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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8日晚，内维尔·张伯伦给自己的贴身顾问打电话，叫该顾问深夜到唐宁街10号开战略会议。这时，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刚一年多一点儿。他以前是个商人，是个讲求实际、直言不讳的人，其个人利益和家庭背景与英国内政密切相关。但现在他面临着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这和阿道夫·希特勒有关——希特勒不断发表越来越好战的言论，扬言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苏台德地区。

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正是张伯伦想极力避免的。但希特勒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离群索居，别国无从得知德国的意图，这使得欧洲其他国家越来越紧张和焦虑。张伯伦决心打破僵局。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顾问，作为最高机密，他们称之为“Z计划”。张伯伦后来写道，这个想法“是如此标新立异和大胆，以至于让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大吃一惊”——张伯伦想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见面。

20世纪30年代末，当希特勒把世界拖向战争的深渊时，非常古怪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了解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的别国领导人太少了！ 希特勒是个谜。他在德国逐步登上权力巅峰的时候，美国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罗斯福从未见过希特勒；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也没有见过希特勒；1932年，张伯伦后来的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在慕尼黑为一本书做研究时，差点儿见着希特勒，他两次和希特勒约定见面喝茶，但希特勒两次都失约未到。

战争爆发之前，在英国，真正同希特勒交往过的人只有那些对纳粹分子友好的英国贵族，他们有时会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表达他们的敬意或参加希特勒的聚会（法西斯社会名流戴安娜·米特福德经常在慕尼黑和希特勒一起吃饭。“在某些情况下，他非常有趣，”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会模仿绝妙的滑稽表演。” ）。但那都是社交活动，张伯伦可是要去试图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了解清楚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有好处的。希特勒是个讲理的人吗？他可信吗？张伯伦想得到答案。

9月14日上午，英国驻德国大使给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发了一份电报，问希特勒可否会见张伯伦，里宾特洛甫当天给了肯定的答复。张伯伦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极尽表演之能事：他巧妙地让自己为了避免战争去德国与希特勒见面的消息走漏了。不列颠顿时举国欢庆，民意调查显示，70%的英国人认为他的访问是“有利于和平的一件好事”；各地的报纸纷纷发文道贺；在柏林，据一名外国记者报道，消息传出时，他正在一家餐厅用餐，当时全餐厅的人都起立为张伯伦的健康干杯。

9月15日早晨，张伯伦离开伦敦，他以前从未坐过飞机，但当飞机在慕尼黑附近遭遇恶劣天气时，他却仍能保持冷静。数千人聚集在机场迎接了他，然后他由14辆奔驰轿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火车站。火车驶进山区，朝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驶去。张伯伦在希特勒专用的餐车里吃了午饭，到达时已是下午5点。希特勒走过来和他握了手。后来，张伯伦在写给妹妹艾达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

元首在台阶的中间站着。他没戴帽子；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阔呢外套，上面有一条红色的臂章和一个纳粹符号，胸前戴着一个十字军功勋章；穿着黑色的裤子，就像我们晚上穿的那种；脚上穿着黑色的漆皮系带皮鞋。他的头发是褐色的，不是黑色；眼睛是蓝色的；面部表情相当令人不快，默不作声时尤其如此。在人群中，你绝不会注意到他，你会以为他和刷房子的粉刷工没什么两样。

希特勒带着张伯伦去了楼上的书房，他们只带了一名翻译。两人的谈话有时很激烈。“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世界大战了！”希特勒一度对张伯伦大喊。他明确表示，不管世人怎么想，他都要占领苏台德地区。张伯伦想知道苏台德地区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全部。希特勒说“是的”。张伯伦仔细地看了希特勒很久，然后决定相信他。在给妹妹的同一封信中，张伯伦写道，他从希特勒身边的人那里听说，这位德国领导人觉得他“与一个男人”进行了一次对话。张伯伦接着说：

简而言之，我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心，这也是我此行的目标。尽管我认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冷酷无情，但在我看来，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做出承诺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

张伯伦于次日上午飞回英国。在赫斯顿机场，他迫不及待地在飞机跑道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昨天下午我和希特勒先生进行了长谈。”他说，“现在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们彼此完全理解对方的想法。”他保证他们俩还会再见面，只是下次会离英国更近一些。张伯伦说：“这是为了让一位老人免于再次长途跋涉。”据在场的人们回忆，当时大家都欢呼雀跃。

