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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规划了我的旅程。一个建议是我应该去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
（Tuskege），去看一下贸易学院，现在是所大学，那是布克·T.华盛顿
在一百多年前专为那时刚摆脱奴役的黑人创办的。
塔斯基吉是一个我熟悉的地名，对我而言有神话的意味，这来自我对布克·T.华盛顿《超越奴役》一书的记忆，当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个孩子时就知道了它。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个带有奇怪名字的地方依旧在那里，在寻常日子的光线里。
我得到了一个曾在塔斯基吉受教育的作家的名字，艾尔·默里。他是，或者曾经是拉尔夫·埃里森
的门生，住在纽约。在电话里他很友好，对我的计划感兴趣，准备继续交谈。他想让我去他的公寓，在哈莱姆的中心，他说，他认为我应该看看哈莱姆。这将是我为旅行所做准备的一部分。
他住在第一三二大街，认为我只须乘坐麦迪逊大街公共汽车即可。他说的话让人认为其他做法都是无效的，而我也是打算坐公共汽车的。但在最后时刻，我犹豫了，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很快我们就在哈莱姆了。过了一会儿，穿过同步灯，我们就置身于看上去像这座城市下层社会漫画的地方了。
那就像在时光中的一次跳跃，翻起了一页：上层窗户被吹开，在暖褐色石头与陈旧红砖的墙上变成黑洞，房子屈从寄居在石造部分里留存的古老工艺和优雅中（仿佛在一些被掠夺的古罗马遗址里），一些房子墙壁包围着的只是土地，等待某天的挖掘：人与地点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座城市下层社会的混合人口变了，人行道上的喧嚣消失了，现在全是黑人，周围女性不是很多，而男人们常是以懒散的姿态坐在台阶上或站在街角。在十五分钟前同样的光亮下，同样的天气，在依旧是第五大道的地方。
原本过一会儿就该停下来，但是车继续前行。在某个信号灯前，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孩跑到车前，对司机说了些什么。司机，一个胖胖的黑人，没有回应。信号灯变了，细腿男孩又在车辆间跑开，没再说一句话。他想要什么呢？司机，从口音可以听出是来自较小岛屿中的一个西印度群岛人，说：“他想擦我的车窗。”他发出紧张不安的笑声——只是现在——才打开了他的窗。
不远处就是艾尔·默里住的公寓大楼。那是一组三四幢高层公寓大楼中的一幢，肯定是在旧的联排房的位置上建造的。在艾尔的楼里——从人行道往回退，有一条浅湾式车道通向玻璃门入口——出乎意料地，有一名穿着制服的开门人，还有公告提醒访客必须登记。
他的公寓在没有窗户的中央走廊的尽头。靠近走廊尽头时，暖和点了，电灯亮着。当艾尔打开门时，又是白天的光线了，透过他客厅一端的大玻璃窗又能瞥见纽约的天空。他是个棕色皮肤的人，比我想的要老一些。我原本期盼是个年轻人或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电话里他听起来很年轻。但是艾尔刚满七十岁。
他的客厅里满是书和唱片。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些书是一套第一版或早期版本的二十世纪美国作品的严肃合集：艾尔已经收集了它们超过四十年。他的爵士乐唱片（放在唱片套里立着，摆满了很多架子）同样珍贵。爵士乐是他的酷爱，他还是这方面的知名撰稿人。在他最初向我展示的东西里就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的私人照片——一个小个子男人，出乎预料，毕加索的个子，还让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个穿着仔细的人：有关这个伟大人物的一切都值得注意，它们几乎是天才的一个方面，并且令艾尔兴奋。
他是个热情的人，易相处，愿倾听。他的生活似乎是一系列的快乐发现。塔斯基吉，五十年前他曾学习的地方，就是那些发现中的一个。他爱他的学校，并且仰慕它的创建者。
他展示那个地方的照片：八九十年前由学生们自己建造的佐治亚风格的砖砌建筑。它们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属于塔斯基吉的照片，令我想亲临其地。而布克·T.华盛顿，当艾尔说起他时，变得有点儿更真实了。他一八五六年作为一个奴隶出生，但那只是在南北战争前的五年；所以（不管他的记忆怎样）他并没有做奴隶很长时间。他本会在南北战争后的特殊时期里成长起来，那时自由人到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些有天赋的人做得很不错。他是带着美国理念成长的，十九世纪后期的宏大理念。布克·T.华盛顿，艾尔说，从他的能量和他对资本主义美国运行方式的理解来看，他必须被看作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他本可以与他曾成功求助过的非常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站在一起。
艾尔拿下来两本路易·R.哈伦
的传记来向我展示照片。它们让人感动：那些长久保留的姿势，布克·T.华盛顿与他的家人，与他打扮时髦的男秘书，所有那些属于世纪之交的体面服装——而那个伟大人物的眼睛总是疲倦的。那些塔斯基吉的学生，男男女女，干着不久之前还是奴隶们干的活儿——耙干草、砌砖墙——但是现在都穿着体面的衣服，男的有时甚至穿套装，这对于作为奴隶几乎没有什么衣服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塔斯基吉是在一个旧种植园的遗址上，艾尔说。种植园宅邸多年来一直留存在校园外；不过他听说那最近被购得，现在成了校长的住所。变化发生了，以美国的方式。或许可以说艾尔·默里，跟他的书和唱片一起，本身就是那种变化的一次展示。他出生在位于美国南方纵深的亚拉巴马；曾去过塔斯基吉；曾在空军服役并以少校军衔退役；然后有了作为学者和作家的第二职业。
那是在空军时期的尾声，他来到纽约，来到那座公寓。他在那里的邻居是中产阶级、职业化的黑人吗？不是，他们是混合的群体。例如，有位邻居在中心城区俱乐部里做看门人，艾尔是那里的会员。“在那儿，他是看门人。在这儿，他是我邻居。”艾尔喜欢那样，他也喜欢公寓，因其本身的缘故。
不过环境在那里。当他带我来到他令人眩晕的小阳台上，让我看风景，哈莱姆最初建设者们所设想的雅致，我从高处看到了地面上的街道，非常令我泄气。我还看到南面红砖排房的废墟。那里六年前发生了一场火灾，艾尔说，自那以后那些砖壳干脆就被允许放在那里。一棵大树（现在长出春天的绿叶）在一座房子的墙体里长了出来，没有损毁那些墙。这情景有点儿像作为纪念碑被保存在东柏林某些部分的战争废墟——而哈莱姆某些被毁坏的街道确实让人想起战争。
但是艾尔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下个街区，与被烧毁的房子相邻。他似乎已经不再看得见它们；他有了更大的视野。向南，整个曼哈顿平躺在我们脚下。如果几个街区以下的那座高楼不妨碍视线，艾尔说，我们就可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到帝国大厦。向西是一排色彩缤纷的建筑，一位著名黑人艺术家，艾尔的一个朋友，曾以此作为一幅画的主题。当艾尔俯视下面的街道时，他看见两三座教堂，还有当地国会议员的宅邸：建筑是对当地生活重要方面的反映。
于是，在艾尔的帮助下，我的眼界改变了。在最初我只看见哈莱姆和沉郁的地方，我开始在这高高的阳台上看见艾尔所居住地区相对而言的秩序。还有最初哈莱姆的设计的光彩：恢宏，在设计者的意图中，胜于更往南的任何地方。
不过哈莱姆的那些最初设计者们超额建造了。没有足够多的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住哈莱姆的新房子。一些生意人那时开始买房子，打算出租给从南方来的黑人。他们打广告，尽力赢得布克·T.华盛顿的好感和参与，在那时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黑人。华盛顿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认为那太商业化了。不过华盛顿的秘书，埃米特·斯科特，塔斯基吉的三巨头之一（华盛顿的大房子、他的司库以及他的秘书仍旧并肩站在塔斯基吉），加入了这项商业冒险。于是黑人的哈莱姆以它将要继续的样子开始，在需要和利用里。一直有着那样细微的一种塔斯基吉联系。
艾尔·默里带我到附近走走。他请我留意非常宽的人行道：那是最初哈莱姆方案里雅致的一部分。他带我到一家关于黑人事业的书以及关于当地事件的海报和传单的书店。我买了一本杜波依斯
写的《黑人的灵魂》平装本，他是一位华盛顿的当代黑人批评者（艾尔的书架上有这本书非常早的一个版本）；我们与经营这家书店的那位热忱而且有教养的女士相互致意。他说，哈莱姆医院是街坊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水准是专业性的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好。然后，随着我“松开”的视野的扩展，我们去了尚博格中心，一座致力于黑人研究的恢宏新建筑，拥有非凡的书和文献，还有热情的员工，黑人和白人。
中心给研究人员津贴使其在图书馆工作。我遇到的一位有津贴的做学问的人是位俊美的棕色皮肤的女士，她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正在做有关巴西与西非之间文化联系的研究工作。她以一种发现者的兴奋来谈论她的工作。对她来说，黑人事业，或者是它的这种延伸，都如同一个新兴领域。
我没有坐出租车回去。街上没有出租车。艾尔陪我等了一会儿，聊聊拉尔夫·埃里森，直到一辆公共汽车到来。随后，很不情愿地，我又一次看见了（这次更缓慢，一站又一站）来的路上所看到的东西：衰落中的一座伟大城市的一整片街区。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达拉斯共和党大会上，去美国南方或者东南部旅行的想法向我袭来。此前我从未到过美国南方，而且尽管达拉斯不属于我后来选择去旅行的东南部，但在那里我有一种足够强烈的属于跟纽约和新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地区的感觉，那两个地区基本上也是我所了解的美国的全部。
我喜欢新建筑。对外形、光泽度、建筑的玩味，还有它所意味的财富。犹如乐事的建筑——见证它从更古老、仓储式风格城市的单调乏味中成长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是八月中旬，天气炎热。我喜欢闹市区街道的强光与高楼大厦的深影的对比，以及那些影子营造出的另一种更倾向于温带气候的奇怪感觉。人们时常以类似那样的反差为伴。酒店房间的有色玻璃令炽热天空的耀眼光芒变得柔和：外面天空的真实色彩总带来一种惊奇。酒店、汽车以及会展中心里的空调使得高温在人们通过其间时变得刺激。
高温是一种启示，那令人想起旧时光。还有遥远的距离，那给出了早期定居者生活的另一种概念。但现在正是南方的气候被塑造成另一种运作方式。本应减弱的高温已经转变为一种乐事的源泉，一种感官上的刺激，一种吸引力：一次政治会议可以在八月中旬的达拉斯举行。
会展中心里讲坛后面的墙上平铺着各州州旗，按字母顺序排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与众不同，它们使我想到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知道的英属殖民地旗子（还有英国人给出的殖民地格言，用拉丁语，来自维吉尔）。第一次我想到了特立尼达，一个前英属殖民地（始于一七九七年）和一个农业奴隶殖民地（直到一八三三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废止），相比新英格兰或者北方较新的欧洲移民州，它应该与东南部旧奴隶州有更多共同点。我本应很早之前就想到那些，但是没有。我孩提时听说的南方的种族行为太令人震惊。那已经玷污了美国，也让我对美国南方关上了我的心门。
会展中心非常大。一眼并不能尽收其景。在那样广阔的空间里，讲坛上的人物看起来很小。他们本可以被忽略，不过上方的一个大屏幕放大了他们的影像，遍布整个中心的无数更小的屏幕重复着这现场直播的图像。那是催眠的，相同的特写面容或姿态从那么多的角度一齐涌来。目标也许仅仅是沟通和明晰；但是有关人们的首要地位没有更多本可以做出的堂皇声明；没有什么可以试图如此扩展失去瞬间的荣耀。然而，差不多作为其政治优点的一部分，这次大会在虔诚、谦卑与乐土中进行，并且每日在神面前放低自身。
一位著名的本地浸礼会牧师做了最后的祝祷。他的教会组织非常庞大，据报纸说该组织在达拉斯市中心的财产价值好几百万。他的仪式，在周日大会之后，会众爆满。那也会在电视上播出，是一次全程盛装的播送，有音乐和唱诵。但是这种地狱之火的布道也许来自于一个更简单、更困难的时期，在一年之中或许有五六个月人们无法逃离高温的时候，在旅行还很困难的时候，在人们还狭窄地生活在他们出生的社区里的时候，生活仅仅由绝对的宗教必然性赋予意义。
我开始想到写作有关美国南方的内容。我的第一部游记，在特立尼达首位黑人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的建议下着手，是关于前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奴隶殖民地的。那时我二十八岁。在我看来适宜的是我的最后一部游记——有关一个主题的旅行——应该有关美国东南部的旧奴隶制各州。
在达拉斯，然后在纽约，在我规划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关乎种族问题。那时我不知道那个问题将在旅行期间很快自行解决，而我的主题将变成另一个我不了解但曾在达拉斯得到暗示的南方——属于秩序和信仰，还有音乐与愁思。
从纽约我去了亚特兰大。我曾听说那里有一位年长的黑人名流，一种美国黑人贵族；有许多成名的黑人商人和一些黑人百万富翁；还有黑人经营这座城市。我预定了一个飞机航班；在亚特兰大机场排队等出租车；然后开车穿过市中心庞大的道路工程来到酒店。我在那里，有点儿吃惊于如此长时间规划的旅程，以那样一种实际的方式开始。
如同要回应我的焦虑，我在纽约做的所有在亚特兰大的安排都泡汤了，一个接着另一个，非常迅速。一位记者去了另一个城市报道一件轶事；一位黑人商人在电话里说过去这二十年在亚特兰大之外的生活已使他与其失去联系；而由一位电影制作人引荐的一个黑人说，我听到的有关亚特兰大的一切差不多都是错的。
有关黑人贵族的谈论是夸大的，这个人说。按照美国财富的标准，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并不富裕；在亚特兰大人的富豪榜上，一个黑人也许能排在第二百零一位。政治权力？“没有其他种类权力的政治权力是毫无意义的。”
他抿了一口葡萄酒，我的线人，似乎完全没有为使我为难而不快。
我实际上相信他所说的。我已经感觉到人们在那么多照片上看到的亚特兰大的宏伟新建筑跟内罗毕
的建筑一样与黑人没什么关系，比方说，跟肯尼亚的非洲人的财务或建筑的技能有关系。我已经感到对黑人权力和黑人贵族的谈论有点儿太过贸然了。
然而，我想自己去看看；我期盼着跟人们建立联系。但是从这个黑人身上没有一点儿那种类型的帮助的迹象。我应该去见安德鲁·杨，市长，他说；不过安德鲁·杨很可能有大约两百次会面在排队。（我可能是第二〇一号——一个流行的号码。）我摸索着这个黑人，事实上——他抿着葡萄酒，从眼镜上面看着我，享受着我的难堪，等待着我的问题然后猛地击倒它们——我觉得他正越来越多地受控于一种矛盾和无助的情绪，差不多就要失控了：很快我就会听到，不仅在亚特兰大没有有钱的黑人，在佐治亚也从没有过任何东西，没有种植园，没有棉花、玉米和土豆，在亚特兰大黑人世界的大船上只有他自己。
