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同志，各位公民，各位陛下，各位殿下，各位同胞，孩子们，战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演讲有很多种开场白。伊丽莎白一世庄严地开启她的演讲：“亲爱的将士们，……”纳尔逊·曼德拉说：“同胞们、朋友们，……”林肯的开场白是“同胞们”。杜桑·卢维杜尔的开场白是“兄弟们”和“朋友们”的结合。罗伯斯庇尔的开场白则是“人民的公民代表”。斯大林在德军入侵后于1941年7月3日向苏联人民讲话时说：“兄弟姐妹，我正在向你们致敬，亲爱的朋友们。”犹太起义军领袖以利亚撒·本·亚尔称他的民众为“慷慨的朋友们”。称呼观众为“朋友”通常是比较好的开场白。但克伦威尔在向英国议员们发表讲话时却采用了另一种称呼：“你们这群唯利是图的恶棍……你们这群肮脏的淫妇。”开场白无一例外地需要界定演讲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合同、合约和契约的条款。邀请他们进来，让他们感到轻松，但不一定过于轻松，因为即使是最积极地主张平等的演讲者也必须掌舵，并确定航向。

《历史的声音》是一部全新的、优秀的演讲集，也是我的《书信中的世界史》的姊妹篇。这些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演讲。有些你们很熟悉，非常熟悉；而另一些，我希望是你们新接触到的。

我想对你们说，有些改变世界的演讲是最富有诗意、最真实、最得体的，它们是自由的赞美诗，是宽容的赞歌。是的，这里有许多这样的演讲，但撼动人心的演讲并非都关乎热爱、美好和诗意，有些则穷凶极恶地运用权力、谎言、仇恨和诽谤进行恶毒的谋划，用夸张的残酷手法使所谓的“敌人”抓狂。这样的演讲震动世界，一如具有最高尚的精神和英雄勇气的演讲打动了世界。这部选集选择了最美好的和最恶毒的演讲。一些内容极其残暴的演讲也被收录了进来，记录演讲者如何用语言说服同时代的许多人去做难以言表的事情——这种明显的邪恶和荒谬是多么让人惊讶；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些事件的真相在对历史无知、仇恨死灰复燃、阴谋论盛行的氛围中受到了挑战。看到和听到这些证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解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也会认识到，有时仅仅是言语，就会使暴力和仇恨成为“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成为蛊惑人心以致令人向往的。

许多这样的演讲尽管发表于几个世纪之前，但在今天仍然具有本质上的重大意义：在民粹主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时代，当人们对传统议会和职业政治家普遍感到愤慨和恼怒时，克伦威尔对自己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听起来很亲切——他觉得自己是在“清除积弊”。在聆听索杰纳·特鲁斯、马丁·路德·金和杜桑·卢维杜尔的演讲时，我们不可能不去思考种族主义在美国和欧洲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可悲的是，将哈伊姆·赫尔佐克所发表的反对反犹主义、反犹太种族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讲选入其中，在21世纪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阅读这些演讲稿时，我们需要记住埃德蒙·伯克提出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最初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867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最好的演讲应是人类的正直与崇高文学的范例，可以在各个层面上欣赏。这些演讲是演讲者、信息、观众和时间的完美结合，融技巧、愉悦感、天时和地利于一体，可以点石成金。最佳的演讲必须简短而不肤浅，内容充实而不让人倦怠，强大而不傲气，引人入胜而不矫揉造作，自信而不浮夸，亲密而不屈尊俯就，富于情感而不耸人听闻，勇敢无畏而不虚张声势，华美而不虚伪，充满热情而不故作姿态，切中要害而不大呼小叫，诚实而不虚荣，经久不衰而不夸夸其谈。古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一文中写道：“做一名演说家，我们必须要有逻辑学家的思维、哲学家的思想、几乎像诗一样的措词、律师般的记忆、悲剧演员的嗓音、完美演员的相貌。因此，在人群之中，没有什么比完美的演说家更难找到。”这段话写于公元前55年，但在今天依然适用。

最具启发性的演讲是那些最具个性的演讲。亚历山大大帝的演讲，让我们跨越两个千年，感受他对自己神圣与伟大的满足与骄傲之情，以及他对反叛者忘恩负义、粗鲁无礼的狂怒。尼克松向工作人员的告别，一定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演讲。

演讲具有真实性和简洁性。伟大演讲的精髓在于传播明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特定观众的需要而精心设计的，信息的传播不只通过语言，还要借助演讲者的性格和信息的融合。说话人与信息匹配的可靠程度决定了演讲的成败。

