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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在这种场合，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盖棺论定”。这句话带了一点这个人已经去世，我们可以替他下一个结论的含义。可是在卡尔身上，我们不如引用他爱妻的话：“卡尔还一样继续活着。”最近，一位希腊裔的天文界好友英年早逝。在希腊正教的礼堂中举行追思礼拜时，正教的僧侣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死者，他就还活着。”死亡往往是人们最恐惧，却又不可避免的最后命运。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讨论税收的时候，说了一句俏皮话：“世界上只有两样事是绝对确定的：死亡和交税。”有很多人写过死亡。可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一位极有才华的人怎样面对死亡。卡尔写道：“死亡只是一个不会醒来的无梦长眠。”这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的：“死亡，就是睡去。”（To die, to sleep.）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说穿了，就是恐惧死亡。其实许多世界上的事都类似这种因为果，果为因的形态。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济不景气中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他一上台，就说了一句话鼓励沮丧中的人民：“唯一能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
为什么我要提起卡尔还继续活着呢？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卡尔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全球文明在大气中不断地、有增无减地排放二氧化碳。本书中提到许多二氧化碳在全球环境中会造成的后果，在此不再赘述。最反对限制二氧化碳的是工业界，尤其是石油工业。他们甚至把科学家的诚实态度拿来作为反对的工具：科学家们研究大气，发现二氧化碳可以造成全球变暖，结论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可是坏到什么程度，还存在些不定数。这是科学的精神——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工业界以他们雄厚的经济力量及权势（有了钱当然有势），把科学家诚实的态度扭曲了一下，说：“这些科学家的结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可能。”接着就提起（限制二氧化碳）在经济上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了。这是工业界的短视态度：只看到现在，不顾未来。美国短视的倾向比其他国家都要糟。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在这种短视的态度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往每个公司的业绩是以年终结算为准的。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发明了三个月一算的业绩，公司股票的涨跌就以这三个月一算的业绩为准了。许多公司就把研究项目停了，因为研究工作在三个月中不会有什么成绩的。一年已经够短视的了，而哈佛大学的商学大天才把一年又缩短为三个月。
最近石油业有点改变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欧洲的石油公司开始转向，开始谈起以前提都不提的二氧化碳问题了。为什么？他们怕重蹈美国烟草工业的覆辙。我们现在知道，抽烟和心脏、肺部健康的损伤之间有百分之百的关联性。但多年来，美国烟草公司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一直阻挠政府和民众要他们公开烟草配方的法案，否认尼古丁上瘾后很难戒掉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在推广烟草的使用时，他们想方设法使青少年抽烟，因为一旦上瘾，终生都是烟草公司的忠诚顾客了。他们甚至还出钱要研究培植一种尼古丁含量更高的烟草。是，套一句老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多年来经过这些被烟草公司看不起的寒酸低薪的科学家不断地“鼓吹”抽烟之害，人民“终于觉醒”及“奋起”了。整个国会议会都联合起来反对烟草业，各州纷纷在法院中提出控诉，要烟草公司赔偿这些州花在医治由于抽烟引起的各种疾病上的钱。烟草公司挡不住了，因此现在的态度完全改变。这问题现在还在商洽中，不知后事如何。