我在里兹-卡尔顿的房间，佐治亚太平洋大厦的窗户在夜间的景象就像一幅巨型流行艺术印刷品。这些相同尺寸的窗户全部被点亮。每一层都像一幅几乎相同景象的电影胶片，或是一条接触印刷照片。从我的房间里看，景象改变了，一层接着一层。在较低楼层，我俯视办公桌桌面和办公室地板。在齐眼高度的楼层，我看到办公桌投影在办公室的墙面上。然后，办公桌消失了。在较高的楼层，我只看见被点亮的天花板；而在最顶层，只有光亮，窗户上的一道光。办公室都空无一人；白天坐在里面的人都在郊区的某处。挂在资深人士办公室墙上的画作就像等级的随意符号，在这个距离只是些矩形，相当模糊，甚至没有色彩——大城市从非常高的角度如大地旋涡下的污迹般显现的方式。
一个正式的社会，私人生活，一个正式的观点：那些房间里的每一个都需要一次介绍，而拜访者不知道要叩响哪扇门。哪里会有新闻发生？难道那仅仅是电视上的一次播送吗？
但是随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福赛斯（Forsyth）县事件的报道。福赛斯县位于亚特兰大北面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一九一二年在该县，一个年轻白人女孩被强奸并严重殴打，几天之后死去。几个黑人被牵连。一个被用私刑处死；另外两个得到审判被绞死。所有福赛斯县的黑人被赶出该县；自那之后（据说）再没有黑人被允许居住在县里。
这最后一个事实，有关黑人不被允许住在福赛斯县，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当时在一月中旬有人在福赛斯组织了一次“兄弟会步行”，以纪念圣雄甘地遇刺和马丁·路德·金诞辰的周年。这次游行受到一些当地人和三K党团体的攻击，成了新闻。一周后的第二次兄弟会游行——在所有的宣传后——成了一件大得多的事件。两万人去了福赛斯游行，大约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州和当地警员维持治安。尽管如此还是有抗议，五十六个人，其中没有一个是游行者，被逮捕。
幕后操控这几次游行或者是让这个问题尽可能变大的人，是一位亚特兰大黑人市议员何西亚·威廉姆斯
，谈起他的每个人都简单称其为何西亚。他六十一岁，曾在民权运动中做过马丁·路德·金的副手。何西亚之前曾对一些三K党团体提起诉讼，控告其在第一次兄弟会游行中侵犯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他还想代表在一九一二年被赶走的失去土地的黑人向福赛斯县提出指控。
汤姆·蒂彭，来自亚特兰大《宪政报》，有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几乎带着感情谈起何西亚·威廉姆斯。“一个根本力量，巴黎街垒传统中的煽动者，并且见识广博。”
但是那个星期我不能见到何西亚。
汤姆说：“他在监狱里。”
“监狱！”
“那没什么。他经常进监狱，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他没几天就会出来。”
当我看着何西亚·威廉姆斯自己的一些宣传材料，尤其是一本《何西亚·L.威廉姆斯是谁？》的小册子时，我明白了他的监狱记录对他很重要。有一张他在一间牢房里的照片。“何西亚牧师保持着因民权而被捕入狱的记录……自金博士死后，他进监狱的次数差不多跟他活着时一样多（总共一百零五次）。”
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所以很多年来，他的种族抗议与斗争原本是绝望的事务。但是何西亚赢得了他的战争，并且（尽管他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福赛斯的第一次游行需要勇气）我感觉何西亚现在也许已经获得许可，成为一位明星，一位新闻里的人物，某个存在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电子媒介的现实或非现实中的人。他的政治生活要求他擂起自己的战鼓。在《人的维度——何西亚·L.威廉姆斯博士——年表》里，有一张何西亚身着学位袍的照片，他正从另一位黑人手中接受荣誉学位，有如下文字：“今天他不满足于看着事情发生。他让事情发生。”
亚特兰大的北部郊区几乎与福赛斯县相连。让佐治亚看上去像康涅狄格的高速公路，使得人们可以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工作，那里的大街上有黑人，然后轻松驱车二三十英里（在有空调的车里）到他们在郊区的房子，那里鲜有黑人——佐治亚的这个部分从不是种植园地区。在奢华的郊区购物中心里有名牌商店的分店。没有黑人运作的城市中心，白人的郊区可以生活得相当好。
一天，在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提及这些郊区中的某个不想被接入亚特兰大的城市交通体系，因为他们不想被黑人渗入其中。没有像福赛斯那样的呐喊，没有邦联的旗帜，没有白色的兜帽和长袍——那不是这些新郊区的方式。一位交通官员说：“这是一个潜意识问题，非常难应付。”
我遇到的一名律师说，要理解就有必要记住，在大约一百二十年前，曾有过奴役。对于穷苦白人来说，种族就是他们的身份。处境好的某个人可以绕开那个问题，可以找到另一种动机来实现自尊；但对于没有钱也没什么教养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种族，他会失去自己是谁的概念。
我谈起我与霍华德和海蒂在一起的周末。海蒂对于她的种族与家庭身份有一种强烈的观念，然而她也对鲍恩先生有极高的尊重，她认为他是个好人。那是否意味着什么？律师认为没有。南方白人会愿意为与他们有一种关系的黑人家庭做任何事，不过那种姿态是停滞的，并不会推及一般而言的黑人。
我们在吃午饭，那位律师和我，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俱乐部开张时正逢亚特兰大普遍外迁的时候，而商务人士觉得需要有个地方以便他们在一天之中可以会面。那是亚特兰大白人职业人士生活中的圆罩的一部分：房子，有空调的汽车，办公室（或许像佐治亚太平洋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午餐俱乐部。
我问那位律师是否曾感觉被威胁。他说有时在大街上时这种感觉会伴随着他。他是指对暴力的恐惧。不过他也是指对于一个变得不稳定的世界的一种更大的恐惧：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圆罩的保护性越强，人们对于圆罩之外的了解就变得更加不确定。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律师认为如果黑人中产阶层可以成长起来，如果黑人可以在商业上变得更活跃，那会是件好事。但是，正如每个现在谈论黑人的人一样，他立刻搜寻中立和真实的词语，黑人（无论他们如何向往）不具有商业意识、商业使命。在一个由经济驱动的社会里，黑人不具有经济驱动力。但是现在美国有新一类的移民——拉丁美洲人、亚洲人。那位律师认为，当黑人对于那些移民的存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有更好的理解时，黑人的种族情绪也许会改变。
在那里，就像汤姆·蒂彭曾告诉我的，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不言而喻：种族的想法，小小的神经质，奴隶制的遗存。
在我去见小说家安妮·莱弗·西顿
时，这个话题再度出现。她住在北亚特兰大：丘陵宅地、高大的松树、山茱萸、杜鹃花。我曾在霍华德的家乡看到的春天在这里正值其顶峰，沿着郊区蜿蜒道路而立的房子看起来都掩映在树荫中。
安妮·西顿刚出版了一部小说《老家》，正在为它做宣传工作，她自己承担了一些费用，她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她有一点儿孤僻，生活在内心世界里，执着于她的新书。她现在生活在如此的美景中；不过，正如我在看她之前一本书《福克斯的土地》时所见，她的思绪（正如很多南方人一样）很容易回到更加贫穷的日子。
她说玛格丽特·米德
做出了一次有关南方的重要观察：白人男人与黑人女佣的关系，男人与要求不高的情妇，这使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变得无性生活。黑人男人，安妮·西顿说，是愤愤不平的。
而报纸——《宪政报》及其姊妹报《日报》（“像露水一样散布迪克西
”是在其社论版和送报车上的标语）——充斥着种族条目，交织着进行中的连载：福赛斯县，以及一个被指控使用可卡因的黑人政客的私生活的分支故事。
一天有这样一则报道。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派一位黑人执行官到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
（Columbia）；但是在乡村俱乐部里没有留给这个黑人的房间，也没有给他孩子们的聚会邀请。第二天又有一则报道：一名三十一岁的黑人妇女，一位年龄分别是五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带了一把左轮手枪去上班，并在佐治亚电力公司她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她觉得正遭受公司的排斥，错失了升职机会。她在自杀遗言里说，她想给经理和主管们留下某些去思考的东西。
绝望；但是当一种政治动机变得安全时，也有它所吸引的某种类型的玩兴。有黑人艺术节的新闻。有一位纽约雕刻家为亚特兰大而作的巨型雕塑的新闻，“纳尔逊·曼德拉必须被释放来带领他的人民和南非走向和平与繁荣”。这座岩石雕塑重七吨，对于它最初的场址来说太重了，那里只能承重每立方英尺一百磅。于是，雕塑将被搬移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伍德拉夫公园。（伍德拉夫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大人物，经营这个公司六十年；可口可乐和《乱世佳人》是南北战争后亚特兰大的两个传奇式成功故事。）一个带有工作门的十二英尺铁篱笆将被焊接在岩石上。这扇门将用真的钥匙锁着，钥匙将被交给亚特兰大市，这样——假设钥匙没有被放错地方——当曼德拉被释放时，这扇门就可以被打开。
来自汤姆·蒂彭在《宪政报》里的专栏：大都市亚特兰大是一个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亚特兰大是一个四十五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黑人亚特兰大是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黑人领导范围是一个小城镇。”一名优秀的记者会找到清晰的好方法来陈述事情。汤姆·蒂彭也谈及此事：美国的白人没有“领袖”；只有黑人有领袖。而我觉得他那么说是因为（参见报纸上的其他专栏作家），当下有关在一些州的黑人政客的丑闻正在被用来全面诋毁黑人。
我喜欢有关领袖的那个论点。我觉得那可以被应用在许多黑人国家、落后国家与革命国家，在那里领袖就是一切，在那里来自外面的记者和其他人，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探险家态度的变体（“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单独赋予领袖尊严，而在其他类型的地方，它们会被更广泛地赋予国家和人民。但是接着我开始想知道，既然美国的黑人政治仍然是种族的、救赎的和单一的，那么是否美国的黑人终究不能被说成拥有领袖——他们简单追随的人。而我也想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黑人要脱离他们的领袖是否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大于加勒比海地区或非洲人民要脱离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种族或部落首领的可能性。
我听到了更多有关身份的内容。
汤姆·蒂彭——摆脱他所说的标准办公室着装的西服和领带，穿着有很多口袋的背心出现——一个星期六早上带着我去东亚特兰大的一个百年历史的阿巴拉契亚拓居地：一座老式红砖的大型棉纺厂，几间白色木板屋，越过一条繁忙道路的高地上的一片墓地。最初工厂工资非常低，据说一小时五分钱；不过对于山地居民来说，工资的规律性就是一种保障，围绕工厂建立的社区都保存了下来，尽管很多人在不同时期离开，工厂本身现在也关闭了。
我们去了拓居地里的一个社区工艺中心。那是由一个名叫埃丝特·勒菲弗尔这个美丽名字的女人经营的。很多年前她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来到了该拓居地——亚特兰大《宪政报》上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显示她曾是一个拿着吉他的漂亮女人。但是接着，出于被她的歌声得到的回应感动——一位老妇人起身跳了一段特别的舞蹈，其他人都哭了。她更深地融入阿巴拉契亚社区里，甚至曾成为一名市议员。
她娇小、苗条，仍旧有魅力而且嗓音清脆。她自己不是来自于一个阿巴拉契亚社区，但她理解他们的亲密关系。她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门诺派
教徒，一位传教士的第八个孩子。她谈起以她门诺派教徒背景的出走，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曾感到孤独，她说。变得孤独意味着什么？她说她头脑里有成为山坡上最后一棵树的景象：其他的树全被砍倒了。对她而言，哪怕是放弃戴女帽也并非易事；她整个一生都被教导出于对神和男人的尊重而戴着那种女帽。甚至在她二十岁时，站在芝加哥的街道上还会让她紧张。那与其说是对黑人男人的害怕，不如说更多是对酗酒且粗野（按照她所听说的）的白人男人的恐惧。
而接着她发现了外面世界的残酷，美国的残酷。她是怎样发现的？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阿巴拉契亚妇女有天来找她，说她需要一份工作，“女佣的工作”。埃丝特·勒菲弗尔带着这名妇女去见了某人，一个大把金发梳到脑后的女人，一个只比寻找女佣工作的女人高一两个台阶的女人（埃丝特·勒菲弗尔说）。而那个金发女人说：“她干吗想干女佣的工作？那是给有色人种的。”
那是一个小插曲，我认为，是一件本该忽略的事情。那个金发女人自己（从故事里）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个插曲有很多层意思，埃丝特·勒菲弗尔曾为此感到不安和受辱。她说：“他们想让你待在他们为你设定的位置上。”谁是“他们”？她想了想，说是安排了体制而且想要保持每个人都在其位置上的人。
我问她在哪些方面身份是重要的，以及是否有某些实际的方式可以帮上忙。她说，你搬到一个新社区或接手一份新工作，而人们并不是太友好，如果你知道你是谁，那可以成为一种帮助；你可以经受住那些敌意。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如果（这也是我的延伸）你依赖于其他人来认识你自身的价值——那么你就有麻烦了。
她在给出自下而上的观点，她所关心的穷人的观点。从她所说的内容，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有质朴的情感，并且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发现那很难想象。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凭借我自己一半被隐藏的部分，我理解。或许在一个有很多群体或种族的社会里，每个人，除非他是绝对安全的，都带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生活。作为印度人社区的一员，在多种族的特立尼达成长，那里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被带来耕种土地，我始终知道不落入虚无有多么重要。一九六一年，在我为了自己的第一本游记在加勒比海地区旅行时，我记得我的震惊、受辱与精神毁灭的感觉，当我看到马提尼克岛