2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而且他没有警告希特勒，对方如果食言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张伯伦因此在历史上备受批评。

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个疑问。要知道，张伯伦此后又两次飞到德国，和希特勒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两个人交谈、争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张伯伦是那个时期唯一与希特勒有过长时间接触的盟军领导人，他仔细地记录了希特勒的行为。“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外表和举止似乎表明，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张伯伦在另一次访问德国后告诉他的妹妹希尔达，“但接着，他和我握了两次手，这是他在显示自己特别友好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回到伦敦后，张伯伦告诉自己的内阁成员，他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何“疯狂的迹象”。恰恰相反，他看到的多是“兴奋的迹象”。今天看来，希特勒当时的确没有疯，他是理性、有决心的，“他早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什么，而且要不遗余力地得到它，他不会容忍超过一定限度的反对”。

张伯伦使用了我们所有人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假设：我们相信，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得到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你是绝对不会去雇一个你没见过的人给孩子当保姆的。公司主管也不会盲目雇用员工。他们把这些人约来，仔细地面试，有时一连面试几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时和张伯伦一样：看着他人的眼睛，观察他们的举止和行为，然后得出结论。张伯伦对于希特勒和他握了两次手印象深刻，然而，在与希特勒的互动中收集的所有其他信息并没能帮他更清楚地认识希特勒，结果恰恰相反。

是张伯伦太天真了吗？也许吧。张伯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很少。后来有人批评他，把他比作第一次走进酒吧的牧师，会把“酒吧社交聚会”当成“粗鲁喧闹的行为”。

但习惯采用这种模式的人并不仅限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深受其苦。哈利法克斯后来成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他是贵族出身，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优等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印度总督，曾与圣雄甘地进行精彩的谈判。他具备张伯伦所不具备的一切：世故、老练、知性且极具人格魅力；他极其笃信宗教，以至于丘吉尔称他为“神圣的狐狸”。

1937年秋，哈利法克斯去了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了希特勒。 哈利法克斯是英国统治圈中为数不多的与这位德国元首有过接触的人之一。他们的会面并不仅仅是没多少意义的外交接待。一开始，哈利法克斯还一度误以为希特勒是个男仆，他几乎把自己的外套递给了希特勒。在接下来的整整5个小时里，希特勒就是真正的希特勒了：不时地生闷气，大喊大叫，离题，谴责外界。他说共产主义不好，还说他非常讨厌新闻媒体。据当时的另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哈利法克斯是带着一种“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观看了希特勒的“演出”的。

哈利法克斯在德国待了5天。他还会见了希特勒的两位最高部长——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出席了在德国的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在那里接见了许多德国资深政客和商人。哈利法克斯回国后表示，这“完全是为了与德国领导层进行良好的接触”。这一点无可争议，因为这就是外交大臣的工作。通过与这些人当面接触，哈利法克斯难能可贵地了解了希特勒恃强凌弱、情绪反复无常的个性。但哈利法克斯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希特勒不想参战，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和平。没有人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个幼稚的人，但与希特勒会面后，他也像张伯伦一样被蒙蔽了。

与希特勒接触最多的英国外交官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他多次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并见到他，希特勒还给亨德森取了个绰号——“康乃馨男”，因为亨德森矮小精悍，西服的翻领上总是戴着一朵康乃馨。 1938年9月初，亨德森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会之后，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希特勒看起来如此反常，“他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亨德森没有落入希特勒的圈套，但是他认为希特勒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居心不良吗？不，他相信希特勒“和任何人一样痛恨战争”。 亨德森也完全看错了希特勒。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的失察，并不属于前一章中第一个难题的情况。第一个难题说的是非常聪明的、专业的人士有些时候也无法理解和看穿骗局。此处我们说的是有些人会被希特勒欺骗而另一些人没有被他欺骗的情况。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人。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张伯伦的内阁大臣之一达夫·库珀也有同样敏锐的眼光，他惊恐地听完张伯伦讲述他与希特勒会面的经过后，便向张伯伦政府辞职以示抗议。库珀认识希特勒吗？不。在英国外交部门的高层中，只有一人——在哈利法克斯之前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安东尼·伊登——既见过希特勒，又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其他人呢？他们要么对希特勒个人知之甚少却看清了他的本质，要么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却仍被他蒙在鼓里。

