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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互相抑制，此消彼长。唐初的三省六部制度比较好地处理了这对矛盾，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三省的首长——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也是宰相，人数多至一二十人。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世史》中说：“中书省为天子的秘书官，司掌起草诏书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这些诏书的颁发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反驳的权力。若中书省起草的文稿有不当之处，门下省可以批驳，甚至将其封还。因此，中书省和门下省须在政事堂上达成协议才成。尚书省是接受上述决议的执行机关……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的要员，皆系贵族出身，而贵族并不完全服从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对臣下的奏章批示时，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温和，决不用命令的口吻。”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也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制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书省）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各种权力互相制衡，应该说是较为理想的状态。
宋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宋太祖鉴于唐朝宰相权力太大，极力分割它的权力。一是在三省首长以外，增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分散其权力；二是以枢密院（首长为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使得宰相与枢密使文武分立，宰相的政事堂与枢密使的枢密院并称为“二府”；三是分割宰相的财权，财权由“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握，因而三司号称“计相”（主管财政的宰相）。如此一来，宰相权力比先前大为缩小，没有了军权、财权，形成政事堂主管政治，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的局面，三权分立，各不相知，一切都要通过皇帝。很显然，其结果是皇权扩大、相权缩小。然而这一制度变革是和缓平静进行的。
朱元璋没有李世民、赵匡胤的雅量。扩大皇权与削弱相权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大屠杀，令人震惊。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对于中书省的第一把手——左丞相李善长权力过大，有所顾忌。李善长作为开国元勋、第一功臣，有着极高的声望，以他为首的淮西集团把持了中央政府各个重要岗位，势力不断膨胀。朱元璋感受到了相权的潜在威胁，抑制的办法只有一个——撤换李善长，在开国元勋之外另择丞相人选，由声望较低的事务级官员出任。这种敏感的人事变动是绝对机密，只能和刘基商量（因为他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一听要撤换李善长，立即表示反对。于是君臣之间有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刘基行状录》《新刻皇明名臣言行录》《皇明资治通纪》《弇州史料前集》《皇明书》《明史窃》等文献都有记载，情况大致还原如下：
刘基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株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器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观其人可知。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要让这样的“小犊”担当重任，我担心会坏事。
朱元璋提出的候选人都被一一否定，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先生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
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刘基而言，逐渐领悟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刘基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但是他没有摸透皇上的心思，在他看来，李善长是左丞相的理想人选，因为“善长勋旧，且能和辑诸将”，而这恰恰是皇上要撤换他的原因。而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担任丞相的理想人才，并非开国元勋，比较容易控制，先后受到重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人先后被朱元璋处死。
杨宪早先被朱元璋派往浙江李文忠军中，对他说：李文忠是我的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上的事由你作主张，如有差失，罪只归你。后来杨宪告密，李文忠用儒生干预公事，因此得宠，朱元璋有意让他当丞相，多次说：“杨宪可居相位。”把他调任中书省左丞。杨宪其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刘基说他“有相才无相器”，是有道理的。他这种器度是难以在中书省站稳脚跟的。
果然，洪武三年（1370）七月，“中书省左丞杨宪以罪诛”。胡惟庸一直对这个山西阳曲人耿耿于怀，对左丞相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李善长心领神会，终于抓住把柄。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有病，把陕西参政汪广洋晋升为中书省右丞。杨宪是左丞，官大一级，独断专行。汪广洋初来乍到，十分低调，依违于其间。杨宪仍不满意，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不如礼”，遭到皇帝谴责，罢官回到高邮。杨宪还不罢休，奏请皇帝把他调往海南，朱元璋很不高兴，对杨宪有所怀疑。李善长抓住时机，上了一道奏疏，指责他“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不明内情的刘炳继续攻击汪广洋，朱元璋发觉是诬陷，逮捕刘炳审讯。刘炳交代，他所做的一切都受杨宪指使。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杨宪与刘炳一并处死，召还汪广洋，恢复中书省右丞之职，后来还加封为“忠勤伯”。
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退休后，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右丞，胡惟庸出任中书省左丞。这是朱元璋精心安排的取代李善长的格局，以高邮人汪广洋和定远人胡惟庸互相牵制。但是，汪广洋是一介文人，年少时师从余阙，淹通经史，工于书法、诗歌，为人“宽和自守”，根本无法遏制胡惟庸。胡惟庸自恃是李善长同乡与姻亲，虽然官职低于汪广洋，却“专决省中事”，反过来指责汪广洋“无所建白”，终于导致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一个干才，在洪武六年七月升任他为右丞相，不久又提升为左丞相。与此同时，朱元璋再度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希望起到制衡与约束的作用。但是“宽和自守”的汪广洋根本不是胡惟庸的对手，改变不了胡惟庸专横跋扈的“独相”局面。
