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珀尔和格雷丝怎么从来不出错
20世纪20年代，影响美国儿童的最致命的疾病是百日咳。它每年导致大约6000名儿童死亡，这远多于白喉、麻疹和猩红热中每一种所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在一些地方可以获得针对百日咳的疫苗，但是它们几乎毫无用处。唯一的预防性措施就是隔离，甚至这种方法的效果也很差，因为没人知道患者需要隔离多久。正是这个问题让两位平凡而又卓尔不群的女性加入了对这种疾病的研究，而这两人最初都是教师。
虽然当时的职业是一名教师，不过来自纽约州的珀尔·肯德利克（Pearl Kendrick）于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是细菌学。1932年，她已经在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的密歇根州公共卫生实验室工作了，繁忙地分析着水和牛奶的安全性。那一年，她招募了格雷丝·埃尔德林（Grace Eldering）加入她的团队，埃尔德林原本来自蒙大拿州，而且跟她一样也是从教学转向细菌学研究的。当时，一场致命性的百日咳席卷了大急流城，肯德利克问她的老板，她是否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她和埃尔德林着手开发一个可靠的测试，来甄别谁具有传染性。这是一种确认百日咳细菌是否会增加的培养基，患者要对着它咳嗽的“咳碟”。如果细菌增加了，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具有传染性的。
历尽艰辛地为咳碟生产出她们自己的培养基，并且还要在完成一整天的带薪工作之后在大急流城里走家串户地收集样品，肯德利克和埃尔德林亲眼见证了自大萧条开始以来，贫困加剧了工人阶级的窘境。借着煤油灯发出的光，她们看到了无以为生和食不果腹的家庭中那些挣扎求生存的孩子们。有时候，隔离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贫困，因为这时挣钱养家的人就不能出去工作了。很快，她们就证实了，被传染的大多数人需要隔离四周，这影响了当地和国家层面的隔离政策。但是她们想走得更远，她们要研发一种有效的疫苗。
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她们系统且逐渐地利用标准的疫苗研发技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本没什么新鲜的，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精妙的地方，就是认真仔细地做实验。最终的结果就是，她们生产出了这种细菌几种灭活的菌株，当把疫苗注射给老鼠、豚鼠、兔子，以及注入肯德利克和埃尔德林的胳膊时，它们被证明是安全的。现在证明它可以保护人们免受百日咳之苦了。
这两位科学家证明了她们既擅长于这项工作的社会层面，又擅长于其实验室层面。她们不想采用那种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方式，以及把孤儿作为对照组而不给他们注射疫苗，来表明疫苗有效，但是她们需要把那些接受了疫苗的人与没有接受疫苗但与疫苗接种者类似的人进行匹配。在当地医生和社工的帮助下，她们利用肯特县福利救济委员会的数据找到了一些人选，这些人在年龄、性别和居住地上与那些接受了疫苗的人比较匹配，但因为各种原因而错过了注射疫苗的机会。在1934～1935年期间，她们发现712名注射了疫苗的孩子中有4个患上了百日咳，而在880名没有注射疫苗的对照组中，有45人染上了这种病。
1935年10月，当肯德利克和埃尔德林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年会上宣布这些结果时，听众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怀疑这种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那时的很多试验一样是存在缺陷的。一个名叫韦德·汉普顿·弗罗斯特（Wade Hampton Frost）的充满疑惑的医学科学家专程从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跑过来两次，检验她们所用的方法，并最终承认她在这两位女士的工作中找不出任何问题。同时，肯德利克给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了信，邀请她到实验室去参观，让肯德利克惊诧的是，她接受了邀请。第一夫人跟两位科学家交流了13个小时，回到华盛顿后，她说服政府当局找到一些资助这个项目的方法，以便她们可以聘用更多的人手来协助开展研究。这使得肯德利克和埃尔德林可以开展第二次的更大的试验，每个孩子只注射3针而非4针，大量的家庭立刻申请参加试验。1938年，当第二次试验产生出更强有力的结果时，密歇根州开始批量生产疫苗，到1940年，美国的其他地方也如法炮制起来，紧随其后的是全球的其他地方。百日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迅速地下降了，并且永久地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肯德利克和埃尔德林在这项工作方面得到的认可很少，甚至是数十年之后，她们仍然拒绝媒体的大多数采访要求，并且几乎也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她们在全球免费分享她们的方法和配方。她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对了，选择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开展了关键的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与社区合作进行测试，无偿提供给全世界，没有浪费时间或精力去捍卫她们的知识产权。当不用出门去传播信息和分发疫苗时，她们两个一起生活在大急流城，慷慨地为同事们举办聚会和野餐会。没有一个人说过她们的坏话。她们的一个同事后来说：“肯德利克博士从来没有成为有钱人，在熟悉的朋友和同事这个相对较小的圈子之外，她从未出名。她所做的只是以最小的成本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有关那种事实的可靠知识就是最好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