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巧合。也许出于某种私人的原因，张伯伦和他的同僚们不顾他们亲眼所见及亲耳所闻的种种迹象，就是铁了心要见到希特勒，才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除了这种解释，我只能用前文中提到的人们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相同假设模式来说明一切了。

3

法官所罗门是个中年人，高个子、白头发，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他是地道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人。他曾在纽约州担任法官十多年。他既不专横也不吓人，体贴入微，举止出奇地文雅。

一个星期四，对于他的法庭来说，这是典型的传讯繁忙的一天。被告都是在过去24小时内因涉嫌犯有某种罪行而被捕的人，他们刚刚还在拘留室，一夜未合眼，现在戴着手铐，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进了法庭，在所罗门左边一道隔板后面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每次开庭时，书记员都会交给所罗门一份被告的前科档案，然后所罗门便开始快速浏览档案，努力跟上进度。被告将直接站在所罗门面前，一边是他的律师，另一边是地区检察官，两位有时会交谈，这时所罗门会倾听。最后，他来做如下决定：是否要求被告交纳保释金；如果需要，应交纳多少保释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是否应该得到自由。

他后来说，最难判的案子是关于未成年犯罪的。比如，会出现16岁的少年被指控犯有重罪的情况。所罗门知道，如果他把保释金定得足够高，那个孩子最终就会被关在纽约臭名昭著的里克斯岛监狱的“笼子”里。所罗门尽可能小心翼翼地说道，在那里，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暴乱发生”。 当他抬头看向法庭，看到孩子的妈妈坐在旁听席上时，这样的案件对所罗门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他说：“我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案子。”他开始练习冥想，因为他发现冥想能让自己感觉好受些。

日复一日，所罗门面对着内维尔·张伯伦和英国外交部门在1938年的秋天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评估一个陌生人的内心世界。同张伯伦所想的类似，刑事司法系统认为，法官要先和被告见面，才能更好地做出这些困难的判决。

例如，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所罗门审理了一位头发又稀又短的老年人的案件。老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瓜亚贝拉棉麻衬衫，只会说西班牙语。他被捕的原因是他被控对他女友6岁的孙子实施了“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发生后，这个男孩马上把“暴力事件”告诉了他的父亲。地方检察官要求老人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老人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筹集那么多钱。如果所罗门同意地方检察官的意见，那么这位老人就会直接被关进监狱。

而老人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多年之前，他有两次前科，但都是轻罪。他有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如果进了监狱，他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他还有一个前妻和一个15岁的儿子需要养活。所以所罗门不得不考虑那个只有靠父亲的薪水才能活下去的15岁的孩子。而且，他当然也知道，6岁的孩子不是最可靠的证人。因此，所罗门无法确定，这起“暴力事件”究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还是某种邪恶罪行的冰山一角。换句话说，决定让身着瓜亚贝拉衬衫的这个老年男子逍遥法外，还是把他关进监狱直到审判，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为了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所罗门做了我们所有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会做的事情：他直视着那个人的眼睛，试图看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有用吗？还是说，法官必须面对内维尔·张伯伦所面对的同样的难题呢？

4

有一支研究团队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该团队由三位顶级计算机科学家、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保释专家组成。简便起见，我在后文用经济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的名字将其称为穆莱纳桑团队。 他们将纽约市作为研究范围，收集了2008—2013年在纽约接受传讯听证的554689名被告的记录。其中，他们发现纽约法官释放的嫌疑人只有40多万名。

然后穆莱纳桑团队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检察官在传讯案件中提供给法官的相同信息（被告的年龄和犯罪记录），指令计算机仔细审阅这554689个案件，并制作出自己要释放的40万个嫌疑人的名单。他们这样做是要进行人机比对：把法官的判决和计算机的判决进行比较，看谁做了最合理的决定。哪些人在保释期间犯的罪最少，哪些人最有可能在审判日出庭。二者的结果其实不是很接近：与纽约市法官准予释放的40万人相比，电脑名单上的人在候审期间犯罪的可能性要低25%。在此次人机大赛中，计算机获胜了。 ^[1]

