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蓝玉党案，看起来似乎是个案，其实是皇权与将权矛盾的必然产物。早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大封功臣不久，朱元璋就训诫高级将领不要“恃功骄恣”，否则的话，即使功劳再大也“不免于诛戮”。他是借用汉高祖、唐太宗杀功臣宿将的事例，来警告那些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将领们，不要“自冒于法”，招来杀身之祸。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大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又奈何不得，特命工部铸造铁榜，在上面刻上“申诫公侯”的律令，凡是公爵侯爵的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一律处斩。再一次透露铲除功臣宿将的既定方针。
王世贞《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对此颇为感慨系之，写道：
余读高皇帝洪武三年功令，未尝不三复而叹也，曰：呜呼，厚而裁则而可久矣！当是时，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禄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将也，以一言之悖而不获公；德庆侯巨勋也，以一事之纰而不获公；永城封而贬东胜，封而夺训词，盖凛乎斧钺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陨于法者？然至吉安、江夏、临川、东平之类，抑伺其歼夷狼籍也。三年而后续封侯者，独西番之役最盛，平云南次之，其他以旧勋相错对。然至蓝氏之诛累，而几若扫矣。夫以冯宋公、傅颍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谓其不蔽法也而讳之，即讳之犹不为置后，呜呼可叹也！
这里所说的中山侯，即开国元勋汤和，是朱元璋的同乡，投奔红巾军后，写信给在皇觉寺的朱元璋，劝他前往。朱元璋犹豫不决，又怕走漏风声，不得已卜卦求助。然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指的就是这件事。
所谓“一言之悖而不获公”，据王世贞《弇州史料·东瓯王世家》说，缘于汤和一次酒后失言：
（汤和）从取常州，为其守帅，与张士诚境接。时和颇好饮，有酒过。尝请事于上，不获允，醉而有怨言，谓其下曰：“吾镇常州，如据坐舍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谁能难也。”
朱元璋获悉后十分气愤，没有发作，在他伐蜀归来后，借故指责他“逗挠”，汤和再三顿首谢罪。因为这样的缘故，汤和仅封为侯，岁禄一千五百石。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才封为信国公，岁禄三千石，而且还把他在常州时的过失镌刻在“免死铁券”上。
朱元璋在《信国公汤和诏》中再次提及他的过失：“当定功行赏之时，尔汤和虽居旧将之行，惟守毗陵（常州），于忠少欠，虽未彰显，其情在心，然终未实为。朕念相从之久，泯前过而封见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复念前功……今朕特释尔过，报昔勤劳，授以信国公之爵，永为子孙世禄。”看得出来，朱元璋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于忠少欠，虽未彰显，其情在心”。由于汤和将功补过，才获得了宽赦，进封为信国公。
但是，在诰文的末尾，还提到这样一句话：“人臣无将，可谓忠矣；威福不专，可谓智矣。”颇为耐人寻味，并非仅仅针对汤和，而是针对所有功臣宿将而言的。意在告诫他们，在皇帝心目中，“人臣无将”是忠君的标志，功臣宿将只有做到“威福不专”，才是明智之举。汤和领悟到了这一点，博得了朱元璋的好感。王世贞《弇州史料·东瓯王世家》下面这段话，写得很有意思：
时中山（徐达）、岐阳（李文忠）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无事，不欲诸大将屡典兵。而和识其意，从容为上言：“臣老矣，不敢称画绣，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悦，立赐宝钞五万锭，治第于中都。
由此可见，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已经若隐若现，“不欲诸大将屡典兵”，是焦点所在。汤和不愧为朱元璋的亲密伙伴，对此洞若观火，主动交出军权，请求归隐，成为功臣宿将中全身而退的一人。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完全看透了皇帝的心思，不让皇帝感到功高盖主。如此“威福不专”，小心谨慎，不仅得到了赏赐，而且躲过了多次大屠杀。
至于王世贞所说的“冯宋公、傅颍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关键在于他们没有领悟“人臣无将，可谓忠矣；威福不专，可谓智矣”。
冯宋公即冯胜，洪武二年（1369）九月，鉴于陕西已经平定，朱元璋召还大将军徐达，命令冯胜驻扎庆阳节制诸军，冯胜以为关陕已定，擅自引兵返还，结果是“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还是封他为宋国公，食禄三千石。大将军徐达、副将军李文忠死后，元朝残余势力蠢蠢欲动，洪武二十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协同副将军傅友德、蓝玉等出征。战争胜利后，有人揭发冯胜：“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朱元璋未加核实，就大发雷霆：“收（冯）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奉朝请。”预示着他的下场不妙。《弇州史料·冯宋公传》说：“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冯）胜号为雄勇，又时时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诸子皆不得封。”《明史·冯胜传》也说：“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冯）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赐死，诸子皆不得嗣。”至于如何“暴卒”，如何“赐死”，语焉不详。