的一些印度人并且开始理解他们已经被马提尼克所淹没时，我没有分享这些人的世界观的手段，在某个阶段他们的历史与我的相像，但是现在，在种族上并且以其他方式，他们已经变成其他的东西。大约八年之后，在中美洲的伯利兹
，一种类似的空虚感冲破了我的其他成见，当时我看见那个悲惨的英属殖民地里渺小、失落和半印度人的社区，在曾经是西班牙帝国的地方侵入的滨海林地，住满了奴隶和仆人，然后或多或少被遗弃了：新大陆的废墟。）
从一位宗教学者那里我听到了更多有关南方的身份的内容。在他指导的人中间有为牧师职位而学习的男男女女。我以为想要成为牧师的人也许是被某种宗教体验感动。不过那种态度是我自己性情与背景的一种反映，是我自己对一种宗教信仰的缺失。我待在英格兰已三十五年或更久，在那里正式的宗教差不多枯朽了。
在美国，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信仰几乎是普遍的，一份宗教职业就跟任何其他的职业一样。那是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原因而转向的某种东西；而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听到的是，他所接触的人中的一些（并且他意指白人）转向宗教生活是为了得到身份的确认：来自贫穷家庭在种族上感受由南方的新发展带来的威胁的人，在蓬勃发展的新南方已经进入商界的人，他们随后觉得自身已遥远地漂离他们所了解的南方世界，以至于他们已经放弃，回到神的身边和他们感觉更自在的生活。
在远离亚特兰大的地方，我听到这次有关宗教与身份的谈论，在佐治亚西北部一个庄园里的露天聚会上：山丘，森林，景致辽远，山峦叠翠，碧空如洗。
聚会是在林木间一片未经修剪的长草地上，在一间在矮柱子上拼凑起来的灰色小木屋前。这木屋据说很有年头了。它几乎就在一个山坡的脚下；当你透过后门与窗户径直看到松树掩映下缓缓而上的土地的绿色时，这个地方确实有一种古老而遗世独立的感觉，跟某人如今可能为自己安排的独处相当不同。
（驱车驶出亚特兰大，进入丘陵，了解我正经过的小镇里黑人的稀少，我感到我正驶入荒野。几个月后，当我的旅程差不多结束时，我从其他方向接近亚特兰大，从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佐治亚的这一部分看上去被耗尽和践踏得更严重。）
聚会在其主旨里是“南方”的。林木间未经修剪的空地里，一面邦联旗帜在阳光里飘舞。一头被剥了皮的猪，在跨栏上固定姿势，一整天都被烘烤着，架在杆子上一侧稍稍靠着慢慢燃烧的硬木材。（一张桌子上是更加现代的快餐和蜡纸里的鼻烟之类的东西。）一支乐队从小木屋里演奏着蓝草音乐
。旗帜、猪、音乐：来自过去的东西。乐器很大，音乐简单而重复。有人告诉我，歌曲的歌词才是重要的。口音对我来说不容易倾听；但是这音效，尤其是隔开一小段距离，在绿色环抱的地方来自未扩音的音乐和歌声是令人愉悦的。
我们的女主人说：“印第安人或许曾住在这里。”
借着身在美国荒野之地的想法，我感到一阵寒意，想到在这片有保护性的斜坡、树荫和河流的绿色土地里的他们。后来我听说土地里到处都是燧石箭头。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伴着从小木屋里传出的蓝草音乐，我听说了在印第安人之后到来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我有一种在这里一层靠着一层堆积的历史感。印第安人几个世纪后消失了；穷苦白人；黑人；战争以及随后到来的全部；而现在，每个人都感到有需要，黑人和白人，贫穷和不怎么贫穷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
音乐家们年轻而且友好；他们中间有一位姑娘。结束时，他们把大件乐器放到皮卡上，离开了。当太阳下山时，没有风；旗子垂落下来。天气很快就变凉。那仍旧只是春天。
亚特兰大《宪政报》有关福赛斯县事件的档案并不是以一叠盖有日期戳的报纸剪辑形式出现，而是电脑打印资料。一九一二年事件的报道，正如一位报纸撰稿人所调查的，从每个方面看都是骇人听闻的。
被拖进树林、强奸和殴打的白人女子——并且在两三天后死去——是一位知名农场主十九岁大的女儿。现场附近的一面手镜引导警方查到一个残废的十八岁黑人男子。他认罪并说还有其他黑人涉案。总共有十一名黑人作为嫌疑犯被逮捕。在这名女子死后两天，一群人闯入福赛斯县监狱，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用铁撬击打尸体，并且把它挂到电线杆上。三周之后，残废男子和另一个黑人男子以强奸和谋杀罪名受审，并判定有罪。第二名男子的姐姐举证了他。审判后一个月，两个人被当众绞死，在一万名群众面前。曾住在福赛斯县的数百名黑人被驱逐出去。
被毁掉的年轻女子、残废的黑人、监狱里的私刑和血肉模糊尸体的悬挂示众、指证她兄弟的黑人女子，当众绞刑（一万人为此出现，在一个五十年后在亚特兰大繁荣之前人口不到两万的县里）——这个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让人无法承受的。然而，看起来在福赛斯县超越其他一切而存留的东西，是对没有黑人住在那里的认识，一种对有些人来说骄傲的缘由。
力图挑战这种骄傲的人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白人，一名曾在福赛斯县住了五年的空手道教练。他呼吁一次兄弟会游行以纪念甘地遇难和马丁·路德·金诞辰的周年。在接到辱骂电话和威胁后，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但是游行的想法被另一个空手道教练接手，也是白人，来自邻近的县。这就是何西亚·威廉姆斯介入的游行——预计有大约五十人参加。就是这场游行，曾受到三K党团体和其他人的攻击，一周之后，两万人的大游行，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以及州与当地警员的保护。于是，在一周之内，曾经是一次勇敢而孤独的事业被何西亚和少数其他人演变成一次安全的事业；而且将变得越来越安全。
一档广播节目被带到了福赛斯。一个非常出名的下午档电视脱口秀带着一位风趣的黑人女主持去了福赛斯，一期节目在一家当地餐馆里开始录制。何西亚，对于安全事业投入了与英勇事业同等的热情，在秀场外进行抗议，因为只有福赛斯的居民被允许有发言权，而他们当然都是白人。
何西亚曾设法被逮捕，来增添他的那项记录——在他的《何西亚·L.威廉姆斯是谁？》小册子已经付印时的一百零五次入狱。根据亚特兰大《日报》所记载，何西亚在他被押入警车时大喊：“这是福赛斯县！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而何西亚已婚的女儿，和他在一起，也大喊：“我的爸爸！我要和他一起！”随后也被押入警车。
汤姆·蒂彭最初告诉我有关何西亚的事情时，还不能帮忙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因为那时何西亚在监狱里待了几天。当何西亚出狱时，汤姆又找不到他。但是随后，某天早上晚些时候，汤姆打电话给我捎来消息，如果能赶到某座大厦，我或许能见到何西亚。他被传讯十一点三十分在联邦法庭接受另一项指控。当时差不多已经到点了，不过汤姆说那些事务通常会迟一会儿。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那是由一个非洲人驾驶的，一个来自加纳的男人。那对他来说是趟短途；几乎没花时间，他就又把我放下了。一个铺砌路面的开放式前院，大楼坐落在后面；一条安全门道；一个电梯到十六楼。硬木门，低天花板，棕色地毯铺就的走廊，整洁的铭牌：正式，毫无戏剧性，安全，甚至舒适。但是听审会已经结束了。在一间像小型演讲室或教室的房间里，角落里有一小群人，就像有时在一次学校考试后留下来探讨题目的被慑服的群体。
在这小群体里，我认出了迪克·格雷戈里
，灰胡子和白西装，一位在战争中变老的男人，但现在看起来相当像圣人。还有一个蹲着的人，留着更浓密的大胡子，那除了是何西亚本人不可能是其他人。即使在法庭里这个寂静的时刻，他的双眼仍透露着忙碌——一个有着太多事情要做和太少时间可用的男人。他有一把牙刷在衣服的上口袋里——一个随时准备进监狱的人。
他还有一位官方发言人跟着，一位身材苗条、棕色皮肤的女士。她有一份“立即释放”的散发材料。而且从她所说的来看，似乎我和何西亚会面并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的时机并不好。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那天下午将乘飞机去华盛顿中情局外抗议。在那之后，他们径直去欧洲，去伦敦和梵蒂冈，做一些有关种族隔离的工作。来自官方发言人的散发材料是有关毒品的：何西亚在说近期发生的某些事件被利用来“诋毁黑人领袖”，黑手党和中情局是牵涉进毒品交易最多的那些人，那是在“摧毁着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事实上，那就是为什么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要去中情局外抗议。
突然，在我可以完全接受何西亚的眼睛、胡子和牙刷之前，这一小群人就走了。
自打我到达之后，四五分钟已经过去，没有更多了。而为了突显在一号法庭里时机的不可预测性，有了我与某个在小群体离开时像我一样被抛在后面的人的邂逅。他是一名记者，相当年轻，也由于来得太晚错过了传讯。他也是新到亚特兰大，不知道什么有关这座城市的轶事。在审判室里，在棕色地毯铺就的走廊里，在电梯里，我们聊起他在英国的时光。他曾去那里研究古罗马城墙，哈德良长城和后来的安东尼墙。我从来没见过那些城墙并且对他不得不讲的东西很感兴趣。
我们在楼下分开。在我正准备从大楼前门出去时，我看到一小群人围在一个留着胡子的人周围。那看上去非常像我在楼上看到的，致使我以为这个人是何西亚，正在做一次非正式采访。只是在我几乎进入人群的时候，我才看清那个说话的人不是何西亚，他的肤色更黑，穿着不同，没有牙刷，只是有浓密的胡子。
会议业务对于亚特兰大很重要，这座城市的中心有很多大酒店，一个紧挨另一个。很难想到这些酒店会在同一时间全都满客。但那有时会发生。一天在里兹-卡尔顿餐厅的一个女孩告诉我，一次重要会议正在城里召开。这是一次关于什么的会议？干洗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必须有那么多，如果你知道有多少干洗工遍布整个美国——他们已经填满了亚特兰大的所有酒店。
没有酒店像万豪侯爵那样营造出公司节日的感觉，而且没有一个如此令人无法抗拒。进入它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巨大、中空、螺旋的锥体。那有一个四十七层楼高的中庭：弯曲走廊上的走廊，追随锥体的螺旋。那种螺旋是出乎预料的；眼睛总是被带引着向上看。巨大的红色飘带，像某种来自中国节日的东西，悬挂在半空。而所有的时间里，就像游乐场的交通工具，高大的玻璃幕墙电梯，它们的梁柱在灯光下突显，在中庭的墙上滑上滑下。
有一个在希尔顿酒店（那里也是中庭的风格，内带长廊，但感官上没有那么震撼）工作的黑人男子，我和他在一天晚上聊起亚特兰大的酒店，他认为我去里兹是做对了。他说：“那里是精英们待的地方。”
似乎为此做证，我听说一天（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清楚）歌莉亚·温德比
正待在里兹，曾有人在电梯中见到她。
她在亚特兰大做宣传活动。大约两星期前，在纽约，我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上看到了她。她正在聊她的生活，有关一个女人如何被她所爱的男人来定义的方式。当我听说她在城里时，我猜测她是来这儿推销她的书。但是远不止这样的推销。“魅力……传承……声望……梅西百货
傲然引介歌莉亚·温德比出品的‘荣耀’……唯有真正伟大的香水才有激荡我们情感的力量。歌莉亚·温德比出品的‘荣耀’……歌莉亚·温德比会在赠送的照片和购买的任何荣耀产品上亲笔签名。”
以上的事情正在梅西百货里进行，就在里兹的路对面，早上，安妮·西顿来到酒店里，跟我聊起在南方的成长。她如我所预料地热情且聪慧；尽管她有点儿内向（因为她正在写作的书），尽管她正在为她的出版商做的宣传活动（与歌莉亚·温德比的规模不同）是一次进一步的损耗，她仍全心讲述，让我感受到一点她作为作家的资本。
她是南方人和佐治亚人，差不多也算是亚特兰大人。她出生在费尔伯恩（Fairburn），亚特兰大以南二十英里。费尔伯恩是一个农业和铁路城镇。她父亲是一名律师；尽管他们不富有，但他们是小康之家。她父亲是他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一八二〇年前后我们从弗吉尼亚南下。家族中我们的分支有七代人耕种同一片土地。那让我感觉自己的根扎得很稳。但是同时，我感受到这会是一种桎梏。我觉得我们南方人会太深且太狭窄地聚焦在那片土地上。”
我告诉她有关我到霍华德家乡的旅行，以及在那里见到的一些黑人农民家庭。
她说：“那是南方白人与黑人共有的一件事情。自奴隶制废除起，我们都曾是地主。”她告诉我那些霍华德和他妈妈曾告诉我的事情：那片土地是由黑人们为之工作的白人给予或委托给他们的。几十年前，她说，一项口述历史的研究发现这种土地的赠予曾被黑人和白人视为主仆关系中良性的一面。
我问：“在怎样的方式下土地会成为一种桎梏？”
“我们没有意愿提升眼界来获取更宽广的视野。”
人们因为待在土地上而太容易安顿下来。他们倾向于说或感觉，“我们这种人不上大学。我们是农民”。
安妮·西顿说：“在一所以来自周围农场的孩子为主的文法高中里，我是仅有的聪明孩子。每件事情对我而言都轻而易举，我感到羞愧。我用了十二年时间试图掩盖我是个聪明孩子的事实。智慧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来引导我们的人显然是有智慧的。但是他们也有其他东西，使其更容易沉落。比如，他们很有魅力。”
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她曾说：“我们是殖民地人。”她又提起这点。南方人，她说，对他们自己不确定。
“我在谈论白人。在我成长时，在南方农村和小镇里的南方白人感觉受到了黑人的威胁。你不会恨那些威胁不到你的东西。只要某人在你之下，你就知道你有了权力。事实上，那都有关权力。我们是被征服和被占领的人，在美国仅有的像那样的人。而这——我们对黑人的态度——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感受或执行我们权力的唯一方式。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农业社区，我们有对于真实征服和占领以及绝对耻辱的刻骨记忆。
“我们是见识狭隘的人，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没受过教育。我们所有的应对变化的唯一方式就是假装它不在那里。当民权运动开始时，尽管它就在那里，在亚拉巴马，我们却能装作它不在那里。当转变真的到来时，由那些黑人的手带到我们的门前时，那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为憎恨和恐惧的。这些情绪仍旧在这里。深思熟虑的南方人怎么会不知道它们仍旧在那里？这会是很多想法产生的背景。”
“一直跟这样的种族概念在一起，你难道不疲倦吗？”
“我们中很多人发现那太令人窒息，难以在其中生活。”她说，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南方知识分子从南方搬离出去。
我问有关种族抗议的情况。难道那不是已经变为正式的、几乎程式化的了吗？有福赛斯县的游行事件。那很清楚，从报纸上的报道可以知道，只有最开始的几个抗议者冒了风险。在那之后，抗议的情绪和语气都发生了变化。那已经成为公众的事业，受保护的事业；一些评论员已经变得自以为是。
“当然，福赛斯的白痴行为需要被处置。但是反应会是，而且确实是，变成老一套。”