我们再了解一下穆莱纳桑团队的机器的工作原理。它将1%的被告标记为“高风险”。这1%的人是电脑认为永远不应该在审判前被释放的。根据机器的计算，如果交保释放，这些高危人群中的一半以上会再次犯罪。然而，当法官审视这些被电脑判定是“坏家伙”的人时，法官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危险的，便把其中的48.5%释放了！“被电脑计算程序标记为‘高风险’的许多被告被法官当作‘低风险’的人对待。”穆莱纳桑团队在一篇特别令人震撼的文章中总结道，“这种做法表明，法官们不仅设定了很高的拘留门槛，而且错误地认定了被告的危险等级……他们选择拘留的嫌疑人分布在机器预测的所有风险等级中。”换句话说：在法官准予保释的被告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想你也会认为上述结果令人困惑。当法官做保释判决时，他们有被告人三方面的信息：被告的记录——他的年龄、前科、工作和居住地址，以及上次被保释时发生了什么；地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证词或在法庭上传达的任何信息；亲眼所见的证据——他们对眼前的被告的感觉。

然而，穆莱纳桑团队的电脑看不到被告，也听不到法庭上人们说的任何话，它只有被告的年龄和前科档案，只有法官所能得到的一小部分信息，但电脑却做出了更好的保释裁决。

在我的第二本书《眨眼之间》中，我讲述了一个管弦乐团有一次如何做出了更明智的招聘决定的故事：他们让应聘人员在屏幕后面试演，不让招聘委员会获取试演者的其他信息，这样有助于他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但那是因为观看某人演奏时获得的很多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音乐效果并不相关的。比如，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位好的小提琴手，知道这个人个头的高矮、相貌的丑俊、肤色的黑白并不会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可能只会引入偏见，使你更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当涉及保释决定时，法官所掌握的额外信息听起来应该很有用。早些时候，在所罗门审理的一个案件中，一个身穿篮球短裤和灰色T恤的年轻男子被控与人打架，然后用他偷来的信用卡买车。在申请保释时，地方检察官指出，他前两次被捕后，均未能按时出庭，这是一个严重的污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未能按时出庭”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被告被通知错了出庭日期呢？如果他那天不去上班就会被辞退，所以他觉得不值得翘班出庭呢？如果他的孩子那天正在住院，确实需要他在身边陪护呢？这些信息都是被告的律师告诉法官的：她的当事人有很好的借口。电脑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法官知道。这些信息怎么可能没用呢？

同样地，所罗门说，在保释案件中，他最警惕的是“被指控有暴力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案件”。这类案件是法官的噩梦。如果他们让精神病人保释，那个人可能会停止服药，然后继续犯下可怕的罪行。“结果可能会是他向警察开枪。”所罗门说。

他也许会驾车撞向一辆小型客车，造成一名孕妇和她的丈夫死亡；也许会伤害儿童；把人推向疾驶的地铁车头……伤害他人的性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看，这都将是一种糟糕的情况……没有哪个法官想成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做出准予保释决定的那个人。

被告的档案中会有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些线索，如病历、住院史、被发现工作不称职的记录等。但其他的线索只有在被告出庭时才容易被法官发现。

所罗门说：“在法庭上，你还会听到有人抛出‘情绪不正常的人’这样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可能来自警察部门。警察会把他们带进来，交给你一封来自某家医院的医生的信。在被传讯之前，被告人刚在这家医院的精神科进行了检查……其他时候，这些信息会被记入地方检察官持有的关于被告的档案中。在法庭上，地方检察官会问被告问题……这也是我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

审理此类案件时，他会非常认真、仔细地观察被告。用他的话说，“去搜寻一些迹象”。

我会看被告是否目光呆滞，是否无法进行眼神交流。我指的是那些停止服药的成年人，而不是因为大脑额叶没有发育好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眼神交流的小孩子……

穆莱纳桑的机器无法偷听到检察官关于“情绪不正常的人”的谈话，而且它无法看到那种能说明问题的目光呆滞的面部表情。这一事实应该是所罗门和其他法官的一大优势，应该有助于他们做出正确的判决。但出于某种原因，它没有带来帮助。

