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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建立和形成时期，对于满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以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为题，对于当时中枢决策机构的发展演变、中枢决策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输送、处理和保存等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清史研究同仁。
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及其中枢决策机构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统一建州本部时期；与满洲政权中枢机构中的二元化倾向进行斗争的统一女真各部时期；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中枢决策一元化领导的与明对峙时期。
统一建州本部时期是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建立时期。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兵微将寡。他的依靠力量，只有其同母胞弟舒尔哈齐以及额亦都、安费扬古等少数几个军事首领。很自然的，这些人便成为最早参加中枢决策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军事征服不断取得胜利，统治地盘也不断扩大。为了加强对辖区民众的管理，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于费阿拉启建楼台，“定国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后，邻近各部如苏完部酋长索尔果、雅尔古寨寨主扈喇虎、栋鄂部部长何和里相继率部归附。因为他们所属部众甚多，努尔哈赤对他们加意笼络，或妻之以女，或养以为子，同时，又授索尔果之子费英东、扈喇虎之子扈尔汉、栋鄂部部长何和里皆为大臣，分别管辖所属部众并参与中枢决策。这样，以贝勒、大臣为主要成分的中枢决策机构正式形成。随着建州本部的统一，根据所属部众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为了便于管辖，努尔哈赤将所属部众一分为二。一部由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一部由其弟舒尔哈齐统率。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虽同居费阿拉，却各自受职于明，在建州内部也并称“二都督”，各有人众属地，各有军队、大臣，各自开府治事。遇有共同问题如海西各部联合入犯及明朝、朝鲜使臣出使等，则联合抵抗或共同接待。这样，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开始出现了二元化的倾向。
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中的二元化倾向严重影响了满洲政权的发展并使满洲政权孕育着内部分裂的危机。由于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地位相侔，各有部众，不但在有关权益分配上萌发了互相争夺的苗头，而且，在统一海西各部的战争中，也出现了互相推诿、保存实力的迹象。正因如此，打败九部联军进犯之后，满洲政权虽已叩开了统一海西各部的大门，但是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迄无重大进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二元化的倾向愈益明显。万历二十七年攻灭哈达之役，万历三十五年与乌喇进行的乌碣岩之役，舒尔哈齐虽与努尔哈赤一起出兵，但却违背统一部署，不是临阵退缩，便是拥兵不前。不但“在战争中没有一次特别好的表现，在国家大政中，也没有心平气和地说过一次好话，全然无德”。
万历三十七年三月，舒尔哈齐的分裂活动发展到了顶点，欲率所部离开都城赫图阿喇，移居黑扯木。为了制止满洲政权公开分裂，努尔哈赤即刻囚禁舒尔哈齐，并将和他一起密谋作乱的大臣武尔坤蒙古和他的一个名叫阿什布的儿子处死。在此同时，努尔哈赤还以自己的次子代善入主舒尔哈齐旧部。后来，虽因舒尔哈齐表示悔悟而归还其部分部众，但是其余大部分仍由代善继续掌管。而且，舒尔哈齐直至去世，也没有摆脱努尔哈赤的控制。
舒尔哈齐的分裂倾向虽被制止，但是，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二元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只是其代表人物由舒尔哈齐改成了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在努尔哈赤与其胞弟舒尔哈齐进行斗争时，褚英是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因而，从16世纪90年代末褚英成人后，努尔哈赤极力提高他的地位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攻灭哈达后不久，大约在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努尔哈赤又借故废黜哈达部长武尔古岱，改以褚英统率哈达旧部，从而使自己在当时满洲政权的三支势力中占有其二，为两年之后平定舒尔哈齐分裂行动准备了条件。因而，在对舒尔哈齐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鉴于自己年岁渐老和国家事务繁多，努尔哈赤“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褚英封号）执政”。