演讲具有戏剧性。它需要一些演员的天赋和表演者的技巧，但它与戏剧的差异又非常大。在剧院，观众知道演员在扮演虚构的角色，并且希望进入幻想；而在演讲中，情况恰好相反：确实有一个舞台、一场表演、一出戏剧，观众知道这是一场表演，但他们必须相信“演员”根本不是在表演，必须相信他或她的真诚，并且认识到他或她的演说完全出于自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指出：“雄辩者并非优秀的演讲者，而是醉心于某种信念的人。”对自身的执念，发生在大多人身上会导致不正常，但于领导者而言，却必不可少。它可能是美德，也可能是疾病——不恰当的自信可能沦为变态的自恋。

爱默生认为：“伟大的演说家最开始的表现也很糟糕。”这句话并非总是正确的。丹东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若在现场，你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激情和活力。再比较一下希特勒和丘吉尔。这两人在演讲方面都非常努力。摄影师拍下了希特勒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古怪演员。希特勒的心腹戈培尔回忆说，他每次演讲都要改写5遍讲稿，同时向3名秘书口述修改内容。丘吉尔一开始有点结巴，口齿不清——这证明了爱默生的观点。他亲自手写演讲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润色。希特勒的演讲有着体育运动般的戏剧场面，有时持续几个小时，先是在让人汗流浃背的啤酒馆，然后是在灯火通明的体育场。但落在纸上，他的演讲词就显得平庸了。丘吉尔恰恰相反，他在下议院或英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不动声色地发表演说，演讲词高贵典雅、经久不衰。这两人的风格在电台中的效果都很好，但在电视上的效果如何呢？丘吉尔的风格当然不理想。相反，电影《意志的胜利》 ^[1] 的情节显示，如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就已经存在，并且播放希特勒的超长演讲，他可能会“大放异彩”。

在某些方面，演讲者彻底地自我暴露，却达成了与观众直接沟通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期间，演讲者经常被逮捕甚至被斩首——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鼓励自发的演讲，但他们俩都成为这类自发行为的受害者。民主制度下雅典城邦的集会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如果鲁莽地对反叛士兵们讲话，有可能会被他们砍倒。演讲者在冒险，而这种冒险也可能赢得观众的喜爱——拿破仑对他的老近卫军的演讲引起了将军和士兵之间强烈的共鸣。他回来夺取政权，开启“百日王朝”时，只须振臂一呼，士兵就聚集在他的麾下。

1989年，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一次演讲中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演讲在台下的倒彩声中结束。他乘坐直升机逃跑，后来被抓捕并遭处决。

演讲的时长通常与自负程度成正比。西塞罗曾经断言：“简洁是雄辩的巨大魅力。”他认为“最优秀的演说家应该切中要害，慷慨激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杰作只有278个词。希特勒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战时演讲则拖沓冗长得荒谬可笑。杰斐逊曾经说过：“演讲以时计，死于时。” 小威廉·皮特的演讲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但令人赞叹。

集市上小贩的叫卖不仅能够奏效，而且常常令人着迷。正如希特勒、爱娃·庇隆等人在这部选集中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夸大的言辞和有煽动性的剧情所蛊惑，陷入极度的集体疯狂之中。

煽动和雄辩是有区别的。塔西佗在他的文章《雄辩的腐败》中写道：“雄辩不可能存在于专制的政府体制中，它只能存在于自由制度发达的国家。对于不善于应对演讲技巧和幻想的观众而言，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具有说服力的演讲更能扰乱思想，颠覆信念，破坏情绪。”但是，粗俗和雄辩的差别在于旁观者的眼光。

满口仁义道德会使听众厌烦至极。埃德蒙·伯克评论道：“（需要）行善时，我们通常冷漠、倦怠、行动迟缓；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自以为是。但是，恶意和不公正的行为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它们是以大胆而熟练的手法完成的——我们被压迫和被迫害时，会被激起强烈的斗志，这些斗志召唤着我们所有的能量。”魔鬼往往有最好的台词，罗伯斯庇尔对恐怖的呼唤是有力的、精心的、嗜血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希姆莱就不是演说家。

演讲是权力的工具，就像大炮和黄金一样必不可少。用约翰·F. 肯尼迪的演讲稿撰写人特德·索伦森的话说，“演讲是总统用于治理的工具”。即使没有马丁·路德·金的诗歌，也有办法让演讲发挥作用。丘吉尔曾说：“如果你想发表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要让人难以理解，也不要故作聪明，而要像一个打桩机，一下击中要点，接着回头再次打击目标，然后第三次打击它，一锤定音！”