张岱《石匮书·冯国用冯胜傅友德列传》提供了一些线索：冯胜妻家的樊父告发“其居家所为”：“场下瘗（埋藏）兵器。”皇帝为此召见他：“太祖予（冯）胜酒曰：‘我不问。’（冯）胜归遂死，诸子皆不得封。”一名大将军家中收藏一点兵器，不足以构成死罪，况且他有朱元璋赏赐的“免死铁券”，可以免除两次死刑，于是只能用不露痕迹的形式“赐死”。也就是《明通鉴》所说的：“上召（冯）胜饮之，酒归而暴卒。”人们一看便知“暴卒”的原因，但不敢明说，美其名曰“赐死”，根本原因就是“上春秋高，多所猜忌”。
傅颍公即傅友德，洪武三年（1370）加封为颍川侯，食禄一千五百石，朱元璋亲笔所写《平西蜀文》盛称“（傅）友德功为第一”。洪武十四年出任征南将军，率副将军蓝玉、沐英出征云南，洪武十七年论功进封为颍国公。食禄三千石，赐予免死铁券。洪武二十五年，一件小事，使他遭到皇帝谴责：“（傅）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次年他和冯胜一起被“召还”，又明年赐死。至于“赐死”的原因，没有明讲，估计和冯胜一样——“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以细故失帝意”。果然，《明通鉴》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条写道：
定远侯王弼坐事诛。（王）弼与冯胜、傅友德同时召还，蓝玉之诛也，（傅）友德内惧，（王）弼谓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尽我辈，奈何？”上闻之，遂相继赐死。
不过傅友德的“赐死”，并非用酒毒死，而是采用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法。张岱《石匮书》写道：
蓝玉诛，友德以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我辈当合从连衡。”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馔，彻不尽一蔬。太祖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有传太祖语曰：“携其首至。”顷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惊曰：“何遽尔，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地，而王弼亦自尽。
傅友德的下场比冯胜悲惨多了，遵旨斩了儿子的首级，又在皇帝面前自刎而死。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蓝玉党案，就不会感到突然，它其实是朱元璋解决皇权与将权矛盾的一场总清算。
蓝玉是明朝初建时期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徐达。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看上去有点像蜀将关羽的样子。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称赞这员部将“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去世后，蓝玉追随徐达、傅友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南征北战的大将军徐达、李文忠去世，蓝玉脱颖而出，多次统率大军北伐、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洪武二十年（1387），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此地缺乏水草，蓝玉的军队不可能长驱直入，毫无防备。明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过望，把蓝玉比喻为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进封他为凉国公。
战功显赫的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愈加骄横恣意，做出种种目无法纪的事情。
——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亲信。这批人依仗主人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监察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把御史赶走。
——他北征回师，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此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要查明情况，没有及时开门，他竟然纵容士兵毁关闯入。
——他北征回来，贪污缴获的大量珍宝，把元朝的皇妃据为己有。朱元璋获悉后勃然大怒：蓝玉如此无礼，怎么配得上大将军的称号？那个皇妃听说皇帝动怒，惊惶自尽。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责备，要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朱元璋本来打算进封蓝玉为“梁国公”，鉴于这些劣迹，改为“凉国公”。
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无视皇帝的威权，恣意骄纵。皇帝召见，赐座交谈，或随侍宴饮，他一言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一点没有“人臣之礼”。他带兵在外，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西征回来，皇帝赏赐给他“太子太傅”的头衔，其实这个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
上述种种所为激化了将权与皇权的矛盾，这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胡惟庸党案爆发后，蓝玉自然难逃一劫。当时就有人揭发蓝玉属于“胡党”，朱元璋没有予以理睬。《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解释其中的原因：皇上因为他功劳大，不予追究。其实，内中另有隐情。