在此同时，努尔哈赤还考虑到莽古尔泰、皇太极两个儿子也都陆续长大成人，为了扩大自己的羽翼，计划使他们也都拥有部分部众并在中枢决策机构中各据一席之地，从而进一步改变中枢决策机构中努尔哈赤家族势力颇为孤弱的局面。孰知，努尔哈赤的这一设想刚一提出，即刻遭到了褚英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他与努尔哈赤是各主一部的首领，同时也是其父的当然继承人，努尔哈赤不但无权剥夺他的所属部众，而且，其父死后所遗留的部众、财产也应归他所有，其他任何人包括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儿子”（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五大臣均不得染指。为此，他视四弟、五大臣如同寇仇，甚至咬牙切齿地表示，在他坐了汗之后，即将四弟、五大臣杀掉。他的这些想法遭到努尔哈赤的严厉批评，遂对其父也产生了深深的敌意。万历四十一年春，努尔哈赤率师征讨乌喇。这时，受命居守都城的褚英竟与他的亲信僚友诅咒努尔哈赤及四弟、五大臣，同时，还密谋发动政变，“不让父、诸弟入城”
。他的这些分裂活动暴露后，努尔哈赤被迫将其囚禁高墙。两年多之后，又“下了最大的决心”将其处死，从而使满洲政权再一次摆脱了分裂的危险。
囚禁褚英之后，努尔哈赤根据攻灭乌喇之后满洲政权人众骤增以及诸子陆续长成的现实情况，对于满洲政权和中枢决策机构，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活动有二：一是扩建八固山并在固山、牛录之间增设五牛录这一组织；二是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正式建国号后金，建元天命，自称“抚育列国英明汗”，从而使自己成为满洲政权及其中枢决策机构的最高主宰者。在中枢决策机构建设中，则是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一起进入中枢决策机构，其他成年子孙如岳托、硕托、济尔哈朗、宰桑古等也都令其随班议政。由于努尔哈赤子孙成批进入中枢决策机构或随班议政，努尔哈赤还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异姓五大臣的权力和地位，不但将他们分隶各固山，使其成为各贝勒所属人众，而且，还寻找机会，对他们屡加斥责甚至处罚。所有这些，虽然有利于努尔哈赤家族对后金政权的控制，但也导致了努尔哈赤家族内部矛盾的激化。这样，随着形势的发展，努尔哈赤又采取措施，扩大中枢决策机构成员，使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由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四大贝勒共议国政向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努尔哈赤诸子争夺继嗣权力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天命建元之初，努尔哈赤心目中的继嗣一度曾是大贝勒代善。为此，他曾公开表示，在他死后，想把自己几个小儿子和大福晋“给大阿哥（代善）优厚收养”。
但是由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错综复杂，随即便有大贝勒代善与努尔哈赤大福晋关系暧昧的流言传到努尔哈赤耳中，促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取消前议。同时，为了防止四大贝勒之间矛盾激化以至不可收拾，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特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参与议政的中枢机构成员共同盟誓。誓词称：“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为了表示自己对四大贝勒并无亲疏远近，他又将部分权力下放，安排四大贝勒分月值班，处理国家机要事务。即使如此，四大贝勒尤其是竞争嗣位最为积极的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之间仍然相互为敌，彼此讦告不已，即使是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的攻占辽东的日子里，这些斗争也不曾停止。如果任其发展，不但会使数月前的共同盟誓之词变成一张废纸，使得数年前精心构制起来的中枢机构面临垮台的危险，而且还有可能引火烧身，危及努尔哈赤本人。于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努尔哈赤适时地提出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蓝图，从而不但使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同时也将满洲贵族集团的内部斗争下降到了最低限度。
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广宁之役取得胜利之后，明朝方面对后金的军事威胁暂时解除，后金政权开始在辽东站住脚跟。这时，努尔哈赤将他思考已久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提了出来。这一方案的要点是：（1）将原先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四大贝勒共议国政改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即努尔哈赤所说：“你们八子为八王，如果八王共同商议，就没有失败。”（2）努尔哈赤身后，新任国君从八固山王中遴选。（3）八固山王拥有推戴、废黜新君的权力。如果新任君主“不纳谏，不遵道”，“你们八王就更换你们立的汗”。（4）八固山王须尽心国事，如果有人不尽心国事，或者才力不及，不胜其任，经过其他七固山王议定，即可更换。（5）分配物资，须八家均分，不得贪隐。如有贪隐，即视情节予以处罚，直至取消其分配权利。
