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京的药店老字号，首推同仁堂。

同仁堂的东家乐氏，祖籍浙江宁波，明末清初其远祖乐良才来到北京谋生。

乐氏在宁波世代为医，但并非坐堂医，而是手持串铃游走四方的游医。说起来，游医的历史要比坐堂医长久很多。在汉朝之前，并没有坐堂医，只有游医，岐伯、扁鹊、华佗等名医皆是游医。到了汉朝末年，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每月的初一、十五坐在公堂上，不问政事，专为百姓免费诊治。后人为纪念张仲景的医德和医术，把中药店都冠以某某堂，并把坐在药铺里诊病的医师称为“坐堂医”。就这样，坐堂医与游医有了区别，坐堂医的地位较高，而居无定所的游医则沦为社会底层。

明朝末年，乐良才接过祖传的游医串铃后，几次去扬州府、应天府等地行医，创下不小的名声，多有人慕名求医。

过了几年，乐良才准备去京城闯荡。他沿着大运河晓行夜泊抵达通州，又经通惠河到达京都东南的崇文门。他在崇文门外凭借高超医术，治好了一个姓杨的老者。杨氏一家见乐良才老实勤俭，就招他为婿。婚后不久生得一子，取名叫乐廷松。乐廷松长大后，也继承父亲的衣钵，在京城行医。

乐良才、乐廷松父子二人看到京城医药需求量很大，但是铃医的地位却不高。他们意识到，必须系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朝着正规的中医药方向发展，才可以改变门庭，摆脱游方铃医的身份。

但是，想要改换门庭，并没有那么轻而易举。不久后，乐廷松娶妻生子，名乐怀育，乐怀育长大后依旧是游医；乐怀育也娶妻生子，名乐显扬，乐显扬才创建了同仁堂。

乐显扬是乐氏家族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喜读方书，更擅长鉴定药材真伪，医药兼通，无论医道和药道均有较好的社会口碑。1665年，京城地震，一位赶考的举人在地震之中受到了惊吓。乐显扬为他诊治时，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乐显扬并没有为他开方抓药，而是给他推荐了一位擅长此病的医生，并让他赶快去找医生诊治。举人按照乐显扬的吩咐，找到这位医生，抓了药回去休养，不久就痊愈了。

这位举人痊愈之后，对乐显扬的医术和医德极为钦佩。后来这位举人考中进士，被委派到礼部任职，就找机会把乐显扬推荐给主管太医院的亲王。乐显扬被亲王选中，并被推荐到太医院做官医，担任吏目。吏目虽然只是太医院中不入流的小官，但因为是医生，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朝廷恩赐，“许服六品冠带”。后来乐显扬又晋封为登仕佐郎。

就在乐显扬担任太医院吏目的那年夏天，永定河泛滥，京郊西南各县遭遇了洪涝。洪涝导致疫病蔓延，于是康熙命太医院的医官赴灾区为百姓治病。

乐显扬下乡后，令当地保甲用大锅煎煮汤药，大规模滤出药液，劝众民服下，效果良好。等他准备再换一个村落继续发放汤药时，突然听说，有些官吏趁机贪污赈灾款项，被康熙查办了。有人怀疑乐显扬是告密者，就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乐显扬诬告他人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乐显扬听到流言后，黯然神伤，从此，他对官职更加淡漠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医药上面。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济世养生唯医药。”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乐氏家族经营药业的祖训之一。

乐显扬创立京都“同仁堂药室”的时间是1669年。他对“同仁”两字的含义解释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同”即“天下大同”的同，“仁”则是“仁者爱人”的仁，同仁有“济世救众”“一视同仁”的意思。

从乐良才进京到乐显扬开办“同仁堂药室”，历时四世，殊为不易。

乐显扬生了四个儿子，即乐凤翔、乐凤鸣、乐凤仪、乐凤岐四兄弟。其中，老二乐凤鸣最值得一书。乐凤鸣自幼聪颖，好读书，决心走仕途之路。只可惜他科举不顺，直到不惑之年才考中举人。中举后，乐凤鸣感叹半生蹉跎，决心“追忆祖训”，光大“同仁堂药室”，从此一心从医，断绝仕途之念。

