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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捕小儿麻痹症
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受关注的疾病是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故事不像天花疫苗那样有序且无害。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早期的反对者的一些担忧确实出现了，尽管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疫苗确实造成了本不该导致的死亡。另外一个固执又不受欢迎的女性吹响了哨子。
她是伯尼斯·埃迪（Bernice Eddy），1903年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农村，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因为支付不起医学院的学费，便从事了实验室研究，并于1927年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细菌学博士学位。到1952年，她已经在生物学标准部从事小儿麻痹症病毒的研究了，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她参与了对新的沙克疫苗（Salk vaccine）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测试。在20世纪期间，尤其是在美国，小儿麻痹症成为一种日益恶化的流行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主要是引发这种疾病的公众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也就是感染这种病毒的绝大多数人的年龄提高了，从而导致了更致命的感染和更频繁的瘫痪发生。当时每个人都会在饮用水或泳池中接触到生活污水，所以在这种病毒导致瘫痪之前，人们很早就对此免疫了。随着用液氯对供水进行清洁，人们很晚才接触到这种病毒，而且它的影响更为致命。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小儿麻痹症疫情每年都在恶化，1940年有1万例，1945年有2万例，而1952年达到了5.8万例。大量的公益机构都为治疗和寻找疫苗慷慨解囊，大方捐赠。巨大的名望、声誉和财富静待着拔得头筹的团队，所以就有人偷工减料了。
当约纳斯·沙克（Jonas Salk）于匹兹堡在捣碎的猴肾中用组织培养的新技术大量繁殖小儿麻痹症病毒时，一项新的突破出现了。到1953年，他每周要杀死50只猴子，摘取它们的肾脏，在肾组织培养物烧瓶中繁殖病毒，并为了灭活，会让它们暴露在福尔马林中13天。在161个儿童身上对由此产生的疫苗进行了测试，发现它没有带来危害，受试者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并且出现了针对小儿麻痹症病毒的抗体。沙克疫苗克服了它的竞争对手，尤其是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的阻力，并且无视伯尼斯·埃迪发现这个疫苗有时候仍然会在猴子身上导致小儿麻痹症的研究结果，在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加持下，沙克疫苗于1955年匆匆忙忙地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测试。灾难随之而来，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这个生产商用灭活不充分的病毒感染了数千人并导致200多人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疫苗被迅速地召回，并且重新考虑了方案。
同时，埃迪博士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她跟莎拉·斯图尔特（Sarah Stewart）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表明癌症可以通过SE多瘤病毒（SE polyoma virus，其中S代表斯图尔特，E代表埃迪）从老鼠的肿瘤传染给仓鼠、兔子或豚鼠，这是一项重要的生物医学发现。她知道用来繁殖沙克疫苗的猴肾组织培养物本身有时候会被猴子携带的病毒所污染，所以她担心疫苗包含了这些污染了的病毒，并且可能会在人身上引发癌症。1959年6月，为表明猴肾培养物确实会让仓鼠在疫苗接种的位置患上癌症，她用业余时间开展了实验。她因这项工作受到了老板乔·斯梅德尔（Joe Smadel）的责备，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质疑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当她坚持于1960年10月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对此进行汇报时，她实际上被从小儿麻痹症的研究工作中解雇了，并且被禁止谈论她的实验。斯梅德尔怒不可遏地喊道：“你显然捅了大娄子，有些人会轻易地相信在人身上使用猴肾组织培养物会让他们患上癌症。”但事实确实如此。
最终人们分离出了被污染的病毒，它被命名为SV40，其他人对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在1954～1963年，几乎每个在美国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免疫的人都有可能接触到猴病毒，SV40（被描述的第40种）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大约有1亿人会受到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健康机构很快就向全球保证说这种风险很小，但是他们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理由这么得意。果然不出所料，虽然在那些接受了被污染疫苗的人之中并没有出现不寻常的癌症发病率，但是却在人类的恶性肿瘤中检测到了SV40的DNA，尤其是在间皮瘤和脑瘤中，它可能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导致那些部位出现了恶性肿瘤。在今天谈及这个话题仍然是不受待见的。
1988年设定的目标是根除小儿麻痹症。通过将防止瘫痪的灭活疫苗与产生完全免疫力的口服（活性）小儿麻痹症疫苗结合起来，遍布全球的志愿者们给但凡能找到的成人和儿童送去预防措施。即便在战地，他们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穿越火线，在南美和非洲，他们甚至为开展工作还实现了交战双方停火。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疫苗可能阻止了1600万瘫痪的病例，以及160万例死亡的发生。如今，它们的成功率达到了99.99%以上。最后一个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出现在2016年的非洲。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然报告说有非常少的病例，2018年是33个。这显然很快也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