御史大夫韩宜可对胡惟庸与陈宁、涂节之流恃宠擅权有所不满，当面向皇帝提交奏疏（以防被胡惟庸扣押），措辞尖锐地指出：“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当时满以为胡惟庸是人才，对他宠信有加，看到韩宜可的奏疏，破口大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当即把他押入监狱。
胡惟庸是个厉害的脚色，听不得反对意见，报复心理极强。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为人正直，早就看穿胡惟庸的奸佞本性，向皇帝从容进言，希望有所提防。胡惟庸得知后，蓄意报复，用重金收买徐府门房福寿，诱使他诬陷徐达。幸亏福寿不为所动，事态才没有恶化。
胡惟庸报复的第二个人就是刘基。刘基洪武四年致仕，归隐乡里。孟森《明史讲义》说：“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急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这时，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企图激起朱元璋的猜忌心理。他建议皇上对刘基施加“重辟”，并且逮捕其子刘琏一并严惩。朱元璋没有“重辟”，而是写了手谕对刘基予以警告。面对胡惟庸的诬陷，刘基为了表明心迹，特地赶回南京，使皇上释疑。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小犊偾辕破犁”的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他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卷石”，显然是中毒了。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写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制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于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岁。
胡惟庸毒死刘基，《明史》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琏，很有才华，洪武十年（1377）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坠井而死，则是旁证。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此后胡惟庸得意忘形，贪贿弄权，更加肆无忌惮。
胡惟庸名列《明史·奸臣传》，对他而言并无不公，此人本来就是一个宵小之徒，为人阴险狡猾，惯于钻营，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意妄为。如果按照老百姓“好人—坏人”模式来衡量，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被处死后诛连数以万计的“胡党”，绝大多数并非“奸臣”，不少还是功臣。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胡惟庸党案”是此类事件又一次重演，不过奇特得令人震惊，却又迷雾重重。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都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打下和州，他前往投奔，在元帅府当差，后来外放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逐渐晋升为太常寺卿，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这一切离不开李善长的提拔。
后来他又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善长的侄子，结成姻亲。
胡惟庸的擅作威福，激化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朱元璋感到前所未有的大权旁落。此前左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的右丞相汪广洋只知饮酒而不管事。朱元璋用人多疑，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希望他们互相牵制。后来他逐渐发现胡惟庸的“奸状”，而汪广洋“依违其间，无所救正”，很为不满。吴伯宗事件就是一个征兆。刘基死后不久，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对“丞相胡惟庸专恣”十分厌恶，表现得刚直不屈，胡惟庸借故把他贬官至凤阳。《皇明从信录》写道：“伯宗上疏论时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状，不宜独任以政，恐滋久为国大蠹。上览其奏，即召还。”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恣”已经有所察觉，对吴伯宗所说的情况是认可的，所以才把他从凤阳召回。
汪广洋的所作所为令朱元璋失望——“依违其间，无所救正”，对于胡惟庸的“奸状”一言不发。这就成了汪广洋的罪状，终于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被“赐死”。《国朝献征录》的《汪公广洋传》披露了他的死因，其细节之详尽为其他史料所不及：
（洪武）十年，复拜右丞相。上遇之特厚，尝有疾在告，赐敕劳问。然颇湛酒色，荒于政事，以故多稽违。又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敕以洗心补过。广洋内不自安。久之（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贡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时引见，上以其蔽遏远人，下敕书切责执政者，广洋惶惧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曰：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遂贬居海南，舟次太平，复遣使敕之曰：“丞相广洋从朕日久，前在军中屡问乃言，否则终无所论，朕以相从之久，未忍督过。及居台省，又未尝献谋划以匡国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间命尔出使，有所侦视，还而噤不一语。事神治民屡有厌怠，况数十年间在朕左右，未尝进一贤才……前与杨宪同在中书，宪谋不轨，尔知之不言。今者益务沉湎，多不事事。尔通经能文，非愚昧者，观尔之情，浮沉观望……”广洋得所赐书，益惭惧，遂自缢卒。
看得出来，朱元璋对他是寄予厚望的，两度委以重任，无奈此人文人习气太重，对杨宪、胡惟庸的“不法”，“知而不言”，“浮沉观望”，自然难逃一死。对于胡惟庸而言，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汪广洋死后不久，即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处死首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朱元璋为此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但都没有涉及“谋反”之事。在第一道诏书中，他告诫文武百官，朝廷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设立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设立御史台“以括朝廷之纲纪”。“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因此他主张“革去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并且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卿等以为如何？”