乐凤鸣在“同仁堂药室”创建三十三年之际，也就是1702年，将同仁堂迁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的现店址，扩建并且改名为“同仁堂药铺”。

这里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不仅兼顾南北两城之势，又同时处于东西两城之间，可谓位置适中、兼顾各方之地。

迁址之后，乐凤鸣花了五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古药方、长效验方和民间药方。他把家中祖上汇集的处方，结合新近搜集来的处方，精心炮制出“成药”处方，制成各种丸、散、膏、丹。乐凤鸣研制的名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最为有效。此外，丹药之中以大活络丹、小活络丹、至宝锭等效验最好。在外用药中，乐凤鸣研制出七厘散、生肌散、冰硼散等外用药剂，亦均显良效。

乐凤鸣不仅重视药物的配方，更重视药物的炮制。他常说：“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赀。”不可偷工减料，不要吝惜成本，就是他的诀窍，他声明：“宁可断货也不降格。”

当时，同仁堂一旦遇到优质药材，大多是全部买下，不给他人留有余地。长此以往，同仁堂药物的质量就超出同行了，名声也越来越显著。

从康熙年间开始，北京城里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四方良药属京药，京药奇门在同仁。”

京城百姓中则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吃了同仁堂的药，病就能治愈，没吃同仁堂的药就是大错；如吃同仁堂的药还不见效，那就没有遗憾了。

后来，同仁堂的名声不光在民间流传，还渐渐传到了宫中，康熙皇帝就多次服用过同仁堂的药物。等到雍正皇帝登基，正式钦定同仁堂来供奉御药房的药料（制药原料），供奉宫内所需的多种药材、饮片。至此，同仁堂算是到达了巅峰。

此后三百余年来，同仁堂的名声一直没倒，老北京人信任乐家老铺同仁堂的好药，赞誉同仁堂是“门擅桐君之术，家传葛氏之方”。也有人称乐氏家族济众行善，不以谋财图利作为经营药业的目标，实乃“善人之家”。

京城太医院

明朝北京的太医院在正阳门内东交民巷西口的一个大院里。清沿袭明制，太医院一直在此。据《清代宫廷史话》记载：太医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匾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署内有大堂五间，其中悬挂着康熙御赐院判黄运诗：“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公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被迫迁出。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最终于1902年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今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署，三年后竣工。 PH8H79VRRFgYlHvZpWxcncDCu3o1WyawVt3E22FOSnfuHJPwwXBeYSX0mHl22VAN

从雍正年间同仁堂成为供奉御药房的官差（不仅是制药原料，还包括各类药品），到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代表的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同仁堂供奉官药近两百年，从未间断供奉御药的差使。

同仁堂总揽药业中的官药，虽然让名头更响亮了，但实际上却是赚了名声，亏了实惠。给皇家提供药品，先要垫付大笔资金，这对同仁堂来说压力巨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仁堂走了内务府大臣隆科多的门路，让雍正皇帝同意每年先支付同仁堂四万两白银。同仁堂得此款项后，资金周转大为灵活，宫廷用药和民间用药双管齐下，经济与政治财势两全，经营大为自如。乾隆初年，国库充裕，每年几万两的药银，对朝廷来说也不在话下。因此，这时期同仁堂的经营虽然也有波折，但总能平安度过。

但是1753年同仁堂遭了一场大火，烧掉了大半财产，陷入了窘迫之境。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乐家又遭遇连续两代继承人英年早逝的危机，致使同仁堂步履维艰，每况愈下，终至破产边缘。为了保证供应宫里的御药，同仁堂只好招外人入股。几次出售股份之后，乐氏家族的股份仅保留了百分之一，但始终坚持堂号不变、铺东仍由乐姓担当的原则，这为后来乐氏家族挽回危局保留了一线希望。

1831年，二十来岁的乐平泉担任了同仁堂的铺东。但他只是名义上的铺东，每日只能从字号里领取五吊钱，对药铺经营完全没有发言权。此时的同仁堂已经处境艰难，亏空白银六万余两，眼看就要倒闭。乐平泉对此急在心头，却无能为力。