综观努尔哈赤此次讲话，其主要用意是：（1）将四大贝勒十分关注的继嗣人选问题推至自己身后由八和硕贝勒共同处理，实际上是将此搁置不议。这一决定，不但巧妙地避开了努尔哈赤本人和四大贝勒的正面冲突，而且也使四大贝勒之间的斗争暂时得以平息。（2）在中枢决策机构中又充实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四小王，不但使自己心爱的三个少子在满洲政权中各得一杯羹，而且也降低了四大贝勒的权势。（3）为了防止四大贝勒尤其是争夺储位最力的代善、皇太极因为权势降低而继位无望以至铤而走险，努尔哈赤仍一般地承认他们有继嗣权利，但却含蓄地警告他们以不得树敌过多为条件；对于无力营求嗣位的另外两个大贝勒阿敏和莽古尔泰，也警告他们不得搞分裂，不然，其和硕贝勒地位将不能保。（4）重申政治上、经济上八旗平等，以维持八旗均势，保持满洲政权内部团结。
新的中枢决策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努尔哈赤即全力以赴地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这一体制。其一是对四大贝勒加强控制，限制他们的权势，缩小他们的影响。前此，对于各领一部、实力雄厚的四大贝勒，努尔哈赤几乎是“爱如心肝”，待若上宾。在他们与属下大臣发生争执或矛盾时，总是袒护旗主而处罚大臣。
但是，在任命八和硕贝勒之后，和过去对四大贝勒的爱抚相反，努尔哈赤却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天命八年二月，努尔哈赤任命八大臣“观察诸贝勒的心”，并将情况“向汗报告”。
在发现诸贝勒有什么越轨不法行动时，小过则批，大过则罚，令出法随，决不宽宥。如天命八年五月因诸贝勒对满汉罪犯执行同一判罪标准而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又如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因皇太极“独善其身”“对他人越分行事”而对之进行批评并罚金银。
再如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三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上书向努尔哈赤承认过错，
虽然其原因尚不清楚，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天命七年三月以前绝未出现过。而且，努尔哈赤还把手伸向四大贝勒控制的各旗部众。天命七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命令各旗官员向汗宣誓效忠。
天命八年七月，努尔哈赤又规定：“下达给诸申，以汗的文书下达。”
这样，各旗官民都必须听从汗的指挥，服从汗的调动。有了这种权力，努尔哈赤便致力于对四大贝勒所领各旗实力的限制。据笔者统计，天命六年闰二月时，四大贝勒所领各旗牛录数在八旗牛录总数中占66%（164.5牛录比250牛录），天命十年八月时，则降为45%（96牛录比211牛录）。
与之相反，对于自己的三个少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不但毫无批评之词，而且还多次让他们参加盟督和各种礼仪活动以提高他们的地位，甚至还把自己控制的两黄旗所属牛录也分给他们，以使他们拥有与四大贝勒相抗衡的实力。除此之外，在任命八和硕贝勒之后，对于军国大事，努尔哈赤还事必躬亲，甚至诸贝勒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努尔哈赤也可以推翻。可以看出，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中枢决策体制，实际上是在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这种体制，虽使努尔哈赤与四大贝勒之间产生了裂痕，但是却使后金政局获得了安定，同时，也对努尔哈赤身后清代中枢机构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努尔哈赤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政权，不只建立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中枢决策机构，同时，在决策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对于满洲政权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满洲政权中枢决策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决策范围广泛，并无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之分。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兵微将寡，辖地部民均十分有限，几乎任何一个细小问题都和满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因而，这一时期，不但中枢决策范围广泛，举凡战和决定、战役策划、后勤供应、发使遣书、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基层政权建设、俘获人员、物品分配等莫不在中枢决策之列。而且，在执行决策时．也径由决策机构执行。其二是秘密进行决策。满洲政权初起，军事活动居多，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必须严守秘密。如天命三年伐明，虽然从当年正月即已开始准备，但是由于严守秘密，一直到战争即将发动之时，对方尚未察觉。又如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以朝鲜附明出兵，“数次与诸将会议”朝鲜之事，“逐日谋议，极秘之”。