可是有一样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一种工业为了短视的经济利益而不顾公众利益，迟早会被人民联合的力量击垮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怕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事不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人不好读书，是三流电视节目的忠实信徒。也许和开国历史有关。初期来美国的人都要自力更生，要动双手才能生存，因此很少看书。可是欧洲人则反之。欧洲人好读书。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知道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能使全球变暖，造成恶劣的气候，冷气机及冰箱用的氟氯碳化合物冷媒会损伤保护我们的臭氧层。欧洲人也开车，可是他们给石油公司的信息是：他们要石油公司负责。因此，欧洲的石油公司开始谈起替代石油的代用品了。欧洲的石油公司觉得，与其现在反对替代石油，把顾客变成敌人，不如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反对的行列，先走一步，反正以后找到代用品后，生意也还是他们的。这就是有眼光的生意经。这个就是利你利我——双赢——的态度（见第十六章，游戏规则）。为什么欧洲人知道这些环保的知识呢？卡尔在这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以他能把困难艰涩的科学观念用通俗语言来表达的才华和他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他能传播科学家们传播不出的声音。他的离去，是很可惜的事。可是他留下的，非但是书，而且是人们心中的意识。他一生的工作开始见效了。因此他的爱妻说的话一点都没错：“卡尔还一样继续活着。”
在20世纪之末，观念上的最大改变是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敌对态度，逐渐演变成合作的态度。可以很保守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史。非但有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战，还有社会中一个阶层和另一阶层的争执，本地人同外地人的争执等。即使没有战争或争执，也一定要比一下。我比你有钱有势等。什么都可以比高低。这种比较或敌对的态度可以在几乎所有人类游戏中看出，如球赛、打擂台、赌博、考试、桥牌、恋爱……但从来不见人类全体能从相比、相争中获益的。这就是“零和博弈”，一方赢了，另一方就非输不可。一赢一输，加起来等于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有的。以前打仗是为了抢领土、抢资源。这是零和。尽管有人认为商业的铜臭味太重，可是商业是第一个发现和实现“你赢，我也可以赢”的理论的。在任何贸易中，大家都赚钱。你买我的，我赚了你的钱。我买你的，你也赚钱。大家都赢。事实上，打仗抢来的钱比起商业贸易上赚来的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庚子赔款（根据《辛丑条约》）赔了创纪录的4.5亿两银子。以现在银的市价来算，最多不过是40亿美元。中国台湾（不用提中国大陆的了）一年的贸易额就比这款项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打仗会有人死，会把房屋建筑毁了，会把人民变穷。贸易不会死人（紧张过度得心脏病的除外），会建造更多的房屋，使人民致富。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某人有多少钱，某公司的资产有若干亿。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财富是哪里来的。最原始的财富是奴隶、黄金、白银、土地、农作物、家畜……这些都是有限的，因此要去抢。你富了，我就穷了。这种零和博弈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有。最明显的例子是，货币要以金为本位。在那个年代，每年在众目睽睽下，中国台湾银行要称一下库存的黄金，看有多少黄金。要印发纸币，要先看有多少黄金。连美国印发的纸币都要以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军事基地中库存的黄金为准，一盎司（约28克）的黄金可以发35美元的纸币，不能多发。每次在报上提到日本的经济时，都要加上一句，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能有这么好的经济是一个奇迹。可是，现在这些奇迹国家多的是。而在1978年，美国废除了金本位。为什么？因为黄金不够了。把全世界的黄金抢来都不够。为什么日本及其他国家有经济上的奇迹？为什么世界上的黄金不够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原始的财富的观念。我们的财富大多来自知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现在的说法应当是“知识就是财富”。
