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夫人枕边的敌人

在托马斯·纽科门建造他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同一年，也就是1712年，并且在距离建造地点不远的地方，在一列火车上发生了一段更加浪漫的插曲，这段插曲将间接地拯救更多的生命，它的社会地位也更高一些。博览群书又倔强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Pierrepoint）正值23岁芳龄，为逃避前景沉闷的婚姻，她正准备与人私奔。她的追求者是富有的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玛丽与他有着大量的通信，其中充斥着激烈的分歧以及露骨的情话。不过他未能就玛丽的婚姻契约与玛丽更富有的父亲金斯顿伯爵（后来的公爵）达成一致。但是对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一个有钱的笨蛋的前景堪忧，克洛特沃西·史格芬顿阁下（Honourable Clotworthy Skeffington）说服了玛丽，让她与沃特利（玛丽是这样称呼他的）旧情复燃。玛丽建议私奔，沃特利也在一反常态的冲动之下同意了，尽管这样做会错失玛丽的嫁妆。这段插曲变成了闹剧，沃特利迟到了，玛丽独自动身前往汇合点，沃特利在一个小旅馆追上了玛丽，但是没有意识到她就在里面，不过经历过更多的意外之后，二人最终还是相遇了，并于1712年10月15日在索尔兹伯里完婚。

在这个浪漫的开始之后，这段婚姻却让人大失所望，作为丈夫的沃特利冷酷且毫无想象力。他博学、有口才又机智的新娘在伦敦文学界崭露头角，她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用维吉尔（Virgil）的风格撰写过田园诗，并且与当时的文坛和社交名流交好。约瑟夫·斯宾塞（Joseph Spence）后来写道，“玛丽夫人是世界上最非凡的光辉人物之一；她像彗星一样闪耀；她很不寻常并且思绪总是在游荡。她是世界上最具智慧、最放肆、最美丽动人、最难相处、最本真、最冷酷的女性”。

天花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疤痕，并让她出了名。这种恶性的病毒是人类最大的杀手，对18世纪初期的伦敦来说，这一直是一种威胁。它杀死了玛丽二世女王和她的侄子，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个非天主教徒的王位继承人，即年轻的格洛斯特公爵；它还差点杀死了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和她的儿子乔治，后者注定要成为英国的下一位国王。它于1714年杀死了玛丽夫人的哥哥，并且于翌年几乎也杀死了她，因而让她的皮肤留下了严重的疤痕，而且还失去了眼睫毛，这残酷无情地折损了她的美丽容颜。

但是将给她带来持久名声的恰恰是天花，因为她成为在西方世界推动预防接种这种创新性做法的第一批提倡者，当然也是最具热情的人。1716年，她的丈夫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出任大使，玛丽夫人带着她年幼的儿子陪丈夫一同前往。她并没有发明预防接种的方法，她甚至是平生首次接收到预防接种的消息，但作为一个女性，她能够在隐匿于奥斯曼社会之中的妇女身上看见这种做法的细节，然后把它带回家乡，并支持在为孩子担忧的母亲中推行这种做法，以及让它流行起来。她是一个创新者，而非发明者。

两份有关用这种“嫁接”的做法来治愈天花的报告从君士坦丁堡送到了英国的皇家学会。这两份报告出自以马内利·提莫纽斯（Emmanuel Timonius）和吉亚科莫·普拉利尼，他们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工作的医生。他们认为将来自天花幸存者的脓液与健康人手臂上的刮痕流出的血液混合可以预防天花。皇家学会发表了这两份报告，但是伦敦所有的专家都将其蔑视为危险的迷信行为。这些人认为，它更有可能引发而非阻止疫情的暴发，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一种有违良心的风险，纯属无稽之谈，以及是巫术。鉴于当时医生们蒙昧且毫无助益的实践，比如放血疗法，这种蔑视既具有讽刺意味，又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似乎两个在中国的通讯员马丁·李斯特（Martin Lister）和克洛普顿·哈弗斯（Clopton Havers）甚至在更早之前——1700年就跟皇家学会提到过这种做法。所以这个消息并不算新鲜。这两个医生没能说服英国人，不过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运气要好很多。1718年4月1日，她在土耳其给自己的朋友萨拉·基丝维尔（Sarah Chiswell）写了一封信，详细地叙述了预防接种的做法：