所有这些，对于军事战争的胜利和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两个特点之外，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共议性。满洲政权初起，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并不森严。每有重大事务，常常是君臣并坐共议。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建元前后，努尔哈赤“每五日聚集诸贝勒、诸大臣在衙门讨论事的是非，公平的审断，作为常例”。
在“我国汗之下的诸贝勒、诸大臣每日会见，商讨有关国民苦乐的政治、军事的胜败”。
而且，为了使中枢决策尽量符合客观实际，一个时期中，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还一再鼓励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如四大贝勒、五大臣等发表意见，吸收他们建议中的合理因素，形成正确的中枢决策。如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他即告诫他的几个儿子和任用的大臣：“即使是我说的，全部是正确的吗？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不要窥视我的脸色，你们众人考虑的事情可能比〔我〕一人考虑的事情要正确，你们诸子、诸大臣要劝我做众人考虑的正确的事。”
有关清初的各种史料显示，在各种决策活动中，努尔哈赤放弃个人意见而采纳诸贝勒大臣意见获取成功的事例并不鲜见。如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与四子、五大臣率倾国之兵出征乌喇。进入乌喇地界后，考虑到乌喇为海西大部，难以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打算先占其附近村落，“破坏村寨，尽毁粮谷”，“这样才能灭亡大国”。
他的这种看法遭到诸贝勒、大臣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努尔哈赤的设想去做，战争将旷延时日，不但会使乌喇贝勒布占泰取得喘息时间，同时也会增加满洲军队的损失。因为诸贝勒大臣言之有理，努尔哈赤放弃了个人意见，挥师进攻乌喇山城，“击溃敌兵三万人，杀一万人，获得甲六千副”，灭掉乌喇，取得了满洲政权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又如天命三年四月征伐抚顺之役，事前，满洲政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明朝方面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行军途中下起了雨。努尔哈赤以天气阴雨，不便前进，想收兵回国。这时，大贝勒代善进谏道：前此我们与大明和好已久，现在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两国已成寇仇。如果退兵回国，两国是继续和好，还是互为仇敌？而且，兴兵至此，已无秘密可言。如果退兵，只能使其加强战备，不利将来再次进攻。再说，目前天虽降雨，我国军队皆有雨衣，弓矢也有备雨之具，而天降之雨，正可懈怠麻痹明人，使之不会想到我们雨夜进兵。因此，这场雨对我有利，对明不利，应该乘雨进攻。一席话使得努尔哈赤顿然醒悟，传令继续进兵，从而取得了抚顺之役的胜利。再如，抚顺之役后，努尔哈赤收兵回国。明广宁镇守将张承胤等率兵一万急追至谢里甸。努尔哈赤得知此事，认为敌兵来追，并非前来寻战，不过是向上司交差的例行公事，大可不理，仍旧传令撤兵。这时，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却派人报告，如果我兵“默默而回”，敌方必以我兵“怯不敢战”，主张率兵迎击。努尔哈赤觉得他们意见正确，遂率八旗军队回师迎敌并大败追来的明军，阵斩敌将五十余员，“敌兵十损七八，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算”。
当然，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也并非事事都采纳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意见，从维护满洲政权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他也时常坚持推行个人意见。如满洲政权早期，满族人民与汉人交易，人参是其大宗。为了多获利润，满洲人先将人参在水中浸泡，以增加重量，而明朝商人却以其含水量过多而多方推托，拖延时日，致使满洲人为防止人参腐烂变质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对此，努尔哈赤提出将收采人参煮熟晒干。囿于传统观念，诸贝勒大臣皆表反对，“太祖不徇众言，遂煮熟，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又如万历四十三年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将女本已许嫁努尔哈赤，又转嫁给蒙古。诸贝勒大臣得知此事，争相鼓动努尔哈赤借此出兵攻灭叶赫，同时一并向出兵守护叶赫的明朝军队开火。按照当时满洲政权国力，无论是武装力量或者是物资储存，都还没有达到同时对叶赫与明朝开战的能力。为此，努尔哈赤一方面下令将已经整装待发的满洲兵马调回，一方面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为了一个女人兴师动众并不值得，应该先务“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