长话短说，举一个例子。一盎司的黄金价格约为300余美元（1998年的价格）。一颗最新的计算机心脏——奔腾处理器——约重一盎司，也值300余美元。不同的是，奔腾处理器是最不值钱的沙子做的，其他都是知识，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黄金是有限的（如果全世界的黄金都放在一起，也不过是边长20米的立方体）。不同的是，10年后，黄金还值300余美元（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发生），可是，10年后这个奔腾处理器就要丢到垃圾堆中去了，可是替代奔腾处理器的微处理器，又是沙子和知识的产品，又要值300余美元。因此，财富是不断从知识中产生的。哪一天知识落伍了，财富就没有了。因此，从某种方面说来，财富和资源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而是微软公司。这是没有实质产品的公司，唯一的产品是抽象的软件程序。这些都是科学的产品。科学可以从无中产生财富。因此，现在有钱的人很多（当然，因为没有知识而很穷的人更多）。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注重教育。教育是知识的第一步。有了知识就有钱。没有知识只好出卖不值钱，且市场越来越少的劳力。
照这样看来，科学是万能的。可是套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万能的科学也可以毁灭我们自己。本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不再赘述。如果我们迷信科学是万能的，就和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大喝大吃一样（见第十七章），忘了隐藏在幸福中的危险。如果用水来比喻科学，那么科学不同的地方是：科学是极广极复杂的。有千万种我们必需的“水”，才能过上科学给我们带来的舒适生活。这千万种的“水”中有许多是能覆我们生命之舟的。以前认为每人都应当有一点科学常识，也许是为了个人的修养。可是现在不然了，科学是能载我们也能覆我们的“水”。要有些科学常识的原因，是要避免被有些人或有些工业，在只看到短视的利益前提下，把我们的子孙甚至我们自己置于危险中。这是性命交关的问题，一定要有些科学常识才能了解。否则我们就听命于短视唯利是图的人或工业。就如冷气机、电冰箱工厂反对管制氯氟碳化合物冷媒，石油工业反对管制二氧化碳的产生一样。
这就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隔阂问题。30多年前我开始自己的事业时，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之间似乎有一种敌对的态度。非但中国人有，几乎全人类文化中都有这种倾向。科学在近年来被人看得很重要，有些短视的科学家（各行业中都有）不免自傲，觉得“没有我们就会如何如何”。人文科学中也不免有些“你们这些只知道雕虫小技的呆子，你们知道些什么”的态度。这就是零和心理在作祟。我同你比，你同我比，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都是人类最值得自傲的文化，为什么要让它们相争到“一伤”为止呢？其实科学的发展是近年的事，尤其是20世纪的事。在以前的数千年中，没有什么科学，文化不也发展得好好的吗？科学能做到的是人文科学无法做到的，即增加我们资源的应用，化贫为富，消灭穷困。在20世纪末，这个目标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完全做到，在21世纪，这个目标也在向做得到的方向走去。可是，21世纪最大的危机，不在这些数千年来都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上面，而在本书第十八章结尾中提到的，“我们是否会获得必要的领悟力和智慧来处理20世纪的科学启示”，这才是危机。科学带来的是方法，正如本书中再三提到的：这些方法可以载着我们的生命之舟航行，也可以覆我们的生命之舟让我们送命。我们需要科学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也需要智慧，让我们能永远地享受科学带来的舒适。如果我们把科学看成人文文化以外的第二种文化，那么我们需要第三种把这两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桥梁文化。没有这第三种文化，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能了解20世纪科学启示的智慧。卡尔就是这第三种文化的先锋。我对第一种文化——人文文化的冀望，就是和第二种文化——科学一起合作，创造出把这两种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文化联结在一起的第三种文化（当然，这个冀望也同样地放在科学文化上）。这样的联结，产生出的是一种能让我们掌握了解科学启示的智慧，其结果是我赢你赢大家赢的合作。这就是卡尔到去世时一直都有的，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念。
1998年3月
于北波多玛城马里兰州
本书作者于1996年底弃世。这本书是他历年写的短文集，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在这25年内，在这世界里，发生过许多大事。25年后的今天，这本书是否还有价值呢？
