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年间同仁堂成为供奉御药房的官差（不仅是制药原料，还包括各类药品），到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代表的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同仁堂供奉官药近两百年，从未间断供奉御药的差使。

同仁堂总揽药业中的官药，虽然让名头更响亮了，但实际上却是赚了名声，亏了实惠。给皇家提供药品，先要垫付大笔资金，这对同仁堂来说压力巨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仁堂走了内务府大臣隆科多的门路，让雍正皇帝同意每年先支付同仁堂四万两白银。同仁堂得此款项后，资金周转大为灵活，宫廷用药和民间用药双管齐下，经济与政治财势两全，经营大为自如。乾隆初年，国库充裕，每年几万两的药银，对朝廷来说也不在话下。因此，这时期同仁堂的经营虽然也有波折，但总能平安度过。

但是1753年同仁堂遭了一场大火，烧掉了大半财产，陷入了窘迫之境。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乐家又遭遇连续两代继承人英年早逝的危机，致使同仁堂步履维艰，每况愈下，终至破产边缘。为了保证供应宫里的御药，同仁堂只好招外人入股。几次出售股份之后，乐氏家族的股份仅保留了百分之一，但始终坚持堂号不变、铺东仍由乐姓担当的原则，这为后来乐氏家族挽回危局保留了一线希望。

1831年，二十来岁的乐平泉担任了同仁堂的铺东。但他只是名义上的铺东，每日只能从字号里领取五吊钱，对药铺经营完全没有发言权。此时的同仁堂已经处境艰难，亏空白银六万余两，眼看就要倒闭。乐平泉对此急在心头，却无能为力。

乐平泉要想重振祖业，那就得收回祖产，自己经营。但是自己没有资金，又能怎么办呢？乐平泉决心从头做起，便开了一家叫“广仁堂”的小药铺，售卖祖传的痧子药、平安丸、再造丸、七厘散等中成药。药铺虽然规模很小，却宾客盈门，名声也越来越响。

这引起了当时同仁堂大股东董启泰的注意，于是董启泰找到乐平泉，希望他能够将广仁堂的药放到同仁堂来代卖。乐平泉答应了董启泰，却要求收益六四分成并坚持药必须由自己来做。董启泰这个举动简直是引狼入室，乐平泉的药在同仁堂药铺里销量巨大，而董启泰自己的药却卖不动。三年之后，董启泰算了一下，累计亏银达到了八万八千两，只好将同仁堂的股份出售给乐平泉。乐平泉终于让同仁堂再次回到乐氏家族的手中。在这之后，由于乐平泉的悉心经营，同仁堂也迎来了第二次辉煌。

1880年，乐平泉去世，身后留下四子，但家事、铺务并没有交由儿子们管理，而是嘱托妻子许氏掌管。此后同仁堂里里外外由许氏掌管了二十七年之久，直至1907年许氏过世。

许氏死后，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决定施行共管制度，即每年从同仁堂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分给四房，每房一万两，分三节支付，不再分红。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

一时间，乐氏家族的后人，纷纷开设药铺，乐仁堂、宏仁堂、颐龄堂、怀仁堂、沛仁堂、济仁堂、乐舜记、宏济堂、达仁堂、树仁堂，不一而足，前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开设了乐家老铺三十余家，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在这些乐家老铺中，乐仁堂是由乐佑申与三个兄弟一起开设的。开始时叫乐寿堂，店址在西单北大街，主营的是丸、散、膏、丹、汤剂及饮片等。乐寿堂门外的中顶悬挂着从同仁堂拓来的“乐家老铺”的匾额，路人自此经过，一看便知这是同仁堂乐家的分店。

乐寿堂药店开业后，盈利十分可观，于是，兄弟四人商议后，决定再次增资四万五千元，在天津开了两家分店。

但是，乐佑申与自己的兄弟却因由谁来担任乐寿堂经理一事产生了矛盾。按理来说，乐佑申曾经担任二十年同仁堂经理，对药店的经营之道已属轻车熟路，现在已经卸任了同仁堂经理，再担任乐寿堂经理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乐佑申的几个弟弟并不愿意再次被乐佑申的羽翼遮挡光芒，尤其是三弟乐笃周，也是一个能力极强、野心勃勃的人物，也想担任乐寿堂的经理。兄弟相争，导致天津新开的两家分店也关张了。

见这样一直内耗不是办法，于是在商议之后，乐佑申将几兄弟在乐寿堂的股份折合成现金予以兑换，自此乐寿堂由乐佑申一人经营，而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兄弟三人则携着兑换得来的钱款另外开设了宏仁堂药店，由乐笃周做主要的负责人。

1930年，位于天津的两家分店重新开业，不再用乐寿堂的铺名，而是改成了乐仁堂。北京西单北大街的乐寿堂则没有改名。开业的时候，店铺门前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还邀请了富连成全班剧团和荀慧生等名角演出一个昼夜，并且在《大公报》《益世报》等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声势之大震动了整个药品市场，一时间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由于乐家老铺在北京的药铺分支太多，市场已趋于饱和，于是，乐佑申决定将乐仁堂的总管理处设置在天津，并称为“京都乐仁堂”。

1933年，乐佑申六叔乐均士的儿子乐燮自法国留学归来，并且得到了药学博士学位，由此，乐佑申出资开设了乐仁制药厂。乐燮采用西方制药方法，研制中成药。乐仁制药厂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中成药制药厂，摆脱了以往的作坊模式。制药厂在最初开设的五六年内，给乐仁堂药店造成了十万多元的损失，由于乐佑申之前经营有方，积攒了雄厚的资金，乐仁堂药店并未因此而倒闭。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向伪政府统一纳税，在1939年的时候，北京的乐寿堂药店也更名为乐仁堂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仁堂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乐仁堂青春焕发，再次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经营品种，不再限制于经营传统的丸、散、膏、丹、汤剂及饮片，还开始经营西药、医疗器械，同时增加了旅游专柜，成为北京西城区一家大型的综合性药店。

中药柜

中药柜由来已久。唐朝的“百眼窗”，便是这种设置的开端。据说名医孙思邈鉴于药物品种浩繁，性味各异，特缝制许多小口袋组成的“药围身”系捆于腰上，每采集到一种药材，随手装入口袋内，看了病之后，从袋里一撮撮地抓出药来，告诉方法让患者自己炒制后，合一起煎服。宋朝时药店柜台和盛药的“斗格”，与现代的药柜一模一样。北宋末年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一处药铺，招牌上书“本堂法制应症煎剂量”九字依稀可辨。这说明自唐以后，各地均仿照“百眼窗”制成了大小不等的药柜装药。 hwHmwrv2X72mPQeO1G3uD9LxUq1VI6gkvDhLbpVyT0j6PznZP5EM0vE27qjCaI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