才能次第进行灭亡叶赫、统一满洲、对明开战的大业，从而避免了一场因条件不成熟而可能会给满洲政权带来损失的战争。再如天命四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军四万攻破明朝重镇开原后，在还师途中，为了利于秋天进兵，遂向诸贝勒提议就势迁都界凡。经贝勒大臣讨论，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出于对明作战大局需要，努尔哈赤仍然坚持迁都并下达迁都命令。还如，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后，中枢决策机构曾就本部军民是否移居辽东进行过一场争论。按照诸贝勒大臣的意见，都要求仍回边外旧地。但是努尔哈赤认为弃已得之地而还国，将来不知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再次得到。一席话，说得贝勒大臣们心服口服，随即决定迁都辽阳。伴随着这一行动，满洲军民成批西迁，定居辽东，从而使之成为满洲政权可靠的根据地，为以后满洲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如，迁都辽阳数年后，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又欲迁都沈阳。这时，诸贝勒大臣一齐进谏道：连年修建东京，民力已困疲不堪，再行迁都，势必又有城筑宫室之役，而且国内连年失收，食用不足，如果迁都，恐怕激起变乱。但是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为战略形胜之处，便于对明、蒙、朝鲜用兵，与辽阳偏处一隅大不相同。为了满洲政权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应以迁都沈阳为是。尽管遭到诸贝勒大臣的反对，他仍然强令执行，数日后，即迁都沈阳。就努尔哈赤坚持个人意见、否决诸贝勒大臣意见的上述各项决策来看，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的识见较之诸贝勒大臣高出一筹。因而，尽管努尔哈赤多次否决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却仍然受到他们的拥护，成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核心。这种以努尔哈赤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合议制，对于满洲政权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由于努尔哈赤事业不断成功及其在中枢决策中长期的特殊地位，到了晚年，特别是确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之后，其思想和作风愈加主观专横，致使一个时期之内，共议制受到了破坏。这一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出现不少失误，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
共议性之外，中枢决策的民族性也是一个主要特点。所谓民族性，是指除了其决策机构成员民族成分单一之外，也还指其决策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本民族利益为前提。满洲政权虽以女真之一支——建州起家，但是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及其之后，却以代表各部女真总体利益的女真国和满洲族相号召。这种做法，不仅使其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造成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消失，而且在动员满洲各部团结一致反抗明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也起了极大的号召作用。正是在努尔哈赤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所树起的民族旗帜下，满族共同体迅速形成，满洲政权迅速壮大，满洲族人民也争先恐后地投入了对明战争。当然，也须指出，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后，满洲政权辖下出现了远较满人为多的汉人。与此同时，不少汉人降官也加入满洲政权统治阶层。满洲政权本应据此改变中枢决策机构中民族成分颇为单一的情况，并在决策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做些调整，但是因为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进据辽东之初，即强迫汉人剃发，继而又没收当地汉人土地，强制移民，并推行反动的分丁编庄政策，对广大汉人进行奴役。在引起反抗后，努尔哈赤非但不改弦更张，反而推行屠杀政策。而且从天命九年起，还将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无粮贫民和汉族知识分子，致使后金境内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广大汉民“不能聊生，叛亡殆尽”。