非但有，而且有许多问题变成更尖锐，从隐忧变成时代性的问题。我在这里把一部分我认为重要的写出来。细读后，读者可以发现更多的隐忧。
本书第二章讲到波斯棋盘。一位发明西洋棋的人，把棋盘献给一个国王，国王非常喜欢，问这位发明家要什么。他说不多，在第一格放一粒麦子，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依次类推。因此，棋盘上的麦子的数目（重量）以2为单位倍增。每粒麦子的平均重量为0.065克（在西方，最小的重量单位是grain，就是一粒麦的重量）。不久，国王发现，在第60格的时候，麦粒的总重量是600万吨，超过他的国家麦子年产量许多倍。这种可怕的倍增是指数增长的一种，即以某种倍数的方式增值。在棋盘的例子里，这倍数是2，当然也可以以其他数字来增倍，如以下说到的信用卡的例子。
本书论及一些问题，如人口问题、艾滋病的传播等，都呈指数增长的现象。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工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人口的激增已经开始缓慢下来，虽然在有些国家，如宗教及社会组织复杂的国家，如印度，人口还在以相当的数量增加。一般说来，疫病也可以呈指数增加。在欧洲，黑死病，即鼠疫，在中古时代也曾经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增加过，有数次之多。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几乎1/3的欧洲人死亡。本书中提到的是数十年前成为灾祸的艾滋病。由于防范知识的传播及医学的进步，艾滋病的传播也开始减缓，现在甚至已经成为不常听到的新闻题材。可是，自2019年冬天起，另一种危机又降临到人类身上，即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学名为COVID-19。第一个发现的地方是中国武汉，可是起源的地点至今还未确定。在中国，一开始就以严格隔离及迅速治疗的方法来处理，已经几乎成功了。而在其他先进国家，以美国为首，认为中国的急速严格隔离方式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容，加上总统的一意孤行，疫情急速扩散，最后不得不把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如餐馆、酒吧、零售业按中国方式停业，可是已经迟了，变成不知倍数的指数增长。造成大宗失业，经济上的萧条和大混乱。这疫情指数增长的形式已经几乎传到全球，在写这篇文章时，在美国，确诊人数已超过400万（至2021年2月底，达2840万），还不知道何时停止。以下还要继续讨论这问题。
即使不是倍增，少量倍数的指数增长仍旧是很可怕的。最普通的是信用卡的债（卡债）。现在，信用卡的广泛使用，使得许多人都陷在高债的陷阱中。信用卡刚出来的时候，许多人认为15%的年利息没有什么。可是不久就发现，这利息是按月算的，因此要比官方的年息高。一般的官方年息为15%，可是因为按月算，真正的年增倍数是1.160 75，相当于高利贷。例如借1000元，因为利息是按月算的，这个月未付的利息，到下个月就变成本金。一年后，1000元的债就变成欠了1160.75元，5年后就变成2107.18元。不少在美国的人及家庭，都陷在这陷阱内，最后以申请破产告终。
而美国还有另一个危机，就是学贷（借钱进大学）。按各国的统计，不是每个人的智力都高到可以进大学，以欧洲为例，大约30%的人能去念大学，而且大学大都是国立的，没有学费。即使不是免费的，学费也没有美国的昂贵。另外，这些国家都有医保及其他的福利，因此即使不进大学，仍可以过中产生活。可是在美国，因为没有国家级的医保，也没有类似欧洲的其他福利，非要经过大学的教育，才能有充足的收入来付这些费用。学费奇贵，平均学贷在3万美元，而学贷也将未偿还的利息变成本金，因此利上加利而成为指数增长。平均的官方年利在6%~8%。学贷还是唯一不能以破产来消弭的债。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如智力不足），不能完成大学教育，可是却累积大量指数增长的学贷，甚至到了退休年龄还无法还清。
而许多国家，如希腊，因为要讨好选民，借了国债大加福利。国债的利息只有2%~3%。可是，几次选举之后，国债也超过希腊全民总收入了。如中国人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而造成希腊的经济危机。富有的美国也重蹈覆辙，数十年来每年入不敷出，国债已累积到面临类似希腊危机的程度。