通过发明嫁接，在我们中间如此致命又如此普遍的天花在这里却变得完全无害了，嫁接是他们对这种做法的称呼。很多女性把施行这种方法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当她们见面时（通常都是十五六岁），一个老妇人会带来一个装满了最好的天花的小器皿，并问她们选择注入哪条血管。她迅速地用一根大针在你露出的血管上扎一下（产生的痛感跟常见的擦伤差不多），并把落在针尖上的尽可能多的毒液送入静脉之中……没有一个人死于这种做法，你可能会相信，我对这种试验的安全性非常满意，因为我打算在我亲爱的小儿子身上试一把。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将竭尽全力让这种有用的发明在英格兰流行起来。

玛丽夫人确实给她的儿子爱德华接种了天花，她焦急地看着他的皮肤在进入免疫健康状态之前突然出现了伤及自身的脓包，这是一种冒险的举动。在她返回伦敦后，也给自己的女儿接种了，她因为倡导多少有些鲁莽的手术而变得臭名昭著。这是道德哲学家们爱得发狂的某种版本的电车难题：你会让失控的卡车转向杀死五人而拯救一人的那条路，还是相反？你是有意地选择了一种风险来规避更大的风险吗？在那个时候，一些医生也加入了这项事业之中，尤其是查尔斯·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他在1722年给威尔士亲王的孩子们进行预防接种是这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即便是此后，这种做法仍然被猛烈地斥责成残暴的行径。背后的部分原因是歧视女性情结和偏见在作怪，正如威廉·瓦格斯塔夫博士（Dr.William Wagstaffe）断言，“后人会难以相信，一群无知女性不计后果地对一群目不识丁者们的试验会突然被用在世界上最文明国家的皇宫中，而且这个试验进行的还很粗糙”。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根据一个名叫阿尼西母（Onesimus）的非洲奴隶的证词，预防接种的措施出现在了美国，这个奴隶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波士顿传教士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时间可能要早于1706年，马瑟反过来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因为在300个人身上尝试了预防接种，在跟他有竞争关系的医生的怂恿下，博伊尔斯顿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和危及生命的暴力对待，为避免被暴徒杀掉，他不得不在一个秘密的储藏室里躲了14天。创新通常需要勇气。

没过多久，疫苗接种这种更安全但类似的措施取代了后来被称为人痘接种的做法，即用天花本身进行预防接种，也就是说，利用了一种相关但比天花本身危险性更低的病毒，这种创新通常归功于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96年，詹纳从一名挤奶女工莎拉·内尔姆斯（Sarah Nelmes）手上挤出了脓液，后者从一头叫布鲁沙姆（Blossom）的奶牛身上感染了牛痘，他又故意地将其传染给一个八岁的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然后，他尝试着让菲普斯感染天花本身，结果表明他对天花免疫了。詹纳真正的贡献就是这个实证证据，而不是疫苗接种本身，并且这也是他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的原因。到那时为止，故意地让人染上牛痘以让他们对天花免疫的想法已经存在了30年了。一个名叫约翰·费斯特（John Fewster）的医生在1768年进行了尝试，并且德国和英格兰的几个医生也在18世纪70年代尝试过。早在那之前，这种做法可能已经在农民中广为应用了。

所以，这再一次表明，创新是渐进的，在精英人士邀功请赏之前，它开始于胸无点墨的普通人。这对詹纳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跟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一样，他在说服全世界采用这种做法方面应该得到赞誉。尽管法国正与英国交战，但是受到詹纳对这种做法进行倡导的影响，拿破仑也让他的军队进行了接种，并且给詹纳颁发了一枚勋章，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救星之一”。 vED/GLwFfyT0QmWrJG9Dv7DHA74Hw3CFqNqac5wMpgJPRnJUuD8dNSrjHPAFL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