乐平泉要想重振祖业，那就得收回祖产，自己经营。但是自己没有资金，又能怎么办呢？乐平泉决心从头做起，便开了一家叫“广仁堂”的小药铺，售卖祖传的痧子药、平安丸、再造丸、七厘散等中成药。药铺虽然规模很小，却宾客盈门，名声也越来越响。

这引起了当时同仁堂大股东董启泰的注意，于是董启泰找到乐平泉，希望他能够将广仁堂的药放到同仁堂来代卖。乐平泉答应了董启泰，却要求收益六四分成并坚持药必须由自己来做。董启泰这个举动简直是引狼入室，乐平泉的药在同仁堂药铺里销量巨大，而董启泰自己的药却卖不动。三年之后，董启泰算了一下，累计亏银达到了八万八千两，只好将同仁堂的股份出售给乐平泉。乐平泉终于让同仁堂再次回到乐氏家族的手中。在这之后，由于乐平泉的悉心经营，同仁堂也迎来了第二次辉煌。

1880年，乐平泉去世，身后留下四子，但家事、铺务并没有交由儿子们管理，而是嘱托妻子许氏掌管。此后同仁堂里里外外由许氏掌管了二十七年之久，直至1907年许氏过世。

许氏死后，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决定施行共管制度，即每年从同仁堂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分给四房，每房一万两，分三节支付，不再分红。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

一时间，乐氏家族的后人，纷纷开设药铺，乐仁堂、宏仁堂、颐龄堂、怀仁堂、沛仁堂、济仁堂、乐舜记、宏济堂、达仁堂、树仁堂，不一而足，前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开设了乐家老铺三十余家，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在这些乐家老铺中，乐仁堂是由乐佑申与三个兄弟一起开设的。开始时叫乐寿堂，店址在西单北大街，主营的是丸、散、膏、丹、汤剂及饮片等。乐寿堂门外的中顶悬挂着从同仁堂拓来的“乐家老铺”的匾额，路人自此经过，一看便知这是同仁堂乐家的分店。

乐寿堂药店开业后，盈利十分可观，于是，兄弟四人商议后，决定再次增资四万五千元，在天津开了两家分店。

但是，乐佑申与自己的兄弟却因由谁来担任乐寿堂经理一事产生了矛盾。按理来说，乐佑申曾经担任二十年同仁堂经理，对药店的经营之道已属轻车熟路，现在已经卸任了同仁堂经理，再担任乐寿堂经理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乐佑申的几个弟弟并不愿意再次被乐佑申的羽翼遮挡光芒，尤其是三弟乐笃周，也是一个能力极强、野心勃勃的人物，也想担任乐寿堂的经理。兄弟相争，导致天津新开的两家分店也关张了。

见这样一直内耗不是办法，于是在商议之后，乐佑申将几兄弟在乐寿堂的股份折合成现金予以兑换，自此乐寿堂由乐佑申一人经营，而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兄弟三人则携着兑换得来的钱款另外开设了宏仁堂药店，由乐笃周做主要的负责人。

1930年，位于天津的两家分店重新开业，不再用乐寿堂的铺名，而是改成了乐仁堂。北京西单北大街的乐寿堂则没有改名。开业的时候，店铺门前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还邀请了富连成全班剧团和荀慧生等名角演出一个昼夜，并且在《大公报》《益世报》等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声势之大震动了整个药品市场，一时间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由于乐家老铺在北京的药铺分支太多，市场已趋于饱和，于是，乐佑申决定将乐仁堂的总管理处设置在天津，并称为“京都乐仁堂”。

1933年，乐佑申六叔乐均士的儿子乐燮自法国留学归来，并且得到了药学博士学位，由此，乐佑申出资开设了乐仁制药厂。乐燮采用西方制药方法，研制中成药。乐仁制药厂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中成药制药厂，摆脱了以往的作坊模式。制药厂在最初开设的五六年内，给乐仁堂药店造成了十万多元的损失，由于乐佑申之前经营有方，积攒了雄厚的资金，乐仁堂药店并未因此而倒闭。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向伪政府统一纳税，在1939年的时候，北京的乐寿堂药店也更名为乐仁堂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仁堂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乐仁堂青春焕发，再次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经营品种，不再限制于经营传统的丸、散、膏、丹、汤剂及饮片，还开始经营西药、医疗器械，同时增加了旅游专柜，成为北京西城区一家大型的综合性药店。