本书第四章提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萨根很巧妙地用光的传播把读者带到一个在中国不成问题的现象中，而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到现在已经变成非常两极化的问题，即肤色。在中国，一向认为肤色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当然多数的中国女性都希望皮肤洁白，因为这是美的象征，可这没有变成社会的问题。一般说来，由于南方的阳光强，一般人的肤色呈棕色，但基本上都是同一民族，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普世价值观念，没有什么种族的观念。再者，中国自汉末起，饱受外族侵略，可是这些外族一到中国就接受了儒家的普世观念。甚至一个外族建立的朝代——北魏，下令所有的外族一定要改汉姓。基本上这就把外族同化了。中国在周朝就废除了奴隶制度。而在西方，奴隶制度很早就存在，还受到了像柏拉图这么伟大的哲学家的支持。到了基督教兴起后，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一直被认为是化外之民，饱受歧视，如不能置产业。因此犹太人的财富都是金银钱币财宝，他们只好放债收利息。（有史学家认为收利息是犹太人发明的。）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还有一个专门名词来描述：antisemitism，反犹太人主义。可以把种族歧视看成西方普世价值之一，自从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后，开始把非洲俘来的人（清一色是黑人）变成奴隶。美国独立后，以农立国，需要大批奴隶来耕耘，因此从非洲进口大批的奴隶。这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因此废除了奴隶制度。而在美国，到了19世纪时，基本上来说，北部已经工业化了，不需要奴隶，而且认为奴隶制度不合基督教的原则，因而开始废除奴隶制度。可是南方仍旧以农业为主，非要有奴隶不可。到了1860年，这种矛盾变得水火不容，因此南方要独立，北方不肯，造成了数年的内战，最后北方赢了，南方只好委曲求全接受废除奴隶制。但他们依然通过种种法律来排挤黑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开始通过法律一一消除这些排挤压迫黑人的法律，在此期间，不少为了平等而奋斗的黑人被杀，最有名的是金博士（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可是对黑人的歧视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萨根相信人类平等的普世价值，在文章中解释说，根本无法给黑白种族下定义。许多有识之士，都有同样的信念，可是还有少数不肯放弃白人优越感的死硬派，在做最后的挣扎。最近，一位黑人犯了一些小错，被警察抓了，一位白人警察坐在他头颈上，他哀求放开，因为他无法呼吸。这位白人警察不听，他因此窒息而死。（一起去抓这位黑人的四位警察中，有一位还是亚裔，是来自越南的苗族人，越南称为赫蒙族。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期间，许多赫蒙族人和美国军方合作，战后这些与美国人合作的人无法在越南立足，因此有大批族人迁居美国。）这事件在美国已经演变到如火如荼的种族平权运动，还传到欧洲。
所有人类学家都认同萨根的观点，即人种之中没有确切的黑白定义。在萨根弃世的那一年，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极进行的有色人种的民权运动，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世代，而到现在已经历经几乎三个世代了，仍然方兴未艾。因为这种改革牵涉到财经、社会结构及心态，在许多方面仅有表面上的效果。如果世界局势不变，恐怕还要好几个世代才能有真正的结果。
本书中有不少对宇宙的探测。现在对宇宙的了解已经比萨根时代进展太多了，可是，萨根提出的原则还没有改变。和萨根时代不同的是：当时仅推论出，几乎所有的星球形成时，形成星球的物质同时也会形成行星。随着人造卫星的发展，现在已经有能力发现地外行星了，而且发现了很多。可是和地球类似能让生物生存的行星真是少之又少，只有几个。
行星受恒星的照射，表面的温度会升高。有温度的物体本身也会放出辐射，二者会达到平衡。因此，行星的表面就会有一定的温度。现在公认，要有生命，该行星的温度一定要在水的冰点之上，沸点之下。在恒星的外围，有一个这样的区域，就是所谓的生物圈。
如果没有大气，地球的平衡温度是-18℃，在水的冰点之下。可是地球刚形成的时候，表面温度很高，会使地球表面的物质所含的气体都放出。这些气体会保留一部分地球辐射出去的能量，使地球的表面温度升高，造成所谓的温室效应。现在地球的平均温度是14.6℃。
这就引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地球表面温度的状态。萨根非常关心地球，在他的时代，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地球臭氧层的减薄，另一个是地球表面温度的增加，即温室效应，因为类似培养植物的温室而得名。这两个问题都和人类活动有关。
先谈臭氧层。太阳发射出的辐射主要在可见光范围内，可是有相当的辐射在短波的紫外线范围。这些短波的紫外线对生物有杀伤性。可是在地球大气的最上层，这些短波的紫外线能把大气的氧分子（2个氧原子组成）变成另一种氧分子，称为臭氧，由3个氧原子组成。臭氧对短波的紫外线吸收性特强，因此等于在地球的大气层上造了一层盾，把这些对生物有杀伤性的紫外线挡住了。在萨根的时代，发现臭氧层已经变薄了，甚至还有一个几乎没有臭氧层的洞（《一片天空不见了》）。经人造卫星的探测、化学理论的研究和实验分析，发现臭氧层的减薄，来自现在非常普及的冷气机及电冰箱内要用到的冷媒——氟利昂。这是一种碳氟化合物。冷气机及电冰箱换代时，这些氟利昂不免被释放到大气中。到了大气层上面的平流层后，太阳的紫外线能分解氟利昂，放出氯。氯能分解臭氧，而氯在平流层内滞留的时间很长，久而久之，就把臭氧层削薄了。因此这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后果。紫外线过强虽然不会大量杀伤生物，可是会造成皮肤癌，尤其是肤色浅的人，如白种人，风险更高。西方白种人一听，他们首当其冲，便立刻担忧起来，因此同心协力去找氟利昂的代用品。换了好几次，现在臭氧层的危机大致解决。