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收录了许士廉《革中书省对》，记录了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对于文武百官的口谕：“……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从这道口谕看来，胡惟庸的罪状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令他耿耿于怀的是相权过于庞大，为了“权不专于一司”，决定废除丞相及其办事机构中书省。所谓“卿等以为如何”云云，只是一句客套话，其实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监察御史许士廉不明就里，居然发表修正意见——以三公来取代丞相。他说：“但虑陛下日理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繁剧之劳。”这简直是书生之见，殊不知“主上”并不怕“繁剧之劳”，怕的是臣下权力过大，用“勋旧大臣”出任三公，岂不是更难制驭了吗？
果然，朱元璋根本没有理睬这一建议，仍旧坚持“革去中书省”的主张，发出第二道诏书，继续清算胡惟庸等人的罪状：“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皇明祖训》记录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度的诏书，这样写道：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类，彼此颉颃，不致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重。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道诏书中，胡惟庸的罪状，依然是“夤缘为奸”“枉法”“挠政”，丝毫没有提及“谋反”二字。为了镇压“胡党”，他特命儒臣编撰《相鉴奸臣传》，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依然是针对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自始至终没有一字一句牵涉“谋反”情节。
平心而论，用“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胡党”。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以“胡党”罪被杀，受牵连的“僚属党羽”约一万五千人。
一些官员察觉皇帝的心态，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开国元勋。朱元璋没有同意，他这样说：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说终于重见天日了。当时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害怕被乱兵所杀，抱了一升麦子躲在草丛中。我叫他出来，跟随我打天下，以功封侯。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股肱心腹，我不忍心杀他们。
这其实是真实的假话。朱元璋发动“胡惟庸党案”，主要是针对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元老重臣。仅仅“擅权植党”罪是不够的，必须继续罗织，使胡惟庸的罪状不断升级，从“通倭”（沟通日本）、“通虏”（沟通蒙古）到“谋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秉承皇帝旨意，逮捕“胡党”，刑讯逼供，罗织罪状，编成《昭示奸党录》，作为惩处“胡党”的依据。此书现在已不易见到，钱谦益是见到过此书的，他写的《太祖实录辨证》说：“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他在文章中有所引用，其中有一条，说的是胡惟庸和他的同党阴谋发动宫廷政变的情节：
自从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朝会者无虑二百余。
这段文字分明是在揭露胡惟庸等人企图行刺皇帝，从洪武八年（1375）到十三年，这伙“胡党”密谋活动竟有两百多次，近乎天方夜谭！五年间怎么不露一点痕迹？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时，为何只字未提？
《明太祖实录》根据《昭示奸党录》的口径，记载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是这样表述的：“丞相胡惟庸等谋逆，内史云奇发其事，皆伏诛。”显然是后来对历史的窜改。后世史家不加细察，反复转引，以假乱真，最离奇的莫过于“云奇告变”。《皇明从信录》所转述的情节是这样的：
胡惟庸党逆谋已定，诳言所居井涌醴泉，邀上往观。惟庸居第近西华门，守门内史云奇知其谋，乘舆将西出，（云）奇冲跸道，勒马御言状，气方勃，舌吷不能达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垂毙，右臂将折，犹尚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方悟，登城眺察，则见彼第内，兵甲伏屏间数匝。上亟返，遣兵围其第，罪人一一就缚，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皆伏诛。
写得活灵活现，如同亲眼看见一般，其实是凭空虚构的。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就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吴晗《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1934）第二节《云奇告变》，考证精详，结论是：“云奇事件之无稽荒谬，已决然无可疑。”其根本原因是：“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明人亦未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纪载此事。到了事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淹没，后来的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
有些“胡党”的招供编入了《大诰》之中，例如“李茂实胡党第七”这样写道：当初，不知李茂实乃胡党。由上元县民孙才四介绍，投靠胡惟庸门下，引诱邻里乡民暗中充当义兵。胡惟庸处死后，李茂实逃窜，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在沙县客店被捕。李茂实招供：洪武九年见到胡惟庸，在他家饮酒后，在西厅宿歇。次日，胡惟庸给李茂实一百三十个银锭，作为招募义兵的经费，云云。这种语无伦次的文字，作为胡惟庸“谋反”的证据，只有锦衣卫那些头脑简单的打手才会相信。稍有头脑的人必然会反问：假如胡惟庸真想“谋反”，他的“胡党”里有不少开国元勋，手下兵多将广，哪里用得到老百姓的“义兵”呢？权倾一时的首相，即使要“谋反”，也绝不会和李茂实之辈商量，并且留他在家过夜。诸如此类的供词，破绽百出，荒诞不经，是不言自明的。《大诰》还有一条“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涉及“谋反”的主要情节——“通倭”，这样写道：指挥林贤在南京时，已与胡惟庸交往，结成死党。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日本国王发兵，打着进贡来朝的幌子，配合胡惟庸叛乱。看似有根有据，其实全是胡编乱造。
《明太祖实录》关于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记载，就是根据《昭示奸党录》《大诰》写的——“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吴晗《胡惟庸党案考》明确指出纯系捏造。
在朱元璋心目中，“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把《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据史家记载，肃清的“奸党”，包括家属在内，共计约有三万人之多，令人毛骨悚然。
后世的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就对胡惟庸“通倭”“谋叛”的说法表示质疑：“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类此。”谈迁《国榷》明确说“（胡）惟庸非叛也”，乃是“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说得好：“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