难题之二：为什么同陌生人见面会无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如不见面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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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40万个被告的对比名单中的两个技术问题：其一，当穆莱纳桑说，电脑名单上的被告比法官名单上的少犯了25%的罪行时，他把未能按时出庭也视为一种犯罪；其二，我确定你想知道，穆莱纳桑为何能如此确定地计算出，在审前释放期间，被告会不会最终犯罪。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能预知未来的水晶球，而是他根据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做出的估算。以下是这种分析的简单示例。纽约市的法官们会轮流举行保释听证会，被告基本上是被随机分配给他们审理的。纽约的法官们（和所有司法管辖区的法官一样）在释放某人的可能性或设定保释金额的多少这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些法官非常宽容，有些法官则十分严格。想象一下，一群严厉的法官庭审了1000个被告，释放了其中的25%；另一组宽容的法官庭审了在各方面都与上述1000个被告相当的1000个被告，却释放了其中的75%。通过比较每组被释放的被告的犯罪率，你可以了解到，有多少无辜的人被严厉的法官监禁，又有多少危险分子被宽容的法官释放。这种估算反过来又可以应用于机器的预测。当机器对1000个被告做出判决时，人们会发现它做得比严格的法官和宽容的法官分别好多少。这听起来非常复杂，但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更完整的解释，参见穆莱纳桑的论文。
我引用了普罗宁的部分结论，但是那整个段落都值得我们思考：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被不公正地判决时却心不在焉。同样的信念会使我们认为，他人不懂我们自己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从而使我们不愿意接受其他人的建议。但我们又太愿意在不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的情况下，根据我们对他们既往行为的看法，为他人提供建议。事实上，有的信息交流，特别是仔细的、尊重的倾听，可以大大减少人际和群体冲突所带来的挫折感和怨恨情绪，而上述偏见可能会是这种好的信息交流的障碍。
这是明智的看法。

5

1938年9月底，也就是内维尔·张伯伦第一次访问德国两星期后，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德国。会议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办公室——元首行馆举行。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四国首脑分别带着自己的助手在希特勒的私人书房里会了面。第二天早上，张伯伦问希特勒，两人能否再单独会面。此时，张伯伦已成竹在胸，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当希特勒说他的野心仅限于捷克斯洛伐克时，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先生说的是实话”，问题只剩下把这个承诺写成白纸黑字了。

希特勒把他带到他在摄政广场的公寓。张伯伦拿出自己早已写好的一份简单协议，问希特勒是否会签署该协议。当翻译人员把这些话翻译成德语时，“希特勒突然不停叫道：‘啊！是的！是的！’最后他说：‘是的，我一定会签署的。’”张伯伦在后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我问。‘现在。’他说。我们马上走到写字台旁，分别在我带来的两份协议上签了名。”

那天下午，张伯伦飞回英国，人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似的欢迎了他。一群记者拥向他，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份协议，一边向人群挥舞一边说：“今天早上我又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先生谈了话，这是我们签的协议，上面有他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

然后他回到了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

“我的好朋友们，这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二次光荣地把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我们衷心感谢你们！”

人群欢呼起来。

“现在我请你们回家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与张伯伦签署协议后不到6个月，就撕毁了该协议。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生活中有无法认清己方内奸的中情局官员，有无法认清犯罪嫌疑人的法官，还有无法看清敌手真实意图的首相。有人会纠结于对陌生人的第一印象；也有人与陌生人相处几个月后，还是觉得对方难以捉摸。有的人与他人首次见面会对对方心生疑惑，有的人屡次同他人相见还是会对对方疑虑丛生。人们吃力地评估陌生人是否正直，艰难地分析陌生人的品性，疲于应付陌生人的意图。

真是一头雾水。

6

还有最后一件事。

请看下面的单词，在两处横线上填上字母。不用思考，快速完成。

GL_ _

这是一种被称作“补全单词”的练习。心理学家常用这种练习来测试譬如记忆力这样的能力。

我把GL_ _填成GLUM（忧郁的）这个词。你要记下它。下一个词是：

_ _TER

我填完后得到HATER（怀恨者）这个词，记下它。其余的词如下：

S_ _RE　STR_ _ _　B_ _ T

P_ _N　GO_ _　PO _ _ _

TOU_ _　CHE_ _　BA_ _

ATT_ _ _　_ _OR　_RA_

BO_ _　SL_ _ _　_ _ _ EAT

FL_ _T　SC_ _ _

SL_T　_ _NNER

我由GLUM（忧郁的）和HATER（怀恨者）这两个词开始，做完后得到的一些词是：SCARE（恐惧）、ATTACK（攻击）、BORE（厌烦）、FLOUT（愚弄）、SLIT（撕裂）、CHEAT（欺骗）、TRAP（陷阱）和DEFEAT（失败）。这组词会给人一种病态、忧伤的感觉。但我却认为，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心理有些阴暗。相反，我不忧伤，我是个乐天派。我想，我之所以得到这样一组词，是因为第一个词GLUM突然出现在了我脑海里，我便就此继续下去了而已。

