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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俗通义》是东汉学者应劭所著的一部极有特色的著作。《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子部，清代学人开始将其归为小说家，当代学者张舜徽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又将它列入“杂史类”，可见该书出入于文、史、哲诸多领域，涉及内容极其广博，以致难以归类。最早对《风俗通义》进行评说的是南朝的范晔，他在《后汉书·应劭列传》中说：“（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后代学者即使讥其不纯或认为它“考证杂记，不成家言”（刘咸炘《旧书别录》），却大都认同其“洽闻”。《晋书·祖纳传》王隐曰：“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于世，便成没而不朽。”将此书与其他三部作品并列如果说还不能完全让读者明白其价值，那么誉之为“不朽”应该说已经是最直接的极高的赞赏了。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说：“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刘知幾对人民群众智慧的漠视我们自然不能苟同，不过他深谙应劭撰写《风俗通义》的本意，算得上是应劭的知心人，与千年之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云“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遥相呼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其书因事立论，文辞清辩，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漫多矣。”王充是东汉时期的一流学者，将《风俗通义》与王充的代表作《论衡》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其行文胜出《论衡》，这可以说是给予《风俗通义》高度的评价了。
《风俗通义》作者应劭，字仲远，一作仲瑗，汝南郡南顿（今河南项城）人，东汉末年著名学者。东汉时期，汝南地区毗邻都城洛阳，地位仅次于京师，一直秉持崇儒崇文之风气。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的汝南成为一方拥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沃土，孕育出一辈辈的英雄才俊和一个个世族大家。应氏家族世居于此，深受汝南文化熏陶，膺服于儒家学说，这也成为应劭一生的学术底色。
应劭之父应奉，字世叔，历任武陵太守、从事中郎、司隶校尉，《后汉书》有传。应劭的侄子应玚是建安七子之一，名震一时；应玚之弟应璩也是文才名扬于世。应劭年少时聪颖好学，《后汉书》说他“少笃学，博览多闻”，成年之后，由郡举荐为孝廉，汉灵帝熹平二年（173）为郎，辟车骑将军何苗掾，又为萧令。中平六年（189），做了五个月营陵令的应劭被提拔为泰山太守。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黄巾军进入泰山境内，应劭带兵应战，大败黄巾军。兴平元年（194），曹操之父曹嵩及其弟曹德由琅邪郡到泰山郡，曹操令应劭派军队接应他们到兖州，但是应劭军队尚未到达，徐州刺史陶谦秘密派出数千骑兵截杀了曹氏父子。应劭恐惧曹操责罚，无奈之下弃官投奔了冀州牧袁绍，后拜为袁绍军谋校尉，自此再未离开过冀州，最后在邺（今河北临漳）病逝。
关于应劭的生卒年，《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从其行事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他主要活动于灵帝和献帝时期。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记录“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一事时，提到“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而曹操平定冀州是在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八九月间，因此又可以推断应劭是在这之前去世的。
应劭生于尊儒重学的官宦之家，天资聪颖又胸怀鸿鹄之志，本应大有作为，只可惜他身处东汉末年。东汉桓、灵时期，皇帝荒淫无度，朝纲不振，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桓、灵二帝政治上毫无建树，奢侈挥霍却是无人能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语重心长地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痛彻心扉的谆谆教诲时至今日仍然让我们感动，东汉后期的黑暗腐朽亦可见一斑。首先，外戚、宦官这两大黑暗势力交相掌权，谋害忠良、排除异己的“党锢之祸”为害数十年，后果极其严重，民众与朝廷离心离德，东汉王朝岌岌可危。其次，臭名昭著的西园更是创史上政治腐败之最，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官职成为统治者换取私财的物品，“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后汉书·宦者列传》）。整个朝廷陷于极端无序的疯狂状态之中。第三，“饰虚矜伪，诳世耀名”的虚伪风气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士人沽名钓誉，矫揉造作。各种夸大其词、虚妄无据的言论，各种不实的互相吹捧的溢美之词充斥坊间，假仁、假义、假孝、假悌的现象层出不穷。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疾虚妄，尚真求实成为以王充为代表的一批有良知的士人的创作宗旨，其中就有应劭的声音。他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动乱和事变，尽管“王室大坏，九州幅裂”（《风俗通义序》），信仰儒学的他对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始终忠诚和关切，而“乱靡有定，生民无几”（同上）的社会现实更刺激了他精神深处的责任意识。在政治上应劭的建树并不多，但在学术上却很有贡献。除《风俗通义》外，他还著有《汉官仪》《礼仪故事》《中汉辑叙》等书，并为《汉书》做了集解，这些都在当时有广泛的传播。在对汉代典章制度、百官仪式等的搜集、整理、记录方面，应劭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秉承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希冀通过著书立说来重整社会秩序，再树儒家价值。