而另外一个问题，温室效应，就遭遇到不同的命运。上面说过，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的温度应当在-18℃。地球形成时很热，会使地球表面的物质所含的气体都放出，大部分是氮、氧、碳及其他成分。经过一段演变（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谈），成为我们现在的大气。其中约80%是氮，约20%是氧，还有水汽和二氧化碳等，这些少量成分虽然远在1%之下，可是非常重要。动物呼吸空气，吸收了氧，呼出废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而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以光合作用把碳分解出来，作为成长的养料，植物放出的废料就是氧。因此通过动植物，空气中的氧和二氧化碳构成一种平衡。而二氧化碳能吸收地球向空间射出的辐射，这些辐射大都在红外线范围内。因此少量的二氧化碳等于给地球盖上一层毯子，保持地球的平均温度在冰点以上，使生物可以大量生存。
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机械动力如蒸汽机、内燃机等，都需要燃料，主要的燃料来源是化石燃料，如19世纪的煤，20世纪至今的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废物也是二氧化碳。19世纪末一位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1859—1927）有天做了一个简单计算，就算这些工业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有什么影响。他大吃一惊，发现二氧化碳会使地球温度升高，原因如下：地球辐射出的能量大都集中在波长为10微米上下的红外线范围，而二氧化碳在此波段的吸收能力非常强。如前所说，等于给地球表面盖上一层毯子，使地球的温度不至于到冰点以下。可是，如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多了，就等于把这层毯子加厚，使地球的温度增高。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自1960年人造卫星能探测其他行星以来，科学家发现，金星的表面温度达到铅的熔点，即接近400℃，而其大气的成分以二氧化碳为主。萨根和其他行星物理学家研究的结果是：大量的二氧化碳能使金星的表面变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其温度高到生物无法生存。因此，空气中少量的二氧化碳能使地球的温度在冰点以上。可是，如果只多了一些，后果怎样呢？许多大气物理学家开始研究二氧化碳对地球表面温度的影响及后果。
自1750年以来，就有空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记录。1750年0.028%，1960年0.032%，到了2020年，已经增加到0.041%。有许多因素影响到地球的平均温度，因此地球的平均温度也不是固定值。上面说到的地球平均温度是14.6℃。自1860—1920年，虽然平均温度有起伏，可是几乎没有大变化。可是自1920—1980年，增加了0.4℃，而自1980—2020年，一共增加了0.8℃。一般的大气物理学家研究的结论是：这迅速的增加和此期间的人类活动有关，即大量焚烧化石燃料，尤其是石油。大气温度的增加，主要有两个后果：一是大气中的水分增加，二是海平面的增高。自1993—2017年，按人造卫星的直接测量，海平面已经增高了80毫米。按这种增加倾向，到了21世末，海平面会再增高10厘米。许多大城市都建筑在沿海，因此会有陆沉的现象。许多低洼的国家，如孟加拉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著名的水上城市如威尼斯，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而还有其他的间接灾祸，空气中水分的增加会增加狂风暴雨的威力。实际上，最近十数年的暴雨已经造成许多水灾，如中国近年来的暴雨，已使三峡水坝不得不泄洪。年纪较大的读者（如我）已经看到近20年来气候的严重变化了。