中药柜

中药柜由来已久。唐朝的“百眼窗”，便是这种设置的开端。据说名医孙思邈鉴于药物品种浩繁，性味各异，特缝制许多小口袋组成的“药围身”系捆于腰上，每采集到一种药材，随手装入口袋内，看了病之后，从袋里一撮撮地抓出药来，告诉方法让患者自己炒制后，合一起煎服。宋朝时药店柜台和盛药的“斗格”，与现代的药柜一模一样。北宋末年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一处药铺，招牌上书“本堂法制应症煎剂量”九字依稀可辨。这说明自唐以后，各地均仿照“百眼窗”制成了大小不等的药柜装药。 HfmEUx+b12Pddbki50S0qHItnXhrC6BHEl2aD7sTLYOwGrhd83MpVhqMNubaocDR

自古以来，人人皆怕死，即便是九五至尊的皇帝。再英明的皇帝，也容易在这事儿上犯糊涂。民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乱吃丹药丢了性命；大清朝雍正爷，传说也是因为乱吃丹药而死的。上行而下效，皇帝爱养生，达官贵人、平民百姓自然也就要跟着学。

对于喜欢吃且热衷于吃的中华民族来说，将“吃”和“养生”糅合在一起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老北京，就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养生药铺——鹤年堂。

鹤年堂，始创于1405年，可谓是京城最老的老字号药铺了，比同仁堂还要早上二百多年。鹤年堂的创始人叫丁鹤年，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丁鹤年是色目人。元朝时候，色目人地位很高，多为高官上将、巨商大贾。丁鹤年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都是西域巨商；祖父苫思丁、职马禄都是元朝的高官；父亲一辈兄弟四个中则有三个中了进士。

丁鹤年的姐姐月娥也很有才华。丁鹤年十二岁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当然，他自己从小也聪明伶俐，十七岁精通《诗》《书》和“三礼”。按照这样的成长轨迹，他长大之后应该也会在元朝出仕。谁知道在丁鹤年十八岁那年发生了“红巾军”起义，全国都陷入一片战乱之中，于是他开始了逃难生涯。

居无定所的日子里，他常寄居寺庙，由此也结交了一批“禅侣”。丁鹤年在这段艰难的生活中也开始参禅。至明成祖永乐登基后，政策上不再歧视色目人，而是进行安抚、融合，于是北京城成了色目人的聚集地。丁鹤年也辗转到了北京，开始走街串巷地行医。1405年，丁鹤年在色目人聚居地牛街附近的菜市口，创办了鹤年堂。

昔年丁鹤年的祖父以“善药食（药膳）、长乐饮（保健药汤）”闻名于大都，丁鹤年从小耳濡目染，深得祖父遗福，自己对于养生也有一套见地。1407年，丁鹤年结合家传秘方，采用长白山人参、鹿茸、不老草，研制出“避瘟金汤”；1408年，丁鹤年推出“鹤年甘露饮”。这些汤剂驰名京城，让鹤年堂站稳了脚跟。到嘉靖时期，鹤年堂研制的“长生不老鹤年春酒”和“鹤年四宝酒”被列为宫廷秘方。据说清朝顺治年间，鹤年堂还为孝庄皇后配制过“白凤丸”“女金丹”等专供御用的药品。到乾隆时期，鹤年堂研制了四时调养药膳、虚衰对症调养药膳、女性美容安神养颜药膳，以及多种有食疗效果的粥、汤、茶、酒、菜。“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老北京人都知道，丸药数同仁堂拔尖，汤药还是鹤年堂的好。鹤年堂前店后坊，饮片加工精细，“半夏不见边，木通飞上天，陈皮一条线，枳壳赛纽襻”。