她曾被来自福赛斯最初的新闻震惊。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她自己的个人局限，作为某个年过五十的人，某个现在会在早晨醒来明白死亡正在临近的人。
“活跃的革命运动对年轻人来说是浪漫的。问题是：你在中年时如何对待激情，在你必须囤积激情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或者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简明的方法。而且，除了来自媒体的关注和游行，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抗议的形式已经是陈词滥调——天知道，美国人会抗议任何事情。”
但是种族作为一个问题——那不可能被避开。“在我所写的每一本书里我都在以某种形式论述种族。我猜，那是我的伟大战役。我通过写作来发现我现在身在何处、我在想什么，借以找到我自己世界里的秩序与简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不能简化那个。你只能够稍微澄清一些。”
我谈到了在新大陆里奴隶制的奇异，属于它聚拢在一起的两个相距遥远的种族，非洲人和欧洲人。现在有了共同的语言，甚至是共同的宗教信仰。
“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充实胜于我们对他们的丰富。或许我们确实在某种深层次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
她稍后说：“关于民权运动我感到很内疚。我没有游行，回到游行中去本该是有激情、真实和自发的时候。我当时是一个初到亚特兰大的年轻女人，还深陷在什么是得体的那张网里。”
真正的有激情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我认为是在塞尔玛
（Selma）的大游行，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尽管我由于为我们学生报纸所写的专栏而身陷麻烦。我在一所小规模的大学。这是在奥瑟琳·露西进入亚拉巴马大学的时候。有来自全国的游行队伍来诘问那两个可怜的黑人，诘问甚至更糟。没有人来自我的大学。那是因为他们没兴趣，真的。我写了一篇专栏赞扬这种不介入，并且做出了一些过分单纯和自命不凡的声明，有关种族，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我们如何必须保持冷静，并且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而我被拉到教导主任面前，要求我重新考虑并且不要递交发表专栏。我不会那样做的。”
我想知道，出于她的背景，她是怎样到达那个位置的。
“我回想起高中里的一次小顿悟。我们处在某种跟黑人与白人有关的事情中。那是一节美国历史课。我已记不清具体的情节，但是我记得非常强烈的感受：这是错的。我以前从没有过那样的感受。我脱口而出，‘那是不对的’。那些又瘦又高的乡下小伙中的一个，他那时肯定有二十岁，起身称呼我为黑人解放运动者。当然我一辈子都在听着它，但是我从没有站在它的另一边。我只是记得那个时刻彻底而直接的打击。
“我的觉悟被培养了一点儿。但还不完全。我仍旧感兴趣于兄弟会和舞蹈。你瞧，我们变得越来越美了。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曾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用比言语更深奥的智慧了解——我们可以追求的最高点是俘获一个可以养活我们的丈夫。而且我们相信那个。在十四岁时我一直在恋爱。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相信那是他们可以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男人的保护。我有一个理论，南方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被憋坏的有才华的女人。”
我说：“在一个工业世界里遗存的田园或乡村社会?”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我插嘴了。她继续说：“在高中里我做一切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校友女王。”
“校友女王？”
“那是一场大型足球比赛。当男校友都回来时，有一位女王在她的球场里，她被赠予玫瑰并在半场时在她的球场里展示。我是一名啦啦队队长，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期待。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姑娘。那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必须做的，得到这个男人并且好好过一辈子。
“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学会那样做。但是我们的另一面想要学习——我们总是羞愧于此。我们从不珍视我们的理智。我们从不珍视我们的个性。做出好成绩那是对的。那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小姑娘的全部。但是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者，要拥有出众的才华并追逐它，会使你离群索居。而那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那会让你孤独地前行。在一些事例中我的意思完全不夸张。
“我知道大学里的一个女孩是绝对有天赋的画家——哦，她很出色——她花了所有工作时间在艺术系的实验室里，绘画，那是她所做的全部。她隐蔽至极。她是那所大学里唯一被允许单独有一间宿舍的女生。她承受的耻辱是严酷的。”
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离群索居”的情况。我记得埃丝特·勒菲弗尔曾说过有关离开她的门诺派社区并且感受“孤独”的事情：感觉你自己是山丘上最后一棵树，所有其他的都已经被砍倒。
安妮·西顿说：“你得到的感受是属于完全被暴露的，完全受累于纷乱。
“我认为那追溯到安全。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南方妇女那样教她们的女儿，或者她们必须有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在南北战争后，那些女人失去了她们的整个世界。她们的家被焚毁了，她们的奴隶（如果她们拥有他们的话）被驱散了，她们的男人可能被杀害了。而且我认为她们感觉这是因为她们的这些男人的纯粹愚笨和幼稚才发生的。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那是极度空虚和浪漫的。那是有勇无谋的。我们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任何反应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赢。
“而这些曾失去一切的女人决心确保她们的女儿和孙女再不会把她们的权力交给会如此轻易地扔开它的男人。她们再不会允许她们的男人抛弃他们的性命。并且她们决心用诡计、魅力和女人的策略来控制那些男人，因为那些是她们仅有的武器。
“如果我们住在美国的东部，我们或许会使用我们的理智。在西部，我们或许会运用一种身体的主动权和勇敢。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经济上被陷在这里。你不可以追求你不能够幻想的东西。这样，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一个男人交往。我母亲到今天会更快乐，如果我有一张教学证书并且嫁给一名律师。‘你应该获得一张教学证书，那样你总有某件东西可以依靠’。”
安妮·西顿自己仍旧有某种属于她有关纷乱的挂念。“我最害怕的事情是对我不能控制的力量感到非常真实的脆弱。这件有关控制的事情对我是重要的。”
她再次谈及她青春期的习俗。“原本可以充实我们和区分我们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学会的事情，通过不作为是错的。我们成长却从不珍视真实的东西。南方对于它的女性是极其冷酷无情的，而且我们允许它对我们做的事情……我猜想这在其他地区也是真实的，但是我认为那在南方更加真切。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怀疑是非常有趣的。”
“那影响了你的情感生活吗？”
“我只是现在才开始了解那有多么影响我的情感生活。那阻止我内审。那使我害怕。结果，我比很多人晚了二十年才达到那种内审。我所不满的是那种内审的力量本可以释放得更早。在我的写作和我的生命里。
“我在遗憾荒废的岁月。我在努力应对由于我父母的行为而带来的怒火——尽管那怒火出自对他们的行为，源于对他们内心所有的最高的爱的深深了解。
“我很高兴那在我身上发生。我或许会成为在南方的那些美丽的可悲的醉酒女人中的一个，在某处的乡村俱乐部阳台上。在南方有很多醉酒的女人。”
但是那里曾有家族七八代务农的土地的安逸，自从这个家族一八二〇年从弗吉尼亚南下以来。
“我很高兴我有那些纽带。自由漂浮的感觉使我惊恐。我几乎每周末都回去。我跟我父母一起进餐。”
现在来到了她早先曾提及的激情“囤积”的解释：留出情感给私人生活、私人关系，至少从公众问题中转移一些激情的需要。
“我曾跟两三位女性朋友谈论此事。我们发现我们现在都不理智地生父母的气。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最初的契约——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契约，述说‘我会一直照顾你’并且是一个办不到的承诺的契约——现在正在失效，而他们很快就要死亡。那就是我透过激情必须被聚焦所表达的意思。”
她如今有怎样的想法，有关黑人和同样被困扰的人？
“如果我们，南方妇女，感觉受苛责，我想知道南方黑人对此有怎样的感受，他们曾有过多得多公然的非难。尽管我怀疑我可能高度浪漫化了他们对此会有的无论何种感受——我有那样做的倾向。”
“你是否认为抗议正变得如此形式化，甚至黑人正在开始失去与他们所感受的东西的联系，并且经常说他们所想的是对他们的预期？”
“我认为生搬硬套和花言巧语已经取代了愤怒。在有关福赛斯县的麻烦事的真实冲击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南方的暴力，并没有消亡的冲击——那时迅即行动起来的是完美的游行。并且我们的的确确知道怎样去做。仿佛某位法力无边的游行主席拉下所有的开关——而且，天哪，在一个星期内我们有了完美的游行。
“我们有公共安全意识的正确要素、媒体意识的正确要素。正确的群众组成、年轻黑人和身经百战的老牌名流的完美平衡；并且我们有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正确成分。你不会发现一位前总统行进在首次民权游行里。你知道，组织！公共汽车出现，就像那样。那是何西亚。小伙子，他现在能筹划一次非暴力抵抗！”
那不好吗，在美国的抗议可以像这样仪式化？
“我不想听到轻蔑。我还能有怎样看法？谢天谢地没有人在福赛斯县失去性命，没有伤害发生。我所想念的是致敬三位在密西西比的民权工作者的谋杀的纯粹愤怒的咆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那是流淌的鲜血唤起的愤怒。而我们肯定不要鲜血。”
不过对于抗议的形式化还有这个：一种有关种族和权利的正统想法。或许人民有时候会自我审查，表现出在说正确的东西。
安妮·西顿说：“我猜那发生在所有的革命中。他们不会终止。他们只是会进入多年以来的讽刺画里。而由此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公信力。民权运动将失去其能量并逐渐消失而成为零星的小规模冲突，就像其他事情发生的那样。民权运动就像六十年代活跃起来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一样开始消亡。如我所说，美国人抗议任何事情。我们是抗议者。但是抗议塑造这个国家。那是我们知道怎样去做的事情。”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在里兹的路对面，在梅西百货的底楼，微笑的穿制服的年轻男女，像为歌莉亚·温德比准备的设计师仪仗队轻盈地——轻盈地，像舞蹈者——走过深红色绳索护栏中间的走道，与此同时一支小乐队在演奏，而歌莉亚·温德比本人（难以想象一个拥有这个名字的真人并且实际处在名望、商品、图书、脱口秀的中心），一双黑眼睛，肌肤绽放，在百货公司的荧光灯里，光线映衬着空调，使泡沫世界完整，歌莉亚·温德比坐着为排队等待的人签名。
汤姆·蒂彭带我步行去了金顶的州议会大厦。在宽敞的中央大厅里，挂着在佐治亚州政治生活中著名人士的肖像，那里有来自南北战争的旗帜的展示。汤姆·蒂彭说：“大量历史在这里。”
而副州长泽尔·米勒在他的木质办公室里。他来自该州东北部，他说那里是印第安人地区，彻罗基人
（Cherokee）地区，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彻罗基人沿着“泪水之路”被送往俄克拉荷马。是在那时这条路线被这样称呼吗？可能不是；那是现在很难思考而且让人头疼的。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定居者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一些德国人，他们从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南下。该州东北部保持与世隔绝——美国历史忙于其他区域，在阿巴拉契亚的山丘和“山凹”与“峡谷”里的社区间跳跃——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少有黑人；那个区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但是现在，由于来自其他地方的新来者，主要来自佛罗里达，他说，在当地人中间有了歧视。
那是副州长的背景。他的母亲在一九四二年来到亚特兰大，在他十岁大的时候，她在洛克希德工厂工作了两年。她省吃俭用，带着孩子们在比特摩尔酒店吃了一次午餐。有两年时间他们待在亚特兰大，接着他们回到了山里。而现在，副州长在木质的办公室里。
而那晚来到里兹-卡尔顿嵌板酒吧的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跟副州长关心他的往事一样关心他自己的往事。
但是马文·阿灵顿是黑人。他身体笨重而强壮，尽管有明显的内弯腿。他四十六岁，职业是一名律师。他的谈话，开放而无所畏惧，尽管他肯定讲了这些台词不下一百次，仍旧鲜活的是有关今天和昨天之间的差别，在他荣誉等身时的今天和亚特兰大如此隔离以至于仅有的黑人可以使用厕所的地方是汽车站时的昨天之间。于是他母亲，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里时，催促他们用那里的厕所，如果他们不想为此往回走几英里的话。
黑人酒吧招待们，女性，很高兴看见阿灵顿。笑容来到她们脸上，尽管他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而且有一张又胖又长的脸。他穿着浅褐色套装；他似乎低坐在他的椅子里。他告诉汤姆·蒂彭他曾减肥二十磅。不过他冗长的一天——他相当迟才来到我们的聚会——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他只有一杯蔓越莓汁，他把大手伸入坚果盆里，大把地拿坚果。