这是人为的灾祸，就如臭氧层的消失一样。可是，石油的燃烧已成为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需求。因此，商业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商业利益是目前的问题，而气候带来的灾害是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问题。这就是危机存在的主要原因。在臭氧层的例子中，这一代的人就会受害，因此有立刻解决的必要。而二氧化碳的问题是下一代，甚至好几代之后的人类的，许多人想不到那么长远，因此，人们对付气候问题的心态并不一致。本书中，萨根提到两位希腊时代的人物：一位是国王克里萨斯，另一位是神话中的美女卡珊德拉。克里萨斯的国家非常富有，发明了欧洲第一个金属制的钱币。可是这国王非常贪婪，想要去征服比他的国家大的波斯。按当时的风俗，他去位于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神庙中求神谕，如果他向波斯开战，后果如何。神谕说：他会毁灭一个强大的王国。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和中国算命先生给的预测类似）。在过度自信之下，他认为神谕说要毁灭的是波斯。他去开战了，非但没打败波斯，反而变成波斯的属国。后来的史学家批评说，应当去问哪一个国家会输。对当今两强对垒的局面，这是应当警惕的。
而在现在气候的变化问题上，更具警惕性的是卡珊德拉的准确预测。至少在美国，这已成为非常大的问题。卡珊德拉的故事如下：阿波罗看中了卡珊德拉，要想一亲芳泽，就给了卡珊德拉预言的本领。可是，卡珊德拉得到这份宝贵的礼物后，突然变卦。阿波罗大为愤怒，可是他没有把他送出去的礼物收回的本领。因此，他给这个预言本领加上了一个诅咒：她的预言会很准确，可是没有人会相信。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卡珊德拉做了许多预言，都是正确的。她预言，以后特洛伊会被卷入一场战争，还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导致灭国。可是没有人相信。后来，特洛伊果然被阿伽门农所率的海军以木马计攻破。
自1980年以来，大气物理学家就预测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会导致的后果，即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可是，因为石油（包括油气）是美国经济很重要的一环，因此所有石油及有关的工业主管都反对该预测。他们收买了一批科学家替他们辩护，说这些后果仅是一种意见。既然是意见，就会有其他不同的意见。这些被收买的科学家，提出其他气候变暖的理由，如数据不够精确，或变暖来自太阳变热等。这种态度使得那些努力研究的科学家变成现代的卡珊德拉。可是最糟的是，这种把科学成果变成“意见”的态度已经变成一种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一种时尚。例如，在美国，有一批人——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信口开河说，心理上的自闭症来自接种的各种疫苗，如水痘、麻疹等。而这些自命的专家创出不少理论，制造谣传来“证明”他们的理论。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居然形成了不小的势力，再加上一些宗教影响，这种反对的倾向变成对公众卫生的一种大威胁，有些州不得不立法，如果小孩不接种疫苗将不得到公立学校上学。而在二氧化碳和地球大气温度的上升这事上，有不少非科学家，甚至未完成高中学业的“老粗”纷纷提出反对的意见。甚至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提出，“温室效应”是左派（自由派，liberal）的科学家们发明出的骗术，有许多像他一样的“聪明人”是不会相信的。因此，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还有一大批不相信科学的人——反卡珊德拉派的人。目前美国是受疫情之害的“第一名”，可是还有一大批不信有疫情的人，而且许多都处在能左右政策的地位。
另一个最糟的情况，是把所有防止疫情的传播的措施“政治化”了，如特朗普总统不戴口罩，因此，预防疫情传播的最简单的措施——戴口罩，也变成一个反对的政治标题。
一位久居美国，现在回到她的祖国意大利的妇女，在给她一位美国作家朋友的信中，感叹地写出：“我现在观察到的是，疫情没有带来创造性的思维；相反，它加深了所有最糟的、最具典型性的及毫无理性的思想。对贵国的现状，我感觉到一种悲哀，贵国已经被蒙罩在一种极可怕的、毫无理性的攻击之下。我从贵国得到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上的东西。我热爱贵国，可是我感到非常悲哀。”该美国作者写了一篇长长的关于疫情的文章，文中对她的回答是：“我理解她那么悲观的评估，可是我也感觉到美国很可能已经处于要做出决定性的、大幅的改变的边缘。和战争及（1929年）大萧条一样，这次疫情等于给整个（美国）社会照了一次X光，让我们可以看到破碎的骨骼。很可能，美国人不会对这场疫情所暴露出的裂缝有所动作。这些裂缝是：种族的不平等，政府的无能，带极端毒性的两党之争，对科学的不尊重，在万国中的地位的下降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摩擦。我要多加一句，当人民面对他们的困难时，他们就有再改造的机会。可是我和她有一个共识：只要我们大家都困在这个现状里不能自拔，我们的社会不会有所改进。”
如果萨根还在世，也许这些也是他心中想说出的话。
2020年10月
于北波多玛威马里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