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则故事，有一些事后回想起来令人心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都曾是军官——当寻求和平的时候，他们的演讲很有力量，不仅仅是因为演讲稿写得很好（拉宾的演讲特别感人，因为他本人生性腼腆，历经磨难，沉默寡言）。如今，我们知道他们两人都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让书中所收录的两篇演讲尤为令人心酸。阅读马丁·路德·金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不可能感受不到他明白自己已是在劫难逃。

我们还有最后的告别仪式。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艾薇塔在玫瑰宫的告别，就像以她的故事为原型而创作的音乐剧中的那首歌，令人动情。拿破仑的含泪离去是一部近乎廉价的情景剧，与查理一世被处决前挽歌般的狂傲截然不同。

最优秀的演讲者有能力让想法和愿望成真，正如美国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所谓的“狂热的思想”，它让听众感到自己是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可能实现的梦想的一部分。约翰·F. 肯尼迪的就职演讲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都实现了初衷。

战时演讲具有特殊的功能，它取决于对期望的回应。伊丽莎白一世利用了女性的弱点。丘吉尔仅仅使用“热血”和“眼泪”的措辞，就“充分利用了英语语言的力量，让它投入战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如是说，约翰·F. 肯尼迪也重复了这句话）。马萨达的犹太指挥官以利亚撒说服了900名男子、女子和儿童集体自杀，而不是落入古罗马胜利者的手中并面临被处决、奴役和强奸的命运。

开战演讲很容易得到回报，很少有人流血，而流血者很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教皇乌尔班二世制造了类似于（所谓的）“伊斯兰圣战”的“基督教圣战”，并鼓动第一批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将信仰、忏悔和掠夺结合在一起。希特勒的演讲开启了对波兰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军国主义的虚张声势。他的观众相信胜利已是囊中之物，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强国，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了两个国家。同样，当他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时，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并威胁美国不要插手欧洲事务。结果却适得其反。

伊丽莎白、希特勒、丘吉尔和林肯自己撰写演讲稿，但肯尼迪和索伦森合作撰写，里根的演讲稿是由佩姬·努南撰写。优秀的演讲作家是文学腹语者。他们按照演讲者的要求进行塑造，但他们也可以创造新的角色。努南对里根隐退的牛仔式哀叹唤起了美国西部老牛仔的神话：

牧场里还有很多灌木需要清理，有篱笆需要修补，有马匹需要骑乘。但我想让您知道，如果火变暗了，我会留下我的电话和地址，以备您需要助手。只须让我知道，我就会随叫随到，只要语言没有抛弃我，只要这个可爱的国家在地球的光辉时刻努力变得特别。

但演讲必须保持真实性，做到可信。圆滑会令人生疑；健谈很快就会变成啰嗦。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众多观众面前的表演因伪善的能量而令人惊讶，同时表现出夸张的虚荣心，他被机智的对手本杰明·迪斯雷利揭穿，迪斯累利称他是“一位老练的修辞学家，醉心于自己的滔滔不绝”。

由于技术的发展，演讲的性质随着历史而改变。有些来自古代世界的演讲是由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他们完全或者部分编造了自己从未听过的演讲——不过，本书中引用了其记录的演讲的约瑟夫斯、塔西佗和其他人很可能确实与当时在场的人交谈过。在这些演讲中，有一些是君主向少数朝臣发表的例行讲话，例如穆阿维叶一世对统治艺术的思考。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关于她命运的那句话可能是屋大维重复的，并由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李维记录下来——我把它算作一次演讲，因为她知道这将是她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句话。

尼禄作为皇帝的一生完全是一场自觉的戏剧表演，就好像他生活在古罗马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假使他今天还活着，他肯定会在其中一场节目中担任主角。奇怪的是，在古代世界所有的暴君中，他是最具有现代感的。他原本可以很好地适应21世纪残酷的政治闹剧。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演讲只有少部分人能听到——几千人，不会更多。那些在古罗马元老院、古雅典市民议会或者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最初只有出席者能听到。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以及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发表的战场演讲，也是如此。军官向他们的部属反复转述演讲内容，解决了战场上听众有限的问题。在印刷时代，公众可以阅读正式版本——伊丽莎白一世的蒂尔伯里演讲已经出版。在电视和广播问世之前，政治演讲还是一种娱乐形式，几乎与戏剧、音乐独奏一样。数千人出现在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运动 中。

