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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小的手术室，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它看去像是一个很讲卫生的屠宰房。到处是里面装着浸透血渍的棉花的水桶，绷带和止血棉塞散落一地，红色是对一切白色响亮而又庄严的抗议。韦贝尔坐在接待室里一张上了漆的钢桌旁边做着记录，一位护士正在煮手术用具，水在沸滚，电灯似乎在发出咝咝的响声，只有桌上的那具躯体无牵无挂地躺着——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跟它相干了。

拉维克把肥皂液浇在手上，开始擦洗。洗的时候，他很恼怒，用的劲很大，仿佛要连皮肤都擦掉似的。“真该死！”他喃喃自语道，“糟糕的、倒霉的、该死的东西！”

护士厌恶地瞅着他。韦贝尔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别激动，尤金妮亚小姐。凡是外科医生都爱骂人，尤其是在事情弄糟了的时候。这一点，您也应该习惯了。”

护士将一大把手术用具丢进了沸水里。“佩里耶教授就从来没有骂过人，”她用冒犯人的语气解释道，“他也救过许多人。”

“佩里耶教授是一位脑科专家，一位最高明的手术技师，尤金妮亚。我们做的是腹部手术，那是另一回事。”韦贝尔合上了记录簿，站起身来。“您已经全力以赴，拉维克，毕竟谁都没有办法战胜庸医。”

“不错……可有时也有办法。”拉维克擦干了手，点上一支纸烟。那护士打开窗子，露出一种无言的指责的神情。“好样的，尤金妮亚，”韦贝尔夸奖道，“总要按照规矩办事。”

“我有责任。可我不想发脾气。”

“那就好，尤金妮亚。这就叫人放心了。”

“有些人没有责任，也有些人不愿意负责任。”

“那是在指您呢，拉维克！”韦贝尔笑了起来，“我们最好还是走开。尤金妮亚早晨总爱找碴儿。反正，这儿也没有什么事了。”

拉维克转过身去。他瞅着那个尽职的护士。她毫不畏惧地回望他，那副金属框眼镜使她那张苍白的脸显得不可侵犯。她原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可是在他看来，却比一株树都更陌生。“请您原谅，”他说，“您是对的，护士小姐。”

白皑皑的灯光底下，桌子上躺着一具几小时前还怀有希望，在呼吸、痛苦和颤抖的躯体，而现在，它只是一具没有知觉的尸体了，而一个名叫尤金妮亚的“机器人”护士怀着责任感和自尊心，把尸体遮起来推了出去，她一向以从未走错过一步而自豪。这些人才是永远活着的，拉维克想，生活不爱他们，这些木头的灵魂，所以生活忘记了他们，就让他们一直活下去。

“再见，尤金妮亚，”韦贝尔说，“今天您好好睡一觉。”

“再见，韦贝尔医生。谢谢您，医生。”

“再见，”拉维克说，“请原谅我骂了人。”

“早安。”尤金妮亚冷冰冰地回答。

韦贝尔笑了笑。“真是冷若冰霜。”

外面，已经是灰蒙蒙的拂晓了。垃圾车辘辘地驶过街头。韦贝尔立起了衣领。“恼人的天气！我能送您回去吗，拉维克？”

“不必了，谢谢，我还是走回去。”

“这样的天气走回去？我可以带您走，又用不着绕道。”

拉维克摇了摇头。“谢谢您，韦贝尔。”

韦贝尔仔细端详着他。“真奇怪，只要有人死在手术刀下，您总是那么激动。您已经当了十五年外科医生，应该习惯了！”

“是的，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并没有激动。”

