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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我在东非待过八九个月：坦桑尼亚一个月，肯尼亚高原差不多六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都在乌干达。几年后，我甚至把乌干达编到了一个故事里。只有当你对某个地方有了充分的、或至少是写作所需的了解时，你才会这么做。四十二年后，我又来到乌干达，希望能从这儿落笔，写这本挖掘非洲人信仰的书。我深信，身居一个我熟知（或多少粗浅了解）的国家，能使我更好地展开话题。可我发现这地方令人失望。
一九六六年那回，我是作为首都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的一名住校作家前往乌干达的，住在校园内一套小小的灰色平房里。房子整洁敞亮，屋外是镶有路沿石的柏油路，大门口拦着格栅，有门房值守。一个美国基金会为我提供津贴，足够我雇个司机和厨子。我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太明确，而且多少过着隐居生活，每天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带来的书，反而较少留意非洲发生的事，以及马凯雷雷的学生——本来我该多给些关注的。每当书读累了，想到校外散散心时，我就驱车十五英里左右来到恩德培。那里是机场所在，濒临景色壮丽的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市镇一样，那儿也有一个植物园，是散步的好去处。有时，植物园的一部分地面会被渗过来的湖水淹没，以提醒我们身处蛮荒，只是平日里被保护着才免受侵害。
一九六六年时，从坎帕拉开车去恩德培是一段穿越乡间之旅——旅途之惬意部分即来源于此——可现在不同了。飞机快降落时，你从空中就能看见恩德培已远非从前模样：以前，在雨季黑压压的乌云下面，只有几个村庄与定居点七零八落地散布在潮湿的绿色原野上；如今你却能意识到，这块旧日殖民时期的林区已摇身变成了值钱的建筑用地。屋顶上那些闪亮簇新的瓦楞铁皮会让你觉得，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内，此处的情势乱得一塌糊涂——先是草菅人命的暴政，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在此时此刻，底下的人恐怕只忙着疯狂地拜金呢。
去首都的路也不再是穿越乡间之旅。一旦你经过了殖民时期兴建的恩德培老行政楼和居民房（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建筑得以保存，红色的铁皮屋顶和刷过白漆的封檐板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你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像是临时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很多已经完工的建筑（杂货店、车库、公寓楼）看上去都弱不禁风，仿佛建起来就是等着被拆掉似的，而同时，它们也都光鲜亮丽、千篇一律，墙上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机广告。
到首都的全程皆是如此。坎帕拉从前是出了名的处处青山，可现在已毫无风景可言。山上全是房子，山与山之间的低洼处似乎也布满了简陋住所的破烂铁皮。随房子而来的还有金钱和轿车，以及为穷人们准备的“包达包达”——一种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士，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搭上一辆，在拥挤不堪的马路上飞速前行。在殖民时期，在后座带人恐怕是违法的。马路早已不堪重负，沥青也早已磨损，露出乌干达肥沃的红壤，即便在雨季也尘土飞扬。我认不出这个坎帕拉了。才刚到，我就嗅出，这是个发生过灾祸的地方。
然后，我拿到了人口的统计数据。数据向我透露了此地的变迁。一九六六年时，这里约有五百万人。而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伊迪·阿明
的统治（据说他杀了十五万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米尔顿·奥伯特
与之类似的野蛮治理（这人喜欢将头发从中分处向两边高高梳起，算是此地所谓“英国式”发型的变种）、四十年来令北部一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频仍战火，以及夺走了无数生命的艾滋病魔……凡此种种之后，如今的乌干达却有三千万到三千四百万人口，仿佛老天故意违背自然规律，想尽力弥补乌干达流失的血液，不让这个非洲小国和它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湮没无踪。