我们谈论在亚特兰大的富裕黑人——他们是真实的吗？他说（就像在我曾读过的一篇亚特兰大《宪政报》的文章重印版里）他挣六位数的薪水。但是他认为在亚特兰大的黑人中没有那么多富人；而他给出的数字，有关薪水和开销，实际上是相当适度的。
他说他很抱歉在那时不能谈论更多，不过他愿意见我；并且他给我一次几天后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两小时约会。
“离群索居”。安妮·西顿曾用这个词语来描绘她南方教养的焦虑之一。而我在一所神学院从一个女人那里听到几乎同样的词语，我去那里追踪在佐治亚州西北部曾给予我的有关宗教信仰和身份的概念。
说起这些词语的女人——“我不想不是这群人的一部分。那是我的身份源头”——就像安妮·西顿，来自一个建立已久的家族，不在佐治亚，而是在密西西比。密西西比，这个女人说，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她的家族已经在同一间屋子里生活了将近两百年。
“我身份形成的方式是通过我的家族和通过在杰克逊
（Jackson）以及在密西西比的我们。在长老会
教堂里我们有自己的座位。而那就是你的身份。我阿姨某天在去教堂并且在她的座位里发现一个陌生人时感到震惊。”
是否虔诚和正确性的概念里包含服务的概念？
不是，她说；那种概念不适用于她的家庭。其他人有服务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其他人。然而在亚特兰大她曾用了不少时间在服务黑人社区上。
“有一种位高任重使你们分开却又强加了一种职责，但是没有人与人的联系。并且我认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亚特兰大黑人社区里的理由是我感到饥饿。”
“因为什么？”
“感到饥饿因为……”她找词语有困难，“因为接触。跟生活得比我更加真实的人。我们是真正的冷漠世人。”
她的意思是家族的礼仪、刻板和举止。当她挣脱时她甚至萌生了欢迎泪水的想法。在如今服务的概念里，以及在成为一名牧师的梦想里，她已然发现一种社区的新概念。
“但是记住，”她说，谈及曾经是并且很可能仍旧是她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化的族群。上层密西西比白人。”
而当她正在迈向一个新社区的时候，她所知的事物的旧方式正在转变。这个家族目前散布在整个美国；而旧家宅，“种植园”，很可能“将分化”。“我母亲以一种我可能从未了解的方式而心烦意乱。因为许多她的身份将要消失。那所房子曾经是聚会地点；很多人可以待在那里。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一种地域感。那房子、那些树、那泥土。我阿姨们谈起南北战争仿佛那是发生在昨天。那里的人们炫耀这些旧宅，你知道。那是这个地方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穿上旧日装束并且展示这些房子。”
我说：“一种化装舞会。”
她说，出于对她新的社区概念的保护，“那更像宗教信仰”。
身份作为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身份：那正是另一位神学院学生的主题，一位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小伙子，佐治亚州北部的山地社区。
他说：“当我想起成长过程，两件事情差不多是同样的——家庭和教会。这个教会是小教会，有大约四十五名成员，都有亲戚关系。七八代人之前，我们家族的最初成员搬进那片区域，买下四百亩地，而我们仍旧以此为生。那不是一个种植园。在早期或许会有奴隶，但那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是一个小农场主的家族。我祖父有十五六个兄弟，而他们的后代都住在三英里的范围内。很少有任何人搬走。当你去那里了解那里的人，才知道他们是亲戚。
“与此同时，你自己的身份很容易就丢失了。但是我从此学会欣赏那有多么美妙：一个温暖、有爱、开放类型的家族，不只是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还有同辈、阿姨和叔叔。
“教会差不多是同一件事情。家族成员。圣洁会是一种非常感染人的宗教，而在早期打动我的东西是人们在教会里与我所知道的在家里的他们多么不同。他们在教会里表达的情绪是不同的。会有大量的叫喊。传教士会试图激发他们逐渐到达人类天性的有罪。礼拜仪式期间会有些时刻人们起身耳语，人们会试图解释正在说的东西。而当人们得到拯救时会有调谐。”
“这种宗教并不走向世界？”
“这种宗教是从世界移走，是世界的一次排斥。我仍旧在挣扎着找寻我如今怎样与所有那些关联的方式。在学院里的第一年我一个人在我的宿舍里度过。我害怕出去。然后我开始对这种具有如此僵化世界观的信仰的某些方面感到愤怒。”
不过现在（就像密西西比种植园，并且因为相同的经济理由）山地世界正在转变。“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去找工作。”他们回来，那是真的；他们从未失去联系。但是，“二十世纪正在浸透山地”。
山地家族，旧种植园主家族：旧的社区观念不再有用，而那些家族的后代们正在牧师职业中寻找一种新的社区。不过对于弗兰克来说那并非如此。他在一个城市蓝领白人街坊里成长。那不是“种族的”，并且那跟社区无关。那是南方，但是在山地男孩和种植园女孩骨子里被培育的南方历史和南方往事必须被来自城市的男孩学习、领会。因为出身于一个群体，他早期的抱负不一样。
“我想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一个有自己权利和观点的人。但与此同时，我确实想要一个身份。而我在民主党中找到了。那是在高中开始的。我进入民主党团体并且迅速成为青年民主党的领袖。那成为我的宗教信仰，因为我根据这个党的成功或失败来评估一切。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直接进入党组织。党成为我的社团。但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团。那不具有一个基督教社团具有的关爱。在海军，我在阅读《圣经》中有了遇见基督的感觉，并且我由此受感动。但那是孤立的，直到我来到这里，那终究使这种与神的关系成真。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社区，在神学院里。”
亚特兰大的城市政治主要是黑人政治，而迈克尔·洛马克斯是极有前途的黑人政客之一。他只有三十八岁，但是据说他会在一九八九年竞选市长。他并不来自亚特兰大，而是来自洛杉矶，并且他有自己的风格。他身材瘦高，穿着考究，有教养，说话柔和。他属于一种灰白肤色。他并不具有黑人人民公仆的声望；但是服务于黑人事业在他的家族传统里。他对黑人写作的了解是值得注意的；他的崇拜对象是早期的黑人激进分子威廉·杜波依斯，布克·华盛顿的批评者。而且他是一名专注的政客。
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被深思熟虑的。他具有政客被提升的自我感觉，正如在我们交谈之后，我们在市中心，在梅西百货一侧的桃树街一起走回去时，我所了解的。他被认出；人们看着他。他对此开了个玩笑，不过这种公众反应对他很重要。
我们在图书馆会面，对此，作为富尔顿
（Fulton）县委员会主席，他是负责任的。他在前院如此友好地跟人打招呼，这些人是建筑师。他庄重地说，不过面带微笑，“我喜欢建造东西”。在图书馆议事厅的楼上有茶点：一套银色茶具和白色韦奇伍德瓷杯，还有一些精心挑选的小糕点，由来自委员会的某个人为我们摆放，一个白人，年轻，微笑着，乐于服务他优雅的主席。
黑人必须审视内部，迈克尔·洛马克斯说。现在需要的不是拥护游行，而更多的是拥护一次内部变革。
“民权运动扭曲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想法。那使其变成彻底对抗性的。在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受害者。”没有一个当前的黑人领袖谈论黑人责任，他说。
然而对他来说，借着全部他已经成为的，还有他的全部未来，仍旧有成为黑人的负担。他以这种方式谈论这种负担（并且他之前或许经常说起这些词句）：“在我生命里没有一天，或没有一刻，我无须念及我皮肤的颜色。而成为黑人并不仅仅关乎我所看见的。那关乎我对我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是外在的同样也是内在的。
“我认为有时候一次驱魔必须为我们所有人发生，在那里你把所有那些种族的邪恶魔鬼拉出来。它们仍旧在我们内部，相互斗争。
“十年前我去巴西。我去了巴西北部叫萨尔瓦多（Salvador）的人口非常混杂的地方，在那里有和我肤色一样的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而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解放和自由感。但是我还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因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皮肤而负面地对待我。那是自由，但是在我内心作为一名黑人我有太多预期，令我不可以接受那个人的忽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隐形。
“你必须直面你自己的魔鬼。对我来说，那是直面我是一个黑人，以及每当一个白人看见我对他来说或许跟看到街上的一个酒鬼没什么两样这样的事实。那也粉饰了我思考自己的方式。我曾对成为黑人生气，为此忧伤。我不能够应对白人或黑人，直到我看着镜子，接受在那里我看见的男人。”
人们普遍认为，福赛斯县警长的正确行为对于缓解最初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当我在电话里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他说话平静且有条理；很多人已经去见过他。他告诉我怎样去他的办公室，地址是在福赛斯县监狱，他说。那使我想到好些西部电影。
办公室距离亚特兰大大约一个小时路程。假日环境，有森林、保管良好的道路以及由陆军工程兵团开挖的巨大人工湖，很难跟一九一二年的流血冲突联系起来：监狱里一个男人的私刑，另两个人的公开绞死，提醒黑人注意的流动人群。在这些春日森林中间的县城是非常美式的：快餐场所、看上去像教堂的银行、公告牌——平凡。
一个从杂货铺走出来的女人指引我去警长办公室。跨过镇里的主干道，穿过墓地，接着就到了一个低矮的砖砌建筑物旁。在繁忙的小红砖城镇里，那是一座新大楼，不是一九一二年的那座，不过仍旧跟西部电影里的警长办公室一样外观扁平；赫然标记着（就像在一部电影里）福赛斯县监狱，有一个停满汽车的柏油大前院——监狱和警长办公室，就像快餐场所，服务一个机动化的社区。美国国旗和佐治亚州旗在旗杆上并排升起。
两道玻璃门引向接待区域，那里两位年长的白人正坐在低椅上。一位秘书拿着文件坐在办公桌边上。在她后面，在水泥砖墙上，是一块佐治亚标志的牌匾，概略地描绘来自一七七六年的礼仪主题——一个在两根古典圆柱上的拱门，在圆柱之间的空间里松散地挂着一幅卷轴，上有佐治亚的格言：智慧，公正，节制。
警长正在开会，那位秘书说。一个穿牛仔裤的男人进来谈论一张违规停车罚单或者某件类似性质的事情——反映了一位警长办公室的日常业务。警长本人过了一会儿之后出来，没穿外套，一根涡纹花呢图案的领带系在他的白衬衣上。他说：“过一会儿就跟你们大家在一起。”
很快我就被请进他的办公室，那里，在一个老式的帽架上，在最顶端，是一顶有警徽的黑色牛仔帽。警长说他只戴过那顶帽子一次，在福赛斯大游行的那天。在架子上还有警长非常干净的淡蓝色外套。
他四十多岁。他说他在这个县里待了二十年。他曾在“学校教书”一段时间；当了十一年的警长。
几年前，他说，福赛斯县曾被孤立，乡亲们都非常排外。同样的事情可以说发生在“整个北佐治亚地区”。“酒类行业随之而来，不少乡亲在这里非法酿酒，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那是仅有的收入手段。”后来那里来了洛克希德和通用汽车工厂，还来了家禽工业。“家禽工业把我们的社区拉出了它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你开始看见更好的道路，人们大批涌入。”与此同时有亚特兰大的兴起。“我们当前正在吸引的是大量的人。”土地价格翻了三倍。在一九七〇年有一万六千人；在一九八六年肯定有四万。“我们正在成为亚特兰大的一个富裕郊县。所以我们处在一个爆发式增长的形势里。”
所以，尽管在第一次兄弟会游行时“乡亲们扔石头”，投石者的目标不可能在新福赛斯真正成功。第二次游行，两万人的那次，并不是一个种族场合，警长说。游行者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在证明他们不想看见暴力。“美国公众不会容忍暴力。”
有关种族作为种族，警长说，没有什么可以被施行。“真实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没有什么你可以做，因为人们迁移到他们感觉适宜的地方。他们迁移到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方。”一位想要定居在福赛斯县的黑人医生可能会适应。不过那对于一个更低阶层的黑人来说会是不同的。人们需要与人感觉适宜。“如果你有两个令人遗憾的黑人乡亲和两个令人遗憾的白人乡亲，他们会打起来，因为他们不能和睦相处。”
关于大游行本身，那一直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警长说。很多的人参与那次游行，因为那是在二十年里的第一次游行。过去曾错过民权运动的游行的人现在希望参与一次。“那给了很多人一次机会来参与某件他们认为会成为历史的事件。”于是有这两种“不稳定”的群体——游行者和反对他们的人。怎样的人是反对的？“很多我在周六应付的人。执法部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应付百分之十的人口。”这就是警长说的：他是执法部门官员同样他还是社会学家（和前教师）。他使得福赛斯县的事务看上去更加可控。
尽管他没有那么说，从他的谈话里也可以引出两组人寻求关注的概念。民权团体，他们的主要战役以及实际上他们的战争很久以前就胜利了，如今在争论并且寻求动机；还有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寻求公众注意和支援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福赛斯大游行，正如警长描绘它的，就像一次仪式化冲突，在照相机前演完，并且按照特定的规则。在这种形式化之外，这个问题已经死了。过度曝光是这种形式化非常美式的方面，我有同样感觉。每个人都采访和被采访；每个人，包括警长，都成为一个人物；每个人现在都耗尽了关注。
所以，如警长所说：“这个问题是死的。”
并且警长进一步表明了观点。游行者赢了，但是自那之后的三个月里没有黑人搬进福赛斯。这个县仍旧全是白人，证实了第一个观点：那个问题现在不是种族的，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
他令人印象深刻，瓦尔拉文警长。他是一位民选官员，而且他把自己看作代表美国人民意愿——他们曾掉转脸面对暴力。尽管他不愿意夸大事物的这一侧面，他也正在履行他的基督教职责，基督教成为一种教导爱与和平的宗教。（基督教有时候在这种环境里代表其他东西；三K党的基督教仍旧必须被考虑在内。不过警长把一九一二年的事件看作历史，七十五年之前。他代表美国人民当前的意愿。没有暴力；看清没有暴力是他的职责。）
他是否看清一种可能会转变的形势？
他考虑了一会儿并说：“如果体制崩塌……”不过他几乎是立即补充道，“体制不可以崩塌。个体可能会崩塌。”
要用一种关于他的职责近乎哲学的观念遭遇这个有教养的人，要看福赛斯的三K党团体离中心有多远。这个观点实际上出自亚特兰大的黑人市长安德鲁·杨阐明。
