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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五十年后，当货币出现，一些人通过放贷谋取利润、另一些人则陷入债务危机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乍一看，货币确实是一种实用的发明。它的出现极大方便了贸易中的支付往来。人们现在能够更好地计算罚款和各种费用，缴纳税收和贡品，支付雇佣兵军饷。人们在攻占的领地上以金钱的形式长期征税，而不是抢夺和破坏。银行家的职业出现了，兑换所设立了，人们开始投资和储蓄，用金钱衡量货物，发行信贷和贷款，打响争夺金矿和银矿的战争。【68】
然而，这种表面的变化还不能解释货币经济如何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人的意识。对此，必须从哲学的视角对金钱的本质审视一番。一个彩绘花瓶与一座金色动物雕塑之间的交换，意味着人们重视它们作为物品的价值。尽管可以被当作支付手段，但这仅仅是它们的次要功能。相反，一枚硬币被当作“钱”，这意味着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只体现在它唯一的功能中，即支付手段。它并不是一个自身具有价值的物品，而仅仅被当作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钱作为一种抽象事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自然界中，抽象事物就如同气体的脊椎动物那样几乎不存在。
当两个孩子如货币出现之前人们交换物品一样互相交换玩具时，他们的玩具消防车和足球就不仅仅具有物质性价值。它们的价值更在于：拥有它们对两个小孩而言意味着什么，比如美好的回忆、赠予玩具车或球的父母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样的原因是绝对不可交换的。与此相反，去商店里买玩具车或球并不涉及上述这些个人因素。金钱以及货币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是从人情世界中抽离出来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人被隔离出来的地方。金钱在交换过程中并不被当作一个有价值的物品，而仅仅被看作一种抽象符号。当一种文化所使用的抽象符号越多，它在智性上的要求就会越高。比如，事物的价值关系必须按 比例 进行评估，而事物预期的价值增减也必须得到精确的计算。下一年什么会变贵，葡萄酒还是粮食？在不同的征兆下，【69】什么是更好的生意和有利可图的投资？
金钱就其本质而言是无特性的，它不涉及任何道德和习俗、文化传统或伦理价值。一切人们可以视为“商品”的东西，都可以与其他商品进行比较，并且通过第三方——金钱来衡量。在金钱统治的地方，一切都可以物化。金钱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就是价格，换而言之，金钱数量的多少。正如19世纪的马克思和齐美尔（Georg Simmel）所强调的，钱是世界上唯一以数量决定质量的东西。因为金钱的道德逻辑即好与坏的区别惊人地简单：钱多则好，钱少则差。人们很少严肃地质疑这种道德逻辑。这种观点看上去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并未引起讨论。
金钱这一新奇而又无情的客观性，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在古希腊城邦中引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慢慢地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们仍然希望拥有更多的不动产、耕地、家畜和珍宝。但跟地产和家庭动产不同，金钱 要求 扩张和流转。不流转，它就会失去价值，这不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古代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此以后能够也必须精确 核算 自己的盈利。那些以前不能被个人支配的大型资产现在也可以被纳入核算范围。熟练地与金钱打交道，不以智慧，而以一些新的能力为前提，如诡计多端、八面玲珑、肆无忌惮——这些都算不上聪明，而是狡猾。
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变革之中，希腊的每个城邦都面临着问题与挑战。据说，古希腊的传奇人物，【70】斯达巴的立法者吕库尔戈（Lykurg）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曾试图禁止所有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而这就犹如尝试用打气筒改变风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贸易往来都通过硬币支付。广场（ Agora ）作为公民集会与公开辩论的著名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商业广场。在这里，城邦的生活与政治空间融入了以精确计算为核心的新思想。从此开始，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在“理性的”宪法以及司法的合理限度问题上相互启发，共同增益。探讨的方向则是把事物抽象化、客观化，然后找到合适的标准来测量和计算它们。而谁想要进行测量和估算，就必须拥有大量关于数字和计算的抽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