这样，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民族性开始产生负面效应，反过来影响了满洲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在满洲政权中枢决策中，信息输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关清初的各种史料证明，努尔哈赤时期，随着满洲政权中枢机构的不断发展，信息输送及其渠道也都由简单而趋于多样，与此同时，各种信息保存制度也初步建立起来。
努尔哈赤初起，军事活动是其主要活动。因而，各种信息传递，主要是围绕军事活动进行，而且其方式也颇简单原始。调兵作战，则以令箭征兵。侦探敌情，则临时派出哨探。传达军事命令，也只是口耳相传。为了取信，则令派出人执其头盔或骑其乘马，或执其黄伞。后来，随着满洲政权的发展，信息传递方式虽然改以文字为主，但是由于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口耳传递信息的方式仍被广泛使用并且趋于多样化。如17世纪初年以后，满洲政权建立了放炮、举旗、点燃烽火、敲云版、敲锣等遇敌报警制度和敲鼓报捷制度。同时，侦探制度也趋于完善，并规定了各种奖惩制度。所有这些，对于及时传递信息以及中枢决策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军事行动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上述信息传递方式之外，通过文字及其载体纸木等书写工具传递信息是满洲政权输送信息的主要方式。随着满洲政权的发展，这种传递方式还经历了由使用异族文字到使用本族文字为主的转变，由上层使用到普遍使用的转变。满洲政权早期，满族尚无文字，传送文字信息主要靠蒙汉两种文字。万历十九年，海西叶赫、哈达、辉发三部遣使建州，以战争相威胁，索取土地，努尔哈赤严词拒绝，同时，“并书前言”，令阿林恰送至叶赫，似即使用蒙古文字。
又，满洲政权兴起之初，为了取得明朝支持，努尔哈赤对明朝政府极表忠顺。与此同时，无论进京入贡，或是边关贸易，与明朝官员、边将、商民来往频繁，学习、使用汉字实所必需，因而，不但其部下将领如佟羊才等通晓汉语，同时，还聘任流落建州的汉族知识分子龚正陆掌理文书，“凡所通书，此人专掌”。
为了培养对明交往的后继人才，还使其向晚辈儿孙教授汉语。使用蒙汉文字传递信息，虽然便于满洲政权的对外交往，但是也有明显弊病。一是因为对外文书书写、翻译必须借助异族知识分子，并不利于信息的保密；二是严重影响各种中枢决策在境内的传达、贯彻和执行。这样，创制一套简便易行的本民族文字的工作便提上了满洲政权的议事日程。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努尔哈赤谕令巴克什额尔德尼、大臣噶盖以蒙古字母改制为满洲文字，颁行国中。因为创制满文是适应满族社会发展之举，故而创制之后不久，即首先在满洲贵族和官员中开始使用，创制满文之后不过八年，满洲政权即委任专人以满文逐年记载国史。从此之后，满文开始进一步普及。天命六年六月，出于攻占辽东后计丁授田的需要，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各出十人写档子”。
前此一年时，满洲政权牛录数字已达二百三十多个。以此推算，此次满洲政权征用书写人员已在两千以上。这就说明，满文在创制之后约二十余年已经普及，业已成为满洲政权内部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
在文字信息输送过程中，与满文逐渐普及相一致，满洲政权内部出现了一支以书写、传递、保存文字信息为业的文职官员——巴克什队伍。他们有的直接供职于努尔哈赤身边和满洲政权中枢，或从事文书、法令的起草和翻译及保存，或受命出使外国，传递信函。多数人则在各旗负责档册登录、起草报告、保存文件和从事信息传递工作。有时因为工作需要，还将他们集中使用。如天命六年十二月，即派莽阿图率各旗游击三人、巴克什三人清查诸城堡汉人男丁数目。
有的还担任教职，负责官员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
据《满文老档》（太祖朝）记载，仅在满洲政权中枢机构工作的巴克什即有额尔德尼、达海、图鲁什、希福、库尔缠、额克星额、武讷格、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什莱、库拜等十余人。因为工作性质重要，满洲政权对他们待遇从优。一般皆按备御、代子备御对待，其中个别人因为才能突出，满洲政权须臾不能离开，还分别任以副将、游击等职；如犯有过失，还从轻处理或特加宽宥。而且，随着攻占辽东后满洲政权的发展，努尔哈赤还致力于巴克什队伍的扩大并丰富巴克什的民族成分。如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即命令八旗各任命诸申、尼堪、蒙古巴克什各一人。
这样，在努尔哈赤的扶持下，至天命之末，以巴克什为主要成分的文职官员已经从武职官员中分离出来。
随着满文使用日渐普及和文职官员不断增加，传递各种信息的渠道拓宽，文书数量也进一步增多。早在天命政权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即规定了狱讼中的信息输入渠道：“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以直究问。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矣。”
天命五年六月移都界凡后，为了拓宽信息输入渠道，努尔哈赤又命“竖二木于门外”，“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