韦贝尔站在拉维克面前，显得又魁梧又结实。他的一张大圆脸，好像一颗诺曼底的苹果。他那撇修剪齐整的黑唇髭被雨水沾湿了，在闪闪熠耀。停在路边的那辆别克汽车也在闪闪发光。一会儿，韦贝尔就要坐进汽车，舒舒服服地开回家去了，回到郊外那幢玫瑰色的精致住宅里去，那里有一位干净利落的女人，两个干净利落的孩子，以及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你如何将这种时候的屏息紧张向他解释于万一呢：当手术刀刚一划下去，细细一条鲜红的血水随着轻轻一压马上就流出来；当人体被夹子和钳子夹住，仿佛重重叠叠的幔幕似的被揭开；当从没见过阳光的内脏暴露出来；当医生像林莽中的猎人那样追踪蹑迹，忽然遇到一头巨大的野兽，死神，蛰伏在败坏的细胞组织里、结节里、肿块里、裂口里，于是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无声的、疯狂的战斗中，除了一片薄刀、一支细针和一双镇定的手以外，无法使用其他的武器，随后，一重暗影忽然冲进了高度凝聚的耀眼的白色中间，像是一种庄严的嘲弄，仿佛使得那刀变钝了，针变脆了，手变沉了，于是当这个看不见的、谜也似的搏动着的东西，生命，在一双没有能力的手底下退落、崩解，卷进一个永远也不能接触到或者把握住的黑色旋涡，当一张前一会儿还在呼吸、还有姓名的脸，变成一副没有名姓的、僵硬的面具——如此毫无意义地、事与愿违地失去知觉——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怎么能解释，又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拉维克又点上一支纸烟。“二十一岁。”他说。

韦贝尔用手绢擦掉他唇髭上沾着的亮闪闪的水点。“您干得很了不起，拉维克。我是做不到这点的。至于您救不活一个被庸医耽误了的病人，这事情可跟您毫不相干。要是我们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样呢？”

“是啊，”拉维克说，“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韦贝尔把手绢放好。“您毕竟已经挺过来了，现在您一定完全变得坚强了。”

拉维克带着点儿讥讽的神色瞅着他。“人是不会变坚强的。不过人可以习惯许多事情。”

“我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而有些事情没法习惯，但那很难意识到。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咖啡起的作用。也许使我那么清醒的，果真是咖啡，而我们误归因于激动了。”

“那咖啡不错，是不是？”

“很好。”

“我知道怎样煮咖啡。我有种预感，觉得您会需要它，所以就亲自动手了。这跟尤金妮亚通常煮出来的黑水不一样，不是吗？”

“那是不能比的。您是煮咖啡的能手嘛。”

韦贝尔跨进汽车，脚放在油门上，将头从车窗里探出来。“我就不能带您走吗？您一定很累了。”

真像一只海豹，拉维克心不在焉地想，他真像一只健壮的海豹，但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为什么常常出现这种矛盾的想法呢？“我不再觉得累了，”他说，“咖啡把我的精神给提起来啦。您好好地去睡一觉吧，韦贝尔。”

韦贝尔笑了。他的牙齿在黑唇髭底下闪着光。“我不会这会儿就睡觉。我还要在花园里干活。我要栽种郁金香和水仙花。”

郁金香和水仙花，拉维克想，在整洁的分隔开的一块块花坛里，中间是整洁的用小圆石子铺砌的一条条小道，郁金香和水仙花——春天的桃色和金色的风暴。“再见，韦贝尔，”他说，“其余的事，要劳您照顾了，行吗？”

“当然可以。今天晚上，我会打电话给您。遗憾的是，收的费用很低。几乎不值得一提。那女孩子很穷，看样子也没什么亲人。我们再考虑吧。”

拉维克做出一个手势，表示不要去谈它了。

“她给了尤金妮亚一百法郎。看来，这是尽她所有了。这样，您只能得二十五法郎。”

“那没关系，”拉维克不耐烦地说，“再见，韦贝尔。”

“再见。明天早上八点见。”

拉维克顺着洛里斯东街慢慢地走去。要是在夏天，他准会坐在森林里的长凳上，沐浴着早晨的阳光，怀着无杂念的心情，凝望湖水和幼小的树丛，等到紧张情绪消失了，便乘车返回旅馆，上床睡觉。

