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大量收购那些药铺及富户低价出售的贵重药材，如人参、鹿茸等，然后储存起来。对此吴霭亭却表示反对。

王子丰认为，现在收购这些药材，等到以后时局稳定了，再抛售出去，也可以赚到很多钱。

吴霭亭则说，现在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断，战事消退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么多的商家都把店铺盘出去了，不就是害怕落到分文没有吗？王子丰这么蛮干，岂不是断送了“千芝堂”的后路！

王子丰坚决认为，做生意本来就是利和险并存，我们就是要趁着人家药店倒闭才能便宜收购，以后天下太平了才可以一本万利。

吴霭亭见难以说服王子丰，索性以财东的名义，抽掉资金，让王子丰无计可施。

王子丰别无选择，只能忍痛停止了收购。但这件事让王子丰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一年过后，局势稳定了，那些由王子丰低价购进的名贵药材，让千芝堂着实赚了一笔大钱。吴霭亭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犯下了一个大错，便想借着两人一起喝茶的机会，向王子丰道歉。

然而，此时王子丰去意已决。到了年底的时候，他将药店里的账目结算完毕，正式向吴霭亭提出辞职。吴霭亭再三挽留，甚至不惜提出给王子丰“千芝堂”的股份，但王子丰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王子丰离开千芝堂后，心里依旧怨恨吴霭亭，就又开了一家药铺庆仁堂，店址特意选在千芝堂的旁边，与千芝堂竞争。

千芝堂在庆仁堂这个强有力竞争者面前毫不示弱，仗着店铺历史久、经济实力雄厚的有利条件，与庆仁堂针锋相对。

1915年，千芝堂在前门大街开办了南山堂药铺，王子丰也在南山堂的南侧开办了庆仁堂药店，后俗称南庆仁堂。后来，千芝堂又在阜成门内大街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紧跟不放，也在其侧开设了大和堂药店。

1942年，“琪卉堂”和“大和堂”先后被实业家谢康夫买下，在营业执照上加了“新记”二字，称“北京琪卉堂新记”和“北京大和堂新记”。

1953年，“北京琪卉堂新记”和“北京大和堂新记”药铺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市公司第二门市部，1955年转由北京市药材公司管理，称为北京市药材公司第二门市部，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寺药店。

1900年大栅栏大火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大栅栏不少店铺里的伙计、学徒、工匠参加了义和团。受义和团的影响，当时大栅栏一带卖洋药、洋蜡、洋布、洋袜子、洋手巾、洋胰子等一类洋货的店铺大都关门，“洋货铺”改为“杂货铺”。大栅栏有一家专卖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虽然把“洋”字改成“大”，但店中依然有大批洋药，引起义和团的愤怒。1900年6月16日（农历庚子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点燃了“老德记大药房”。一时之间，烈焰飞腾，恰好那天正刮风，眨眼间全街起火，并向煤市街，大观音寺，廊房三、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及东、西荷包巷蔓延。前门箭楼和城楼也起了火。火烧三日不灭，大栅栏成为一片白地。但是两年后，大栅栏各家店铺又重新开张营业了。一场大火没烧走大栅栏的人气，随着前门东西两个火车站的建成，这里反而更加红火了。 WGxhCj3Frj1H0dphT7/dzZDXR53pY56cOUHDmGeuOp9DsJduGVPcAmS4NqRkcJ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