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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仅不管这一套，而且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实际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吃，她却要站着吃。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有过这么多的母亲，按说应该得到几倍于平常人的母爱，何况她们又把我抢来抢去的。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她们表现出的母爱，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次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的事情。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吃栗子太多，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敢给我什么别的吃。这天我随太后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这种鱼食突然引起了我的食欲，一时情不自禁就塞到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是戒备，越是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停在西长街，叫我看见了，凭着一种本能，我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了盖子，一看是满满的一盒酱肘子，这自然比干馒头更叫我眼红了，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伸手来抢，我拼命抵抗，终于我人小力薄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跑了。
隆裕（居中者）和慈禧在一起（裕勋龄摄于1900年1月1日）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卷，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使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儿。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卷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难以置信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和难以置信的呢。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自然又哭又喊，可是无论我怎么叫骂，踢门，央求，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甚至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了。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这些。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
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儿的事，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锻子的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也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亲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虽然我也有名字，也有乳名，不管是哪位母亲也没有叫过。我从父亲的日记里“贴黄”的地方，撕开那块黄绫，知道了自己的乳名叫“午格”，已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我听人说过，每个人一想起自己的乳名，便会联想起幼年和母爱来。我并没有这种联想。有人告诉我，他离家出外求学时，每逢生病，就怀念母亲，想到幼年病中在母亲怀里受到的爱抚。我在成年以后生病倒是常事，也想起过幼年每逢生病必有太妃的探望，却丝毫引不起我任何怀念之情。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有伤风感冒的小病。这时候，轻易不到养心殿来的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太妃来了都是那几句话：“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也把冷空气带了进来。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气流发生一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就见好，卧室里也就得以风平浪静。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隆裕太后的。端康太妃对我的管束也比别的太妃多，俨然代替了隆裕原先的地位。这种不符清室先例的现象却是出于袁世凯的干预。隆裕去世后，袁世凯曾派过段祺瑞和荫昌向清室内务府提出，应该给同、光的四妃加以晋封和尊号，并且表示承认瑾妃列四妃之首。袁世凯为什么管这种闲事，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瑾妃娘家兄弟志琦的活动，也不知确否。但我确知我父亲载沣和其他王公妃们都接受了这种干预，给瑜、珣皇贵妃上了尊号（敬懿、庄和），瑨、瑾二贵妃也晋封为皇贵妃（尊号为荣惠、端康），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从此，她对我越管越严，直到发生了一次大冲突为止。
我在“母亲们”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还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玩，喜欢一些新鲜玩意儿。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査，知道了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在她看来这都是不得了的事，就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都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心里开始种下了怨恨。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印证着我的皇帝的身份。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板子和对我的训斥，也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作榜样。她忘掉时代早已起了变化。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她发落了我身边李长安、李延年这些人之后，派了她身边的太监到我的养心殿来，每天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加上我的老师陈宝琛也为此愤愤不平，他的嫡庶之分的理论更打动了我的心，我肚里的怒气，因此有了发展。
溥仪老师陈宝琛（摄于1925年）
过了不久，太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朵里装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那个曾经把我关起来“唱一唱败火”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李长安挨板子本来由于他的挟嫌告发，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在我耳朵边说：“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于是我气冲冲地来到了永和宫，自然照例的请安也没有了，看见了端康就嚷道：“你凭什么辞掉了范一梅？你这是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咱是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了……”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顿。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来，向他们大叫大哭，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又把他们叫到上书房里，慷慨激昂地说：“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
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顿，仍然是什么话也不说。
这时，早就不服端康的敬懿太妃也乘机对我表示了支持，并且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来，皇帝可要留神！”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来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和我父亲嚷叫，我本来又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的苦苦哀劝，结果也就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个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但是这件事后来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过了两天，传来了我的亲生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也没受过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我不知道她是否就是因此自杀，但后果却是这样：端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担心我对她追究，因此对我一改过去态度，不但再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又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牺牲品却是一位亲生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