这里每座山的山顶上都有座清真寺或教堂，其余地方也都随处可见大型的教会建筑。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在过度拥挤的贫民区，还有比较大众的“再生基督教”组织，它们的会所前竖着广告牌，有时还会取些奇特的名字。在这里，宗教仿佛是一种营生，能满足所有层次顾客的渴求。形形色色的清真寺也彼此竞争：逊尼派、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等。有些人将伊斯玛仪派视为邪教，但它在东非颇有势力。此间甚至还有阿赫迈迪亚派的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学校，该派尊奉一位十九世纪在印度出生的伊斯兰教先知，但他们没能得到所有穆斯林的承认。仿佛这还不够乱，利比亚的“领袖弟兄”卡扎菲 [1] 数日后还将抵达这里，为坎帕拉老城某处显要山坡上的一座宏伟的利比亚清真寺落成揭幕。想必他会照例锦衣华服，戴着墨镜，有名的美女保镖和两百名男性护卫随侍左右。在城里的商业区，靠近印度人商埠的地方，还有两座较新的印度石庙。阿明曾将印度人驱逐出境，后来人们又将他们迎了回来，但欢迎的态度却暧昧不明：本地的一家报社质疑印度人是否拿了两次赔偿，并邀读者对此评论。石庙上空飘着红旗，以示它们未被闲弃。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乌干达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家。其后，东来的阿拉伯商人用品质低劣的枪支和一些骗人的玩意儿交换了他们想要的奴隶和象牙。以残忍闻名的苏纳王接待了这些阿拉伯人。他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尤其是镜子。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尊容，因此对镜子爱不释手。苏纳王死后，儿子穆特萨
继承了王位。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间，穆特萨国王接见并款待了约翰·汉宁·斯皮克
，当时，这位探险家不日就要发现尼罗河的源头，穆特萨国王将他的行程阻滞了好几个月。
穆特萨当时年仅二十五岁，虽然几乎与他父亲一般暴虐，但同时，他又是位远见卓识、才智过人的君主。他喜欢斯皮克献给他的枪，也喜欢斯皮克的指南针和其他仪器。不过，在他治下的布干达
臣民，凭借着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天赋、军事纪律以及复杂的宫廷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之后，也已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明。他们像罗马人那样修建笔直的大道，有极强的卫生意识；他们在维多利亚湖上训练了一支水军，有自己的司令，也有自己的航行技术，能轻易地渡过尼罗河入侵布索加王国。他们打造铁器，制作长矛和刀具，知道如何制取树皮布，还是搭建草房的能手——屋顶非常整齐，斯皮克觉得它们简直出自伦敦裁缝之手。穆特萨了解他子民的这种种才能，由此他聪明地悟出，在他本人与斯皮克——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徒，时刻准备着向异教徒布道——之间，其实只有哲学和宗教观念上的不同。穆特萨本来已部分接受了伊斯兰教，如今却转而反对它，说阿拉伯人是骗子。十三年后，当他接见另一位探险家斯坦利
时，他还请其协助安排英国传教士前来乌干达。
这项一百三十年前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如今已在坎帕拉显现出来。山顶上的宗教建筑彼此争雄，各不相让，看得出，外来宗教几成瘟疫。它们无法治愈任何疾病，也提供不了任何终极答案。相反，它们使得人们心胸狭隘、歇斯底里、误动干戈。人们很可能会想知道，假如穆特萨能够复生，是否会承认自己当年犯下了一个错误；如果让本地在信仰方面自由发展，或许新旧事物能更好地兼收并蓄。
这些外来的天启宗教为何会给非洲的本土信仰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它们都有深奥难懂的神学体系，我认为，要让这儿的人从头把它弄懂绝非易事。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卡西姆王子。他是穆特萨家族的后裔，但信奉伊斯兰教，他所在的家族分支继承的乃是穆特萨早年对伊斯兰信仰的部分皈依。这位王子说，我想错了，其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吸引非洲人，原因很简单：都讲来世，为人提供死后永生的寄托。而非洲本土的宗教虚无缥缈，只讲些灵魂世界和祖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