洪武四年（1371），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常遇春成了太子的岳父，蓝玉以常遇春妻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蓝玉的女儿则被册封为蜀王妃（蜀王是朱元璋十一子朱椿）。因为这些关系，朱元璋投鼠忌器，暂时未对蓝玉下手。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纠葛。当年蓝玉北征归来，发觉分封在北平的燕王表现异常，对皇太子说：据臣看来，燕王在他的封国有“不臣之心”；又听看相先生说，燕王有天子气象，希望殿下审慎对待。太子听了毫不在意，燕王知道以后，怀恨在心。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无所顾忌，决意对蓝玉下手。一向与太子以及蓝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父亲继续清洗异己分子，说：在朝诸公侯，恣意妄为，将来恐怕尾大不掉，含沙射影地指向蓝玉。据《明通鉴》说，朱元璋听了这话，“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
一张陷人于法的罗网正悄悄地向蓝玉袭来。他自己也隐约有所预感，多次请示报告，皇帝都不接见，怏怏地对亲信说：皇上怀疑我了。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八日，早朝时，锦衣卫指挥蒋某突然控告蓝玉“谋反”，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拘押，突击审讯。官方公布的“狱词”是这样的：“（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俟上（指皇帝）出藉田举事。”
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二名，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其家属达一万五千人。史家感叹道：“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最为奇特的是，吏部尚书詹徽随同皇太孙朱允炆一起审讯，蓝玉不服“谋反”罪，詹徽斥责道：速吐实话，不得株连他人！蓝玉大喊：詹徽就是臣的同党！詹徽于是莫名其妙地成为“蓝党”。靖宁侯叶昇，以“胡惟庸党”的罪名被杀，由于他是蓝玉的姻亲，蓝玉处死后，他又被追究为“蓝党”。这样“名隶两党”的怪事，足以表明罗织罪状的随意性。
一些与军队毫无关系的文人学士，也被卷进了“蓝党”。苏州名士王行，与高启比邻而居，另外一些名士如徐贲、高悬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都卜居相近，号称“北郭十才子”。王行原先是学校教师，辞职后隐居于石湖，前往南京探望两个儿子。蓝玉慕名聘请他为家庭教师，并且多次向皇帝推荐，朱元璋曾经召见他，留下印象。蓝玉处死后，王行父子竟然被作为“蓝党”处死。另一文人孙贲，参与编写《洪武正韵》，任翰林院典籍，曾经为蓝玉题画，也被当作“蓝党”处死。
朝廷专门公布《逆臣录》，以显示“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其实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朱元璋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就如同处死胡惟庸一样，易如反掌。但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必须罗织“谋反”的罪状不可。然而《逆臣录》编得仓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罗织罪状的马脚。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细细翻看《逆臣录》，就会发现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证人蒋富招供：蓝玉出征回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蓝玉家“打渔网户”。另一个证人张仁孙招供：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日后事成都让你们做大官。这个张仁孙是乡里的染匠。蓝玉身为统领三军的大将军，如果要谋反，断然不可能和无足轻重的“打渔网户”“染匠”之流去商量。《逆臣录》的胡编乱造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拙劣的编造恐怕连朱元璋自己也不相信。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他在和翰林学士刘三吾谈话时，这样指责蓝玉：“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僭乱如此，杀身亡家。”从他的话中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蓝玉功成名就之后，追求奢侈，讲究排场，是确有其事的，至于是否有所谓“金龙”“九五”那样的规格，或许是夸张，即使有，充其量不过是意图“僭越”而已，与“谋反”毫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是一桩冤案。
蓝玉处死七个月以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下了一道诏书：“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杀了四万多人，功臣宿将死得差不多了，“概赦不问”云云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石匮书·蓝玉胡惟庸列传》的按语，写得极为深刻：
蓝胡之逆诛之可，即族之亦无不可，独以其株连蔓引，累及三万五千余人，而榜列勋臣至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尝总兵者八人，言之不可骇可愕哉！太祖生平稍有疑忌，辄以其党党之，后且澌灭殆尽。亦所谓功臣多封之不足，故杀之也。厥后狗烹弓蹶，而靖难兵起，卒无一人为拦门之犬。嗟乎！使燕王出自外难，则奈之何哉！
张岱作为明末遗老，总结这段历史时，超脱明人的拘谨，自如而率性，往往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