在《风俗通义序》中，应劭开宗明义，陈述了他试图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后汉书·应劭列传》）来达成齐风俗、明义理、正人心的写作宗旨。大汉盛世，的确开启了一个学术的新天地，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学术界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在应劭看来，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文辞繁杂，儒生们孜孜不倦、皓首穷经，却与弘扬儒学要旨渐行渐远；二是只看重儒学在学术圈的传播与效用，忽视理论联系实际，与日常社会生活隔阂越来越深，积非成是，产生错误的价值导向。那么，该如何扭转和改变这样的学风文风从而拯救世风呢？应劭开出的药方是从风俗入手。他看到社会风俗、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巩固安定与否和国家的治乱兴衰。这个观点足见应劭的远见卓识，即使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
同时，应劭还强调知识学术要关注日常生活，要发挥其在为人行事方面的重要指导作用。这与传统史学更多关注治乱兴衰的思路有所不同。从对国家的治乱安危转向对为人行事的指导，把教化工作做到生活日用层面上，应劭认为要从人的思想改造入手，以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古人虽然常有整肃风俗之论，但对此重要性强调得如此直接明了，并用专门著作实践其学说，应劭确有首创之功，这也是《风俗通义》的特殊价值之所在。正如白寿彝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所指出的：《风俗通义》在与其他史著相同的出发点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古代学术思想中，非常值得注意。
以儒学精神为核心，以匡政救国为目标，应劭《风俗通义》考释物类名号，正人心、厚风俗、存典章、复礼仪。他认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通过纠正错谬的流俗，可以使“事该之于义理”（同上），即恢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
应该说，应劭的“风俗”，既包括“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习俗”这一基本义项，同时也涵盖学术、政治、典章、礼仪等文化内容，深刻反映了东汉甚至东汉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因如此，《风俗通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我国第一部民俗学专著。
应劭的思想揆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正风易俗。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他认为“风”是自然其然的自然界，“俗”是自然其然的人世间。正如天气有寒暖一样，人也有善恶。如何让人避恶趋善，应劭认为必然要效仿圣人：“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同上）历来儒生都有一种圣人情结，应劭也是以圣人自勉，他要像圣人那样挽风俗于迷惘之中，他要给俗人树立行为准则和规范，正风易俗的终极目的就是拯救东汉的乱世。
二是崇儒尚礼。应劭希望通过整顿风俗净化民众的思想，使他们的行为统一到符合儒家伦理的标准上来，从而恢复礼的秩序。动乱的东汉末年，与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颇为相似，因此应劭反复申说孔子“复礼”的主张，不厌其烦地征引《尚书》《论语》《仪礼》《周礼》《礼记》等经典文献，为辨风正俗和品评人事提供理论依据。《风俗通义》第一卷是《皇霸》，辨析“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等名号，强调礼制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尊卑有序，同时阐释“圣贤”被儒家顶礼膜拜的缘由，为统一世人价值取向树立儒家的礼教规范。
三是非鬼是怪。《风俗通义》中的“怪神”卷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对它的阐释最为丰富。学者们一般都肯定应劭非鬼的理性精神，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应劭肯定精怪存在、相信谶纬之说的思想局限性。平心而论，应劭的思想革新性显然不及王充，所以，在“疾虚妄”的时代呼声中，王充更具代表性。但是，应劭在描写精怪时对神异、诡秘氛围的渲染，对人物行为命运的描写，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张力十足，充分展示了应劭出神入化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这一点正是王充所不及的。
除了上述三点，应劭在《风俗通义》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朋友知遇之情的赞美，对前贤提携后进的肯定，对父母亲情的不舍，都不难看出应劭在凉薄世间持存的那份难得的侠骨柔情。
清代中期《风俗通义》开始被列入小说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