1877年麦克风的发明意味着在20世纪早期，演讲者可以向更多的人群发表演讲，从而出现了在体育场演讲的壮观场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知道，人们更容易被口头语言而不是文字征服，地球上每一次伟大运动的发展都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不过，论及面对众多观众发表的现场演讲，20世纪50年代电视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亲切感不可或缺。

电视对一些人有利，对另一些人则不利。肯尼迪看上去光彩照人，尼克松则显得有些憔悴。演讲者可以影响更多的观众，但观众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一些演讲被删减为只言片语——“片段”。录音和录像也意味着演讲可以在私下里发表，经录制后播放。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不只是在大街上或者敏拜尔 赢得的，还借助了偷偷带进国内的磁带，磁带上录制有霍梅尼的演讲。奥萨马·本·拉登则通过走私的录像带控制他手下的思想。

互联网和播客恢复了人们对聆听话语的兴趣，但人们可能会认为24小时新闻、多频道广播和电视以及智能手机的流行会分散注意力，消磨听众的耐心。演说风格简洁的林肯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虽然他瘦削的外貌和笨拙呆板的动作在屏幕上不会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和娱乐的融合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效的。优雅的奥巴马发表的演讲如此优美，几乎是经典的措辞、精致的表达（马丁·路德·金的绝技）、鼓舞人心的主题（林肯的回音）让他登上了总统宝座。夸夸其谈的特朗普则与他截然相反，此人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传播者和演说者，即兴发表长篇大论，取悦他的支持者。他的长篇大论经常被完整地播出，甚至在他的批评者看来也很有说服力。人们不记得他具体的措辞，却对整场演讲有着真实而难忘的印象。

特朗普的演讲突出了更重要的现象：今天，演讲以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发自本能、更受欢迎的形式保持着繁荣，甚至，与西塞罗的古罗马时期或者伯里克利的古雅典时期相比也是如此。像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这样的年轻演讲者，可以在为教育而战的电视演讲中一举成名。像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这样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可以通过播客谈论女权主义，影响数百万人。演讲，常常成为视频片段或摘录，在互联网上被浏览数百万次。演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有力，因为电视和互联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占据主导地位；而传统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值得信赖的电视新闻——已经危险地萎缩了。迄今为止，独裁者和民粹主义者在利用这一趋势方面做得最好，他们越过传统媒体直接向民众发出呼吁。但如果他们能做到，其他人也能做到。

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对语言力量的赞美和警告。领导者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言论是有后果的。语言的暴力使暴力行为的可接受性正常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当希特勒这样凶残的权势人物发表讲话时，其意图出人意料地坦率，但听众不会据此作判断，而会因为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致命的低估忽视或淡化其言论。暴力的言论和思想使20世纪成为血腥的世纪。

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盛行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放弃用言辞来判断政客。埃德蒙·伯克写道：“当坏人勾结时，好人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好人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当伯克说到“联合”时，我们可以说，去撰写自己的演讲稿，运用自己的语言，找一个能向新观众表达想法的演讲者。夸大对手的邪恶已成为今时今日的时尚：用令人不安的方式，将荒谬的怀旧、虚构的“事实”、不着边际的夸张、暴力的威胁结合在一起，来指责他们不明不白的背叛，令想象中的“敌人”和“局外人”抓狂。这会造成信任和尊重的缺失，进一步导致两极分化，进而使基于妥协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不妥协就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崩溃。这种恶性循环并不局限于左翼或者右翼，而是互相呼应，互相映照，互为“一面黑暗玻璃”里的影像。这本书中的许多精彩演讲证明，语言可以是治愈创伤的良药，是对抗残酷时代的灵丹，但它也可能是毒药。

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你们能够欣赏到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话语，同时发现最不光彩的话语。语言很重要。重视语言，也重视那些善于利用语言的人。你们可以随意选择。语言就是一切。

谢谢你们！祝大家晚安！

西蒙·蒙蒂菲奥里
2019年，伦敦

[1] 《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 ），是由德国的全球电影股份公司（简称“VFa”）制作的战争纪录片，由莱尼·里芬施塔尔执导，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雷哈德·赫德里奇等主演。该片主要记录了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3月28日在德国上映。该片是纳粹的造神手段之一，片中整齐的队列、旗幡招展的会场、激情澎湃的演说，配以瓦格纳恢弘的交响乐，种种“集体主义美学”的运用使它极富煽动性。而正是在这样的群体无意识中，德国走向了战争。——译者注（下文若无特别说明，则脚注皆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