他走进布瓦西埃街拐角的一家小酒馆。几个工人和卡车司机站在吧台前面喝着滚热的黑咖啡，还把奶油糕点泡在里面。拉维克朝他们望了半晌。这是一种平凡的、简单的生活，一种可以把握、可以实现的生活：晚上累了吃点东西，找个女人，睡个连梦也没有的大觉。

“一杯樱桃酒。”他说。

那个垂死女孩的右脚踝上戴着一条细细的、不值钱的假金链——这种蠢事只有在年轻、热情而又缺乏鉴赏力的时候才做得出来。链子上还有个小吊坠，上面刻着“Toujours Charles” ，链子缚牢在脚踝上，让人家取不下来。这条链子道出了一个故事，关于在塞纳河附近树林里度过的星期天，关于恋爱，关于那个无知的青年，关于讷伊某处的一个小珠宝商，关于九月里在阁楼上度过的许多夜晚，然后突然分离，等待，恐惧，那个永远的夏尔再也没有回来，再后来，这个女孩知道一个地址，什么地方的一个产婆，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揪心的疼痛和流血，流血，一个张皇失措的老太婆的脸，她急忙把女孩推进一辆出租汽车好摆脱责任，女孩经历了一连串痛苦和躲藏的日子，最后被装进汽车送到医院，那最后的一百法郎紧抓在灼热、湿润的手心里——太晚了。

收音机大声地响了起来，播放的是一支探戈舞曲，带着鼻音的声音唱出一些愚蠢的歌词。拉维克又把施行手术的整个过程回想了一遍。他检查了每一项操作，说不定早几个小时还有救。韦贝尔打过电话给他，可那时他不在旅馆里。就因为他那时还在阿尔玛桥上闲荡，所以那女孩就不得不死了。韦贝尔自己不会施行这一类的手术。这是偶然的不幸。那只戴着金链的脚，软弱无力地往里蜷曲着。“走进我的船里来，月光正在照耀着。”一个低声唱伤感歌曲的歌手用假嗓子颤巍巍地哼唱着。

拉维克付了账，走了出来。到了门外，他喊住一辆出租汽车。“去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是一家很大的中等妓院，附设一个宽敞的埃及风格酒吧。

“我们正要打烊了，”看门人说，“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啦。”

“一个人也没有吗？”

“只有罗朗德太太，别的姐儿们都走了。”

“也好。”

那看门人恶狠狠地在人行道上跺了跺橡胶鞋。“您干吗不让那出租汽车等着？回头您要另叫一辆可就不容易了。我们就要打烊啦。”

“你已经对我说过一遍了。我会再叫到一辆出租车的。”

拉维克把一包纸烟往看门人的胸前口袋里一塞，便走进小门，穿过衣帽间，到了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酒吧里空荡荡的，给人一种有钱人宴饮以后照例会有的杯盘狼藉的印象——一摊摊倾溢出来的酒，两三把翻倒的椅子，地板上的烟头，还有一股烟草、香水和淫欲的味儿。

“罗朗德。”拉维克说。

她站在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放着一堆粉红色的丝绸内衣。“拉维克，”她毫不惊异地说，“时间不早了。你要什么？要一个姑娘，还是要一点喝的？或者两样都要？”

“伏特加酒，波兰的。”

罗朗德拿来了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你自个儿斟吧。我还得清点和登记送去洗的衣服。洗衣店的汽车随时会到，如果你不把样样东西都记录好，那帮家伙就会像一群喜鹊似的来偷盗。我说的是那些司机，你知道吗？他们会偷去作为礼物送给女朋友。”

拉维克点点头。“放点音乐听听吧，罗朗德。声音大一点。”

“好。”

罗朗德把插头插上。铜鼓和打击乐器的响声如同风暴似的在高敞、空洞的屋子里震响。“声音太大吗，拉维克？”

“不。”