“我并不把三K党的行动仅仅看作是种族主义的。”《日报》报导他在大游行后三天这样说。“这些是发现历史正在抛弃他们的人的绝望行为。基本上我们所需要的是帮助人们进入主流的一些职业培训计划。当前我们在佐治亚所应付的是一种下层社会——黑人和白人——问题。黑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和犯罪中。白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犯罪和三K党中。你可以游行直到你的脚步停下来，但是那样不会改变它。”
这个观点并没有被接受。它没有被再次阐明；它消失在良好而安全的事业中。
一种类型的胜利已经被赢得。但是几乎没有改变。福赛斯县的消息也是黑人亚特兰大的消息。正是这种特别的挫折，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曾经谈及或者想要谈论。
我们的会面并不美好。之前我曾致电他的律师事务所，他说我可以立刻过来。不过当我到那里时，他不在。据他秘书——他给了我一罐可口可乐——说他出去了。他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他公司的办公室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幢精细翻新的旧大楼里；《宪政报》里的一篇文章曾说这座大楼花费一百万美元。
当他回来时，他带我进他自己的办公室。那里阳光充足，可以俯瞰大街，比里屋更暖和。墙上有很多证书和家庭照片；而非洲雕像，旅行珍藏，在窗台上。
这个场合的失败部分是我自己的错，因为当阿灵顿脱掉他的外衣并且催促我开始时，我没想到可以说什么。我曾盼着预先有一会儿闲聊；盼着在这闲聊中我可以看见我会想要追究的想法或主题。不过这生硬的请求开始只把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装满我的头脑。那对他的焦躁不安没有帮助。他时常起身并且踱来踱去；时常透过开着的门跟他的秘书说话；浏览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他说他在同时做四十件事情。
出自这次不令人满意的会面的全部内容或许可以从《宪政报》和《日报》还有从他自己的宣传中收集：一个来自内城的人，在所有设施都被隔离时长大，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大多数孩子的志向是源自他们的母亲。“我挣脱出来。”一个体育学位帮助他挣脱出来；他关心所有那些不能获得那样学位的人。而改变很少。鲜有经济力量随着他们的政治力量来到黑人中间；甚至黑人的商业街，奥本大道，现在也被忽视。黑人需要机会；机会只可以通过体制被给予。于是他似乎仍旧在把责任压在别人身上。这里没有迈克尔·洛马克斯曾提及的内部变革的想法。依然是愤怒。
当我说有过为黑人的运动时，他说：“再等另一个三百五十年？”
他抽了一支大雪茄；掐灭了它并且在靠近我坐的地方生成了一片芳香的烟雾。他为此抱歉；伴随着他的唐突，总有这些关心作为客人的我的小时刻。一位同事进来，他比阿灵顿对我更感兴趣。他的儿子进来，而阿灵顿看见这个自信的大男孩立刻变得柔和，他儿子告诉我他曾到英国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半星期。过了一会儿男孩出去了。阿灵顿后来提起了他。世界对于像他儿子的人将是不同的，他说。那是他普遍的尖刻里一次温和与乐观的触动。
一种有关种族的尖刻。有关曾试图摧毁他的亚特兰大报纸，他说——并且他带我去了一间附室，向我展示亚特兰大《宪政报》里对他的攻击：他让人把它装框，跟一份印刷的抗议书放在一起，上面在其他人的中间有马丁·路德·金父亲的签名，有关新闻媒体对黑人民选官员的态度。而有一种尖刻，在所有之上，有关迈克尔·洛马克斯，以如此多的方式与他对立：阿灵顿高大、笨重、强壮，褐黑色皮肤，白手起家；洛马克斯瘦高，肤色白皙，来自有教养的家庭，并且意识到他的魅力。
阿灵顿曾在差不多六年前的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职位的竞选上击败洛马克斯。并且据说如果洛马克斯一九八九年竞选市长，阿灵顿倾向于跟他竞争。他想让我读一篇为一份亚特兰大报纸写的洛马克斯的人物简介。他在电话里跟他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话，并且以一个主管的方式要来一份“洛马克斯人物简介”的拷贝。后来他再一次在电话里对他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要一份他自己宣传小册子《阿灵顿承诺》的拷贝。八页纸，十六张照片；印制精美。
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次，当我正在浏览墙上的某件东西——在证书、相片和报纸专栏里陈列的往事——我听见他坚定地跟电话里的某个人交谈，或许有关他告诉我过来之后把他召唤出事务所的那件事情。好像那天他已经发现有很多事情在折磨他。
他再次谈及他的儿子。那种柔情引导他想起伦敦，他儿子到过的地方。但是，那里有暴动，他说。而且当他在那里时：“我在伦敦感觉不自在。”他补充道，“我去了莎士比亚剧院。不理解那个，但我为了文化而去。”我原本愿意了解更多。不过这成为被他起身踱步、找寻文件、抽烟、礼貌的小爆发打断的诸多头绪之一。这次去英国的旅行——透过阿灵顿的双眼看这个国家原本会是有趣的——是某件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的事情。
我很快感觉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的可以问了，所有我可以提出的论点都会在黑人劣势的主题上陷入泥沼。
那正是我曾担心的某件事情：亚特兰大的这些人物，因为他们已经被如此频繁地采访，尽管他们可能对城外人而言是全新的，而实际上被缩减为一定数量的姿势和态度，或许会成为他们的采访。就像某些作家——博尔赫斯，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曾给记者以及其他以记者的方式想要绝对设定采访的人那么多采访，在档案里的这个，他曾想要不遗漏任何出现在每次其他采访里的东西，而他，博尔赫斯，最终成为不多于他的采访的人，一些故事，一些观点，一部浓缩的自传，一个口袋里的人格。那就是这种方式，我曾被告知，媒体为一名政客编造两三句口号并且把他缩减到那些朗朗上口的词句。我曾为此担心，有关不能熬过宣传；而对于阿灵顿那已经实现。我还不能超越档案。
在墙上是一幅装框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一名律师的时间和建议是他存货的一部分。
我起身要离开。他很有礼貌，作为一次告别献礼，他带我兜了一圈他公司的办公室。我遇见的人都很友好和有魅力；有一位白人办公室主任。在一间办公室或在任何组织里的人的品质和情绪会立即泄露给你有关雇主或管理层的情况。所以对于阿灵顿，肯定有比那天下午他向我展示的侧面更好的一面。
下楼进入街道，在那里行人都是黑人，而结果是亚特兰大与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地区显得不同，人群具有一种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的外貌——而且甚至就城市而言，由于亚特兰大并不是一座立体的、多建筑物的城市，更是一座满是高楼和空地的城市，空地是停车场，所以那迅速获得一种半废弃的外观——下楼进入街道，我被一种似曾相识的压迫和郁闷的感觉缠绕。
我被带回到某些我在特立尼达的孩童时期的情绪中。在那里，尽管我的老师大多数是黑人（褐色皮肤而不是黑色），尽管对于这样的人（同样对于警察，也是黑人）我作为孩子拥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并且在我眼里像教师那样的人并不真正具有种族属性而单单是他们的职业，然而当我发现自己处在与他们的校外关系的那一刻，我开始了解——一个来自印度家庭的孩子，全是不能够被转移到家宅之外的礼制，当某人去学校和回家时，曾日复一日被掩藏和重现的礼制和态度——我开始了解黑人的身体素质，以及他们家庭生活的不同，甚至对我来说的不真实。
某些类似于此的事情发生在阿灵顿的办公室。他的尖刻、他在种族和内城（“内城是我的球赛”）上的强调以及他从黑人的贫穷中所借鉴的力量，已经在他周围建起了那种旧屏障。
尖刻是可理解的；愤怒是可理解的。但是我也感到愤怒和尖刻可以向其他从未被满足的人提出要求。他曾说：“我喜欢自由。我不能够像鸟一样飞翔。”很多人可以说某些类似于此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那当作一个政治宣言。而我感到，尤其是在我走回酒店时外面加勒比海地区外观的街道里，这里差不多有两种世界观，两种看见和感受不可以被调解的东西的方式。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有一部分的思绪试图在亚特兰大黑人政客中找到一些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政客的轮廓特征。在阿灵顿身上，第一次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某个可能有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塑造的人。在加勒比海地区，这样一个人，宣称他在人民中的出身（像圣基茨
的布拉德肖
或格林纳达
的盖里
）并且宣布由于他的早期贫困而理解他人民的贫困，本可以继续完成殖民权力，本可以推翻旧体制并且在它的位置上建立起某种他已把自己塑成的东西。
不过这里，在亚特兰大——尽管，作为市议会主席，阿灵顿拥有一个种类的权力，说不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受限制的。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政治提供给一个黑人的尊严使他更加明了白人亚特兰大的大包围的财富和真实势力。于是亚特兰大的政治原本像一场游戏，一种愤怒从黑人那里的转移。就像民权法案提供没有金钱或承兑的权利，或许城市政治提供没有势力的地位，并且刺激另一种类型的不能平息的愤怒。
何西亚·威廉姆斯，在华盛顿就毒品在中情局外抗议之后，要去欧洲做一些有关种族隔离的工作。要么他没有去；要么旅程非常短暂。因为几天之后，汤姆·蒂彭为我安排了一次在亚特兰大跟何西亚的会面。会面是在东亚特兰大，在“街坊”中的一个，汤姆说；而他开车带我到那里来引介我。
我们停车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小工厂或仓库，而它紧挨着一个破损的三面墙的棚屋。有一条中央走廊，有人坐在办公桌旁。印着“何西亚”的贴纸在墙上和门上，给了这个地方一种竞选活动总部的感觉。我们被领进一间里面的办公室，穿过一个有一位秘书坐在一张全尺寸办公桌的房间。
里间办公室的墙挂着很多民权游行的大幅黑白照片：何西亚，年轻许多，在一些照片里，跟着他令人吃惊的年轻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有被警察逮捕时的照片。不过最感人的是那些强调更单纯事物的照片：游行者的工装裤和四轮骡车——这项运动的双子象征，感人，还有必然，还有正确，就像甘地帽和印度的手织品。汤姆·蒂彭，跟我一起看着照片，说在马丁·路德·金遇害时，人们决定在一辆四轮骡车上运送他的灵柩；但是仅有的能够被找到的一个——并且被征用——是在一座博物馆或游乐场里。
在墙上还有很多因为各种事情而赠予何西亚的盾牌和牌匾。还有一张有关杰迈玛大婶
主题的黑人力量臂弯的海报。这个大块头女人没有笑；她伸出一个大黑拳头；而口号是“不能再多”和“净重一千磅”。
何西亚（他曾在大楼里某个地方忙碌着）最终进来了，现在一个在他自己地方的人，被那里的人们遵从，比我在联邦法庭里看到时更加平静。
汤姆·蒂彭引介了我；告诉他我对福赛斯县的兴趣。我看见他眼睛里即刻的接纳。甚至在汤姆离开我们回他的报社前，何西亚马上开始了谈论，开始自然地描绘这个故事，释放能量，来回走动，有时候直接来到我面前，当时我坐在长板桌旁，在大办公室里那是对办公桌的补充。
他把福赛斯的故事带回到这一年的开始，当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空手道教练决定为了纪念马丁·路德·金而在福赛斯举行一次兄弟会步行的时候。何西亚在电视上听到此事，而且感兴趣。
“他并不了解在那里存在的暴力和激烈的种族主义。他们如此凶恶地紧跟着他，他开始意识到，‘我或许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城镇’。在像那样的地方主要的武器是火。焚烧他们，焚毁他们的房子。一名来自邻县的武术学生自告奋勇来帮助这个家伙。练武术的小伙子有硬汉的名声。他对加利福尼亚人说，‘我们是白人男性。他们不能够对我们做这个’。他是个硬汉。不过他们不打算追赶他。他们会做的是追赶他的家庭。于是他开始伸手要求黑人的帮助。他变得愈发不坚定。
“当我听说此事，第一件击中我的事情是这个：‘我们曾经参与的每次运动，一些白人为我们辩护。这里这些白人小伙子有麻烦。如果金博士在这里，他会采取什么姿态？’我说，‘何西亚，打好你的包。我们必须去福赛斯。’
“我最终通过一份报纸得知练武术的小伙子的名字。我打电话给这个家伙。‘我的名字是何西亚·威廉姆斯。我给你提供我的帮助。’他受宠若惊。他说：‘我知道你。在我接受你的帮助前，我想要面对面跟你交谈。’不过我不会连夜开车去福赛斯。他说：‘我会开车到亚特兰大来。’我害怕他。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或许来自三K党。我安排了一次在一家大酒店大堂里的会面。他就在那一晚驱车而来，他和他的岳父。他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名声。我知道你是一个强硬的人。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来到福赛斯并且跟我一起游行，你不会活着离开那个地方。’
“我知道福赛斯是多么凶险。不过我认为他过于悲观。我召集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我宣布我们在九点从金博士的墓地离开，我们将去福赛斯。我不认为有人会跟着我一起去。黑人害怕福赛斯。他们知道这个名声。黑人甚至不喜欢在福赛斯停车加油。
“迪恩·卡特，那个练武术的人，说：‘这些人是愚昧的。他们被告知要赶走黑鬼，不在乎那要耗费什么。他们从摇篮到坟墓都被教导要把那些黑鬼赶走。你要做无论怎么样都必须做的事情——你打他们，你杀他们——把黑鬼赶出这个县。那就像他们的文化。’那就是迪恩·卡特说的东西。‘那就像他们的文化’。
“我以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糟。我并不知道那真的有那么糟。
“第二天早上有大约三十五到四十人。
“我感觉到，向上，这些人有一种深深的失望。我起身、教导、谈论、教导、谈论、说教，一路去到那里。当我们到那里时，有大约三十或二十人等着加入我们。一两个是等着潜入的三K党。不过同时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在周围——报纸说两百人，不过我说是一千五百人——他们正在进行一次三K党集会，他们在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把黑鬼赶回亚特兰大西瓜田’。一千五百人。四面八方。
“警长试图阻止我们下大巴。我说：‘我们是美国人。游行是一件言论自由的事情。’我不打算让任何人阻止我们行进。
“那些周围的人都被加大了马力，他们像奥运会跨栏选手一样俯冲并跨过四英尺围栏，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
当我在法庭看见他时——没做什么，话也很少——他看上去疲倦、不安。然而现在，尽管他正在我椅子周围走动并且描述他的故事，跺着他的脚，砸下他的拳头，他看上去头脑清醒。他的言论似乎并不夸张或离奇。逐步表现出来的是他有多么老练。像印度圣雄一样，他知道怎样组织事情，怎样利用社会公共机构：法律，新闻。
游行的对手同样是有组织的。按照何西亚的说法，他们储藏了导弹库。
