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不独中国人热爱，世界各国人民也都艳羡不已，赞颂不绝。几个世纪以来，外国的汉学研究从不间断，汉学家名人辈出，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硕果累累。每个朝代的历史，对他们都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确实，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

比如威名显赫的唐朝。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剑桥插图中国史》把它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称颂那个时代是“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这个世界性帝国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对自身充满信心，最愿意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就是盛唐气象。

再比如宋朝，在旧史家笔下，常常遭受非议——“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历史是立体的、多侧面的，假如换一个视角，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对宋朝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宋朝，已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在此之前，王国维就说过，宋朝的科学与文化，是之前的汉唐，之后的元明望尘莫及的。陈寅恪也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宋朝登峰造极。我们真的应该对宋朝刮目相看了。

那么明朝又如何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它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考察，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它也有唐宋所不及之处。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号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及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继而又实现了环球航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早已领先一步。

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27 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壮举，到达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在当时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比肩。郑和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因此，把郑和下西洋称为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当之无愧的。无怪乎西方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表达了最高的敬意，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当中国称霸海上》；孟席斯（Gavin Menzies）关于郑和的专著，题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

大航海时代最值得炫耀的成就，就是开启了第一波全球化贸易。中国先是被动卷入，继而转化为主动出击。澳门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的枢纽港口，几条国际贸易航线把中国商品运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澳门—马六甲—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使得中国商品直通欧洲，超越了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对外开放以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中国商品由月港出发，运抵马尼拉，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转销美洲各地。这是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无法达到的境界。

于是乎，优质的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销全球，换回的是数量惊人的白银货币，西方学者称之为“丝银对流”，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奇迹：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银货币，通过贸易渠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指出：“‘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在他看来，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在中国。

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布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启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

这就是晚明大变局。中国开始从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各个方面，融入世界。

这样的明朝是不是很值得一看呢？

那么，就让我们来细细打量这段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