声音太大吗？什么是声音太大？只有那种寂静，那种好像在真空中人会爆裂似的寂静。

“事情都干好啦。”罗朗德走到拉维克的桌子前面。她有丰满的身段，一张清秀的脸和一双宁静的黑眼睛。穿一身清教徒式的黑衣服，表明她女领班的身份，这使她跟那些几乎赤裸着的妓女迥然不同。

“陪我喝一杯吧，罗朗德。”

“好。”

拉维克从酒柜上拿来一个玻璃杯，斟着酒。当酒斟到半杯的时候，罗朗德把酒瓶推回去了。“够啦。我不能再喝了。”

“半杯酒多难看。喝不完，你留着就是。”

“为什么？那样就浪费啦。”

拉维克抬起头来。他看见那张可以信赖的、聪明的脸，笑了笑。“浪费！法国人老是这样担心。干吗要节省？你也没有省下什么来啊。”

“这里讲的是生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拉维克笑了起来。“咱们为这个来干一杯！要是没有商业道德，这个世界将会成个什么样子！一批罪犯、空想家和懒汉。”

“你需要一个姑娘吧。”罗朗德说，“我可以打电话去叫吉姬来。她很好。二十一岁。”

“哦，也是二十一岁。今天我可不想要了。”拉维克又把酒杯斟满了，“在你熟睡以前，罗朗德，你会想些什么？”

“一般什么也不想。我总是太累。”

“那么，要是不累的时候呢？”

“就想图尔。”

“为什么？”

“我的一个姑妈在那儿有一幢房子，开着一家铺子。她用那房子作抵押，向我借了两笔钱。她已经七十六岁，她去世以后，我就可以得到那幢房子。到那时，我想把铺子改成一家咖啡馆，墙壁糊上浅色的花纸，找一支三人乐队，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后面辟一个酒吧。小巧而精致。那幢房子地理位置很好。我想，花上九千五百法郎就可以把它装修好，甚至连窗帘和电灯都可以包括在里面。随后，我打算另外留出五千法郎，作为头几个月的备用金。当然，我还可以把二楼和三楼租出去，收一点租金。我想的就是这些事。”

“你是在图尔出生的吗？”

“是的。不过，谁也不知道我出生以后在什么地方待过。假如生意做得顺当，谁也不会来管我这些个事的。金钱能够支使一切嘛。”

“不是一切，而是很多。”

拉维克觉得眼睛后面有点沉重，说话也缓慢下来。“我估摸我已经喝够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你要在图尔结婚吗，罗朗德？”

“不是马上，而是在两三年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

“你有时也到那里去吗？”

“很少去。他有时候写信来，当然是寄往另一个地址。他已经结婚了，可是他太太住在医院里，是结核病。医生说，最多能活一两年。到那时，他就自由了。”

拉维克站起身来。“上帝保佑你，罗朗德。你倒有丰富的常识。”

她毫无猜疑地微笑着，她相信他的话是对的。她那清秀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疲倦的痕迹，神色清新，仿佛刚从熟睡中醒来似的。她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在她看来，人生没有什么秘密。

外面，天色已经大亮，雨也停了。公共厕所宛如一座座矮小的装甲炮塔，矗立在街角。看门人已经不见，黑夜已被抹去，白昼业已来临，匆匆赶路的人群挤塞在地铁的入口——这些入口像是一个个洞穴，人们仿佛供奉黑暗之神的牺牲品那样一头栽了进去。

那女人从沙发里一骨碌站起来。她并没有叫喊，只是一边发出低沉的、压抑的声音一边突然站起来，用臂肘支住身子，呆住了。

“别作声，别作声，”拉维克说，“是我啊。就是几小时前把您带到这儿来的人啊。”

那女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拉维克看到她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的，电灯泡的亮光与从窗口爬进来的晨曦糅合在一起，搅成一种淡黄的、苍白的、不健康的色彩。“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把灯关了。”他说着，关了电灯。