闻，郢书燕说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赞同王鸣盛的观点，评曰“颇近小说”。龚自珍《最录汉官仪》认为《风俗通义》乃“小学之旁支，小说之别祖也”。可见《风俗通义》与小说家言确有相通之处，它对《搜神记》《世说新语》的影响最为明显。
《风俗通义》中“叶令祠”“鲁相右扶风臧仲英”“太尉梁国桥玄公祖为司徒长史”这三则故事几乎被《搜神记》全文照录，不仅内容没有改变，甚至连语句也不做改动，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了用词或人称。除上述三则外，《搜神记》中还有许多故事是源于《风俗通义》的。如《怪神》卷载故事二十一则，见于今本《搜神记》的就有十一则，其中“李君神”“世间多有狗作变怪”等故事情节也是基本被《搜神记》照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太大变动。由此可以看出《搜神记》对《风俗通义》的继承、借鉴是很明显的。
《风俗通义》的人物逸事类故事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志人小说，却已具备基本雏形。书中的《愆礼》《过誉》《十反》《穷通》等卷以品议人物为主旨，如《过誉》卷“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条、《愆礼》篇“公车徵士豫章徐孺子”条、“山阳太守汝南薛恭祖”条等中所写的赵仲让、徐孺子及薛恭祖，表现出他们率意而行、不拘礼法、追求个性的生活态度，显露了评点士林的社会风气，与后世《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均已相去不远。概括而言，《风俗通义》主要在两个方面开志人小说先河：一是以省净简练的笔墨记载士人的言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二是收录了一些俳谐故事，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下启邯郸淳的《笑林》。
最早对《风俗通义》进行介绍的是范晔，但由于《后汉书》无《艺文志》，范晔没有交代《风俗通义》具体有多少卷，这就为《风俗通义》的版本问题留下了悬念。《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所引华峤《汉书》曰：“子劭，字仲远……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华峤只笼统地交代有“百余篇”，并无准确篇数与卷数。至《隋书·经籍志》则记为“《风俗通义》三十一卷、录一卷，应劭撰，梁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风俗通义》为三十卷。然而，到了北宋仁宗时期，《风俗通义》仅剩十卷。宋神宗时，苏颂以官私本校定《风俗通义》，当时所见的就是十卷本，宋代的官私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都著录本书为十卷。现在通行本的卷数与篇名顺序与苏颂所校本同。综上，《风俗通义》版本系统如下：
1.十卷本
元大德本是《风俗通义》现今流传最广的版本，明以后刻本虽多，但大都从元大德本所出，对于元大德本的讹误，偶有纠正，多数因袭，甚至以意改之，总体都劣于元大德本。现存十卷本篇目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
《风俗通义》编写的特点非常鲜明：每一篇都有题解，简述该篇著述的目的，然后每一个条目都先详载其事，再用“谨案”发表个人看法，论其得失，因此“谨案”是应劭思想和观点的集中反映。
2.四卷本
最早的四卷本见于明代吴琯的《古今逸史》，他以十卷大德本为底本，取选《皇霸》《声音》《祀典》和《山泽》四卷辑录而成。清代汪士汉的《祕书廿一种》延续这一版本，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元明善本丛书”本也是根据《古今逸史》本影印而成。
3.一卷本
目前可见的一卷本只有一种，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叶绍泰所刻的《增定汉魏六朝别解》，《风俗通义》被辑入子部杂家类，称《通俗论》。
宋代苏颂之后，自清中期钱大昕始，计有孙志祖、卢文弨、朱筠、臧庸、张澍、缪荃孙、孙诒让、王仁俊等十数家学者做了大量辑佚工作。钱大昕以一人之力从二十余种书籍中辑得佚文六百余条，经孙志祖增订，再经卢文弨详审，与今本十卷的校勘成果一起刊入《群书拾补》。今人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和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在清人基础上又有较大推进：《校释》辑佚文八百三十条，其中《姓氏》篇四百九十条；《校注》辑佚文八百四十九条，其中《姓氏》篇五百二十二条。赵泓《风俗通义全译》是目前唯一的注译本。
本书原文底本采用《四部丛刊》影印大德十卷本，参校卢文弨《群书拾补》、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注译过程中对前辈的研究成果多有吸取，凡此都尽量随文注明。在此基础上依据本套丛书体例进行了注释与白话翻译，每卷前有“题解”对本卷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限于丛书体例，“佚文”部分并未收录。
在给《风俗通义》做注译之前，它只是我书柜里备用的工具书。当我细读数次做了注译之后，我为应劭及其《风俗通义》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诸领域受到冷遇感到困惑。诚然，我们也可以为此寻到一些解释：比如《风俗通义》融通各家的风格使它很难被归类从而被各种学派集体忽视；比如应劭不彻底的鬼神观使它的传播受阻；比如散佚情况严重致使全书缺失必要的系统性；比如王充《论衡》、干宝《搜神记》长期被关注，某种程度掩盖了《风俗通义》的光芒……但是，由唐入宋，它为何散佚严重？清代朴学兴起，它为何未能得到及时的修缮？这些问题在注译本中难以解决，还有待日后继续探索。
陈桐生老师为本书制定了译注原则，完成第一卷的注译，指导我完成了其余九卷的工作，同时根据工作量将我列为第一作者，感谢陈老师的提携之恩。由于个人学力不够，虽然力求准确地进行注译，但本书仍可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雪霞
201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