何西亚说，“新闻记者保持接近我”——奇怪，这种对一次危险游行的描述，有新闻记者在身边：他怎样把他们弄到那里？——“新闻记者保持接近我并且说：‘这糟糕吗？这糟糕吗，何西亚？’我一边说一边行动：‘不，那不怎么糟糕。’我自己职员中的一个过来并对我说：‘牧师，那很糟糕。’他是对的。那很糟糕。
“一个男人，福赛斯群伙中的一个，跑到我们大巴的前面然后又到大巴的车尾——载着我们去福赛斯的大巴，我租来的大巴——跑前跑后试图接触到我。我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我看来要成为一名领导者，而我想我会试图通过目光来跟他交流。”（我记起霍华德曾告诉我的：在街头危险的时刻避免目光接触。那是霍华德一般避免麻烦的规则；而我在亚特兰大看到那一直被黑人侍者执行。）“当他回到大巴的前面，我对他微笑。他发狂了。他开始尖叫：‘黑鬼冲我微笑！你们要杀了这些黑鬼！我不想这些黑鬼游行。但是这个黑鬼冲我微笑！’”
警长接着要求何西亚让他的人回到大巴上。
“我让大家回到大巴上并且稍稍压下他们的火气，给他一次机会来牵制三K党。”
何西亚拉起一条裤腿的底部并展示在他浅褐色胫骨和小腿上暗红色的擦伤。他说擦伤是由游行期间扔来的一块砖头造成的。
那就是游行的结束。在返回亚特兰大的大巴上，他有了一个想法，他开始微笑。他儿子问他为什么在微笑，何西亚对他说：“我感觉好像我真的庆祝了金博士的生日。”
那是他圆满结束故事的说书人方式，那是从他对人们和他们中间的黑人开始庆祝“金博士”——何西亚不变地指称马丁·路德·金的方式——生日的错误方式的苛责开始的。
何西亚说：“在回家的大巴上我告诉我儿子，‘他们是一些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白人’。
“我从前曾面对过暴民。不过他们通常是更年长的白人男性。如果有女人，她们也只是一两个并且很安静。但是在福赛斯，哦上帝，有很大数量的女性，很多还有小婴儿在她们怀抱里，并且尖叫着各种粗话，特别地憎恨。‘杀死黑鬼！黑鬼得艾滋病！’年轻人的数量，青少年！我想：‘哦我的上帝，我们还要有六十年有那个孩子站在那里。’”
在第一次游行之后，何西亚说，一些报纸报道他曾被驱逐出福赛斯县。那激励他组织第二次游行。那时有四千人游行。报纸说两千人，而他认为四千人。
“种族主义正在回来，嗨。就像在南北战争之后那样。他们当时把那形容为重建时期的结尾。好吧，我们现在正在第二次重建时期的结尾。”
不过福赛斯问题现在是死的，正如那位警长曾说的。有任何事情得到促进吗？
何西亚认为，尽管没有黑人移居到福赛斯，很多好处由这个事件产生。他提供了一份好事情的清单。一：在福赛斯的好的白人已经可以勇敢地面对三K党。二：各自为政的民权团体团结在一起，以一种自金博士死后他们就没有在一起的方式。
“三：福赛斯类型的力量所谓的领导者停止欺骗并开始领导，不再等待事情自然发生。力量领导者站出来发起并煽动对抗。四：最伟大的事情。那证实了金博士的策略并没有如其他人所说的，随着他的死而变得过时。他们对我说：‘何西亚，你只是一个得了战斗疲劳症的老将军。是时候停止示威开始协商了。’他们已经把运动带出街道进入套间。出了街道进入套间。那就是他们转身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必须回到我的位置并且承认街头才是发生的地方。”
“一个根本力量”：那是汤姆·蒂彭描绘何西亚的方式。但是我没有看出是这样的。我看出他更多作为一名演员，表演他为自己创造的公众角色。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他投身的市议会政治需要他成为一名表演者；不过通过他的表演技巧，现在，在他的办公室的私密中，我明白了他的清澈和宽厚；而我感觉圣雄自己——由于所有他自己的笨拙——或许流露出那种品质的某种东西。
巧合的是，在一个靠着墙的书架上的书中间有一本在书脊上有甘地字样。当何西亚必须走出办公室跟到来的某个人交谈时，我去看了那本书。那是一本平装本，并不如我所以为的是圣雄的自传；是电影《甘地》的剧本，扉页上有来自作者杰克·布里利给何西亚的题献：题献说那是（如果我记对了话）来自一个男人，他写一些话给一个承受打击的男人。这题献在我看来似乎在向两个人表示敬意，并且暗示了那部电影的特别力量的一个解释（在许多个中间）。何西亚曾诉说的故事（我是唯一的听众），他曾释放的能量，给墙上的大照片增添了一份含义：四轮骡车和工装裤，还有年轻的马丁·路德·金，何西亚敬仰和爱戴的人。
当他回到办公室，在他讲述福赛斯故事期间来到他身上的能量中的一点儿消失了。在它的位置上有的是权威；他现在在我眼里绝对的清晰。
我问及他最近有关反对毒品的运动，还有他在中情局外面的抗议。
他说：“毒品这事情很不好。毒品正在摧毁我们的人民，甚于任何东西——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自从奴隶制以来。对毒品贩子的恐惧，由毒品交易导致的恐惧，比毒品更糟。他们什么都不怕，不像那些吸毒的人那样。我在街头出生；我在街头长大；我仍旧在街头生活；甚至我也才发现毒品交易是多么的糟糕。”
所以在他的行为里有逻辑，就像在圣雄的行为里曾有的，从公众问题到个人、从外部敌人到内部的改革关注的转变。而他给出的成为一个非常老练的人的印象在我问及有关我们所在地方的大楼时得到补充。那是他在一个“街坊”里的政治总部还是什么？他说那是他的营业场所。他制造化学制品。这是出人意料的。我肯定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它，几乎确定；但是那没有留下印象。
他说，带着自豪也同样带着亲切：“来，我会向你展示。”
我们走出去进入走廊，再走过办公桌，自打我来了之后，那里就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年轻小伙，像学生一样安静，在何西亚的事务中服务某个目标。在走廊的尽头，何西亚推开一扇门，在那里，附着在他的办公大楼旁边，是一个有大圆桶的仓库，在一边是会折叠成纸板箱的几堆硬纸板。
“我制造清洁用化学制品，”何西亚说，“地板清洁剂、窗户清洗液。与日常清洗有关的一切。我必须使自己独立于城里的那些人。”
他雇了二十个人。这项业务比我认为的要大；而在这个男人的这一商业方面里，甚至有比之前的印度圣雄更多的某种东西，他作为一名律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对账目一丝不苟，对诸如新闻报纸之类的事情小心仔细，并且二十世纪初在南非，正是为了这种独立和罗斯金
式的美德的目的，开办了一所农场。六十年后圣雄的信念在异乡的实行，或许在这里的成就比圣雄在印度的更大：法定权利的赢得，面对一个奴役和暴力的背景，给一个长期被羞辱和剥夺权利的民族。
他带我到外面，等一辆出租车。那里看上去没有。他说：“我会让某个我认识的人停下来，叫他把你捎回去。”但是没有他认识的人出现。最后他请了等在一辆破旧货车里的两个他的人，开车送我回去。“给他们一些钱加油。”他说。而驱车沿20号公路回亚特兰大，在这些何西亚的追随者的陪伴下，穷人，在他们凌乱的货车里（收音机打开着），我感觉自己在另一种气氛里，并且感觉到在何西亚引领或代表的人和环境之间的距离，亚特兰大市中心的高楼在几条高速公路之上出现在远方。
从散乱的印象里（并且确实更多从特立尼达的尚戈和肖特斯
的故事，以及在那里对街角传教士和海滩洗礼的记忆）我曾认为美国黑人宗教是忘形和恍惚的宗教。我并没有为其仪式或其公共社交的一面做好准备，就像在霍华德的家乡。我并没有为其纯净做好准备，就像在何西亚身上。或者，后来，在罗伯特·威默身上。
他是一个四十九岁的英俊男人；正式的着装使他更帅。他是亚特兰大教育董事会的一员。他来自一个南卡罗来纳黑人家族。有一个五十亩地的家庭农场——不大，但是那维系了家族里许多人的生存。而这个家族有三代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Orangeburg）很出名。“或许四代”。
我告诉他像这样的家族传承并没有构成我对在美国南方的黑人生活概念的任何部分。
他说：“那是一个秘密。”
“秘密？”
“你不会告诉白人一切。”而从他口中这是如此奇特，在里兹-卡尔顿的嵌板大堂，他自信地坐着，与环境相符。
他说：“他们是有敌意的。理解他们的环境并且对为自己做某些事情感到自豪的人们知道，如果你是黑人，你就生活在一个有敌意的环境里。”
他告诉我有关他的大家庭的情况。“在大家庭里确实有一种共鸣。而源自那种共鸣和协作，我父亲的两个姐姐嫁给了一对兄弟，他们是烟草农、牧场农和普通的菜农。我们就是来自那样的务农的起点。而且我们是相当心灵手巧的人，我认为。我们有十六个人。我母亲是一位A.M.E.牧师的长女。”
他告诉我有关这个缩写的情况。非洲卫理公会
。这个教会那年有了它两百周年的纪念，他说。非洲？那跟非洲有什么关系吗？没有。那是由一名前奴隶，理查德·艾伦创建的，那时他发现他被关在白人教堂的门外。而那是鲍勃·威默的主题：源于被关在外面而来到黑人中间的团结，曾驱使他们成立自己的教育机构的必要性——以及随着种族隔离的终结而出现的崩溃。
他父亲是一名农场主的长子。所以在他的家庭里有一种传统。而且还有一定的质朴。
“我们确实不是领导者。确实不是。你和其他人没有机会了解黑人他们真实的方式。我的家庭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很突出。我们是有担当的人，承诺互相帮助。一种奉献由我祖父开始，并以我母亲为继。
“你必须明白你并不了解有关黑人的任何事情。
“民权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伟大的。但是相比黑人，那开放了更多白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的被封闭、隔离和迫害的群体，并且我们对此了解。我们学会的一切，我的年龄层，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擅长任何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有求知欲。有爱国心。比其他家伙更好。有教养。并且有宗教信仰。还要小心谨慎。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谋生、为了带着幸福的感觉生存和存在而跟不友好的体系交涉。我们做得不错，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群。我们建立我们的教育机构，教育我们自己。公共教育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亚特兰大的第一所高中，布克·T.华盛顿高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建造。”
“关于此你现在谈论多吗？”
“不，不多，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说任何东西都在吹嘘你能生活得有多好。那什么都不是。否则你会自吹自擂。那在我的家庭以及其他像我的一样的家庭等同于罪孽——那是虚荣心。”
我问他有关教堂场所的情况。
“教堂是基本的。我并不是非常的虔诚。教堂是我学习怎样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地方。那是基本的。十诫——那是法则。就是这样。在我孩提时我曾以为它们是我母亲的法则，而且我想知道其他孩子怎样听到相同的东西。”
他是平静的。然而有其他人——我提起并不平静的马文·阿灵顿。
他说像阿灵顿那样的人是“演员”。他强调了这个词，然后他解释了一下。
阿灵顿是一名律师。“在单单在黑人教育机构里受教育的美国黑人，和那些去白人教育机构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人的态度里有一种区别。
“每个人都想在他们所做的事情里成功。学习是一次你和你精神面貌的非常痛苦的转变。如果你打算在美国作为一名律师而成功，只有在你模仿或变成一名白人律师的时候，你才会成功。这个职业——并且这不仅仅针对法律职业——为你指定那个方向。你会成为自我毁灭的一个工具。”
毁灭——死亡。那是一个很重的词。不过他的意思是灵魂的死亡；并且，正如他所看见的，那是一种以某种方式随着取消隔离和随之发生的社区的损失而来到黑人中间的死亡。这正是霍华德——而且那现在显得就在不久之前——在我们从教堂走回他母亲的房子时曾触及的主题。
鲍勃·威默说：“我意指毁灭。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在教师职业和法律职业以及其他任何职业里，你从白人教育机构学习有关黑人的特定事情。那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贬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他是我的偶像之一——而且其他人这样说过——说没有土地的耕耘就没有植树。有一段时间，由于金博士可以跟这世界剩余部分沟通的爱与同情，遍及整个世界，有很多人感到关于种族问题和黑人的待遇的某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过这些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早已知道。金博士所做的是为白人充当一次疏泄。他对于美国白人是一次伟大的心理健康治疗。他为黑人所做的是使他们的权利合法并且激励数量巨大的黑人为他们的人民和自己采取行动。
“不过一旦黑人进入白人教育机构，他们会发现待在他们自己的教育机构里要好得多，成为一个美国白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以为一旦有了相同的权利，所有我们的难题都结束了。所发生的是我们保留了百分之八十曾有的历史问题，而且现在我们还必须应对所有那些跟成为白人有关系的事情。
“让我给你一个可笑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用人，你为一个白人家庭做晚餐，你知道他们会吃多少并且你知道如果稍稍多做一点儿就可以把那个随手带回家。你总是那样做。那是固有经济的一部分，隐藏的经济。”
还有其他例子，并非那么好笑；实际上羞于想起。在种族隔离的时期里，黑人不可以待在酒店或汽车旅馆里，或者在餐馆里得到服务。一些地方在后窗服务黑人；那经常在厨师知道他的订单是后窗订单时发生——如果他正在提供一个汉堡包，他会额外加上一块肉。这是吉士汉堡的由来。没有给黑人的酒店，那里逐渐形成了在某些黑人家庭或房子里的“旅客之家”，黑人们可能会暂住在那里。本地黑人通常知道这些场所在哪里，并且可以指引旅行者。“旅客之家”通常是某人房子里的一间房间；那提供给一些人一种谋生之道。
“民权运动使我们平等。我们不再必须变得足智多谋。所有我们需要的是一张信用卡和一份好工作。那么，什么是损失呢？曾经经营她的旅客之家的史密斯女士不再能够谋生。我们从一个家庭一晚四美元——包括早餐和你带走的一份三明治，还有交流——涨到假日旅店房间里一晚的十四美元。”
通过旅客之家的交流：那是种族隔离出乎预料的成果之一，那也是鲍勃·威默强调的某件事情。新的舞蹈，他说，由于这种交流在黑人之间传播得非常快。在那些没有电视的日子里，它就像魔术：来自这个国家不同部分的黑人总是可以在他们相遇时跳起相同的新舞蹈。随着种族隔离取消，这被丢失了。
“遍及整个美国有一次类似假日旅店的酒店的巨大增长。我记得并没有旅行到任何地方的人们会去市中心并入住假日旅店，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
宗教信仰就像在空气里的某种东西，一个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激起情感的库房。宗教职业可以涉及很多。对于某些人来说，职业包含着服务和社区的概念。对于带有一种更强的自我感觉的其他人来说，他们曾带着想赢的愿望入世后来却由于各种理由而退出，这个职业以一种要阐述世界、要传道、要向上帝和生命曾经存在的人们献祭的愿望产生。