他又觉得额头后面有种酒醉后的被轻轻捶击的感觉。“您要吃早点吗？”他问道。他已经忘记了这个女人，后来他拿到了钥匙，又以为她早已走了。他巴不得将她摆脱了。他已经喝够了酒，意识的背景已经变动，时间铮铮作响的链子已经散开，回忆和幻梦缠绕在他的周围，既强烈又无所畏惧。他想一个人待会儿。

“您要喝点儿咖啡吗？”他问，“这是这儿唯一的好东西了。”

那女人摇了摇头。他更加仔细地瞅着她。

“怎么啦？有人来过这儿吗？”

“没有。”

“可一定有过什么事的。您那样瞪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魔鬼似的。”

那女人动了动嘴唇。“那股气味……”她随后说。

“气味？”拉维克惘惑不解地重复了一遍，“伏特加酒是没有气味的，樱桃酒和干邑白兰地也没有。纸烟吧，您自己也抽。那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我不是指那个。”

“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到底是什么？”

“一种同样的……同样的气味……”

“天哪，那一定是乙醚，”拉维克说，他忽然明白过来了，“是乙醚吗？”

她点点头。

“您曾经动过手术吗？”

“没有……那是……”

拉维克不再听她说下去。他打开窗子。“这气味马上就会散掉的。这会儿，您就抽一支烟吧。”

他走进浴室，旋开水龙头，从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脸。几小时前，他曾同样地站在这儿。但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个人已经死去了。这无关紧要。每一刹那，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是有统计数字的。这无关紧要。然而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死亡是事关重大的，比运行不息的宇宙都重要。

他坐在浴缸的边沿上，脱了鞋。总是那老一套。各样东西以及它们那静默无声的强制力。一种平庸琐碎的事情，一种笼罩在悄然逝去的经验那虚幻光芒里的陈腐习惯。爱情之河两边的心灵岸坡百花盛开，可是不管你是什么人，诗人、神人、白痴，每隔几小时，你总得从自己的天堂被叫下来，到厕所去撒尿。那是谁都逃避不了的！这是大自然的讽刺，笼罩在腺体反射和腹部运动上的一道浪漫主义虹彩。人寻欢作乐的器官，同时又恶魔似的被当作排泄的器官。拉维克把鞋抛到角落。这种讨厌的脱衣服的习惯！这一点谁都逃避不了。只有过着独身生活的人才会理解。这里面有着一种可鄙的屈服和顺从。他为了摆脱这种习惯，往往和衣而睡，然而那不过是一种延宕罢了，你还是逃避不了。

他旋开淋浴的龙头。冷水流过他的皮肤。他深长地吸了一口气，便把身子擦干。小事情带来的安慰。水啊，呼吸啊，傍晚的雨啊。这些，也只有过着独身生活的人才能体会。使人愉快的皮肤，在黝黯的血管里流得更加通畅的血液，躺在草地上，桦树，夏天的浮云，年轻的天空。种种心灵的冒险活动最终怎么样了？被惨淡的生存的冒险活动扼杀了。

他回到房间里。那女人蜷缩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毛毯拉得很高。

“您冷吗？”他问。

她摇了摇头。

“害怕吗？”

她点点头。

“怕我？”

“不。”

“怕外面？”

“是的。”

拉维克把窗子关上了。

“谢谢您。”她说。

他望着就在面前的她的后颈脖、肩膀，一个在呼吸着的东西，一小段陌生的生命，可毕竟是生命，温暖，不是僵直的躯体。除了一点儿温暖，你还能给别人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以给的呢？

那个女人动弹了一下。她在颤抖。她望着拉维克。他觉得浪潮正在退落。一种深沉的寒意没有一点重量地逐渐袭来。紧张已经过去，辽阔的空间在他面前展开，仿佛他在别的行星上住了一晚这才回来似的。突然，一切都变得很简单——这早晨、这女人——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来吧。”他说。

她望着他。

“来吧。”他急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