几年前，以艾米丽·普罗宁为首的一队心理学家找一组人做了同样的单词练习。普罗宁让那一组人填空，然后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你的选择说明了什么问题？例如，如果你把TOU_ _填成TOUCH（触摸），这是否意味着你和把TOU_ _填成TOUGH（困难）的人很不一样呢？被问的人和我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只是些单词而已。

“我不同意用补全单词这种练习来衡量我的性格。”普罗宁的一个实验对象写道。小组里的其他人也都同意这种观点。

“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这是随机完成的。”

“我补全的一些词的意思看起来与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背道而驰，比如，我并不总是希望自己要变STRONG（强大），成为BEST（最好的）或一个WINNER（赢家）。”

“我真的不认为我填的词能过多地证明关于我本人的事情……它们是偶然事件的结果。”

“这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只是一些词。”

“我真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单词都是随机的。”

“PAIN（疼痛）、ATTACK（攻击）和THREAT（威胁）这三个词看起来很相似，但我不知道它们反映了我的什么特点。”

但接下来的故事就有趣了。普罗宁把别人写完的单词给这组人看。写单词的人和这组评估的人互相是完全陌生的。然后普罗宁问了这组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这些陌生人选择填完的单词说明了什么？普罗宁研究团队得到的答案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

“他看起来不爱读书，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会很自然地把B_ _K填成BOOK（书）。BEAK（鸟嘴）看起来挺随意，这或许表明了一种故意的注意力不集中。”

“我有一种感觉，写出这些词的人非常虚荣，但他基本是个好人。”

不要忘了，说这些话的人，正是刚才那些说这种单词练习根本没什么意义的人。

“这个人似乎很喜欢以目标为导向，常考虑竞争场景。”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可能常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此外，我认为他或她可能对与异性进行亲密接触感兴趣。这个人可能也喜欢玩游戏。”

那个说“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的人却转变了对这类单词练习的看法，如此评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来例假了……我还认为，根据她写的单词WHORE（妓女）、SLOT[与SLUT（荡妇）有些像]、CHEAT（欺骗），她觉得自己或某个人与他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看别人写的单词的这组人不断给出类似的答案。他们对于自己已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的事实似乎全然不知。

“我猜他写的单词和他个人是有关系的……他写了很多和金钱有关的词，还有BANK（银行）这个词，它们有很多相关性。”

“他似乎专注于竞争和取胜。这个人可能是位运动员，也可能是个很能争抢的人。”

“这个人似乎对他努力去做的事情有积极的态度。他的大多数词语，如WINNER（胜利者）、SCORE（得分）、GOAL（目标），都暗示了某种竞争性。这些词语与行话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运动员的竞争精神。”

如果研究小组看到了我写的那些词，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的心灵有什么问题吧。

普罗宁称这种现象为“非对称洞察力错觉”。她写道：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被不公正地判决时却心不在焉。

这是前两个难题的关键所在。中情局古巴分部的官员确信他们可以评估间谍的忠诚度。法官们对于看清被告是什么样的人总是感到胜券在握，于是花一两分钟就做了“权威”的判断。内维尔·张伯伦从未质疑他为避免战争而制订的大胆计划。如果希特勒的意图不为人知，那么他作为英国首相，就有责任去德国了解清楚。

我们认为自己通过蛛丝马迹就能看透别人的内心，于是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评判陌生人。当然，我们不会对自己这样做，因为我们深信自己是微妙的、复杂的、神秘的，但陌生人却很容易被了解。

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让你相信一件事，那我希望是：陌生人不容易被了解。 jF9WQwV9z/BoLm8t7er3sdJMo+XPJxsCGdxeJZo4skAmlP1JRjLyV0c7HSYFRL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