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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韩国。
由于韩国地处秦军东进的要冲，是“天下之咽喉”，而韩于山东六国中又实力最弱，因而别无选择地成为秦灭六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自三家分晋以来，韩、赵、魏三家之中，以韩国的领土最小，辖有现今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部。韩四周的邻国，西和秦、魏交界，南与楚相连，东南与郑相连，东部和宋交界。国都初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又后相继迁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后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
韩国的地理环境，据《史记·苏秦列传》所言：“北有巩（今河南巩义市西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之国，西有宜阳、商阪（今陕西商县东南），东有宛（今河南南阳市）、穰（今河南邓州市）、洧水，南有陉山（今河南漯河市东南）”，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就自然条件而言，则如《史记·张仪列传》所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
进入战国时代以来，魏文侯最先实行社会改革，魏国国力最强。赵烈侯、公仲连在赵国实行改革，亦见成效。然而韩国自韩康子到韩昭侯即位的90年间，在国内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虽灭掉郑国，却在对外战争中接连丢城丧地。韩昭侯重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社会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申不害列传》）
韩昭侯、申不害之后，宗室贵族公仲、公叔在宣惠王、襄王、厘王在位的50多年间，一直把持着韩国的大权，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在山东六国中沦为实力最弱的国家。即如当时人所称：“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战国策·韩策三》）
韩国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和实力上的虚弱，使得早在秦惠王时期张仪便提出了“下兵三川”“挟天子以令天下”的首先灭韩的主张。为此，司马错同张仪在惠王面前辩论，主张应当首先攻取巴蜀，如此可收到“广地”“富国”“强兵”的效果，结论是“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惠王采纳司马错的主张，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带兵攻取巴蜀，后来又建成都江堰工程。历史事实表明，当年秦惠王放弃首先伐韩而攻取巴蜀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对于秦的富强和兼并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王政亲政后，秦国的实力比秦惠王时期更加强大，而韩国的实力则比当年更为衰弱。在这种实力对比下，秦灭韩国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秦兵压境、危亡在即的形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安惶惶不可终日。为着苟延残喘，韩王安竟想出如此一条“妙计”：鉴于秦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因收到巨大效益而对兴修农田水利的兴趣正浓，于是便派当时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郑国西行游说秦国，鼓吹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工程浩大的农田水利工程，企图以此使秦国投入巨大的人力与财力，疲敝秦国，使秦国无暇东顾，难以发兵攻韩。郑国入秦后，秦王果然接受郑国建议，在关中修渠，韩王安以为秦国中计，可以高枕无忧了。不久，秦国发兵攻韩，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劝秦王伐赵。韩非入秦后，秦国果然停止对韩国的军事行动，韩王安再次以为得计，于危巢之中整日只图作乐。其实，这次秦王政发兵攻韩，直接目的是为得到韩非，韩非既已出使秦国，身留咸阳，秦王已达到发兵攻韩的目的，当然便暂时停止对韩的军事行动了。
秦王政在大举发兵逐一翦灭六国之前，为给赵军以重创、以免首先灭韩后促成赵、楚、魏等国联合攻秦，便采取了“舍韩攻赵”的战略，以攻赵并削弱赵国军事实力作为翦灭六国战争的序幕。
秦王政按分兵攻赵、攻魏、攻楚的战略，集中全力多次进攻赵国。尽管秦军曾两次被赵国名将李牧打得大败，当秦王得知赵军确已遭到重创，“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时，认为既定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公元前231年魏国被迫向秦献地、韩国被迫把残存的一部分南阳土地献给秦国、秦派内史腾任南阳假守，秦认为大举发兵逐一翦灭六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与此同时，秦国的间谍正在邯郸城中通过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而造谣李牧谋反，大行离间之计。在上述情况下，秦王政认为“舍韩攻赵”的战略已达到预期目的，便当机立断地立即实现翦灭六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发兵灭亡韩国，韩国首遭灭亡的厄运终于降临了。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下令内史腾（此时已兼任南阳假守）率秦军就近灭亡韩国。勇猛无比的秦军将士，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入韩都新郑，韩王安成了秦军的俘虏，韩国宣告灭亡，秦国把攻占的韩国土地建置为颍川郡。
自公元前230年秦军灭韩起，至公元前221年秦军灭齐，10年之中，每一个年度秦军都要实现一个战略目标，山东六国逐一被秦国所灭。