天命六年攻占辽沈后，满洲政权统治区域急剧扩大，辖内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民族成分、政治向背情况也十分复杂，军政、民族、外交事务都空前繁多，各种文书数量也成倍增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满洲政权的下行、上行文书都有了一些变化，就下行文书而言，原先只有“汗下达文书”一种形式，此时则于其之外，又先后增加了诸贝勒下达文书和都堂下达文书两种形式。其中，诸贝勒下达文书始于天命六年二月。当时，辽沈之役将拉开序幕，为了将自己从繁忙的文牍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出于缓和贵族集团内部矛盾的愿望，努尔哈赤规定了四大贝勒轮流值月制度，即由四大贝勒轮流按月值班，处理包括文书在内的各种军政事务。《满文老档》（太祖朝）中录载的未注明的“汗下达文书”字样的下行文书，似即由四大贝勒轮流值月时下达的文书。天命六年至天命八年七月前，满洲中央政权下达的文书，以此数量最多。都堂下达文书始于天命六年四月，起初是为适应处理境内汉人民政、赋税等事务而设。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攻占辽沈后，满族军人妻小成批西迁辽东，并且与广大汉民同住、同吃、同耕种，以及为扩大兵源而征召汉人丁壮服兵役，又使都堂的工作范围超出汉人民政事务而扩大到管辖满洲诸申和汉人军政事务。因而，都堂下达文书，这也呈不断增长之势。据统计，至天命八年七月，其下达文书数量约四十余道，几与同时期内汗下达文书数量持平。满洲政权中枢机构分由三条渠道各自下达文书，这虽对满洲政权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此期间，诸贝勒和都堂下达文书数量超过汗下达文书的情况也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为了不致使自己被架空并防止中枢机构的多元化倾向，他先是不断撤换都堂成员并提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天命八年七月，他又采取重大举措，取消都堂衙门，并在下行文书形式上也作出了重大的改动：“汗的决定，下达给诸申，以汗的文书下达；下达给汉人，以八贝勒的文书下达，停止都堂下达文书。”
从此以后，下行文书渠道由三条改为两条。而且，诸贝勒下达文书，虽然仍由四大贝勒按月分理政事，但是下达文书的名义须是八贝勒，而且其范围仅至于汉人，并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经过努尔哈赤批准。尽管如此，下行文书渠道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下行文书的数量的减少。在此之后，大量的中枢决策分别以下行文书的形式下达到地方各机构。就其对象而言，遍及满、蒙、汉三族。其中既有各级贵族和官员、将领，也有远道来附的蒙古各部首领和投诚的汉族官员。就其内容而言，则几乎包括当时军政事务的各个方面。其在军务方面如调动军队、指示方略、后勤供应、墩台哨探；其在行政管理方面如任命官员、计丁授田、征取贡赋、编户、清查男丁、组织生产、规定物价、通报逃人、审查狱讼、安排差役等；其他方面如礼仪、宗教等也无不涉及。其中，有不少下行文书努尔哈赤特别指示严格保密，或者要求汇报执行情况。正是通过这些下行文书，努尔哈赤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
在大量下达下行文书的同时，各地各机构的大量上行文书也汇送到满洲政权中枢。其中有的是以单位如固山、牛录、城镇报告情况；有的是以个人报告情况。就其内容而言，有的是公事，如报告情况并请示处理意见；有的是私事，如诉冤、求功、讦告、认罪等。使用文字，也据上书者身份而分别使用满、蒙、汉三种文字。这些不同渠道汇送的上行文书，都能畅通无阻地达到满洲政权中枢，不但使其迅速地掌握各地关于中枢决策的一般执行情况及各阶层、各地区的动态，从而成为新的中枢决策的依据，也使中枢机构及时了解各地突发事件并立即作出应变反应，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不但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各种信息输送渠道和信息处理机构，也极为重视信息的保存，即档案文献的收藏和管理。早在天命建元前多年，努尔哈赤即将明朝所赐入贡敕书和自己掳自海西各部的明朝敕书视若拱璧，加意收存，其中一些敕书的分配情况还以满文详细加以记载。在此同时，还委派专人逐年记载自己的国史。天命建元后，随着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需要记载保存的文献不断增多，于是，从中枢机构到八旗都普遍建立了系统的档案保存制度，如天命八年五月，努尔哈赤谕令将升黜官员档案抄录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
这些档案，并非束之高阁，不再问津，而是根据政务需要，派人查阅并不断登录新内容。有时还派人进行整理。如天命六年五月，努尔哈赤“重看档子，任命齐汤古尔为参将”。
又如天命八年七月，“汗查档子，赏给死去的官员们人口”。
天命十年正月，因为国内盗贼繁兴，努尔哈赤又根据档案了解各牛录犯罪人员多寡，并据此对牛录额真各予处罚。
这些都是利用档案处理政务之例。又如天命八年四月，诸贝勒请示努尔哈赤任命额齐勒布等为备御，并将其“写在档子上”。
同年五月，革去都昧、硕尔辉两人游击职务时，即将其事注于档册。
这些都是随时登载新档之例。再如，天命六年攻打辽沈之役，不少将士战死疆场。为了区别满汉生死，加强管理，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下令“把尼堪和死的人都重新写在别的档子上”，
这是根据需要整理旧档之例。总之，终努尔哈赤之世，满洲政权一直很重视对于档案的收藏、管理和使用，使其在帮助国务的处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