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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交易和配置资本性资源的市场
，为企业提供了资本筹集、结构调整优化的渠道和机制，也为企业价值评估提供了“称重机”，为价格发现和价值实现提供了便利的交易机制。其核心作用在于：一是促进资本形成，服务实体经济；二是促进价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三是提供交易功能，增强资本流动性；四是提供风险管理，优化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工具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和市场参与者共同构成了庞大复杂的金融体系。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独特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已成为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现代金融结构理论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是现代化金融体系两种功能互补的配置资源方式。其理论基础在于，商业银行提供的是纵向跨期风险分担机制，而资本市场提供的是一种横向风险分担机制（Allen和Gale，1995，1997）。银行信贷和抵押品机制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Bernake等，1999），从而带来“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顺周期问题，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成熟的资本市场，具有内生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可通过广泛的信息交互、反复博弈、价格出清和风险吸收，快速调节市场供需关系（低估值吸引资金、高估值吸引“筹码”），进而有效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比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有更好的弹性和更高的效率，更有利于从周期性波动中恢复经济活力，更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金融结构与经济水平、产业发展、法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以及金融自由化程度等因素高度相关且与之相适应，但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演进是一个普遍规律，更多金融资源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配置是基本趋势（祁斌和查向阳，2013）。
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的。如今，我国银行业规模体量已居世界首位。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银行排行榜，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也是全球前十大的银行，全球前二十大银行中我国占有六席。相比之下，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金融体系结构的客观现实。借鉴国际最佳实践，需要准确把握我国国情，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继续发挥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当中的“稳定器”作用，也要加快增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用。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配置金融资源的优势明显。依靠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商业银行具有高效的储蓄动员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受到产权不清晰、法治建设滞后和会计基础薄弱等客观条件约束，依靠银行主导的融资，缓解了投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更为显著。资本市场特有的机制，包括对未知风险的定价、对转型创新的激励相容、公司治理和公众监督以及最核心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等，有利于风险资本形成，促进资本要素向创新经济集聚，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运行效率。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WEF）表示，中国经济已走过了要素驱动的阶段，主要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并向创新驱动阶段迈进。在这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营商环境与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是更为关键的变量。
伴随经济持续增长，原先基于要素成本优势和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式微。前期积累的过剩资本，需要配置到越来越难以识别风险的投资项目中去。有前景的新项目或新技术则更加依赖于无形资产，这使基于抵押品信用的传统银行信贷融资模式难以很好地支持创新经济发展，因此需要更加市场化、个性化的融资安排来破解传统融资方式的约束（Allen和Gale，2013；Boot和Thakor，1997，2000；Demirgüç-Kunt，Feyen和Levine，2013）。股票市场使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特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Allen和Gale，2000）。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推动创新和促进更多研发企业发展方面也更为有效（Beck和Levine，2002）。金融市场发展良好的国家，投资于成长性产业的资金较多，而投资于衰退产业的资金较少，从而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Wurgler，2002；Fisman和Love，2007）。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供需均衡和质量效益为基本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体系协同发展，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核心要求是经济增长方式及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衡量标准是产业科技含量、经济附加值、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质量和效率指标。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重在要素投入，行政干预扭曲了市场机制，所以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容易引起产能过剩；可持续发展质量不高，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偏低；宏观债务风险持续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也不升反降。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增强资本市场对经济供给、需求体系的适配性，加快发展以现代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现代资本市场的使命。
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断相互适配的动态优化过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King和Levine，1993；Rajan和Zingales，1999）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动员储蓄、平滑消费、便利交易、降低融资约束、提示信息、管理风险等金融功能，降低各种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Merton，1995；Levine，2005；Bodie，2005）。
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主要取决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能力。一是资源动员效率，即金融资源以多快速度、多大体量、多高成本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这方面银行的决策流程更短、效率更高，但银行扩张需要不断充实资本金，也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融资约束。二是风险定价能力，即金融资源能否有效地配置给生产效率更高、更有发展前景的部门、企业和项目，形成具备择优机制的创新资本形成能力。这方面资本市场以其分散决策模式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而具备天然优势。“科技+资本”的有机结合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不二法门，只有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造、创意的发展大势。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资本市场是金融治理的天然主战场。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在完善公司治理、增强信息揭示和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市场以其特有的产权化、股份化、证券化、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风险定价、市场预期、社会监督等多重功能，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现代法律契约关系，为各类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强大的激励相容机制，有利于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资本市场通过资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力地促进其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推动市场经济、信用经济、信息经济向规范化和高级化形态演进，推动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向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可以提供“产权界定”“两权分离”“公司治理”等核心功能，企业通过“股改”上市，构建“三会一层”内部制衡机制，形成强制信息披露和行政自律监管等外部约束机制，推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规范，为我国企业转换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示范，也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支撑。
资本市场是优化金融风险治理模式的必由之路。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与微观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唯有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才是降低杠杆率的治本之策，必须完善储蓄转化为股权投资的长效机制，通过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补充实体经济资本，增强经济社会的风险承担和风险分散能力。
资本市场推进了社会信息治理。资本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集聚了各行业优质骨干企业；情系千家万户，拥有1.5亿名投资者；扩大市场开放，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沪（深）港通双向开放机制日益畅通；培育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投资顾问、专业媒体等在资本市场发展中壮大。在资本市场规范的信息治理体系之下，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不断进行信息生产和信息定价，收益和风险通过股票价格予以即时出清，全面提升了信息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