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京的药店老字号，首推同仁堂。

同仁堂的东家乐氏，祖籍浙江宁波，明末清初其远祖乐良才来到北京谋生。

乐氏在宁波世代为医，但并非坐堂医，而是手持串铃游走四方的游医。说起来，游医的历史要比坐堂医长久很多。在汉朝之前，并没有坐堂医，只有游医，岐伯、扁鹊、华佗等名医皆是游医。到了汉朝末年，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每月的初一、十五坐在公堂上，不问政事，专为百姓免费诊治。后人为纪念张仲景的医德和医术，把中药店都冠以某某堂，并把坐在药铺里诊病的医师称为“坐堂医”。就这样，坐堂医与游医有了区别，坐堂医的地位较高，而居无定所的游医则沦为社会底层。

明朝末年，乐良才接过祖传的游医串铃后，几次去扬州府、应天府等地行医，创下不小的名声，多有人慕名求医。

过了几年，乐良才准备去京城闯荡。他沿着大运河晓行夜泊抵达通州，又经通惠河到达京都东南的崇文门。他在崇文门外凭借高超医术，治好了一个姓杨的老者。杨氏一家见乐良才老实勤俭，就招他为婿。婚后不久生得一子，取名叫乐廷松。乐廷松长大后，也继承父亲的衣钵，在京城行医。

乐良才、乐廷松父子二人看到京城医药需求量很大，但是铃医的地位却不高。他们意识到，必须系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朝着正规的中医药方向发展，才可以改变门庭，摆脱游方铃医的身份。

但是，想要改换门庭，并没有那么轻而易举。不久后，乐廷松娶妻生子，名乐怀育，乐怀育长大后依旧是游医；乐怀育也娶妻生子，名乐显扬，乐显扬才创建了同仁堂。

乐显扬是乐氏家族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喜读方书，更擅长鉴定药材真伪，医药兼通，无论医道和药道均有较好的社会口碑。1665年，京城地震，一位赶考的举人在地震之中受到了惊吓。乐显扬为他诊治时，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乐显扬并没有为他开方抓药，而是给他推荐了一位擅长此病的医生，并让他赶快去找医生诊治。举人按照乐显扬的吩咐，找到这位医生，抓了药回去休养，不久就痊愈了。

这位举人痊愈之后，对乐显扬的医术和医德极为钦佩。后来这位举人考中进士，被委派到礼部任职，就找机会把乐显扬推荐给主管太医院的亲王。乐显扬被亲王选中，并被推荐到太医院做官医，担任吏目。吏目虽然只是太医院中不入流的小官，但因为是医生，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朝廷恩赐，“许服六品冠带”。后来乐显扬又晋封为登仕佐郎。

就在乐显扬担任太医院吏目的那年夏天，永定河泛滥，京郊西南各县遭遇了洪涝。洪涝导致疫病蔓延，于是康熙命太医院的医官赴灾区为百姓治病。

乐显扬下乡后，令当地保甲用大锅煎煮汤药，大规模滤出药液，劝众民服下，效果良好。等他准备再换一个村落继续发放汤药时，突然听说，有些官吏趁机贪污赈灾款项，被康熙查办了。有人怀疑乐显扬是告密者，就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乐显扬诬告他人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乐显扬听到流言后，黯然神伤，从此，他对官职更加淡漠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医药上面。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济世养生唯医药。”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乐氏家族经营药业的祖训之一。

乐显扬创立京都“同仁堂药室”的时间是1669年。他对“同仁”两字的含义解释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同”即“天下大同”的同，“仁”则是“仁者爱人”的仁，同仁有“济世救众”“一视同仁”的意思。

从乐良才进京到乐显扬开办“同仁堂药室”，历时四世，殊为不易。

乐显扬生了四个儿子，即乐凤翔、乐凤鸣、乐凤仪、乐凤岐四兄弟。其中，老二乐凤鸣最值得一书。乐凤鸣自幼聪颖，好读书，决心走仕途之路。只可惜他科举不顺，直到不惑之年才考中举人。中举后，乐凤鸣感叹半生蹉跎，决心“追忆祖训”，光大“同仁堂药室”，从此一心从医，断绝仕途之念。

乐凤鸣在“同仁堂药室”创建三十三年之际，也就是1702年，将同仁堂迁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的现店址，扩建并且改名为“同仁堂药铺”。

这里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不仅兼顾南北两城之势，又同时处于东西两城之间，可谓位置适中、兼顾各方之地。

迁址之后，乐凤鸣花了五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古药方、长效验方和民间药方。他把家中祖上汇集的处方，结合新近搜集来的处方，精心炮制出“成药”处方，制成各种丸、散、膏、丹。乐凤鸣研制的名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最为有效。此外，丹药之中以大活络丹、小活络丹、至宝锭等效验最好。在外用药中，乐凤鸣研制出七厘散、生肌散、冰硼散等外用药剂，亦均显良效。

乐凤鸣不仅重视药物的配方，更重视药物的炮制。他常说：“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赀。”不可偷工减料，不要吝惜成本，就是他的诀窍，他声明：“宁可断货也不降格。”

当时，同仁堂一旦遇到优质药材，大多是全部买下，不给他人留有余地。长此以往，同仁堂药物的质量就超出同行了，名声也越来越显著。

从康熙年间开始，北京城里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四方良药属京药，京药奇门在同仁。”

京城百姓中则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吃了同仁堂的药，病就能治愈，没吃同仁堂的药就是大错；如吃同仁堂的药还不见效，那就没有遗憾了。

后来，同仁堂的名声不光在民间流传，还渐渐传到了宫中，康熙皇帝就多次服用过同仁堂的药物。等到雍正皇帝登基，正式钦定同仁堂来供奉御药房的药料（制药原料），供奉宫内所需的多种药材、饮片。至此，同仁堂算是到达了巅峰。

此后三百余年来，同仁堂的名声一直没倒，老北京人信任乐家老铺同仁堂的好药，赞誉同仁堂是“门擅桐君之术，家传葛氏之方”。也有人称乐氏家族济众行善，不以谋财图利作为经营药业的目标，实乃“善人之家”。

京城太医院

明朝北京的太医院在正阳门内东交民巷西口的一个大院里。清沿袭明制，太医院一直在此。据《清代宫廷史话》记载：太医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匾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署内有大堂五间，其中悬挂着康熙御赐院判黄运诗：“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公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被迫迁出。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最终于1902年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今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署，三年后竣工。 FL0gbZ8ljF/vDwoY4CPPjEdjJKo6Fh16uLimdq66lDZJfRh1hMUFOIMG//o0w0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