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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的一位好友遭遇了一场致命的车祸。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车辆打滑后翻车，你的朋友因此死亡。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所措，恐慌且极为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位熟人给了你一个解释。他说道，轮胎会爆胎，这是十分“正常的”。他很可能会这样向你解释，是轮胎内压太低，或者是诸如玻璃碎片或钉子这样的外物扎入轮胎中。轮辋也可能是坏的，那么爆胎这件事就完全是“合逻辑的”。他继续向你解释说，从统计学上看，每行驶20万公里就会有轮胎爆胎。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对这些解释根本不关心。相反，你认为在这种情形中这些“理性化的”论据和解释是冷酷无情的。萦绕在你头脑中的是诸如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不幸的事故偏偏要发生在我朋友身上？”“为什么这段路他不坐火车，而他通常总是乘火车的？”“为什么晴空万里的命运就如此残酷无情地被关上了门？”
在这一情形下，你的熟人给出的逻辑—技术化的解释对你毫无用处。你甚至好像受到了干扰。因为，对“事情是 如何 发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于“事情 为什么 会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对世界合乎逻辑的观察并非世界本身；那位熟人的解释就是对世界合乎逻辑的观察。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会严肃地得出如下观念，即将逻各斯的世界看作世界本身。相反，如果一个人想始终坚持从根本上以逻辑的方式和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他很快就会出问题。整个生活领域看上去完全摆脱了逻辑方式的渗透：爱情、友谊、艺术、梦的世界，还有宗教。【59】然而，一般恰好是在这些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与价值的东西。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且值得珍重的，并非那些我们认识或者想要认识的东西，而是那些我们感触、预感、希望和信仰的东西。我们知道，在爱情中没有东西是合乎逻辑的。从“我爱你！”这个句子中无法得出如下命题：“那么你也爱我！”而是，我们通过眼神与信号、暗示与推测、假设与猜度曲折前行。任何一个理论，如果想要用逻辑规则（或者最新的生物化学分析）来解开这些感情的线团，都会导致谬误。
与知识一样，信仰也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二者经常共同形成最为奇特的组合。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某物，尽管我们实际上对它认知得更多。“我当然不相信鬼魂，”以前曾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向我说道，“但是我害怕它们！”出于类似的原因，尽管许多人知道星座根本是瞎扯，但是仍然相信那里“有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与此相反，人们也会处于如下境况：他们知晓某物，却不真正相信它。几乎每一个欧洲人对人类现在与未来的灾难都有所知：工业国家对资源毫不留情的开采，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和社会灾难。虽然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但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如此生活，尽管我们本应当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消费需求。是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为何却不相信它。我们更愿意信这句科隆格言：“就如过往一样，总是会有出路的。”
知识与信仰，理性与神话思维，解释与构建意义，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任何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根本上“更好”。这毫无疑问服务于另一种需求。【60】自然科学的解释具有与道德价值或政治信念完全不同的功能。通过不断强化的理性与逻辑的思考，人们可能会变得机灵，但不会变得智慧。这里缺少了另外一半，可以称之为情感教育（éducation sentimentale），一种内心的智慧，或者用一个优美的旧式语词来说：“内心塑造”。
这些思考有助于理解早期希腊哲学对西方历史的意义。因为从一切现象看，我们已发现，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那里，神话的与逻辑的思维也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恰好是从这种混合中，在古希腊诞生了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那种“对智慧的爱”。因此哲学的形成并不像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是与神话思维逐步脱离的过程。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尝试：使神话与逻各斯彼此协调——在其中找到一种对自然及其发展过程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理性化”且不带有宗教偏见的，并且满足了对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整部哲学史就横跨关于内心的诗歌与关于关联性的散文这两个部分。因为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历史中，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重点出发去尝试以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却也没有放弃建立意义与价值的要求。到了20世纪，一种新的方向才由分析哲学建立起来，这一方向非常明确地放弃了意义赋予，并且想要将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哲学任务的内容转化为科学。但即使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是逻辑的和理性的。只要是由人类而非电脑来从事，它们就被人类的意图所支配，【61】并且依赖于偶然事件、虚荣心、实现手段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开启的，并不是用逻各斯取代神话。但是逻各斯作为第二种思维方式大概逐步参与到神话思维之中——并且首先在这样一种不同的思想产生的地方就是如此。很显然，这一“合理的”解释遭遇了巨大的缺陷。荷马与赫西俄德已不再能为公元前6世纪的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在市场中正确理解“商品”，并且将需求（Bedürfnisse）与需要（Bedarf）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什么？或是人们应当如何对待流动劳工，他们应当得到怎样的报酬？他们也未曾经历过，如何抽干沼泽、建造高架渠，如何对待其他文化，如何建立殖民地、组织以及合法地保护贸易，或是如何在城市中有效地控制贫困。恰好是在技术、自然科学、商业贸易、法律和政治等这些新领域中，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逻各斯渐渐地介入，即尝试对某些事物进行逻辑和理性的解释或论证。
私人生活所涉及的内容，逻各斯则几乎完全无法介入。尽管在城市国家，即城邦（ polis ）中的共同生活经常被置于理性规则的视角下观察，但是私人的家业，即家政（ oikos ），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这一视角触及。在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家政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留给女性、奴隶与孩子的。相反，城邦的公共世界则是男人的事情。一边是经济的与私人的，另一边是理念的与政治的，这二者的分离是如此分明，以至于人们将一边视为女人的本性，而将另一边视为男人的本性。【62】逻各斯进入城邦世界越多，它所固定下来的所谓男人与女人本性上的差异就越大。一边是抽象的、理念的和理性的，另一边是具体的、物质的与非理性的。这种分裂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后果，我们会在后续部分进一步探讨。
但即使是在男人那里，古希腊世界也没有转化为逻辑学家的圈子。在城邦中，人们一如既往地从事祭祀、礼拜，过宗教节日，在要做出重要决断时去询问德尔斐的神谕。对日食与月食的恐惧也没有因传说中泰勒斯的计算而从世界上消除。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说道，尽管面临着叙拉古失败的威胁，但是雅典军队在公元前41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坚持了下来，是因为很多士兵有对月食的恐惧。它被猜测为“诸神的信号”，使得起义破产，而对于尼西阿斯（Nikias）统帅和他的军团而言，则是以一场军事灾难结束的。
除了神话和迷信历经千百年还能继续存在之外，在蓬勃发展的贸易城市与乡村腹地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哲学文本是来自于乡村地区的，那里也没有开创性的发明或发现。很显然，希腊许多地区的农民并没有面对那些问题，即那些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贸易中心、在雅典和科林斯引发的一种新思维方式的问题，这种新思维方式与旧有思维方式并行。因此“希腊奇迹”并非发生在所有地区，而是仅仅在几个地方。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是某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锁反应，这些发展使“希腊奇迹”成为可能。造成社会和思想之巨大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