我遇见的前白人商人，在一所宗教学校的一群成年学生中，曾感觉“被上帝贬低”。那只是在他做出他的宗教决定之后，由他一直寻求的使其业务维持下去的资本提供的一次报价。那次资本的报价曾是一个引诱；但他没有堕落。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着迷人的蓝眼睛；他本不可能不了解他的外貌；他或许期待这个世界的一次更轻松的穿行。上述情况很可能被说成是来自亚拉巴马的引人侧目的黑人女子。她把她的美丽说成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还是某种仍旧是资本的东西。不过她离开南方后的生活是贫困和无序的。还有丹尼，一位音乐家。他也像那位前商人，曾感觉被上帝贬低——他用相同的词语。
丹尼说：“我把我的生活描绘成一面破碎的镜子——一块在这儿，一块在那儿。”
我是那么被此所吸引——安妮·西顿曾谈论的这种类型的纷乱——并且对他不得不说的有关他宗教生活的发展的内容感兴趣，我想要再次跟他聊一聊。我们定了一个时间。他没有来，我打电话，他正在吃东西；我可以从噪音来判断，他说他有比他所想的多得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定了另一个时间。他来了。
他肤色黑且健壮结实，穿着他的短袖黄色开襟衬衫，他在里兹的休息室里看上去非常随意，在那里那天早上他们正在制作一段有关酒店的录像，有一个男模特，他们在变换周围非常明亮的灯光。这是我们讨论宗教信仰和浮华世界的背景。
我问他有关他有过的被上帝贬低的感觉。这是他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的一生都是这样一个胜者，总是沽名钓誉，甚至在高中里。做的每件事情我都是第一名。在音乐里，我必须成为领袖。我是足球队、篮球队的队长。我是班级里致告别辞的人——我曾获得班级里所有应届毕业生的最高成绩。甚至在家里做家务劳动，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力气，因为我知道父母会称赞我。我就是喜欢人们夸奖我。我认为我是这世界里的特例——我认为那跟自然而来的、神赐的恩惠和天赋有很大关系。
“我的父母也是专业人员。我父亲是一名牧师也是一名教师，我母亲也是。我们居住的小社区，通过他们俩都是专业人员也变得有点儿独特。那使我自豪，甚至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住在得克萨斯的小地方。
“我甚至可以想到在社区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室内卫生间了。尽管我从不会吹嘘任何像那样的事情，那总是对我有影响。我们是第一或第二家搞到一台电视机的。我父亲实际上像社区里的领袖。种族融合后进入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个黑人。
“我明白这个事实，变得爱自夸和表现出自豪——让它展现在表面——这造成人们不喜欢你或者厌恶你。所以贯穿我的一生，我总是知道怎样变得谦逊。不过目标是为了赞扬。
“我有一个音乐奖学金，一个足球和一个篮球奖学金。而事实上我没有接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估计最终音乐会成为我的最佳路线。我母亲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教我，我姐姐和我总是在教堂的节目里，表演或演唱独唱。所以音乐一直是人们聚焦于我的一种方式。那不是我在思考的某种东西。那是某种我就是知道的东西——当你演唱时每个人都坐下并且聆听你，聚焦于你。我以前甚至经常下到杂货店里，为那儿的男人独唱，为了得到一些糖果。
“当我离开去念大学并且看到足球运动员——而我的决定都是围绕音乐做出。足球场上的家伙那么强壮和野蛮。那应该会是一条艰难的前进之路。
“在大学里有一次才艺表演。我正穿过宿舍，听见某人在楼下弹吉他，于是我下楼去看发生什么。我回到我的房间，拿起我的单簧管，下楼，跟这个家伙一起演奏——歌曲。那引来人群。人们开始下来倾听。在那之后，更多音乐家到来。从那一刻起我们决定为了才艺表演练熟一两段。那一晚我们很成功。一位夜总会业主在礼堂里，他邀请我们那一晚去他的夜总会演出。我们不为钱演出，而是为甜甜圈。我们那么喜爱它，我们除了那两段什么也不知道。但那就是它开始的时候，这个团体成为这座城市里最热门的团体。我们有了一位经纪人。我们环游全国。我们为自己创立了名声。
“我挣了那么多钱，还那么受欢迎，而我只有十九岁，只是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住在一间极好的公寓里，我想我是上帝给女人的礼物。直到学校一下子变得没有吸引力。那看来确实毫不相干，因为我已经在通向名声和财富的道路上——我把名声放在财富前面。
“于是我离开学校，全神贯注于成为一个明星。在十七年里跟几家唱片公司一起环游美国和加拿大、非洲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这说来只是一瞬间。不过丹尼的隐蔽点是他曾误解了音乐世界，误解了他在其中的位置。他的位置一直是附属的、辅助的。他已经太快地把自己看作明星，允许自己被迷惑。
“我开始感觉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乃至上帝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知道我跟这个行业里的任何人一样有天赋。但是我一直被利用。他们会从我的歌里汲取想法，并且从未把我的题材向全国发表。”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经纪人？在那些年里？”
结果证实当他在大学时他曾有的第一位经纪人并不长久。“有一件事情是，我的人生里只有自己，所以我就是一切。我猜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经纪人，一切。我不是唯唯诺诺的。我的骄傲使我失去了最初的经纪人对我说过的理智——如果我留在他的团队里，他会在财政上给我提供支持。但是我想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于是年复一年我们四处飘荡。唱片公司和推广人知道演艺人员沉溺于一件事情——娱乐。于是他们利用我们，而我们允许自己被利用。
“我失去了我的团体。那正是危机到来的时间点。我在一家俱乐部里，我记得在思考，‘我最成功的时间是在我是一名学徒的时候’。那个词奔向我：学徒。‘某个有关系和金钱的人的学徒’。
“回顾过去，我认识到那时主正在安排我。那时我正在某种程度上被贬低——甚至认识到我需要跟着某个人，而不是处在直接控制中。但是我正在严格地在音乐上思考——也许我需要加入一个正在做什么、正在去某处的团体，并且成为一名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接着一次重大机遇出现。我记得我在一间录音棚里，准备为给我提供报价的公司做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那就像一次试听。我是可怕的。我在录音棚里崩溃，像个婴儿一样哭泣。
“我记得在棚里祷告。我说：‘主，为什么你让这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能够回到我的家庭并且告诉他们我在重大转机上失败了？’我曾打电话给遍布美国的人，告诉人们留心着我，因为我最终将成为一个大明星。甚至尽管我父母从未赞同我在做的事情，我可以感觉他们在期盼我会成功，我的梦想会成真。我梦想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一辆劳斯莱斯和一个百万美元的家来给我母亲惊喜。”
“为什么你认为你在棚里的失败那么糟糕？”
“我就是看上去不像能成功。我很沮丧。感觉我的生命已经结束。我感觉那像给我的最后一击，粉碎了一切。让你的骄傲供养你整个一生，然后就像称呼我为冒牌货一样被揭发。或许我从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于是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考虑另一种方式。这一辈子在脑海里我好像总是听到的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成为一名歌曲作者，首先。让其他人录制你的歌——那将是为你准备的最佳路线。’我就是感觉到了那个。但是我有太多骄傲。我不想以一名歌曲作者的身份成功。我想唱我自己的歌。但是现在我已经到达这个点，在那里那是一个最后的抉择。因为，哪怕我处在最低点，我也从未彻底放弃。所以这是为我准备的一个谦逊的点——或许我应该尝试成为一名歌曲作者。于是我把歌曲中的一首给了当地一位音乐家，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成为他的制作人和经纪人。我们在当地层面上，是成功的。
“正是在那个时间我遇见一个向我诉说基督的人。他是一位牧师，一位黑人牧师，六十岁出头。他也是一位音乐家。我去办公室见我妻子，遇见了这个人。当我遇见他时，他的表情就像有灯光从眼中出来——就是炽热。这笑容恰好穿透了我。他带着那么多爱看着我。与此同时，我感觉他的表情正在把我拉向他。不过内心，我感觉污秽、不洁和羞愧。我想要向另一个方向前进。所有这些是在他和我妻子工作的保险公司办公室里。
“所有他所说的是，‘我一直盼望着遇见你。我听说过那么多关于你的情况’。他是一个萨克斯演奏者，不过他告诉我他只演奏圣歌，并且他问是否我们可以在一起用萨克斯演奏一些圣歌。内心我没有欲望，没有那样做的意图。但是我告诉他可以。
“在他来之前，大约一周之后，他送给我一本《圣经》。那是一本‘当代圣经’。在最前面有挑选出来论述特定问题的经文。一句是：《圣经》怎样说成功？它给出所有与成功以及当你痛苦和沮丧时怎样做的内容有关系的经文。所有那些经文与对主的信赖有关。信赖，而他会做。重点是在他。我这一辈子重点都是在我。我会做，或者我可以做。或者我已经做了。”
一想到“我已经做的”，丹尼笑了，仿佛他开了一个玩笑。
“当我跟这位老音乐家在一起时，我接受了基督。他与我分享基督。他向我打开了《圣经》。
“在他送了《圣经》之后一周他来到我的房子。在那个特定时间我妻子不在那儿。他带着他的萨克斯而来。我们演奏了一会儿。他确实变得对我的歌唱感兴趣。他与我分享了基督。我们做了祷告。我知道——不过那主要是为我自己阅读《圣经》并且看出我曾背负生活的重担的地方，要变得成功，要变得幸福，背负那重担在我自己的肩膀上——我透过《圣经》看到，神通过基督提供了一切我追求过的东西。
“于是我祈祷并且邀请基督来到我的生活中。我相信神化身为人来承担我们的罪过，这样我可以生活在神的正义里。有一段适用于此的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那是《加拉太书》5:22。‘当代圣经’用这种方式表述：圣灵想要在你身上结出果实。‘果实’。单一，却复杂。果实，那是：爱、快乐、安宁、容忍、善良、温顺和自制。那深深地抓住了我。要变得成功就要拥有所有住在我体内的东西，因为不会是我的环境决定我的幸福，而是我与神的关系。所以要变得成功不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仅仅是拥有了解神爱你的安宁和快乐。那么多以至于他会宽恕我所有曾做的事情。
“就在那一晚，在我家里跟老音乐家一起的祷告之后，我跟着他去了监狱并参与了一次礼拜仪式。这成为一件每晚都会做的事情——访问监狱。他会传道而我会演唱。”
“你怎样考虑监狱里的人，那些囚犯？他们怎么看待你？”
“我爱他们。我开始看见人。整个一生我看见的都是我自己。我的爱是一种自我导向的爱。我开始看见人们给我的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换句话说，我开始用我看见神的方式看见人。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我仍旧在周末跟一个乐队一起演奏。不过我的歌曲改变了。我开始把世俗的歌词换成有关耶稣的歌。我开始在台上传道。”
“人们怎样接受那个？”
“当作一个笑话。”
“黑人听众还是白人听众？”
“混合的。我开始如我们所谓的在去演出的路上做《圣经》研读。跟音乐家一起。间隙期间的《圣经》研读。这个团体正变得比以前更加受欢迎。与此同时，引领我到基督的绅士耐心地，并且亲切地，告诉我，会有一个时刻到来，那时我会做出一个决定——绝对服从于基督。
“而那是我挣扎——我斗争——的时候。我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告诉主，我可以成为夜总会里的见证者，因为那里的人不去教堂也不想去教堂。但是我保持阅读《圣经》，并且在我脑海里倾听。‘你是不同的。你从他们中间来。何种伙伴关系可以用黑暗点亮，或者由非正义而正义？’
“在那时候，一天晚上，我妻子和我在家里。我有了一个幻象。在我得克萨斯的家乡。离我们的房子大约两百码有一个池塘。那是我最爱的地方，甚至现在也是。我在那里钓鱼，放我的来复枪，游泳。我看见自己走过通向池塘的田地。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呼唤我摩西。我抬头看，向上。我听出那个声音。我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在说：‘你已经尽你所能走得最远。’立刻，我闭上双眼，在田地里躺下。突然，另一个起初是透明的形象从躺在田地里的形象中产生。这个形象是强健的。随着它爆开衬衣，我可以看见我的手臂和肌肉内的血管凸起。在我脸上，是自决、雄心和极端的高傲。我继续向池塘走去，每一步都变得更加热切、自信和雄心勃勃。这时，我突然再度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摩西，这是你可以去的最远处。’这次我带着怨气仰视。在我脑海里我在说：‘不，你现在不能阻拦我。我差不多到那儿了。我可以完成。’
“来自上方的力量把我压制在田地里，我自始至终在对抗的力量。当我双膝跪地，仍旧在抗争，我的皮肤开始溶化我的骨头也开始溶化，直到最后我成了一个外表可怖的生物，像恐怖电影里的某种东西。但是我继续抵抗，直到什么都没有只有液体——我是一摊液体。接着另一个形象，起初是透明的，从在地上的那个形象里产生。这一次我是平静的——这个形象有平静在它脸上、我的脸上，还有爱和快乐在我心中。顺从，愿意服从并且信赖正在指引我的道路的声音。
“当我醒来时，我——在幻想里——在水中触碰我的双脚。妻子醒来时，我坐在床上，眼泪像水一样从我脸上淌下，浑身上下起着鸡皮疙瘩。而在我坐在床上时，仍旧在场的力量唤醒了我妻子。妻子在恐惧中醒来，她在尖叫：‘亲爱的，怎么了？亲爱的，怎么了？’我开始歌唱：‘没什么不对。神正在召唤我。’她立刻躺下，回到睡梦中去。
“那之后不久，我彻底屈服并且进入牧师行列。从有热门唱片的地方走开。明白神的爱和顺从于神的愿望就是成功。
“那是在一些日子以后，在我三十四岁生日上，我向主许诺，我会去他派我去的地方并且做他想让我做的事情。他引领我进入卫理公会
教派，在那里我成为牧师的候选人。现在，这个教派坚持一个人必须去念神学院。我挑选的学院，在我的家乡，非常非常昂贵。而我身无分文。我去那里被拒绝了。我被告知我必须有钱来念那个学院。拒绝我的人是委员会里的一名牧师。他说：‘先生，你来这里要一些勇气。你一个子儿也没有。’我说：‘主派我来的。’”
讲着这个他被拒绝的故事，丹尼笑了。
我问：“他实际说了什么？”
“他说了某些这样的话：‘让主给你一些钱，然后再回来。’”丹尼又笑了，仿佛他理解那是多么诱惑人，对于某个处在牧师位置的人，像那样回答。
丹尼说：“他很粗暴。那是在礼拜五。那个礼拜天我指挥唱诗班在我们的教堂里表演了一首萨克斯歌曲。教区督察那个礼拜天过来。他在听说我是一名牧师候选人后深受感动。礼拜一早上，我接到来自曾送我走的绅士的一个电话。他说：‘神肯定是派了你过来。我们打算让你进学校。’所有我的学费都已付清。到目前为止超过两万美元。那是在三年前。”
我问有关老音乐家的情况。
“他依然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爱他。我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讲这个故事，也愿意它为人所知，这样某些人或许会被耶稣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