清朝顺治年间，鹤年堂所在的菜市口，成了“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法场。每年交秋，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与九卿共同对犯人会审，冬至前处斩，这叫“秋决”或“出大差”。晚清重臣肃顺、戊戌变法“六君子”，都是在菜市口鹤年堂店铺前被杀。每当有犯人要行刑时，鹤年堂都要关门停业，监斩官刑前到店里喝茶休息。时候一到，监斩官就开始“办公”。因此，“鹤年堂讨刀伤药”就成了老北京人嘲骂人的一句俚语，意思是“死到临头”了。

鹤年堂还与甲骨文的发现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关系。1899年，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为染上伤寒去鹤年堂找大夫看病。他自身略懂医道，见大夫开的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药，觉得新奇，便把这“龙骨”拿过来看看到底是啥。谁知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给我国古文字研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药包里的“龙骨”看起来是一些不规则的甲片，王懿荣随意翻了几下，赫然发现一片拇指大小的龙骨上有几个纹缕清晰的手刻符号。凭着在金石文字方面的精深造诣，他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大发现。于是他一面火速请来好友—琉璃厂清秘阁古玩商孙秋帆和同事刑部主事孙诒让一起到他家来鉴定，一面将鹤年堂的龙骨全部打包。考虑到可能其他药铺也有这种龙骨出售，王懿荣干脆将全北京的龙骨都买下。当时的龙骨做药材卖，一斤才卖六文钱。但这样大规模的收购导致龟甲、兽骨价格暴涨，从原来几文钱一斤直接涨到按字论价，每个字二两五钱，甚至一些外国人都开始抢购。

龙骨都收购回来之后，王懿荣一边对照史料典籍，一边用放大镜仔细观看“龙骨”上的刻画。这些“龙骨”上的文字与他所研究的金文有些差别：用笔纤细，多方折而少圆转。他想起《尚书》中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刻画应该是殷商时期的文字。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约半年后，北京城外响起了八国联军的炮声。慈禧太后在对八国联军宣战前下旨：“着派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督率兵勇，以保京城安定。”前面提到过，王懿荣本是国子监祭酒，是清朝最高学府的行政长官，职责是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类似今天的教育部部长。而团练是指征集壮丁编制成团，施以军事训练，用以捍御盗匪的武装，类似民兵组织。从“教育部部长”到“民兵司令”，王懿荣的“跨步”为何这么大？

原来，慈禧六十大寿那年正赶上甲午战争爆发，老佛爷却忙着为生日庆典搞铺张浪费，仅装饰景点的工程就需白银二百四十万两。王懿荣为此连上三折，请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得罪了慈禧太后，于是老佛爷找到机会就给了他这样一个送死的职位。在接到京师团练大臣的任命时，王懿荣只有一声叹息：“此天与我以死所也。”

最终，王懿荣阻止八国联军入侵失败，与夫人谢氏、长媳张氏投井殉国。王懿荣死后，其后人为了还债将他收藏的甲骨卖给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据此印成甲骨文的首部著录《铁云藏龟》，公之于世，引起了轰动。

菜市口刑场

菜市口大街原本是京城城南最宽的一条街道，是辽金北京城安东门东侧的街巷，旧时称为檀州街。元朝这里逐渐成为菜园，明朝时，此地是京城最大的“菜市”，沿街菜摊、菜店众多，全城的人都来此买菜，特称为“菜市街”，当时的菜商被称为“菜牙”。清乾隆年间，这里被称为菜市口。说起菜市口，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刑场。其实，菜市口作为刑场是从清朝开始的。元朝的刑场曾设在柴市，即现在的交道口附近，文天祥就是在这里就义的。到了明朝，刑场改在了北京的西市，即现在的西四一带，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在西市被害。到了清朝，清廷将刑场从明朝时的西四牌楼（西市）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当年菜市口刑场位置就在今天的铁门胡同南口稍偏向西南的马路上，也就是原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旧址附近。 HfmEUx+b12Pddbki50S0qHItnXhrC6BHEl2aD7sTLYOwGrhd83MpVhqMNubaoc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