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一九三〇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重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订。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那个外国智囊》一节，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戴河 daES6envDHt5wkuzr21n3tFSwkc4LmoIjMj8RNWDHmuuE+mrYZeqt0UGIElRhv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